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

早年家庭背景

吴贻芳于1893年1月26日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官绅家庭，而其祖籍却是江苏泰兴。父亲吴守训是候补知县，母亲名叫朱诗阁。吴贻芳出生时，上面已有一个哥哥，名吴贻榘；一个姐姐，名吴贻芬。当时正值寒冬季节，腊梅绽放，香远益清，其父触景生情，遂为次女取名“贻芳”，别号“冬生”。旧时官宦人家的女子缠足，待字闺中，以期日后嫁与如意郎君，相夫教子。但晚清之中国在西方思想大潮的冲击下，很多年轻人浸染新风。吴贻芳和姐姐贻芬虽曾裹过小脚，却有敢破敢立之胆魄。她们对女红针脂等事不感兴趣，反倒钟情于新式学堂。父母亲拗她们不过，只得将姐妹二人送入杭州弘道女子学堂读书。正当吴贻芳渴求知识与自由，对未来满怀憧憬之时，家庭变故与不幸却接踵而来，给荳蔻年华的吴贻芳带来无情的打击。1909年，父亲吴守训由于受上司诬陷怒而投江自杀；1912年，家中唯一的男性、时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吴贻榘因对前途绝望而投吴淞江而死。母亲朱诗阁在双重打击下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姐姐吴贻芬悲恸欲绝，在为母亲守灵的夜晚也悬梁自尽，追随妈妈而去。面对四位至亲的相继离世，年轻的吴贻芳精神几近崩溃：“人生的不幸几乎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真是哀不欲生，也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这人生的种种不幸全部集中到吴贻芳一个孤女子的身上，她痛不欲生，曾绝望到也想告别这痛苦的人世。就在此时，二姨将吴贻芳和其祖母接到杭州自己家中。二姨父陈叔通是个实业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劝慰吴贻芳说：“自杀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上有老祖母，下有小妹，你对她们负有责任啊！”陈叔通的劝慰之言，让她看到了自己对家人，以及对社会的责任。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似乎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但这些伤痛伴随了她的一生，此后她几乎没有展露过尽兴开怀的笑容。

“金女大”和留美生涯

1915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开学，第一届学生只有9个，吴贻芳便是其中之一，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同年她在上海基督教浸信会怀恩堂受洗归入基督。初入“金女大”时，她终日埋首书籍之中，不苟言笑，很少与人交流。但她却以优秀的学业、善良的爱心和磁石般的亲和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心，被推选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对清心寡欲的吴贻芳而言，责任是逼迫她成长的最好催化剂。当上会长后，吴贻芳积极、主动地与老师和同学沟通协调，组织各类活动，表现出她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1919年行将毕业之际，“五四”运动爆发，吴贻芳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去，一时轰动了南京学界。

1919年，吴贻芳以优异成绩从金女大毕业，成为中国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女大学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讲演，由吴贻芳担任翻译。她一口流利的英语给这位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她推荐，吴贻芳于1922年5月获得巴勃尔奖学金,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留学，攻读生物专业。求学期间,她被推举为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会长、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1925年,又被推举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1928年，吴贻芳获得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

执掌“金女大”岁月

在吴贻芳93年的人生历程中，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无疑是她最为辉煌的一页。

1928年，远在美国的吴贻芳接到来自母校的聘书，邀请她归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选择吴贻芳担任金女大校长，当时的大背景是北伐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美国教会所办的金女大也在其内。那一年吴贻芳刚满35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校长，也是中华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此后一直到1951年，她作为校长执掌金女大校务23年，成为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其间她埋头于教育，致力于兴办教育以振兴中国，以其博学多闻的才能，充沛的活力，庄重严谨和言传身教的作风，主持金陵女子大学的校政。

金陵女子大学原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差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教育色彩。经过二、三十年代多次的反宗教运动的冲击，再加上收回教育权运动后，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对教会学校登记的规定和限制，使原来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有了新的变化。在金女大重新注册中，吴贻芳因势利导，对原来的办学宗旨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其就职仪式的演讲中，吴贻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办学，就是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中国的各种工作。其后，她成功地将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和嫁接，爱国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其办学的主要目标。吴贻芳为金女大规定的办学宗旨，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互助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了实现这个办学宗旨，吴贻芳倾注了大量心血，她以校为家，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教育。

