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愚之于1914年出生在浙江省兰溪县(今属金华市)。1936年,倪柝声与其核心同工决定将地方教会扩展到其他各大城市,于是差派张愚之和李常受二人到天津开展工作,很快就在天津、北平两地兴起了地方教会。抗战爆发后,1938年,张愚之又与汪佩真一起到四川成都,建立起地方教会。
1942年,上海聚会处众长老因强烈反对倪柝声经营生化药厂而暂停其讲台事奉,张愚之是参与其中的五位长老之一。1948年春节期间,李常受到福州讲道时,邀请倪柝声复出。4月,倪柝声回到上海,张愚之热切地欢迎恢复倪柝声的事奉,并且成为倪柝声末后几年最亲密的同工之一。此后到1956年被捕前,他和蓝志一长老在聚会处一直负责讲道。张愚之在传福音方面大有能力,经常带领一次福音聚会,就使几百人相信耶稣。1948年,上海地方教会又经历了一次大复兴,人数迅速扩增到二三千人。
张愚之特别强调,基督徒要为福音奉献一切:“我们应该活着为着福音,死也为着福音;教书为着福音,读书为着福音;作买卖为着福音,办工厂为着福音;作工役为着福音,有家庭为着福音,什么都是为着福音。”“如果我们要传福音,在行事为人上,若是没有爱,没有恩典,不肯牺牲,不愿吃亏,没有转过‘左脸’,任拿‘外衣’,陪走‘二里路’的操练,我们是不配传福音的。”“我能够这样说,今天我们如果失去这个能用话语传福音的机会,也许有一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血来传主的福音。”日后,张愚之自己践行了他所说的话,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殉道。
1952年4月,倪柝声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关押,张愚之等长老继续负责上海聚会处的日常事务。同年10月20日,张愚之在北京,由当地教会长老阎迦勒陪同,前往拜会反对政府操控发起的“三自革新运动”的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先生。1955年,全国各地的地方教会陆续宣布退出“三自革新运动”。
1956年1月,张愚之和蓝志一、李渊如、汪佩真等聚会处主要领袖同工被逮捕收监。两天后,各大报纸头版头条以大标题刊登:“政府破获了隐藏在基督教内部、以倪柝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很快,政府将他们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张愚之被捕后,公安人员对他轮番审讯,不准他睡觉,在第一年中,他就被提审300多次。这种日夜不停的审讯折磨,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精神几近崩溃,曾一度想切割脉管以自尽。最后还是圣经里神的话提醒、安慰、拯救了他,并帮助他挺过了那一段难熬的日子。
不久公安局结了案,以“反革命罪”判处张愚之12年有期徒刑,被押送到遥远而寒冷的青海劳改农场强制劳教。在那气候高寒之地,张愚之被派去制做砖瓦土坯。这种繁重的体力活,使他很快就病倒了,高烧40度,经监狱医院诊断,他得了肺结核病。当他妻子郦理英从信中获知他已入病监,很想去探望他。但因路途遥远,乘火车要三天才能到达;况且她还要每天工作以养活一家6口人。当时大女儿14岁,最小的才9岁。而且她每天除了工作10小时外,还要接受审查。因此青海之行不得已作罢,她只能把自己的丈夫交托给神。后来,张愚之在一位心地善良的医生的治疗下,病情才渐渐好转。
在张愚之在劳改农场服刑至第三年时,便赶上三年大饥荒(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每个囚犯一天只能得到二小块青稞饼。饥饿使囚犯们把所有能弄到、能够充饥的东西都塞到肚子里去,劳改队里有许多的囚犯被饿死。尚且活着的囚徒们列队等着安葬自己的同伴。1962年,政府当局顾虑到国际影响等原因,就把囚犯中的老弱病号,以及那些一向老老实实,家在农村的犯人假释回乡。张愚之也因此得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回到自己的老家——浙江兰溪农村。但是,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他是不准到上海去探亲的。其后,公安局曾派人来和张愚之谈话,要他为他们工作,即向他们汇报当地基督徒的活动情况。张愚之当即拒绝,并向他们要求:“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去吧。”此后他也曾写信给青海劳改农场的领导,表示愿意回去继续在那里劳动改造。但这个报告没有被接受,被退了回来。
