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爱美

岳爱美（Amy Isabel Oxley）于1868年1月13日出生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卡姆登市的一个庄园里，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她出身于澳洲殖民望族，属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层阶级，家境优厚。其祖父是澳大利亚有名的探险家，外祖父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是基督教会的牧师。她父亲（John Oxley）是新南威尔士的地方法官，日后又成为新南威尔士的议会议员。这些前辈在岳爱美的血脉里刻下了不同的基因，既有探险家的勇敢，又有基督信仰的虔诚，还有道德品质的高贵。这些因素在她身上的融合，成就了她一种特质，既有面对未知险境的勇气，又有坚定的内在信仰的支撑，所以说她骨子里就有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

小爱美生长于祖传下来的科克兰老家，在那里度过了美好、充满乐趣的童年。由于其家族是敬虔的基督教信仰之家，所以基督信仰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其童年生活中，早晚祷、读经、主日崇拜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童年生活帮助岳爱美在德、智、体、灵各方面的成长，以及行事为人和社交能力，也关系到她后来的人生选择。

几年后，岳爱美父亲因经济原因偕全家搬到悉尼市中心居住。爱美自幼接受良好、贵族式的教育，尤其喜欢音乐。1875年，她进入格莱碧公立学校读书；一年后，曾担任助教。在此期间，她有许多业余爱好，如在河里划船、游泳、骑马、射击等活动，从而造就出她健壮的体魄和自律的生活。

1886年，在岳爱美从事教职三年后，年方18岁的她向“新悉尼儿童医院”申请加入病童护士训练工作，她照顾的都是些贫困家庭的儿童；她开始学习如何去照顾那些有传染病和致死病症的、先天性不正常的、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以及因意外致伤而在手术后恢复中的人。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医疗和教育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90年，岳爱美读到戴德生的著名文章“致所有生灵”（To Every Creature），随后参加了马利亚·丽德（Mary Reed）的讲座。丽德是第一个澳大利亚内地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她的讲座题目是“为什么我去中国宣教，以及我在那里看见了什么”（Why I Went To China, and What I Saw There）。会上，岳爱美也遇到并结识了那些准备跟丽德去中国的传教士。后来她又和圣公会宣道会的先驱罗伯特·司徒华牧师（Rev. Robert Stewart）相处了一些时日，从他得知医疗和教育在中国宣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在司徒华的鼓励下，她和桑德斯夫妇（Nellie and Topsy Saunders）一起学习，他们将要加入内地会在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教会宣道协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Association）去中国宣教。岳爱美申请加入教会宣教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和桑德斯的姐妹们一起，在悉尼马斯登培训之家接受装备。在两年期间，她学习在信仰上不断进深，如何向年轻女性传福音，以及传教士必要的装备。培训项目包括研读圣经、教会历史、护教学，还有一些实用性课程，如宣教地理、医护救助、音乐，以及初级妇产科的知识与训练等等。岳爱美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核。

最后在1894年，岳爱美被指派到中国的福建省工作，但她的行程延后了。因为在1895年8月，福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古田教案”。当时在福建古田的西方传教士正在他们的退修中心聚会时，遭到了当地盲目排外的暴民的大屠杀。岳爱美的好朋友桑德斯夫妇也在其中遇难。消息传来，虽然令岳爱美很震惊，但她去福建的决定却没有改变。在其后来所写“神的爱是我们宣教大使命的动机和能力”（The Love of God as the Great Missionary Motive Power）一文中，表达了她要到中国人中间传福音的动机和决心。

1895年12月，岳爱美离开澳大利亚，启程前往中国。一个月后，1896年1月14日抵达寒冷冬天的福州，成为澳洲新南威尔士教会宣道协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医疗传教士。到福州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福州方言，她特别请了福州话老师，每天学习4-5个小时。不久她被派往连江圣公会教会医院担任医务护士，在连江县城、东岱等周边乡村出诊行医，深入民间接触底层百姓，开展基层宣教工作。

岳爱美在教会医院当护士，以及到乡村城镇行医宣教时，经常接触到盲人孩子。当地百姓对这样的孩子漠不关心，他们失明后大多数沦为街头乞丐，或生病饿死，这让岳爱美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心。这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岳爱美改变了人生轨迹：第一件事是，有一次她出诊回来时，在路边沟渠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盲眼小男孩，就立即把他救上来，带回医院救治。第二件事是，一位寡母抱着自己失明的儿子来求她打开他的眼睛。但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她根本就无能为力。当她很无奈地告诉那位母亲，从医学上她做不了什么时，那位母亲脸上那种瞬间从希望跌落到彻底绝望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她。残酷的现实使岳爱美意识到：贫穷加上失明，几乎就等于死路一条。

