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芳

早年家庭背景

吳貽芳於1893年1月26日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官紳家庭，而其祖籍卻是江蘇泰興。父親吳守訓是候補知縣，母親名叫朱詩閣。吳貽芳出生時，上面已有一個哥哥，名吳貽榘；一個姐姐，名吳貽芬。當時正值寒冬季節，臘梅綻放，香遠益清，其父觸景生情，遂為次女取名“貽芳”，別號“冬生”。舊時官宦人家的女子纏足，待字閨中，以期日後嫁與如意郎君，相夫教子。但晚清之中國在西方思想大潮的衝擊下，很多年輕人浸染新風。吳貽芳和姐姐貽芬雖曾裹過小腳，卻有敢破敢立之膽魄。她們對女紅針脂等事不感興趣，反倒鍾情於新式學堂。父母親拗她們不過，只得將姐妹二人送入杭州弘道女子學堂讀書。正當吳貽芳渴求知識與自由，對未來滿懷憧憬之時，家庭變故與不幸卻接踵而來，給荳蔻年華的吳貽芳帶來無情的打擊。1909年，父親吳守訓由於受上司誣陷怒而投江自殺；1912年，家中唯一的男性、時在清華學堂讀書的哥哥吳貽榘因對前途絕望而投吳淞江而死。母親朱詩閣在雙重打擊下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姐姐吳貽芬悲慟欲絕，在為母親守靈的夜晚也懸樑自盡，追隨媽媽而去。面對四位至親的相繼離世，年輕的吳貽芳精神幾近崩潰：“人生的不幸幾乎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真是哀不欲生，也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這人生的種種不幸全部集中到吳貽芳一個孤女子的身上，她痛不欲生，曾絕望到也想告別這痛苦的人世。就在此時，二姨將吳貽芳和其祖母接到杭州自己家中。二姨父陳叔通是個實業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勸慰吳貽芳說：“自殺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你上有老祖母，下有小妹，你對她們負有責任啊！”陳叔通的勸慰之言，讓她看到了自己對家人，以及對社會的責任。這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熟起來，但這些傷痛伴隨了她的一生，此後她幾乎沒有展露過盡興開懷的笑容。

“金女大”和留美生涯

1915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開學，第一屆學生只有9個，吳貽芳便是其中之一，成為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同年她在上海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受洗歸入基督。初入“金女大”時，她終日埋首書籍之中，不苟言笑，很少與人交流。但她卻以優秀的學業、善良的愛心和磁石般的親和力,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心，被推選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對清心寡欲的吳貽芳而言，責任是逼迫她成長的最好催化劑。當上會長後，吳貽芳積極、主動地與老師和同學溝通協調，組織各類活動，表現出她出色的組織和領導才能。1919年行將畢業之際，“五四”運動爆發，吳貽芳為愛國熱情所激勵，帶領同學們走上街頭，投入到這一偉大的時代變革中去，一時轟動了南京學界。

1919年，吳貽芳以優異成績從金女大畢業，成為中國獲得學士學位的第一批女大學生。畢業後任教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冬，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校長到北京女高師講演，由吳貽芳擔任翻譯。她一口流利的英語給這位校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經她推薦，吳貽芳於1922年5月獲得巴勃爾獎學金,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院留學，攻讀生物專業。求學期間,她被推舉為北美基督教學生會會長、密執安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1925年,又被推舉為留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1928年，吳貽芳獲得密執安大學生物學博士、哲學博士學位。

執掌“金女大”歲月

在吳貽芳93年的人生歷程中，執掌金陵女子大學無疑是她最為輝煌的一頁。

1928年，遠在美國的吳貽芳接到來自母校的聘書，邀請她歸國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選擇吳貽芳擔任金女大校長，當時的大背景是北伐以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作為美國教會所辦的金女大也在其內。那一年吴贻芳剛滿35歲，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校長，也是中華民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學女校長。此后一直到1951年，她作為校長執掌金女大校務23年，成為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大學校長。其間她埋頭於教育，致力於興辦教育以振興中國，以其博學多聞的才能，充沛的活力，莊重嚴謹和言傳身教的作風，主持金陵女子大學的校政。

