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愛美

岳愛美（Amy Isabel Oxley）於1868年1月13日出生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卡姆登市的一個莊園裡，是家中的第七個孩子。她出身於澳洲殖民望族，屬維多利亞時代的上層階級，家境優厚。其祖父是澳大利亞有名的探險家，外祖父塞繆爾·馬斯登（Samuel Marsden）是基督教會的牧師。她父親（John Oxley）是新南威爾士的地方法官，日後又成為新南威爾士的議會議員。這些前輩在岳愛美的血脈裡刻下了不同的基因，既有探險家的勇敢，又有基督信仰的虔誠，還有道德品質的高貴。這些因素在她身上的融合，成就了她一種特質，既有面對未知險境的勇氣，又有堅定的內在信仰的支撐，所以說她骨子裡就有著一種堅韌不拔的開拓精神。

小愛美生長於祖傳下來的科克蘭老家，在那裡度過了美好、充滿樂趣的童年。由於其家族是敬虔的基督教信仰之家，所以基督信仰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其童年生活中，早晚禱、讀經、主日崇拜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童年生活幫助岳愛美在德、智、體、靈各方面的成長，以及行事為人和社交能力，也關係到她後來的人生選擇。

幾年後，岳愛美父親因經濟原因偕全家搬到悉尼市中心居住。愛美自幼接受良好、貴族式的教育，尤其喜歡音樂。1875年，她進入格萊碧公立學校讀書；一年後，曾擔任助教。在此期間，她有許多業餘愛好，如在河裡划船、游泳、騎馬、射擊等活動，從而造就出她健壯的體魄和自律的生活。

1886年，在岳愛美從事教職三年後，年方18歲的她向“新悉尼兒童醫院”申請加入病童護士訓練工作，她照顧的都是些貧困家庭的兒童；她開始學習如何去照顧那些有傳染病和致死病症的、先天性不正常的、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疾病、以及因意外致傷而在手術後恢復中的人。這些都為她日後的醫療和教育生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890年，岳愛美讀到戴德生的著名文章“致所有生靈”（To Every Creature），隨後參加了馬利亞·麗德（Mary Reed）的講座。麗德是第一個澳大利亞內地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她的講座題目是“為什麼我去中國宣教，以及我在那裡看見了什麼”（Why I Went To China, and What I Saw There）。會上，岳愛美也遇到並結識了那些準備跟麗德去中國的傳教士。後來她又和聖公會宣道會的先驅羅伯特·司徒華牧師（Rev. Robert Stewart）相處了一些時日，從他得知醫療和教育在中國宣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後在司徒華的鼓勵下，她和桑德斯夫婦（Nellie and Topsy Saunders）一起學習，他們將要加入內地會在澳大利亞的分支機構教會宣道協會（the Church Missionary Association）去中國宣教。岳愛美申請加入教會宣教協會獲得批准後，就和桑德斯的姐妹們一起，在悉尼馬斯登培訓之家接受裝備。在兩年期間，她學習在信仰上不斷進深，如何向年輕女性傳福音，以及傳教士必要的裝備。培訓項目包括研讀聖經、教會歷史、護教學，還有一些實用性課程，如宣教地理、醫護救助、音樂，以及初級婦產科的知識與訓練等等。岳愛美都以優異成績通過了考核。

最後在1894年，岳愛美被指派到中國的福建省工作，但她的行程延後了。因為在1895年8月，福建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古田教案”。當時在福建古田的西方傳教士正在他們的退修中心聚會時，遭到了當地盲目排外的暴民的大屠殺。岳愛美的好朋友桑德斯夫婦也在其中遇難。消息傳來，雖然令岳愛美很震驚，但她去福建的決定卻沒有改變。在其後來所寫“神的愛是我們宣教大使命的動機和能力”（The Love of God as the Great Missionary Motive Power）一文中，表達了她要到中國人中間傳福音的動機和決心。

1895年12月，岳愛美離開澳大利亞，啟程前往中國。一個月後，1896年1月14日抵達寒冷冬天的福州，成為澳洲新南威爾士教會宣道協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女性醫療傳教士。到福州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福州方言，她特別請了福州話老師，每天學習4-5個小時。不久她被派往連江聖公會教會醫院擔任醫務護士，在連江縣城、東岱等周邊鄉村出診行醫，深入民間接觸底層百姓，開展基層宣教工作。