盲童的苦境给岳爱美带来巨大的冲击，她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即以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的命运。1898年8月，岳爱美在连江县东岱乡租了一间民房，创办福建最早的民办盲校，免费收养盲童。第一位学生是当地寡妇之子肖灵开，他短短六周即可认读盲文、抄写《马可福音》。办学初期，招收6名学生。她为学校取名“灵光书院”，全称是“中华圣公会私立灵光盲童学校”，意即“期望这些盲童的灵魂能见到光明”。学校的门口刻着一句话：“他们将要看到祂的脸”(They Shall See His Face)。1900年，灵光学校的学生达到17名，学生尊称她“岳师姑”、“岳老师”。当地不少人怀疑传教士收养孩子的目的，谣传教会学校挖盲童眼目，摘取心肝研究西药等。义和团运动期间，当地教会受到冲击，盲童学校被迫关闭，岳爱美也不得不回澳洲避难。但她没有放弃办学的信心，回国期间通过演讲介绍中国盲童的光景，呼吁家乡民众支持中国盲童教育。1901年11月，岳爱美回到连江，召集被冲散的盲童，把学校迁到福州仓前山煤坞，重建中华圣公会私立灵光盲童学校，隶属福州圣公会教区管理，校产、经费亦由圣公会差会统筹。后来，盲校在福州北门柴井顶（“柴井”即“三角井”）到华林坊一带建成正规校舍(俗称“柴井盲校”，其邻居是福州柴井基督医院)。在继续兴办盲童学校之同时，她还接任了福州北门药局的护士长。

岳爱美从澳洲回到福州时，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宫维贤医生（Dr. George Wilkinson）在执掌药局工作。宫维贤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伦敦城内服务穷人。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获得了药剂师执照，医药和手术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他曾先后在密德塞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担任手术医师，在伊斯灵顿医疗宣教站（Islington Medical mission）担任主任，服务于东伦敦的劳工阶层。1899年他被中国内地会接受后，又在内地会培训学校修读神学和交叉文化学课程。和岳爱美一样，在来中国宣教之前，宫维贤受到过良好的医疗宣教的训练和装备。他来福州后，成为福州柴井基督医院创办人之一，该院当时位于福州鼓楼区北门柴井顶，1949年之后迁到福州台江区，改名为福州第一医院。

岳爱美回到福建时，正赶上瘟疫爆发，因此她马上就投入到繁重的救助灾民的工作中去。她和宫维贤在救灾中，以及后来她负责盲童学校和药局工作中，紧密配合，一齐戮力同心。共同的信仰和事业追求，使两个人相爱了。岳爱美觉得宫维贤是个好男人，一个严谨的基督徒，尽职的传教士，智力超群的医生；并且认为在兴办盲校和医疗事业上，他们可以互助互补。1902年10月，他们在福州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那时，宫维贤36岁，岳爱美35岁。婚后她随丈夫成为了内地会传教士。

二人度过蜜月归来后，参与建立了新的医院和盲校，所有款项皆来自他们各自在澳洲和英国的募款。岳爱美依托柴井医院拓展布道，带领学生下乡布道，并且撰写办学成果等英文著作，对外宣传扩大影响。

然而，岳爱美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深耕教会盲校教育。要教育盲童，首先得让他们有能读的文字，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适用于福州方言的盲文。于是她决定，没有文字，那我就来创造。一个外国人要为中国最难的方言发明一套文字系统，谈何容易！福州话的难，就难在它极其复杂的声调系统，因为它有7个声调及连读变调的现象，即一个字的声调，会根据它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字而发生变调。这对于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语言学的噩梦。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说：“我每天学习中文至少4到5个小时，这让我感觉很累，几乎崩溃，不想写信……。请为我祈祷，让我很快就能学会这种最难的语言。”她与当地人的对话交流，成了她学习的动力。果然，在几个月时间里，她就掌握了这门语言。

通过学习、研究福州方言，岳爱美不仅要创造一套拼音系统（字母从30多个增至53个），还要能精确地标出这7个随时变动的声调符号。1920年，她完善了简写规则，首创汉语盲文分词连写雏形，影响后世东南地区盲文的改良。她是怎样做到的呢？这就是她语言天赋的地方。她把国际通用的布莱叶点字法和当时已经有人研究的罗马拼音化的福州话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设计出一套既能表音又能标调的系统，叫作“榕腔盲文”。盲童在几周内不仅能用指尖摸出这个字的发音，还能摸出它到底是第几声。为了让孩子们有学习材料，她把圣经中的《罗马书》和《诗篇》逐字逐句地翻译并转写成她发明的这套盲文。这个工作量很大，不仅是个技术活，这背后是巨大的爱心和难以想象的耐性。这意味着她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教育工具，更是给了这些被社会遗弃的孩子们一把钥匙，让他们第一次能用自己的指尖去阅读，去接触思想和信仰的世界，去理解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有了这样的文字，就有了盲童教育的根本。