张愚之出狱后看到教会荒凉,信徒冷淡的光景,心里很是忧伤难过,他就写了两篇属灵信息与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分享。其中一篇是写马利亚如何爱主,而当代人却以电影院代替聚会,以小说代替圣经,以听音乐代替唱诗;另一篇是讲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光景。这些属灵的提醒和劝勉,激励和坚固了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爱心,但也成为日后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对抗政府”的罪名。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1966-68),“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席卷全国,教会、基督徒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坚持信仰的基督徒被抄家、批斗、被捕、下监。那时,全国人民都要在毛泽东像前实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崇拜仪式,这对当时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和挑战,因为按照圣经教导,拜偶像是神所极端厌恶的罪。但若不拜,就要为此付代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1967年,上海聚会处的陆道雄弟兄在其单位上海医学工业研究院遭到残酷批斗。会上,“医工院”领导、红卫兵造反派勒令陆道雄向毛泽东像鞠躬请罪。陆道雄为了持守所见证的道,坚决不向领袖挂像鞠躬请罪,明言:“为了基督徒的信仰,我绝不向任何画像、偶像鞠躬。我的腿只向神和主耶稣跪拜。”于是就招来一顿毒打,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陆道雄仍不肯屈膝。为此,他们就加重对他的刑罚,一面强迫他搬运又重又大的石块,另一面又派了四个彪形大汉毒打他。此后接连几天,陆道雄一直遭受着毒打,以至于他实在忍受不住,就决定走上逃亡之路。一天夜里,他逃到张愚之长老家,张长老为他换了一些全国粮票带上(当时没有全国粮票,出门在外就买不到吃的),并且安排他到浙江乡下去躲避。一年后,当陆道雄被人告发再次被捕押回上海时,张愚之受到牵连。公安局以“窝藏、帮助反革命分子”罪名,将张愚之夫妇抓捕入狱。
张愚之的妻子郦理英当时在一间工厂里做医务工作,负责一个疗养所。她被隔离拘留近九个月后被释放,下到工厂车间里监督劳动。作为反革命家属、四类分子,别人每天工作8小时,她得干10小时。至于张愚之,公安当局则认为他“屡教不改,顽固不化,不服改造,不肯放弃信仰,继续传教,编写反动教刊,在反动教徒中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已经不可救药”。故此决定对他下毒手、处极刑。
1970年二月,公安机关已对张愚之定案。他们派人到张家和郦理英谈话,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在张愚之临刑前一天,两个公安人员还来问她说有什么要求。她回答说:“没有。”但由于他们一再问她,她就说:“我能不能见我丈夫一面。”但这最后的要求竟未被允准,郦理英始终没有见到她心心念念的丈夫。
在张愚之被处决前后的日子里,郦理英被软禁在工厂里,不让回家,并有专人看守她。她只能为丈夫、为自己祷告、唱诗,寻求信仰上的支持和安慰。直到张愚之被处决后,公安局才派人来见她,当面向她宣读了张愚之的判决书,然后才允许她回家。判决书主要定他三项罪名:一、对信仰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并继续参与反革命活动;二、1963年他曾编写一些反动宗教书籍(传福音的小册子);三、当罪犯陆道雄企图逃亡时,他曾供给他粮票,帮助他逃跑。因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郦理英回到家后,才知道其女儿张乐晨当天也被关在她单位里,刚刚释放回来。
1970年4月25日,张愚之为持守其所信的道,与陆道雄共赴刑场,为主流血殉道。他爱主,这种爱的力量使他轻看羞辱,镇定自若,心甘情愿地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以下场景由当年身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所提供:
4月25日当天,包括张愚之和陆道雄在内共51名“罪犯”被拉到上海人民广场接受万民公审,并由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主持公审的公安人员历数他们的“罪行”后,大声向在场群众呼喊“应当如何惩治他们”时,现场一片“枪毙”之声。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中,公审人员当即宣判他们死刑,立即执行。于是众囚犯都被绑在卡车上,先在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而后被直接拉到刑场处决。当时除了张愚之和陆道雄外,其他死囚都吓得面如土色,惶恐不安,许多人都坚持不住而由两旁警察扶着勉强站立。只有张、陆二人毫无惧色,神态镇定,脸上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视死如归。当时围观的群众都喊着说:“看哪!这两个人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一点都不怕!”有目睹过程的弟兄说:张弟兄在车上,脸面是那么安详、宁静,就像在教会讲台上一样。当他从警车上下来时,口里还唱着诗歌。旁边的警察狠狠地踢他的腿,并大声斥责说:“你都要死了,还开心什么?”但张弟兄不理会他,忍着疼痛一瘸一瘸地走上刑场,从容受死,以鲜血实践了他一贯所讲的“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神”;“总要相信神,被杀仍要相信”。张愚之殉道时,年仅56岁。