岳愛美在教會醫院當護士，以及到鄉村城鎮行醫宣教時，經常接觸到盲人孩子。當地百姓對這樣的孩子漠不關心，他們失明後大多數淪為街頭乞丐，或生病餓死，這讓岳愛美產生了深深的憐憫之心。這時發生的兩件事情使岳愛美改變了人生軌跡：第一件事是，有一次她出診回來時，在路邊溝渠裡發現了一個被遺棄的盲眼小男孩，就立即把他救上來，帶回醫院救治。第二件事是，一位寡母抱著自己失明的兒子來求她打開他的眼睛。但按當時的醫療條件，她根本就無能為力。當她很無奈地告訴那位母親，從醫學上她做不了什麼時，那位母親臉上那種瞬間從希望跌落到徹底絕望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她。殘酷的現實使岳愛美意識到：貧窮加上失明，幾乎就等於死路一條。

盲童的苦境給岳愛美帶來巨大的衝擊，她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即以教育從根本上改變孩子們的命運。1898年8月，岳愛美在連江縣東岱鄉租了一間民房，創辦福建最早的民辦盲校，免費收養盲童。第一位學生是當地寡婦之子肖靈開，他短短六周即可認讀盲文、抄寫《馬可福音》。辦學初期，招收6名學生。她為學校取名“靈光書院”，全稱是“中華聖公會私立靈光盲童學校”，意即“期望這些盲童的靈魂能見到光明”。學校的門口刻著一句話：“他們將要看到祂的臉”(They Shall See His Face)。1900年，靈光學校的學生達到17名，學生尊稱她“岳師姑”、“岳老師”。當地不少人懷疑傳教士收養孩子的目的，謠傳教會學校挖盲童眼目，摘取心肝研究西藥等。義和團運動期間，當地教會受到衝擊，盲童學校被迫關閉，岳愛美也不得不回澳洲避難。但她沒有放棄辦學的信心，回國期間通過演講介紹中國盲童的光景，呼籲家鄉民眾支持中國盲童教育。1901年11月，岳愛美回到連江，召集被沖散的盲童，把學校遷到福州倉前山煤塢，重建中華聖公會私立靈光盲童學校，隸屬福州聖公會教區管理，校產、經費亦由聖公會差會統籌。後來，盲校在福州北門柴井頂（“柴井”即“三角井”）到華林坊一帶建成正規校舍(俗稱“柴井盲校”，其鄰居是福州柴井基督醫院)。在繼續興辦盲童學校之同時，她還接任了福州北門藥局的護士長。

岳愛美從澳洲回到福州時，英國內地會傳教士宮維賢醫生（Dr. George Wilkinson）在執掌藥局工作。宮維賢在劍橋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然後在倫敦城內服務窮人。在接下去的幾年裡，他獲得了藥劑師執照，醫藥和手術學士學位和文學碩士學位。然後他曾先後在密德塞克斯醫院（Middlesex Hospital）擔任手術醫師，在伊斯靈頓醫療宣教站（Islington Medical mission）擔任主任，服務於東倫敦的勞工階層。1899年他被中國內地會接受後，又在內地會培訓學校修讀神學和交叉文化學課程。和岳愛美一樣，在來中國宣教之前，宮維賢受到過良好的醫療宣教的訓練和裝備。他來福州後，成為福州柴井基督醫院創辦人之一，該院當時位於福州鼓樓區北門柴井頂，1949年之後遷到福州台江區，改名為福州第一醫院。

岳愛美回到福建時，正趕上瘟疫爆發，因此她馬上就投入到繁重的救助災民的工作中去。她和宮維賢在救災中，以及後來她負責盲童學校和藥局工作中，緊密配合，一齊戮力同心。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追求，使兩個人相愛了。岳愛美覺得宮維賢是個好男人，一個嚴謹的基督徒，盡職的傳教士，智力超群的醫生；並且認為在興辦盲校和醫療事業上，他們可以互助互補。1902年10月，他們在福州聖約翰聖公會教堂舉行了婚禮。那時，宮維賢36歲，岳愛美35歲。婚後她隨丈夫成為了內地會傳教士。

