仲均安

英国浸礼会从澳门、香港传开后，开始深入中国大陆，先在华南的两广地区，再往华东及华北，逐渐延伸至华西与华中一带，相继在中国十三个省中传播。而仲均安和李提摩太一起被尊为“浸礼会中国差会的共同创始人”。

早年背景

1846年，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出生在爱尔兰威克斯福德郡(Wrexford)的新罗斯 (New Ross)，其先祖系17世纪从威尔士迁居此地。他从小在英国圣公会教会(Anglican church)环境中长大，成人后开始经商，成为当地一个成功的商人。后因受到基督教海外宣教运动的影响，他决定奉献自己远赴海外宣教。1874年至1876年，仲均安进入兰开夏尔独立学院（Lancashire Independent College）读书，装备自己，毕业后申请加入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甘愿成为一名自费传教士。仲均安原在其家乡新罗斯镇有自己的生意，1876年，他把生意委托给其代理人打理，自己则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于11月来到中国山东烟台，成为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山东宣教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开始了他在中国30年的宣教生涯。

赈灾、办孤儿院

辅抵烟台之后，仲均安便开始学习中文。同一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其干旱程度为200年一遇，青州地区尤为严重。居民食不果腹，多外出逃荒，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据《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一书显示：1876年青州一带的灾民只能以米糠、麦麸、树皮、草根、草籽等物充饥。

1877年5月，英国浸礼会差会派仲均安到青州协助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教务并从事赈灾工作，同时拨白银万两赈济灾民。除发放救济金外，他们还建立了5所孤儿院，对受灾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供给吃住，并教导他们学习文化和谋生技艺。是年底，李提摩太奉派到山西赈济更为可怕的灾荒，仲均安一个人便担负起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的教务，以及赈灾有关账目和先前建立的孤儿院等工作，为日后教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1879年，浸礼会才陆续派来新的传教士。因此仲均安和李提摩太被尊为“英国浸礼会中国差会的共同创始人”。

当时山东百姓对外国传教士有着严重的排外情绪，仲均安和孤儿院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村民扬言要放火烧他的房子，打水的井里被撒了毒药，大门经常被杂物堵住，院子里、屋里经常被扔进石块。为了抚养这些孤儿，仲均安向自己在英国的亲朋好友和基督教会募捐。仲均安还教这些孤儿学习谋生的手段，铁技、木工、纺织和制作绳索等技艺。 仲均安自己出钱从国外购买许多机器，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厂，使孤儿们接触到了现代工业。

兴办教育，广传福音

1881年，仲均安、怀恩光 (J. S. White Wright) 和卜道成 (J. P. Bruce)在青州创建了“圣经学堂”，旨在培养山东本地传道人，仲均安担任监督。1885年发展成为青州神学院，中文校名为“培真书院”。1893年，培真书院得到英国爱德华·罗宾逊夫妇的捐赠，新建了校舍。因该捐款是为了纪念葛奇博士和伊莉沙·罗宾逊的，故学院改名为“葛罗培真书院”(The Cotch-Robins on Training College)，培养出不少中国传道人才。培真书院附设师范科，此乃山东最早的师范教育。仲均安为神学教育付出了很多心血，亲自撰写教科书和神学著作。

由于仲均安具有高尚人格和高深学问，故为山东基督教各教派所尊重。1899年5月，他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议上，当选为理事会委员。仲均安精通英语和汉语，在华浸礼会用了28年时间翻译了一本全中国通用的《圣经》，前后聘请了14名著名学者参与，仲均安也是参与者之一。义和团暴乱之后，仲均安极力推动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合作，共同建设在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神学院和济南的医学院。这三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齐鲁大学。