金陵女子大學原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差會創辦的教會大學，帶有濃厚的基督教教育色彩。經過二、三十年代多次的反宗教運動的衝擊，再加上收回教育權運動後，中國教育行政部門對教會學校登記的規定和限制，使原來教會學校的辦學宗旨有了新的變化。在金女大重新註冊中，吳貽芳因勢利導，對原來的辦學宗旨進行了新的闡釋。在其就職儀式的演講中，吳貽芳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現在辦學，就是要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就是培養人才，從事中國的各種工作。其後，她成功地將基督教教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交融和嫁接，愛國和為國家培養人才成為其辦學的主要目標。吳貽芳為金女大規定的辦學宗旨，就是把學生培養成“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圖個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專業基礎知識，對工作認真負責，對同學互助合作，對社會有至誠服務的態度，對國家從愛國主義出發，在各自崗位上，盡到自己應盡的義務。”為了實現這個辦學宗旨，吳貽芳傾注了大量心血，她以校為家，勤勤懇懇，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教育。

金女大是一所教會學校，吳貽芳擔任校長後,卻在有形無形間，慢慢地沖淡了基督教色彩。學校不再強制要求學生做禮拜，還把聖經課由必修變成選修。一段時間後，吳貽芳取消了宗教系，學生由最初必須來自基督教家庭或畢業於教會中學，改為通過入學考試向社會招生，只要考試合格，不論出身，不分貧富，一視同仁錄取。吳貽芳一向主張，絕對不讓孩子因為貧困而輟學。家境貧寒的學生一進校，就會安排到圖書館值勤，到實驗室打掃，進行勤工儉學。她們不但可以讀書，還享受一些特殊的照顧。對那些千里迢迢，離鄉背井前來求學的女孩子而言，金女大是她們的另一個家；校長吳貽芳，就是她們的另一個母親。平時，吳貽芳慈母般地關愛學生，對那些家境貧寒，身體有病或體弱的學生，吳貽芳用自己的薪金貼補她們，在伙食上為她們加菜進補身體。正如其學生所說：“吳校長堅定而慈祥的眼神，總給人以信心。”

為了使學生畢業後對社會有較強的適應性，吳貽芳主張一方面基礎知識要紮實，另一方面也要擴展知識面；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廣度。她最早在中國的大學裡推行學分制、積點制，取得了教育界公認的好效果。金女大實行主輔修制度，做到文理相通。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識，理科生也要選修一定學分的文科課程。這樣，就打破了當時社會對婦女就業的種種限制。凡金陵女大畢業的學生，很快便能夠適應工作崗位並做出成績。

吳貽芳的理想是要建立一所面向世界的大學，以讓中國女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作為金女大第一屆畢業生，她對金女大有著很深的感情，瞭解也是透徹的。前校長德本康夫人說：“這些年來，她一直和金女大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繫。無論就人格來講，還是就職業訓練來講，她都非常適合做領導工作，雖然她自己覺得更適合從事教學”。同時，她曾經有過兩次任教的經歷，其中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了三年的英語老師，並擔任過英語部的主任。作為一位留美博士，在回國前，她對美國的教育曾經進行過深入的考察。這些都為她日後展示才能，使金女大成為一所知名大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吳貽芳在接手金女大時，學校已經開辦了15年。學校運用美國女子大學的成功經驗，強調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使它有著良好的聲譽，這些與前校長德本康夫人和她的團隊多年的耕耘是分不開的。吳貽芳也形成了她自己的一個優秀的團隊，這是她的強大人格魅力的成功體現。這支團隊，絕大部分是女性，中國和外國的都有。正是她們，以專業、服務和獻身精神，為中國女子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備嘗艱辛，共同譜寫了中國女子教育的“金女大精神”。