在办学过程中，岳爱美还注重从学生中培养出助教，帮助新生学习盲文和生活技能，甚至可以帮助她在医院病人中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学生肖灵开，后来帮助岳爱美翻译了新约盲文圣经，还在新成立的盲童女校协助岳爱美工作。

岳爱美亲身见证了盲童学校的发展——从1898年的1人，到1905年的55人。在丈夫宫维贤的协助下，岳爱美逐渐健全盲校教育的运行机制，扩建校舍，扩充办学资源，学校的规模稳步扩大。随着盲童的数量越来越多，灵光盲童学校分成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四个阶段。到1913年，灵光盲校在校生规模大幅增长，成为民国时期东南地区标杆性盲人专科学校。

与此同时，宫维贤也扩展了医院的门诊部门，培训中国医生，指导他们工作，并且主持建立了拥有50个床位的新医院。宫维贤在行医过程中，注意到许多福州百姓吸食鸦片，沉溺于鸦片烟瘾之中不能自拔。他就开始尝试新的方法去拯救他们脱离毒瘾，一边施药给这些瘾君子，一边把福音传给他们，获得很大成功，因此许多附近村镇的百姓都来请他去帮助人们戒毒。他们在戒毒和兴办盲校方面的成功引起上层中国官员的注意，特为他们颁发了牌匾，以表彰他们的贡献。

1905年，夫妇俩有了一个女儿，名叫Isabel Oxley。1907年，他们先后到伦敦和澳洲休假探亲，才有机会见到彼此的家人。1908年，他们回到福州后不久，儿子马尔登（Marsden O. Wilkinson）降生。

岳爱美的教育理念是宗教+文化+职业“三合一”教育。她对学童不只管吃管住，提供一个庇护所。她的核心理念是授人以渔，要培养他们自力更生的技能和尊严。她教育孩子们用手去编织羊毛衣物、做草垫、编竹品、修乐器、作木工等工艺。他们的产品在南京工业展获得金奖，在巴拿马世博会也获得荣誉，他们的产品卖出去还能补贴学校的开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孩子，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人，因为有高超的手艺，比一般人生活得还要好些。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能创造价值。岳爱美从小喜欢音乐，所以很重视音乐教育，并把音乐教育当作学校重要课程。她认为，音乐可以发展盲童的听觉等感官，触动孩子们的心灵。他们编织做手工，解决的是生存问题，音乐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她向世界证明，这些孩子不只是能做手工艺品的残废人，他们同样拥有感受美、创造美、享受艺术的权利和能力。

岳爱美在盲校里组建盲童乐队，她自己担任指挥。乐队最初只有一把小提琴、一台风琴和中国鼓，后来发展为一个拥有小号、短号、中音号、长号、小军鼓、大军鼓等乐器，能够演奏中西音乐作品的正规铜管乐队。

1900年2月16日，岳爱美在给表姐的信中高兴地说：“肖宁凯(盲童学生)现在可以优美地演奏27首赞美诗，他还能用盲文抄写和阅读《路加福音》等许多著作，而且能够熟练地编织袜子。”

1902年3月30日，岳爱美给表姐的信中说：“今天是复活节，学校举行了一次聚会。大约有上千人来参加聚会唱歌。我带着13个孩子在聚会上表演音乐节目，其中4个拉手风琴，其他人唱歌。这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非常担心他们会怯场崩溃，但他们没有，每个孩子都非常认真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1917年至1919年，岳爱美多次带领盲童音乐队在福建、广东等地巡演，为学校募集到不少资金。

1922年4月，岳爱美带领一支由10个盲童组成的中国铜管乐队远赴英国巡演。这些脸上有些羞涩的中国孩子登台演出后，娴熟的演奏和优美的乐音，引起观众的赞叹和喝彩。5月30日，英王乔治五世的夫人玛丽王后带领王室贵族观看了演出，热情赞扬了中国盲童。这支盲童乐队原计划在英国进行3个月的巡演，因为英国人的欢迎和挽留，他们在英国巡演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乐队走遍英国130个城镇，观众高达25万。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自信地演奏着西洋乐器，这在当时彻底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他们不再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才华横溢的表演者。他们的巡回演出，不仅给英国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他们脸上的喜乐平安，也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中国盲童的音乐，很多英国盲童也受到鼓舞。