1888年6月，黄河流域连日暴雨倾盆，临近黄河的邹平一带，河水泛滥成灾，引发大饥荒。仲均安夫妇于1889年为浸礼会差会所派，前往邹平赈灾，同时开辟新的教区。他们不畏艰难，一边赈灾，一边传道，将邹平建成了继青州之后的第二大教区。他们在邹平7年时间里，将教区扩展至章丘、历城、利津、博兴等13个县。直到1896年，仲均安一家才回到青州府城。此后仲均安便在青州和邹平从事宣教工作，期间曾数次返回英国。作为浸礼会的资深传教士，他为教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办工业，改良农业

仲均安在华传教近30年里，他一方面传扬福音，一方面从事社会实践。早在青州年间，他一边赈灾，一边宣教布道。而当地的极度贫穷则让他在福音事业之外，看到了世俗世界的现实。 

近代山东水旱灾害不断，人多地少，加之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仲均安在山东宣教多年，对这里的民风民情了解颇深，更对山东极度贫穷的状况有着深切的体会。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从事过经济活动的商人，对于山东贫穷根源及解决之道, 他有着自己的见解。1893年11月11-15日，山东基督教各差会在青州府召开了山东第一次基督教联合大会，仲均安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从宗教和经济两方面开出了医治山东贫穷的“药方”。仲均安在其“山东贫篓考”(万国公报，1895)一文中认为，山东贫穷的根源是：(l)今人却守古训，不念新学。人们只知墨守前人的陈典旧章，不知道世界变化之大势，更不懂新的科学技术。(2)道心常受迷惑，不知启悟。人们不信仰基督教，心志不坚，常受迷惑。(3)世人轻视德行，不能固守。这一点是说中国人不讲信用，商业贸易往往会受到影响。同时中国士大夫只会空谈，鄙视商业，骄傲无知，为社会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4)衙署病民，不合规式。仲均安认为官府人员较多，而办事效率低下，多有贪赃枉法之事。同时中国法规不全，税则不一，影响商业。(5)风俗习染，有碍富足。面对如此情景，仲均安认为，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己任的传教士不应该仅仅传教布道，还要关注当地百姓的生活。他认为贫穷会给人带来苦难，因而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而且贫困能够使人产生贪婪之心，使人犯罪，更重要的是贫穷会阻碍基督福音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宣教会议上，他谈论山东贫穷状况的原因。那么如何改变山东贫穷的状况呢？仲均安认为西方传教士可以从很多方面帮助中国人。首先传教士要继续传道，以基督信仰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其次传教士要重视文字事工，多撰写有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字不仅要让中国人阅读，还要寄回传教士所属国家，以唤起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给予更多的帮助。最后传教士还要重视世俗事业，他们可以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帮助中国人发展新型国内工业，培训中国工人，学习西方的技术，引进良种和改良土壤等。

仲均安具有商人对经济的敏锐观察力，因而对山东社会经济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且他具有商人的实干精神，使得他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上，还身体力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山东农民的贫穷状况，他尝试从经济上帮助百姓，费尽心思进行棉纺织业和农业改良等试验。