金女大首任校長德本康夫人是美國霍利奧克學院文學博士，早年隨丈夫來中國學習中文並在教會工作。後來因丈夫生病她回到美國；在丈夫病逝後，又重新來到中國。德本康夫人從1913年開始擔任第一任金女大校長；1928 年辭職後她繼續留在學校，主要精力用在完成校舍建築，不再插手校務。她在金女大服務30年，後來和蔡路德共同出版了《金陵女子大學》一書，裡面對吳貽芳有很高的評價。創辦化學系的蔡路德教授，到金女大任教時只有23歲，服務時間長達34年。歷史系主任師以法教授來自英國，她在金女大任教28年，分文未取，還自費在校園建造了宿舍。還有來自加拿大的英語系主任克馥蘭等等。美國教育傳教士魏特琳女士，其中文名字叫華群。她1911年不顧親友的勸阻來中國從事教育事業。在金女大，她不僅是一個非常負責的教務主任，更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國際友人。她在日軍侵佔南京時主動留守校園，保護了數萬婦孺，自己卻因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幸於1941年5月14日在美國家中自殺身亡。她在遺言中說：“我如果有兩條生命，仍願為中國人服務。”

中國教授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同樣是非常出色的一群。陳中凡是教育部特聘教授，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思想開明。訓導主任張薌蘭，在美國獲得哲學、心理學兩個博士學位。她不僅是吳貽芳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而且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劉恩蘭從金女大畢業後，到美國獲得了碩士學位，又回到金女大創辦了地理系；後來又到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抗日烽火中克服重重困難，再次回到母校任教，1978年她被任命為國家海洋局顧問。被稱為臺灣“科教之父”的李國鼎，30年代也曾在金女大任教，直至晚年回憶起金女大時，他依然懷有很深的感情。

吳貽芳的同代人、被稱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有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吳貽芳正是這樣的大師。《金陵女子大學》裡面提到的和更多沒有提到的老師們，他們用愛心點亮希望之光，鋪就成才之路，抵禦疾風驟雨，傳揚科學文明，他們都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大師。著名學者章開沅曾說：“在人們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與一位或幾位校長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如北京大學與蔡元培、清華大學與梅貽琦、南開大學與張伯苓、浙江大學與竺可楨、金陵大學與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30年更名）與吳貽芳等等。”章先生所提及的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學，吳貽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長。

吳貽芳具有世界眼光，她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以及方法上，都有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意識。包括學生的嚴進嚴出，也包括教育學作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建立實驗中學，試行學分制，學生要寫畢業論文等等，都顯示了她的識見和眼光。為了學生有完備的知識和本領，吳貽芳十分注意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她列為首位的是，知識面廣，也就是所謂的通才教育，文理滲透，主、輔修並行；重視基礎知識，重視外語教學，重視社會實踐。有學者將其教育目標概括為“學重中西，文理兼修，四育並舉”。那時，能到金陵女大讀書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其中不乏名門之後。章太炎、黃炎培、張治中的女兒都曾慕名到金女大就讀。

吳貽芳為金女大規定的校訓是“厚生”，意為“豐盛的生命”，來自新約聖經主耶穌所說的一句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她詮釋說：“‘厚生’是我們人生的目的。我們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造福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富。”

在吳貽芳的教育思想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要為國家民族和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要求學生要有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服務精神。這和體現了基督教精神的校訓——“厚生”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還只是小眾化的“貴族式教育”的情況下，是顯示其特殊存在作用的價值選擇。基督教的博雅教育，以及它注重科學、重視民主等等，都在她的教育實踐中得到完整的體現和保存。