二人度過蜜月歸來後，參與建立了新的醫院和盲校，所有款項皆來自他們各自在澳洲和英國的募款。岳愛美依托柴井醫院拓展佈道，帶領學生下鄉佈道，並且撰寫辦學成果等英文著作，對外宣傳擴大影響。

然而，岳愛美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深耕教會盲校教育。要教育盲童，首先得讓他們有能讀的文字，但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適用於福州方言的盲文。於是她決定，沒有文字，那我就來創造。一個外國人要為中國最難的方言發明一套文字系統，談何容易！福州話的難，就難在它極其複雜的聲調系統，因為它有7個聲調及連讀變調的現象，即一個字的聲調，會根據它後面跟著的是什麼字而發生變調。這對於一個母語是英語的人來說，簡直就是語言學的噩夢。她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說：“我每天學習中文至少4到5個小時，這讓我感覺很累，幾乎崩潰，不想寫信……。請為我祈禱，讓我很快就能學會這種最難的語言。”她與當地人的對話交流，成了她學習的動力。果然，在幾個月時間裡，她就掌握了這門語言。

通過學習、研究福州方言，岳愛美不僅要創造一套拼音系統（字母從30多個增至53個），還要能精確地標出這7個隨時變動的聲調符號。1920年，她完善了簡寫規則，首創漢語盲文分詞連寫雛形，影響後世東南地區盲文的改良。她是怎樣做到的呢？這就是她語言天賦的地方。她把國際通用的布萊葉點字法和當時已經有人研究的羅馬拼音化的福州話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設計出一套既能表音又能標調的系統，叫作“榕腔盲文”。盲童在幾周內不僅能用指尖摸出這個字的發音，還能摸出它到底是第幾聲。為了讓孩子們有學習材料，她把聖經中的《羅馬書》和《詩篇》逐字逐句地翻譯並轉寫成她發明的這套盲文。這個工作量很大，不僅是個技術活，這背後是巨大的愛心和難以想像的耐性。這意味著她不僅僅提供了一個教育工具，更是給了這些被社會遺棄的孩子們一把鑰匙，讓他們第一次能用自己的指尖去閱讀，去接觸思想和信仰的世界，去理解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是一種根本性的改變，有了這樣的文字，就有了盲童教育的根本。

在辦學過程中，岳愛美還注重從學生中培養出助教，幫助新生學習盲文和生活技能，甚至可以幫助她在醫院病人中從事傳福音的工作。她的第一個、也是最好的學生肖靈開，後來幫助岳愛美翻譯了新約盲文聖經，還在新成立的盲童女校協助岳愛美工作。

岳愛美親身見證了盲童學校的發展——從1898年的1人，到1905年的55人。在丈夫宮維賢的協助下，岳愛美逐漸健全盲校教育的運行機制，擴建校舍，擴充辦學資源，學校的規模穩步擴大。隨著盲童的數量越來越多，靈光盲童學校分成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四個階段。到1913年，靈光盲校在校生規模大幅增長，成為民國時期東南地區標杆性盲人專科學校。

與此同時，宮維賢也擴展了醫院的門診部門，培訓中國醫生，指導他們工作，並且主持建立了擁有50個床位的新醫院。宮維賢在行醫過程中，注意到許多福州百姓吸食鴉片，沉溺於鴉片煙癮之中不能自拔。他就開始嘗試新的方法去拯救他們脫離毒癮，一邊施藥給這些癮君子，一邊把福音傳給他們，獲得很大成功，因此許多附近村鎮的百姓都來請他去幫助人們戒毒。他們在戒毒和興辦盲校方面的成功引起上層中國官員的注意，特為他們頒發了牌匾，以表彰他們的貢獻。

1905年，夫婦倆有了一個女兒，名叫Isabel Oxley。1907年，他們先後到倫敦和澳洲休假探親，才有機會見到彼此的家人。1908年，他們回到福州後不久，兒子馬爾登（Marsden O. Wilkinson）降生。