金女大是一所教会学校，吴贻芳担任校长后,却在有形无形间，慢慢地冲淡了基督教色彩。学校不再强制要求学生做礼拜，还把圣经课由必修变成选修。一段时间后，吴贻芳取消了宗教系，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基督教家庭或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合格，不论出身，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录取。吴贻芳一向主张，绝对不让孩子因为贫困而辍学。家境贫寒的学生一进校，就会安排到图书馆值勤，到实验室打扫，进行勤工俭学。她们不但可以读书，还享受一些特殊的照顾。对那些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前来求学的女孩子而言，金女大是她们的另一个家；校长吴贻芳，就是她们的另一个母亲。平时，吴贻芳慈母般地关爱学生，对那些家境贫寒，身体有病或体弱的学生，吴贻芳用自己的薪金贴补她们，在伙食上为她们加菜进补身体。正如其学生所说：“吴校长坚定而慈祥的眼神，总给人以信心。”

为了使学生毕业后对社会有较强的适应性，吴贻芳主张一方面基础知识要扎实，另一方面也要扩展知识面；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她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推行学分制、积点制，取得了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金女大实行主辅修制度，做到文理相通。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这样，就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凡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很快便能够适应工作岗位并做出成绩。

吴贻芳的理想是要建立一所面向世界的大学，以让中国女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作为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她对金女大有着很深的感情，了解也是透彻的。前校长德本康夫人说：“这些年来，她一直和金女大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无论就人格来讲，还是就职业训练来讲，她都非常适合做领导工作，虽然她自己觉得更适合从事教学”。同时，她曾经有过两次任教的经历，其中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三年的英语老师，并担任过英语部的主任。作为一位留美博士，在回国前，她对美国的教育曾经进行过深入的考察。这些都为她日后展示才能，使金女大成为一所知名大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吴贻芳在接手金女大时，学校已经开办了15年。学校运用美国女子大学的成功经验，强调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使它有着良好的声誉，这些与前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她的团队多年的耕耘是分不开的。吴贻芳也形成了她自己的一个优秀的团队，这是她的强大人格魅力的成功体现。这支团队，绝大部分是女性，中国和外国的都有。正是她们，以专业、服务和献身精神，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备尝艰辛，共同谱写了中国女子教育的“金女大精神”。

金女大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是美国霍利奥克学院文学博士，早年随丈夫来中国学习中文并在教会工作。后来因丈夫生病她回到美国；在丈夫病逝后，又重新来到中国。德本康夫人从1913年开始担任第一任金女大校长；1928 年辞职后她继续留在学校，主要精力用在完成校舍建筑，不再插手校务。她在金女大服务30年，后来和蔡路德共同出版了《金陵女子大学》一书，里面对吴贻芳有很高的评价。创办化学系的蔡路德教授，到金女大任教时只有23岁，服务时间长达34年。历史系主任师以法教授来自英国，她在金女大任教28年，分文未取，还自费在校园建造了宿舍。还有来自加拿大的英语系主任克馥兰等等。美国教育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其中文名字叫华群。她1911年不顾亲友的劝阻来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在金女大，她不仅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教务主任，更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国际友人。她在日军侵占南京时主动留守校园，保护了数万妇孺，自己却因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幸于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家中自杀身亡。她在遗言中说：“我如果有两条生命，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中国教授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群。陈中凡是教育部特聘教授，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思想开明。训导主任张芗兰，在美国获得哲学、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她不仅是吴贻芳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刘恩兰从金女大毕业后，到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又回到金女大创办了地理系；后来又到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抗日烽火中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回到母校任教，1978年她被任命为国家海洋局顾问。被称为台湾“科教之父”的李国鼎，30年代也曾在金女大任教，直至晚年回忆起金女大时，他依然怀有很深的感情。