吳貽芳重視學生的人格教育，其人格教育最為核心的就是要求學生不僅要有知識、有本領，這是服務社會的必要條件；同時需要有德智體美的並舉，即培養完整全面發展的人才，成為對社會有用、心智健全的人。在金女大，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愛，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有自己健全的人格，健康的體魄，健美的形象，以至直到今天，三十年代金女大學生的舞蹈、體操和遊戲的留影，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道美麗風景線。所以，金女大的校園文化和她的社會實踐都是她的一個特色。尤其在國難當頭之時，她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參加宣傳、募捐、救護等救亡活動。金女大的學生們，不管她們年輕年老，不管生活在異國他鄉還是祖國故土，不管經歷過多少困苦磨難，她們始終保持著讓人羡慕和敬仰的教養和優雅。她們是中國知識婦女傳統和現代完美結合的一群代表，她們身上高貴的氣質和高雅的風度，始終是金女大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作為校長，吳貽芳是最好的儀態典範。她穿著旗袍，梳著髮髻，戴著眼鏡，夾著皮包，身材苗條挺拔，儀態雍容秀美，行姿優美腳步輕移，風度非凡有如天使。她從外表到內心，她的一言一行，都像天使一樣聖潔無瑕。據學生們回憶，“她的風度非常好，走路筆挺，那麼的年輕、文雅。她就像一個標杆，我們都不由得模仿。”學生們在她的潛移默化下，都很注重追求美好的儀態及高尚的心靈。在她言傳身教下，金女大出來的學生，舉止優雅，心境超然。她們中的一些人，即使在“文革”中被折磨、被淩辱、被踐踏，依然鐵骨錚錚，處之泰然。

吳貽芳向來以情感人，以德化人。她認為人格教育對培養學生來說是最重要的，因為一個能奉獻自己、服務社會的人必先具備健全的人格，而要做到這點，必須“慎之於微”。在金女大，學校規定，所有考試均不設監考老師，把考卷發給學生，老師就可離去。幾十年下來，全校竟沒有一個人作弊。

吳貽芳於1952年離任時，年59歲，計執掌校務23年，這在中國的大學校長中很是難得，在女子大學校長中更是絕無僅有的。尤其讓人敬佩的是她把這樣一所規模不大，而且師資、設備等方面都不能和其它公辦或教會辦的名牌大學相抗衡的女子大學，辦成了一所聲譽卓著的學校，培養出一批批優秀人才，其影響至今綿延不絕。

金女大前後辦學近40年，先後有1000多名學生畢業。這個數字在那個時代，又是女子高等教育，是非常的不容易。更何況金女大的影響，以及學生的成才率，為社會所作的貢獻，更是不同凡響。金女大學生中有許多人對國家、對社會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希望學得有用的知識，畢業後能為當時苦難中的國家和人民服務。金女大學生中有許多成就卓著的人，其中有將軍，有院士，有教育家、音樂家等等，他們不但在祖國內地，而且在台港澳和海外為母校、為祖國贏得了聲譽，這是金女大的驕傲。

在吳貽芳執掌校務的23年中，金女大譽滿中外。金女大的學士學位得到了英、美等國各著名大學的認可。金女大的學生到國外那些著名大學深造，只要持有吳貽芳簽發的金女大畢業證書，就可以免試入學。金女大先後向國內外輸送了999名畢業生，被稱譽為吳校長送給社會的999朵玫瑰。她們都是各方面的優秀人材，其中許多人成為祖國建設的新一代高級知識分子，在教育、文化、科技、經濟及外交等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吳貽芳有著堅韌不屈的性格，她經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苦難，可貴的是她從苦難中走了出來，站了起來。在她執掌金女大以後，又經歷了包括家庭變故，以及戰爭在內的種種危機。1933年，也就是在她擔任金女大校長4年後，她家庭成員中剩下的唯一的、與她相依為命的妹妹竟然離奇地失蹤了，吳貽芳想盡一切辦法尋找，卻一直杳無音信。此後她很長時間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這刻骨銘心的傷痛是永遠無法撫平的，她無法忘卻，也無法逃避。但是在她所經歷的一切人生磨難中，她沒有慌亂，沒有氣餒，也沒有退卻，以她特有的堅韌與忍耐，靠著對基督的信仰，從容面對，並勝過了一切的環境。誠然，人們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她的憂鬱，從我們能夠見到的照片中，她笑的照片似乎比較少，她的眼神中總是透著不經意的憂鬱。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她含蓄內斂的性格，屢遭不幸的家庭留給她的苦痛等因素。但另一方面，這與她所面對的社會的動盪不安，時代的風雲變幻，以及面臨的一個個接踵而至的難解之題、不解之謎都是相關的。當然，除了時代，除了身世，還有人性，這位以“厚生”為己任，充滿大愛之心的人，見識了太多人性的泯滅、人性的沉淪、人性的無良，這些無不影響著她的性格和心情。