岳愛美的教育理念是宗教+文化+職業“三合一”教育。她對學童不只管吃管住，提供一個庇護所。她的核心理念是授人以漁，要培養他們自力更生的技能和尊嚴。她教育孩子們用手去編織羊毛衣物、做草墊、編竹品、修樂器、作木工等工藝。他們的產品在南京工業展獲得金獎，在巴拿馬世博會也獲得榮譽，他們的產品賣出去還能補貼學校的開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孩子，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人，因為有高超的手藝，比一般人生活得還要好些。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們覺得自己是有用的人，能創造價值。岳愛美從小喜歡音樂，所以很重視音樂教育，並把音樂教育當作學校重要課程。她認為，音樂可以發展盲童的聽覺等感官，觸動孩子們的心靈。他們編織做手工，解決的是生存問題，音樂能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她向世界證明，這些孩子不只是能做手工藝品的殘廢人，他們同樣擁有感受美、創造美、享受藝術的權利和能力。

岳愛美在盲校裡組建盲童樂隊，她自己擔任指揮。樂隊最初只有一把小提琴、一台風琴和中國鼓，後來發展為一個擁有小號、短號、中音號、長號、小軍鼓、大軍鼓等樂器，能夠演奏中西音樂作品的正規銅管樂隊。

1900年2月16日，岳愛美在給表姐的信中高興地說：“肖甯凱(盲童學生)現在可以優美地演奏27首讚美詩，他還能用盲文抄寫和閱讀《路加福音》等許多著作，而且能夠熟練地編織襪子。”

1902年3月30日，岳愛美給表姐的信中說：“今天是復活節，學校舉行了一次聚會。大約有上千人來參加聚會唱歌。我帶著13個孩子在聚會上表演音樂節目，其中4個拉手風琴，其他人唱歌。這是他們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我非常擔心他們會怯場崩潰，但他們沒有，每個孩子都非常認真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1917年至1919年，岳愛美多次帶領盲童音樂隊在福建、廣東等地巡演，為學校募集到不少資金。

1922年4月，岳愛美帶領一支由10個盲童組成的中國銅管樂隊遠赴英國巡演。這些臉上有些羞澀的中國孩子登臺演出後，嫺熟的演奏和優美的樂音，引起觀眾的讚歎和喝彩。5月30日，英王喬治五世的夫人瑪麗王后帶領王室貴族觀看了演出，熱情讚揚了中國盲童。這支盲童樂隊原計劃在英國進行3個月的巡演，因為英國人的歡迎和挽留，他們在英國巡演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樂隊走遍英國130個城鎮，觀眾高達25萬。在世界的舞臺上，他們自信地演奏著西洋樂器，這在當時徹底顛覆了西方社會對中國殘障人士的刻板印象。他們不再是被憐憫的對象，而是才華橫溢的表演者。他們的巡迴演出，不僅給英國人帶來美的享受，而且他們臉上的喜樂平安，也給英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中國盲童的音樂，很多英國盲童也受到鼓舞。

當年的英國媒體報道說：“音樂會的觀眾們等著看樂隊表演，並為他們歡呼”；“一開始中國鐃、鈸的演奏使觀眾們肅然起敬，接著樂隊演奏的《雙鷹進行曲》風格優美”，“盲人男孩雖然看不見，但精神煥發”；“朗誦者的英語發音非常好，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在盲校接受的優秀訓練”；“這些中國孩子演奏得如此優美，他們的精神照亮了整個音樂廳……。”英國人不知道，這些孩子原本遭家庭和社會拋棄，只因來自至高之處的神奇光輝照進他們的心靈，他們的生命便映現出絢麗的光輝。