张愚之和陆道雄为主殉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浙江温州、萧山和绍兴等地,为各地教会带来极大的复兴。信徒们互相勉励说:“我们的弟兄回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要跟随他去。”那些因受严厉逼迫而恐惧的基督徒受到了激励。因知道“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启十二11)。等待他们的将是荣耀的冠冕。
张愚之夫妇共育有4个女儿,依次为张仰晨、张乐晨、张向晨和张耀晨。在父母遭难的漫长年月里,她们也跟着受苦遭罪,历尽人间的磨难。其中大女儿仰晨曾经跟父亲一起被抓进监狱;次女张乐晨和母亲一道被隔离审查。1980年代末,张乐晨与其丈夫周信和女儿费尽周折先后来到美国,定居在德州的休斯顿。她曾在当地教会中作见证,叙述了父亲的被捕与被害,以及她们整个家庭多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张乐晨留下的宝贵见证,都是她作为女儿亲见、亲历的,从中可帮助我们更深认识其父母的真实信仰与为人,在信仰与生活上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张乐晨本人多年来在信仰上的挣扎和心路历程。下面是“张乐晨姊妹的见证”节选,这一部分完全可以作为张愚之长老生平事迹的补充: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张愚之是一位传道人,母亲也非常爱主。……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是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度过的。1956年(那年我12岁)1月29日,父亲和他的同工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捕。两天后,新闻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刊登着:“政府破获了隐藏在基督教内部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倪柝声(已经在押),骨干分子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门庭若市的我家,一下子冷清了。爸爸在生活中消失了,也不常看到妈妈。她除了上班外,还要被审查。儿童聚会没有了,赞美诗歌声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诉会”、“展览会”和同学们的歧视、嘲笑。我不再谈论主的事,并且无神论思想使我的信仰产生摇动。我既不敢承认主,也不敢否认主,但有一句话常在我心里回响:“你若不认我,我也必不认你。”所以当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时,我总是极其含混地说“是”。我常常求主不要让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大约七年之后(1962年),父亲保外就医,从监狱里出来,我与父亲重逢。当时我因受父亲影响,没有任何出路,只好上山下乡,那真是苦不堪言!后来因病返家,心情十分苦闷,就常发怨言。但这段时期,我与父亲有很多的机会相处。那时父亲住在浙江的一个乡间,偶而他也会回上海来看我们。我常常观察我的父母,他们十分怀念以往擘饼聚会的情形,谈起主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便要流泪。然而我却无动于衷,并且时常和父亲争辩。
有一天傍晚,我陪父亲在河边散步,他说:“有时我看着你们几个孩子就要流泪,因为世界不要你们;神,你们也没有得着。”这句话勾起我满腹的怨气,我说:“你张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有多好。”我向他述说世界的种种好处。他说,人生是非常虚空的,一切都要过去。然而我却顶撞他说:“你总是说虚空、虚空,人就是要死,但活着的时候,总要活得充实一些吧。”并说:“我所遭遇的一切,如果说没有神,那么只是我的命苦,我也不怪父亲,不怪任何人。但是既然有一位神,是他让我遭遇这所有的事,那么他怎么不来问问我,我到底愿不愿意把自己给他,同意不同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今天如果神来问我的话,我会很干脆告诉他:我不愿意!”那天我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也不给父亲插嘴的机会。最后,他问我:“你说完了吗?然后他非常温和、宽容地说:“你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讲得出这许多抱怨的话;你若是认识祂,这些话你是说不出口的。你要求主开你的眼睛,赐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真的认识祂。”