吳貽芳一生未婚，持守著獨身生活。在她自己的回憶材料中，以及對她眾多的親友和學生的口中，都沒有找到她的愛情經歷。其實在那個時代，獨身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中，並非鮮見。在金女大的女老師和學生中間，獨身者不在少數，甚至成為一種風尚，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是有據可稽的。而對吳貽芳，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親人的接連離去，讓她心中留下縷縷傷痕；回國擔任校長，已經是35歲，以後更是高處不勝寒。或許她的侄女陳勵先說的有些道理：她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雖然吳貽芳自己沒有愛情，但她鼓勵學生戀愛。她在金女大100號曾經安排過給學生約會的地方，她也曾多次給學生當證婚人。而且，她對於人們對她獨身的好奇，也會非常坦然。雖然沒有婚姻，吳貽芳依然有幸福；沒有家庭，她並不缺少愛；她沒有子嗣，卻成為萬千學子的母親。直到她的晚年，她依然被濃濃的愛意包圍，最多的是來自於她的學生。桃李滿天下的她，不管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學生們的細心溫馨的呵護。她們永遠以校長為榮，永遠牽掛著自己敬愛的校長。1979年，十年浩劫之後的首次校友聚會，皆已皓首蒼顏的學生們，緊握著吳貽芳的手，像孩子一樣哭喚著：“老校長！老校長！”

著名社會活動家

吳貽芳也是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是民國時期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當她出任金女大校長時，便同時也登上了政治舞臺。學校的發展，需要與政府及社會各界保持廣泛的聯繫，而宋美齡參加她的就職典禮就是一個證明。從最初的平息金女大重新註冊登記的風波，到頂住兩次併校，完成學校西遷，抗戰勝利後學校的迅速恢復等等，無不顯示她過人的領導才能。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德認為,吳貽芳“積極參與國內、國外其他各種組織的活動。凡是熟識吳博士的人都會意識到，金女大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她在最為困難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實的領導。金女大在全中國所獲得的高度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人們對金陵校長的尊重的感情”。同時，政治舞臺上也需要她這樣有聲望、有影響的人物，使她沒有可能離開政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學校，為了學生，也為了民族大義。

抗戰時期，吳貽芳除了教學，還親自參加領導、支持師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參與過“五四運動”的吳貽芳，既重視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也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榜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安徽發生水災，吳貽芳在金女大食堂演講，呼籲學生幫助難民。

在華群（魏特琳）女士留下的南京淪陷時期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吳貽芳抗戰時期的各種活動，包括許多次和宋美齡的會面、通信和餐聚，主題就是學校的保護、留守、搬遷等戰時工作。在南京淪陷之前，作為應對和過渡，吳貽芳把學生先分散到上海、武漢和長沙等地繼續學習，並依然給她們以鼓勵和引導。1937年10月29日，她和華群一起給長沙和武漢的師生發了電報：“我們民族的抗戰向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全體成員提出了挑戰，要求她們積極地追求豐富的生活，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當日軍入侵南京時，吳貽芳為保護金女大師生，及時讓他們撤離，偌大的校園裡只剩下她和36個教職工。當日軍燒殺擄掠，大肆屠城時，吳貽芳動員全部職工，收容了大量婦女兒童。