北洋時期福建督軍李厚基實地到訪靈光盲校，親眼觀摩盲童盲文讀寫和銅管樂隊演出，非常認可岳愛美的辦學貢獻。遂以福建省官方名義，正式行文北洋中央內務部、農商部，提請授予外籍人士最高榮譽“寶光嘉禾勳章”；並附岳愛美辦學履歷、盲校歷史檔案，以及社會各界舉薦聯名信（由福州士紳、教會、教育團體聯合保薦）。經過層層核驗、審核，最後由中央正式核定、由中華民國總統簽發授勳令。1920年7月，中國政府授予岳愛美“寶光嘉禾勳章”（金色麥穗勳章，Order of Golden Grain）。授勳典禮在福州柴井頂靈光盲校舉行，福建州府省長、福州市市長等省市高級官員、以及商會的會長、福建聖公會主教、柴井醫院同仁、盲校師生，以及福州地方士紳代表，都出席了頒獎典禮。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一位儒家領袖人物郭先生的發言，這位老者為岳愛美為這些孤苦無助的盲童所作的一切表示深深地感謝，同時也為外國人做了中國人應該做的事而感到羞愧。此外，中國政府還授予岳愛美三面由民國總統題名並蓋有官印的榮譽牌匾。1921年，“在離開中國回英國休假之前，福建省的軍政首腦再次向岳愛美為她所作的善工頒發了特別獎章。”      

1921年回英國休假期間，為了兩個孩子的緣故，夫婦倆留在了英國。1926年，他們聽說在中國爆發了反西方遊行示威；很快他們又得知他們在福州建立的學校和醫院都被激進的左派分子所破壞；直到1928年，它們才被重建而向公眾開放。

三十年代初，岳愛美和丈夫再次回到福州，他們所創立的學校和醫院已得到穩步的發展。

1933年2月16日，蔣介石親臨靈光盲校視察，現場觀摩盲童盲文授課與樂隊演奏，公開評價靈光盲校為全國盲校辦學標杆、全國盲校之冠，當場由國民政府福建省府追加褒獎匾額和專項辦學補助。岳愛美畢生所從事的盲童教育事業再次受到中國最高官方的認可。不幸的是，岳愛美和丈夫在福州的盲校和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次受到衝擊，日軍進犯福州，所到之處帶來毀壞，他們的學校和醫院都遭到劫掠和破壞。

關於岳愛美的結局，大致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根據福州本土文史資料，載其“因病歿於福州”，甚至說：“有可能葬於倉山洋墓亭”。另一說是根據英國/澳洲教會原始檔案（家族傳記、聖公會差會檔案），稱“1949年3月，岳愛美罹患了癌症，6月6日就去世了，享年83歲。僅兩年後，宮維賢因患阿茲海默症而住進退休中心，最後逝於1951年11月18日，死後葬於岳愛美的墓旁。”

岳愛美與其夫君宮維賢可以說是西方傳教士的楷模，他們在其特殊的宣教工場上彰顯了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岳愛美在盲童教育和聖經翻譯上都是先驅，她把聖經翻譯成兩種福建方言的盲文聖經。宮維賢在戒毒治療方面也是先驅。兩個人都是出色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愛美創辦了盲童學校，從1個學生發展到100多人的規模；宮維賢創建了一所醫院，無論在收治病人還是在服務項目上一直都在發展增長。他倆都注重訓練、栽培中國本地工人，培育出一批中國教會自己的領袖和教導人才。

岳愛美採用各種方式，包括寫作、音樂、巡迴演講、展覽等，向中國和西方人士推動其在中國的盲童學校教育事業，引起東西方人士的關注，也讓他們看到中國盲童的需要，以及這些不幸的孩童可以被培訓出來，過獨立自立的生活。她在實踐中發展出她的教育理論和技巧，為這些孩子們提供良好、正規的教育，幫助他們在心智、身體和靈魂都得到健康的發展。他們的努力贏得了傳教士同仁和他們所服務的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更得到了中國人民和政府官員肯定和認同。

二十世紀50年代，岳愛美創辦的“靈光男盲校”與另一名宣教士斯蒂芬創辦的“明道女盲校”合併成為“福州市盲人學校”，就是如今福州市特殊教育學校的前身。學校的音樂教育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培養出當代知名盲人音樂製作人黃延平等不少人才。2024年，從這所福州盲校走出來的還有一位傑出校友王永澄，他是中國第一位盲人全國人大代表。

當岳愛美的傳記作者於2016年訪問中國福州時，受到了當地盲人學校的熱烈歡迎和接待。當年岳愛美創立的盲校如今已成為一個官辦機構，但她當年的工作仍在繼續，為中國的盲人帶來醫治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