那天落日的余晖十分美丽,他的眼睛遥遥地望着远方,为我祈祷。父亲的信心无疑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从那天起,我开始重新思索我的信仰。我想:神可能是全能和公义的,只是我还没有认识祂。我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认识你!”后来,神让我看见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我求祂拯救我。在祷告中,我听到神对我说:“我来本是要救罪人。”从此我知道祂是我真正的救主,祂拯救了我,并且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
父亲一生跟从主的道路上没有阳光,没有鲜花,而是撒满了血和泪,也充满了美好的见证。我和他总共相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包括我的婴儿时期)。但他犹如散发着天上馨香之气的没药,珍藏在我的心中。他一生许多美好的见证,也一直激励着我。父亲是个多病、生性怯懦、重感情的人,第一次入狱后,七年的监狱生活对他来说无疑像火炼一般。记得父亲告诉我说:有一个寒冷的深夜,他被审讯后不久,刚刚睡着又被提审。一连反复三次,他冷得发抖,带着镣铐走在昏暗的监狱走廊里,心中感到惊恐。回牢后,想想死掉算了。忽然觉得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他还告诉我说:“又有一次,晚上提审员拍着桌子对我很凶,当时我心中害怕,忽然看到一位白衣使者站在我身边。顿时,我心中充满了喜乐,禁不住要笑,不知怎的胆怯的心一下子就消失了。”
父亲在青海劳改农场劳改时,有一次他蹲在墙角晒太阳,眼前的沙滩上,夕阳快要西下。他面临着的是饥饿、孤单、劳役、逼迫;想到老母、爱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心灰意冷,他想放弃,他想不再作传道人了,只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算了。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你”(希伯来书10:38)。父亲的心深受感动,他流泪认罪,对神说,他不会作一个后退的人,他要紧紧跟随主直到路终。
1962年在浙江乡下,我常常读到他的一本用了几十年的皮面圣经。他在上面写了许多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什么都不怕,只怕得罪神”,“总要相信神,被杀仍要相信。”
27年前,政府认为父亲不肯放弃信仰,继续传福音,不服改造,再次将他逮捕,且判了死刑。父亲判死刑的主要“罪行”是:“编写反动教刊,在反动教徒中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他写的东西我都看过,那并不是什么“教刊”,是他出狱后看到教会荒凉,弟兄姊妹冷淡的情况,心中很难过,就写了两篇心得。一篇是写马利亚如何爱主,而当代人却以电影院代替聚会,以小说代替圣经,以听音乐代替唱诗。另一篇是讲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光景。
失去父亲使我内心十分痛苦,信心又一次摇动。母亲要我把心里所有的感觉都告诉主。于是我在神面前尽情地哭诉、祷告、祈求。后来,神用罗马书八章35-39节的话来安慰我:“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面对死亡,神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父亲和我们的心中。原来父亲在1966年时曾说,他常常手脚发麻,可能自己会因高血压死去,想到死不免有些害怕。然而,在1970年4月25日那天,他如一头被宰杀之羊一样,顺服地、默默地走上了殉道之路。听说他在赴刑前的囚车上,非常安祥,就像站在讲台上一样,且不断地唱诗。我相信他那时在唱:“主耶稣我爱你,知道我属你”。父亲爱主,爱的力量使他轻看羞辱,镇定自若、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的生命。感谢主,祂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带领我们经过了死荫的幽谷。27年来,这平安一直没有离开我。
我到美国已有8年多,先生和女儿则7年多。我们来的时候年龄都已过四十,在休士顿也没有什么亲人,这些年来也经过许多的艰难和困苦。虽然我曾多次想离开神,但是祂并没有照我的本相来对待我。祂听了我父母的祷告,和我自己断断续续的祷告,以慈绳爱索紧紧地拉住我,用许多方法管教我,为要把祂自己赐给我,使我成为祂的儿女。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我们亏欠神的爱,我们对祂认识太少。父亲患难中的见证极有力地说明了神的恩典。记得我和父亲分别7年以后,首次见面是在金华火车站。他看见我,便说:“你很瘦,最近生活怎样?”“苦不堪言”可说是我当时的心境。我看着他,发现六、七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改变了许多,人苍老多了,声音也变了。如今站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人,我心中不由一阵酸楚,对父亲的挚爱和同情油然而生。然而,父亲和我谈话时,谈不到一半,眼里便充满泪水,几乎不能再语,哽咽地说:“我实在亏欠神的恩典!”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到底是神亏欠你,还是你亏欠神?是否监狱把你关糊涂了?