即便金女大在萬里流亡，顛沛流離當中，吳貽芳仍然堅持辦學，也在艱苦異常的環境中，為婦女兒童做了很多有益之事。1938年1月，金女大遷到成都郊區，最後在華西壩安頓下來，先是借華西大學的校舍，後來又興建了簡易的宿舍和實驗室，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復員返校。在動盪不安和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吳貽芳經常鼓勵師生不要害怕困難，信念不渝，信心不倒，國家民族就會永生。她和教師們構思出一套完整的教育改革計劃，一邊認真辦學，一邊參加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1938年3月，由包括鄧穎超、何香凝在內的各方面知名人士183人，發起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負責撫養遭受戰火災難、流落街頭的兒童，吳貽芳擔任保育會的常務理事，協助做了大量工作。她組織學生成立社會服務團，到學校附近的貧民區辦培幼小學，教婦女識字、刺繡，提高母雞產蛋率。並且成立鄉村服務處，步行一百多里，舉辦青年婦女兒童培訓班。吳貽芳還組織成立了“戰爭服務團”，親自帶領學生，為傷病員抬擔架、包紮傷口，搶救被敵機炸傷的居民。1944年，全校有40多名學生報名參軍。

在整個抗戰時期，吳貽芳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政治舞臺上皆大放異彩。1938年7月6日，國民黨政府在漢口召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吳貽芳被遴選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成立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1941年3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大會在重慶開幕，會議選出蔣介石等5人組成主席團，吳貽芳是當時5位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董必武如此評價說：“像這樣精幹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此後，吳貽芳連續當選為第三屆和第四屆國民參政會5人主席團的成員。她的組織才幹和社會活動能力，得到社會各界的公認。

1943年3月，為了讓美國人民瞭解中國的抗戰，也為了配合宋美齡的訪美活動，遴選了六位著名教授組團赴美，以民間身份宣傳中國的抗戰，吳貽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教授。所到之處，他們宣傳中國的抗日鬥爭，爭取美國朝野上下的廣泛支持，也使美國各階層人士看到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堅定決心。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與吳貽芳的交流中，深深被這位中國女性所折服，盛讚她為“智慧女神”。

作為中國基督教界、教育界、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吳貽芳在國際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1945年4月，吳貽芳作為我國無黨派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人前往美國參加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大會。25日,大會隆重開幕，吳貽芳發表了即席講話。會上，吳貽芳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唯一的女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莊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成為第一位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的女性。會議期間，舊金山米爾斯學院（Mills College）在其八十八屆畢業典禮上，授予吳貽芳哲學博士學位。

凡是見到吳貽芳的人，不論是國共兩黨的“政界要人”，還是外國的元首和平民；不論是軍界將帥、學界泰斗，還是一般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夫婦、董必武，也包括蔣介石、宋氏姐妹、李宗仁等，都對她肅然起敬。

吳貽芳是宋美齡的密友。據江蘇省檔案館館藏資料記載，1928年，吳貽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在就職典禮上她與宋美齡第一次正式見面，兩人由此結緣。1934年，金陵女大為畢業生舉行畢業典禮，吳貽芳親自邀請宋美齡參加，而宋美齡更是邀請蔣介石一同出席。

抗戰爆發後，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成立，宋美齡任主任委員，吳貽芳當選為執行委員。吳貽芳還參加了宋美齡在廬山舉行的婦女領袖會議，討論抗戰時的婦女工作。

1946年，吳貽芳從美國回來後，途經重慶時，宋美齡提議她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卻被她婉言謝絕了。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張治中亦曾力薦吳貽芳做教育部長，也被她謝絕了。