吴贻芳的同代人、被称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吴贻芳正是这样的大师。《金陵女子大学》里面提到的和更多没有提到的老师们，他们用爱心点亮希望之光，铺就成才之路，抵御疾风骤雨，传扬科学文明，他们都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师。著名学者章开沅曾说：“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0年更名）与吴贻芳等等。”章先生所提及的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学，吴贻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长。

吴贻芳具有世界眼光，她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以及方法上，都有与世界接轨的改革意识。包括学生的严进严出，也包括教育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建立实验中学，试行学分制，学生要写毕业论文等等，都显示了她的识见和眼光。为了学生有完备的知识和本领，吴贻芳十分注意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她列为首位的是，知识面广，也就是所谓的通才教育，文理渗透，主、辅修并行；重视基础知识，重视外语教学，重视社会实践。有学者将其教育目标概括为“学重中西，文理兼修，四育并举”。那时，能到金陵女大读书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中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的女儿都曾慕名到金女大就读。

吴贻芳为金女大规定的校训是“厚生”，意为“丰盛的生命”，来自新约圣经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她诠释说：“‘厚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

在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要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要求学生要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服务精神。这和体现了基督教精神的校训——“厚生”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还只是小众化的“贵族式教育”的情况下，是显示其特殊存在作用的价值选择。基督教的博雅教育，以及它注重科学、重视民主等等，都在她的教育实践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保存。

吴贻芳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其人格教育最为核心的就是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知识、有本领，这是服务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要有德智体美的并举，即培养完整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对社会有用、心智健全的人。在金女大，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爱，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自己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健美的形象，以至直到今天，三十年代金女大学生的舞蹈、体操和游戏的留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所以，金女大的校园文化和她的社会实践都是她的一个特色。尤其在国难当头之时，她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参加宣传、募捐、救护等救亡活动。金女大的学生们，不管她们年轻年老，不管生活在异国他乡还是祖国故土，不管经历过多少困苦磨难，她们始终保持着让人羡慕和敬仰的教养和优雅。她们是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一群代表，她们身上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度，始终是金女大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作为校长，吴贻芳是最好的仪态典范。她穿着旗袍，梳着发髻，戴着眼镜，夹着皮包，身材苗条挺拔，仪态雍容秀美，行姿优美脚步轻移，风度非凡有如天使。她从外表到内心，她的一言一行，都像天使一样圣洁无瑕。据学生们回忆，“她的风度非常好，走路笔挺，那么的年轻、文雅。她就像一个标杆，我们都不由得模仿。”学生们在她的潜移默化下，都很注重追求美好的仪态及高尚的心灵。在她言传身教下，金女大出来的学生，举止优雅，心境超然。她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文革”中被折磨、被凌辱、被践踏，依然铁骨铮铮，处之泰然。

吴贻芳向来以情感人，以德化人。她认为人格教育对培养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能奉献自己、服务社会的人必先具备健全的人格，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慎之于微”。在金女大，学校规定，所有考试均不设监考老师，把考卷发给学生，老师就可离去。几十年下来，全校竟没有一个人作弊。

吴贻芳于1952年离任时，年59岁，计执掌校务23年，这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很是难得，在女子大学校长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尤其让人敬佩的是她把这样一所规模不大，而且师资、设备等方面都不能和其它公办或教会办的名牌大学相抗衡的女子大学，办成了一所声誉卓著的学校，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

金女大前后办学近40年，先后有1000多名学生毕业。这个数字在那个时代，又是女子高等教育，是非常的不容易。更何况金女大的影响，以及学生的成才率，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更是不同凡响。金女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希望学得有用的知识，毕业后能为当时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服务。金女大学生中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人，其中有将军，有院士，有教育家、音乐家等等，他们不但在祖国内地，而且在台港澳和海外为母校、为祖国赢得了声誉，这是金女大的骄傲。