当年的英国媒体报道说：“音乐会的观众们等着看乐队表演，并为他们欢呼”；“一开始中国铙、钹的演奏使观众们肃然起敬，接着乐队演奏的《双鹰进行曲》风格优美”，“盲人男孩虽然看不见，但精神焕发”；“朗诵者的英语发音非常好，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盲校接受的优秀训练”；“这些中国孩子演奏得如此优美，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整个音乐厅……。”英国人不知道，这些孩子原本遭家庭和社会抛弃，只因来自至高之处的神奇光辉照进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生命便映现出绚丽的光辉。

北洋时期福建督军李厚基实地到访灵光盲校，亲眼观摩盲童盲文读写和铜管乐队演出，非常认可岳爱美的办学贡献。遂以福建省官方名义，正式行文北洋中央内务部、农商部，提请授予外籍人士最高荣誉“宝光嘉禾勋章”；并附岳爱美办学履历、盲校历史档案，以及社会各界举荐联名信（由福州士绅、教会、教育团体联合保荐）。经过层层核验、审核，最后由中央正式核定、由中华民国总统签发授勋令。1920年7月，中国政府授予岳爱美“宝光嘉禾勋章”（金色麦穗勋章，Order of Golden Grain）。授勋典礼在福州柴井顶灵光盲校举行，福建州府省长、福州市市长等省市高级官员、以及商会的会长、福建圣公会主教、柴井医院同仁、盲校师生，以及福州地方士绅代表，都出席了颁奖典礼。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一位儒家领袖人物郭先生的发言，这位老者为岳爱美为这些孤苦无助的盲童所作的一切表示深深地感谢，同时也为外国人做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事而感到羞愧。此外，中国政府还授予岳爱美三面由民国总统题名并盖有官印的荣誉牌匾。1921年，“在离开中国回英国休假之前，福建省的军政首脑再次向岳爱美为她所作的善工颁发了特别奖章。”      

1921年回英国休假期间，为了两个孩子的缘故，夫妇俩留在了英国。1926年，他们听说在中国爆发了反西方游行示威；很快他们又得知他们在福州建立的学校和医院都被激进的左派分子所破坏；直到1928年，它们才被重建而向公众开放。

三十年代初，岳爱美和丈夫再次回到福州，他们所创立的学校和医院已得到稳步的发展。

1933年2月16日，蒋介石亲临灵光盲校视察，现场观摩盲童盲文授课与乐队演奏，公开评价灵光盲校为全国盲校办学标杆、全国盲校之冠，当场由国民政府福建省府追加褒奖匾额和专项办学补助。岳爱美毕生所从事的盲童教育事业再次受到中国最高官方的认可。不幸的是，岳爱美和丈夫在福州的盲校和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受到冲击，日军进犯福州，所到之处带来毁坏，他们的学校和医院都遭到劫掠和破坏。

关于岳爱美的结局，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根据福州本土文史资料，载其“因病殁于福州”，甚至说：“有可能葬于仓山洋墓亭”。另一说是根据英国/澳洲教会原始档案（家族传记、圣公会差会档案），称“1949年3月，岳爱美罹患了癌症，6月6日就去世了，享年83岁。仅两年后，宫维贤因患阿兹海默症而住进退休中心，最后逝于1951年11月18日，死后葬于岳爱美的墓旁。”

岳爱美与其夫君宫维贤可以说是西方传教士的楷模，他们在其特殊的宣教工场上彰显了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岳爱美在盲童教育和圣经翻译上都是先驱，她把圣经翻译成两种福建方言的盲文圣经。宫维贤在戒毒治疗方面也是先驱。两个人都是出色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爱美创办了盲童学校，从1个学生发展到100多人的规模；宫维贤创建了一所医院，无论在收治病人还是在服务项目上一直都在发展增长。他俩都注重训练、栽培中国本地工人，培育出一批中国教会自己的领袖和教导人才。

岳爱美采用各种方式，包括写作、音乐、巡回演讲、展览等，向中国和西方人士推动其在中国的盲童学校教育事业，引起东西方人士的关注，也让他们看到中国盲童的需要，以及这些不幸的孩童可以被培训出来，过独立自立的生活。她在实践中发展出她的教育理论和技巧，为这些孩子们提供良好、正规的教育，帮助他们在心智、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健康的发展。他们的努力赢得了传教士同仁和他们所服务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更得到了中国人民和政府官员肯定和认同。

二十世纪50年代，岳爱美创办的“灵光男盲校”与另一名宣教士斯蒂芬创办的“明道女盲校”合并成为“福州市盲人学校”，就是如今福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前身。学校的音乐教育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培养出当代知名盲人音乐制作人黄延平等不少人才。2024年，从这所福州盲校走出来的还有一位杰出校友王永澄，他是中国第一位盲人全国人大代表。

当岳爱美的传记作者于2016年访问中国福州时，受到了当地盲人学校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当年岳爱美创立的盲校如今已成为一个官办机构，但她当年的工作仍在继续，为中国的盲人带来医治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