还有一次,我翻开圣经很直率地对父亲说:“神怎么这么不好?大卫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干嘛还要罚他,激动他去数点人数?”然而父亲却说,每次他读到这里便禁不住要掉下眼泪。他说:“大卫在三种苦难中,他都表示愿意落在神审判的手中,而不愿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他认识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听父亲这样解释,我很惊奇:怎么同样一段圣经,我们的理解却如此不同?接着父亲又说不下去了,眼里充满泪水,好一会儿才又开口。他又一次说:“我实在亏欠神!”父亲曾两次这样讲,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张乐晨在作这个见证时,已经罹患肺癌在治疗当中。最后于1998年3月在德州离世归主。面对死亡,她说:“我体会到从永远到永远,神有一个计划。人在世上的一生不过是永恒中的瞬间。祂是全能的神,这是何等超越的思想!我并不悲观,生命气息都在乎神,我在地上还存多久,都在神手中。若我回天家,我也十分欢喜,在那边有主,有我父亲,还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祂!”
1998年3月31日,在张乐晨的安息礼拜上,她的丈夫周信追述了张乐晨坎坷、短暂的一生。他说:
乐晨在世54年,她短暂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充满神的恩典的一生。她小的时候,曾经有过幸福的童年。然而自1949年后,她便开始面临各种磨难。在当时的高压下,她曾经一度怀疑神的存在。六十、七十年代中,她曾有离开神的念头。然而,神以祂超越的大爱紧紧拉住她,使她不致跌倒。那时,她的父亲和姐姐被抓进监狱,她和母亲也同时被隔离审查。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神还是以祂的恩典覆庇着她。1970年,她的父亲为主殉道时,神也把平安放进她的心里。
乐晨动了手术之后,告诉我说,她现在是完全得释放,她不再被工作和生活所捆绑,她将借死亡得到生命。她说,她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今后的时间她要更加亲近神,更加服从神,更加荣耀神。此后,她在病床上,在电话中与青年姊妹们查经,坚持聚会。
她单纯、诚实、朴实无华,“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她保持自己的真实本相。她总是谈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忧虑,自己是如何的不行;而弟兄姊妹从她身上看到的却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从她身上,弟兄姊妹们看到,作一个圣徒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只要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祂就会在我们身上作工。病中,她总是感谢主,凡是去看望她的人,反而都很得安慰。她像一个患过难的孩子,经过了神的训练,安卧在母亲的怀里,再没有怀疑,再没有埋怨,只有安息,只盼望与主同在。临终前的几天,早上醒来她常常说:“我怎么还留在地上呢,我以为自己已经到天上了。”
她最后一次清醒时,和大家一起开口祷告。她祈祷说,虽然今生不能再在世上服事主,她将在永恒中服事。她的祷告中充满了神的同在。乐晨于1998年3月29日走完了她在世上的路程,学完了神要她学的功课,平安归回天家。
张郦理英师母则于2010年11月25日在上海蒙召归主。
资料来源
- 张愚之师母见证:“张愚之弟兄殉道记”。
- 张愚之妻子和女儿张乐晨之见证,载于《见证人与见证》(编者不详,未刊稿)第138-152页。
- “张愚之女婿周信的见证”。1998年3月31日于张乐晨安息礼拜。
- 幽灵游魂,“文革中因信仰获罪的死难者之一:张愚之”。
- 夏雨天,“因为不跪主席像而引发的灾祸---陆道雄之死”[文革探索]。2004/08/29。
- “克利西亚”博客:“上海教会1950年代初期五长老们的故事-2”。2009-9-28。
- 维基百科:张愚之。
- 其他網絡相關資料。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