在吴贻芳执掌校务的23年中，金女大誉满中外。金女大的学士学位得到了英、美等国各著名大学的认可。金女大的学生到国外那些著名大学深造，只要持有吴贻芳签发的金女大毕业证书，就可以免试入学。金女大先后向国内外输送了999名毕业生，被称誉为吴校长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她们都是各方面的优秀人材，其中许多人成为祖国建设的新一代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文化、科技、经济及外交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贻芳有着坚韧不屈的性格，她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可贵的是她从苦难中走了出来，站了起来。在她执掌金女大以后，又经历了包括家庭变故，以及战争在内的种种危机。1933年，也就是在她担任金女大校长4年后，她家庭成员中剩下的唯一的、与她相依为命的妹妹竟然离奇地失踪了，吴贻芳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却一直杳无音信。此后她很长时间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这刻骨铭心的伤痛是永远无法抚平的，她无法忘却，也无法逃避。但是在她所经历的一切人生磨难中，她没有慌乱，没有气馁，也没有退却，以她特有的坚韧与忍耐，靠着对基督的信仰，从容面对，并胜过了一切的环境。诚然，人们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她的忧郁，从我们能够见到的照片中，她笑的照片似乎比较少，她的眼神中总是透着不经意的忧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含蓄内敛的性格，屡遭不幸的家庭留给她的苦痛等因素。但另一方面，这与她所面对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面临的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难解之题、不解之谜都是相关的。当然，除了时代，除了身世，还有人性，这位以“厚生”为己任，充满大爱之心的人，见识了太多人性的泯灭、人性的沉沦、人性的无良，这些无不影响着她的性格和心情。

吴贻芳一生未婚，持守着独身生活。在她自己的回忆材料中，以及对她众多的亲友和学生的口中，都没有找到她的爱情经历。其实在那个时代，独身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中，并非鲜见。在金女大的女老师和学生中间，独身者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有据可稽的。而对吴贻芳，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亲人的接连离去，让她心中留下缕缕伤痕；回国担任校长，已经是35岁，以后更是高处不胜寒。或许她的侄女陈励先说的有些道理：她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虽然吴贻芳自己没有爱情，但她鼓励学生恋爱。她在金女大100号曾经安排过给学生约会的地方，她也曾多次给学生当证婚人。而且，她对于人们对她独身的好奇，也会非常坦然。虽然没有婚姻，吴贻芳依然有幸福；没有家庭，她并不缺少爱；她没有子嗣，却成为万千学子的母亲。直到她的晚年，她依然被浓浓的爱意包围，最多的是来自于她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的她，不管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学生们的细心温馨的呵护。她们永远以校长为荣，永远牵挂着自己敬爱的校长。1979年，十年浩劫之后的首次校友聚会，皆已皓首苍颜的学生们，紧握着吴贻芳的手，像孩子一样哭唤着：“老校长！老校长！”

著名社会活动家

吴贻芳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当她出任金女大校长时，便同时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学校的发展，需要与政府及社会各界保持广泛的联系，而宋美龄参加她的就职典礼就是一个证明。从最初的平息金女大重新注册登记的风波，到顶住两次并校，完成学校西迁，抗战胜利后学校的迅速恢复等等，无不显示她过人的领导才能。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德认为,吴贻芳“积极参与国内、国外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女大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女大在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同时，政治舞台上也需要她这样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使她没有可能离开政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也为了民族大义。

抗战时期，吴贻芳除了教学，还亲自参加领导、支持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参与过“五四运动”的吴贻芳，既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安徽发生水灾，吴贻芳在金女大食堂演讲，呼吁学生帮助难民。

在华群（魏特琳）女士留下的南京沦陷时期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吴贻芳抗战时期的各种活动，包括许多次和宋美龄的会面、通信和餐聚，主题就是学校的保护、留守、搬迁等战时工作。在南京沦陷之前，作为应对和过渡，吴贻芳把学生先分散到上海、武汉和长沙等地继续学习，并依然给她们以鼓励和引导。1937年10月29日，她和华群一起给长沙和武汉的师生发了电报：“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当日军入侵南京时，吴贻芳为保护金女大师生，及时让他们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她和36个教职工。当日军烧杀掳掠，大肆屠城时，吴贻芳动员全部职工，收容了大量妇女儿童。