1893年，就在仲均安呼吁传教士帮助中国学习西方科技，建立新型工业的同时，他在青州府开始了他自己称为“建立棉纺织工业的试验”。经过在山东赈灾多年之后，仲均安认识到单纯救济灾民只能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救难与生财交济”，“最便者之莫机器局也，苟能设立学堂招考生徒，以工代贩，庶儿稍慰予心”。当时青州一带民间妇女多，有手工纺纱纺线的习俗，但她们依旧用手工纺纱纺线，生产效率很低且质量不高。仲均安因此想到了把英国的纺织机器引进中国，用机器生产来代替手工操作。于是他在青州创建纺线局，自己出钱购买机器，聘请技术人员，招募信徒学习操作机器。他购买的机器分为两种，“一供工师人等常造各种机器之用，一为女工人等至要必需之器”。尽管此时距离洋务运动开展已有数十年，但当时青州民风未开，人们对西方机器并不熟悉。在创建纺线局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统计创成此事，如造作、调理、使用、试验均系生手，备极艰难。”(《万国公报》，1898)。仲均安“率门下生徒，尽心力于纺线机器，经营四年，始得告成，试纺线自十二号至十六号，无不合用，门下生徒俱已纯熟。”1897年，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纺线局正式开始营业。仲均安建立棉纺织工业的本意并非谋利，而是为了改善百姓的生活。遗憾的是，这个工厂连同他所购买的所有机器在1900年的义和团暴乱中被一把火烧毁。虽然如此，机器纺织技术却在青州推广开来，仲均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仲均安也尝试从其他方面来帮助农民改善经济状况。他始终关注着当地的农业，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棉花，就在创建青州纺线局前后，仲均安注意到青州当地棉花的品种不佳，质量较差，产量偏低，“中国土棉质粗而丝短，不如西棉之质软丝长，且收获亦不如西人之丰”。于是他引进了西方棉花优良品种试种，还编译总结了种棉方法，希望在当地推广种植。他从选种、治地、粪壅、作畦、播种、时令、选科、松土、打头、拾花、收成和换种等方面，介绍了西方棉花的种植方法。他所介绍的方法相对较为简单实用，在1896年试种的结果是“在青州府试种洋种，桃（棉桃）大如鸡卵，每棵结数十枚，亦有过百者”，虽然比“西国寻常棉花，每棵结百桃，多者百五十桃，亦有多至二百者”还有距离，但产量和质量均超过青州本地的棉花，大大推进了青州棉花品种的改革。仲均安将试种成功的经验总结成论文“山东试种洋种简法”发表。这是首次出现在中国介绍洋棉及其试种经验的文章，为山东棉花改良品种提供了新的方法。

1898年，仲均安还从欧洲购买了西方蚕种试养。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养蚕业已经落后于西方，所以他把西方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介绍给贫穷的农民。1899年春，仲均安将蚕种分给12位蚕农试养，试验的结果非常成功，洋蚕所产的蚕丝不仅多于本地蚕，而且蚕丝成色非常好。仲均安自信地说：“毫无疑问这次的试验是成功的，尽管中国人在尝试和接受新事物上比较迟钝，但是我深信这些新蚕会慢慢流行起来的。”为了推广新蚕种，仲均安写信给《教务杂志》，表示愿意无偿地把自己手中的蚕种分给其他地区的传教士，让他们带往各地，帮助推广，以期让更多的中国农民得到实惠。正是由于仲均安热心推广优质蚕种，青州后来成为山东最著名的蚕业基地。

仲均安和很多来华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引领中国人归依基督信仰。当他深入中国社会生活，与中国人交往之后，发现中国人在信仰之外还有物质方面的需求。因此他在山东赈济灾民，兴办教会学校；同时创办新型工业，改良农业，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介入了近现代山东社会的变迁之中。虽然他的多项试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亦在信仰之外给山东民众带去了“福音”。尽管西方传教士的职责是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当他们来华之后，很多人却纷纷关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投身于“世俗”事业中去。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福音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和中国社会互动的结果。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欧美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人贫困的生活使得传教士在传播信仰之外，还要关注他们的世俗生活。于是有些人就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意外去世，长眠青州

1905年7月，仲均安去泰山度假，住在泰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写作。7月17日晚，泰山上突发疾风暴雨，一阵狂风动摇了庙基，导致小庙坍塌，把仲均安埋在了里面。落下的房梁砸在他身上，致使他不治而亡，时年仅59岁。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他的夫人、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及其同事们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将仲均安的遗体运回青州，殡葬那天，很多传教士和当地的官员、百姓为他送行。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在青州府城外云门山下的基督教会墓地（当地人称“洋鬼子林”）里，并且照仲均安生前的想法为他修建了一个中式坟墓。

1907年，仲均安的同工、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仲均安去世两年后，将仲均安的遗著《道玄指实》整理出版，并为之写序。

那座被称为“洋鬼子林”的基督教墓地后来被毁，仲均安墓碑的一块残角如今尚存在一所房屋的墙角上，但很少人知道这就是当年在青州生活且为青州人民做出很大贡献的英国传教士仲均安的墓碑。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