即便金女大在万里流亡，颠沛流离当中，吴贻芳仍然坚持办学，也在艰苦异常的环境中，为妇女儿童做了很多有益之事。1938年1月，金女大迁到成都郊区，最后在华西坝安顿下来，先是借华西大学的校舍，后来又兴建了简易的宿舍和实验室，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返校。在动荡不安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吴贻芳经常鼓励师生不要害怕困难，信念不渝，信心不倒，国家民族就会永生。她和教师们构思出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计划，一边认真办学，一边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1938年3月，由包括邓颖超、何香凝在内的各方面知名人士183人，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火灾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担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协助做了大量工作。她组织学生成立社会服务团，到学校附近的贫民区办培幼小学，教妇女识字、刺绣，提高母鸡产蛋率。并且成立乡村服务处，步行一百多里，举办青年妇女儿童培训班。吴贻芳还组织成立了“战争服务团”，亲自带领学生，为伤病员抬担架、包扎伤口，抢救被敌机炸伤的居民。1944年，全校有40多名学生报名参军。

在整个抗战时期，吴贻芳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皆大放异彩。1938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吴贻芳被遴选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会议选出蒋介石等5人组成主席团，吴贻芳是当时5位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董必武如此评价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此后，吴贻芳连续当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5人主席团的成员。她的组织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

1943年3月，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也为了配合宋美龄的访美活动，遴选了六位著名教授组团赴美，以民间身份宣传中国的抗战，吴贻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教授。所到之处，他们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争取美国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也使美国各阶层人士看到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与吴贻芳的交流中，深深被这位中国女性所折服，盛赞她为“智慧女神”。

作为中国基督教界、教育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吴贻芳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1945年4月，吴贻芳作为我国无党派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人前往美国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25日,大会隆重开幕，吴贻芳发表了即席讲话。会上，吴贻芳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女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女性。会议期间，旧金山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在其八十八届毕业典礼上，授予吴贻芳哲学博士学位。

凡是见到吴贻芳的人，不论是国共两党的“政界要人”，还是外国的元首和平民；不论是军界将帅、学界泰斗，还是一般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夫妇、董必武，也包括蒋介石、宋氏姐妹、李宗仁等，都对她肃然起敬。

吴贻芳是宋美龄的密友。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1928年，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她与宋美龄第一次正式见面，两人由此结缘。1934年，金陵女大为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吴贻芳亲自邀请宋美龄参加，而宋美龄更是邀请蒋介石一同出席。

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吴贻芳还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举行的妇女领袖会议，讨论抗战时的妇女工作。

1946年，吴贻芳从美国回来后，途经重庆时，宋美龄提议她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却被她婉言谢绝了。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亦曾力荐吴贻芳做教育部长，也被她谢绝了。

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兵临南京前后，宋美龄曾亲自、并多次派人联络吴贻芳，安排飞机接送吴贻芳离开大陆去台湾，却都被吴贻芳拒绝了。她说：“我离不开金女大，离不开金女大的学生，实在不能走。”虽然金女大和金女大学生是吴贻芳不肯离开的理由。同时，她心里也牵挂着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古迹文物。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后，留在南京的吴贻芳与当时德高望重的社会各界贤达，联合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收集散兵和枪支,维持社会秩序，等候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以后

1949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时代，中国的知识界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吴贻芳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曾有过迷惘失落和痛苦，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要经历的一次痛苦蜕变，但她最后选择留了下来。1949年9月，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领袖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10月1日，她参加了国庆大典观礼，亲身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共建政后，1951年，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组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吴贻芳先后担任副院长、名誉院长、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且受任为江苏省教育厅长。新政权给了她很大的荣誉和政治地位，1954年9月，她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1955年3月，吴贻芳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连续几届当选为该会副主席和江苏省主任委员。1956年8月，她又在江苏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体育。此外，她还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第三届名誉主席等职务。

在十年“文革”期间（1966-1976），70多岁的吴贻芳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冲击。据吴贻芳回忆，她有段时间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但后来想通了，认为活着就有希望。她说：“我个人遭受些痛苦没有什么，我所担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文革”结束时，饱经磨难的吴贻芳已年过八旬。

晚年岁月的辉煌

文革过后，冬去春来。1979年2月，86岁高龄的吴贻芳收到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来函，通知她荣膺“智慧女神奖”，并邀请她去美国领奖。“智慧女神奖”是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奖项——授予那些终生致力于某种专业有杰出成就、对社会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为母校取得了荣誉的女毕业生。同年4月，吴贻芳在学生黄续汉的陪同下，远涉重洋，来到阔别30多年的美国母校。4月27日中午，吴贻芳参加了密执安大学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她从密执安大学校长史密斯手中接过象征智慧与和平的银质奖章。史密斯在致词中赞扬吴贻芳“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进步的女政治家”。吴贻芳用流畅的英语作了答词。她说：“这不仅是美国人民给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给予我的祖国、我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妇女的荣誉。”会后，吴贻芳在美国逗留了两个月，走访了八个城市，还参加了在美金女大校友的双周年会，见到了许多她旧日的学生，拜望了许多老朋友。回到北京后，她受到了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和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接见。

1981年，88岁高龄的吴贻芳再度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继续为她一生所系的教育事业尽心操劳。她曾走遍江苏城乡，到过多所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和职业学校，进行视察和调研。江苏省的教育事业长期走在全国前列，是与吴贻芳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同时，吴贻芳还担任着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2年3月，吴贻芳因病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她提笔整理了《金陵女大四十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吴贻芳多次请求下，江苏省人大于1983年批准她辞去了副省长的职务。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再次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在首都医院她被检查出痰中有绿脓杆菌，需要住院治疗。回南京后，江苏省委、省政府安排她住进南京鼓楼医院。1984年1月26日，吴贻芳91岁诞辰，省委领导人前往医院祝贺，并送上省委的致敬信。信中赞誉她：“以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和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85年10月，在她病重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多次致电慰问她；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领导人分别前往医院看望。同年邓小平为《吴贻芳纪念集》题写书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长篇通讯，介绍她献身教育之成就，以及为国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虽然吴贻芳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名望，但她的生活却一直简单朴素。金女大老校友梅若兰在“怀念吴贻芳”一文中述及在金女大时期，“吴校长几十年一直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平日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吃喝。她不要小轿车，只肯买一辆黄包车，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接济亲友，外出演讲得到的酬金和礼物，也一一转赠师生，并不让受赠者知道。”据学生王韵芳回忆，吴校长在五十年代以后，一直和老保姆晋桂芳居住在南京傅厚岗政府分给她的房子里。晚年，学生们自发组成护理组，排班来照顾老校长。

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时30分，吴贻芳在南京去世，走完了她92年的智慧与传奇人生。按照吴贻芳生前的遗愿，她的骨灰撒入了长江。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吴贻芳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于中国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事业上，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教育理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她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德；她为人民的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精神，她的无私而圣洁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的心中。吴贻芳逝世后，多种版本的吴贻芳传记也相继问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发行。文艺界亦根据她的事迹先后创作了电影《吴贻芳》和电视连续剧《吴贻芳》。

吴贻芳故去两年后，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内恢复成立了金陵女子学院，吴贻芳的遗愿得以实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金陵女子大学原址（现今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已被改建为“贻芳园”，园内立有吴贻芳的铜像。1993年1月14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与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共同为吴贻芳雕像揭幕。这是一座半身汉白玉雕像，花岗石底座上，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吴贻芳”三个大字。贻芳园内“吴贻芳纪念馆”，陈列、展出了吴贻芳的生平业绩，通过100多件遗物和不同时期的图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吴贻芳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积极参与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尚风范。1993年是吴贻芳的百年诞辰，江苏省隆重地举行了吴贻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她逝世10周年时,还出版了《吴贻芳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