1949年上半年，解放軍兵臨南京前後，宋美齡曾親自、並多次派人聯絡吳貽芳，安排飛機接送吳貽芳離開大陸去台灣，卻都被吳貽芳拒絕了。她說：“我離不開金女大，離不開金女大的學生，實在不能走。”雖然金女大和金女大學生是吳貽芳不肯離開的理由。同時，她心裡也牽掛著人民生命財產，以及南京這座古老城市的古跡文物。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撤離南京後，留在南京的吳貽芳與當時德高望重的社會各界賢達，聯合組織了治安維持委員會，收集散兵和槍支,維持社會秩序，等候解放軍的到來。

1949年以後

1949年，中國進入了一個天翻地覆的新時代，中國的知識界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吳貽芳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也曾有過迷惘失落和痛苦，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必然要經歷的一次痛苦蛻變，但她最後選擇留了下來。1949年9月，她作為無黨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中共領袖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10月1日，她參加了國慶大典觀禮，親身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共建政後，1951年，金女大與金陵大學合併，組成了南京師範學院，吳貽芳先後擔任副院長、名譽院長、金陵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且受任為江蘇省教育廳長。新政權給了她很大的榮譽和政治地位，1954年9月，她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1955年3月，吳貽芳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並連續幾屆當選為該會副主席和江蘇省主任委員。1956年8月，她又在江蘇省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分管教育、文化、科技、衛生和體育。此外，她還先後擔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第三屆名譽主席等職務。

在十年“文革”期間（1966-1976），70多歲的吳貽芳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沖擊。據吳貽芳回憶，她有段時間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但後來想通了，認為活著就有希望。她說：“我個人遭受些痛苦沒有什麼，我所擔心的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文革”結束時，飽經磨難的吳貽芳已年過八旬。

晚年歲月的輝煌

文革過後，冬去春來。1979年2月，86歲高齡的吳貽芳收到母校美國密執安大學的來函，通知她榮膺“智慧女神獎”，並邀請她去美國領獎。“智慧女神獎”是密執安大學為世界傑出女性專設的獎項——授予那些終生致力於某種專業有傑出成就、對社會事業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貢獻、為母校取得了榮譽的女畢業生。同年4月，吳貽芳在學生黃續漢的陪同下，遠涉重洋，來到闊別30多年的美國母校。4月27日中午，吳貽芳參加了密執安大學隆重的頒獎儀式。在熱烈的掌聲中,她從密執安大學校長史密斯手中接過象徵智慧與和平的銀質獎章。史密斯在致詞中讚揚吳貽芳“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和進步的女政治家”。吳貽芳用流暢的英語作了答詞。她說：“這不僅是美國人民給予我個人的榮譽，也是給予我的祖國、我國人民，特別是我們中國婦女的榮譽。”會後，吳貽芳在美國逗留了兩個月，走訪了八個城市，還參加了在美金女大校友的雙周年會，見到了許多她舊日的學生，拜望了許多老朋友。回到北京後，她受到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和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接見。

1981年，88歲高齡的吳貽芳再度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繼續為她一生所系的教育事業盡心操勞。她曾走遍江蘇城鄉，到過多所小學、中學、中專、大學和職業學校，進行視察和調研。江蘇省的教育事業長期走在全國前列，是與吳貽芳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同時，吳貽芳還擔任著民進中央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982年3月，吳貽芳因病住院治療。住院期間，她提筆整理了《金陵女大四十年》,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料。在吳貽芳多次請求下，江蘇省人大於1983年批准她辭去了副省長的職務。同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她再次當選為民進中央副主席。會議期間，在首都醫院她被檢查出痰中有綠膿桿菌，需要住院治療。回南京後，江蘇省委、省政府安排她住進南京鼓樓醫院。1984年1月26日，吳貽芳91歲誕辰，省委領導人前往醫院祝賀，並送上省委的致敬信。信中讚譽她：“以卓越的社會活動才能和在教育事業上的建樹，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位傑出的女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85年10月，在她病重期間，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多次致電慰問她；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等領導人分別前往醫院看望。同年鄧小平為《吳貽芳紀念集》題寫書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新華日報》等報刊先後發表長篇通訊，介紹她獻身教育之成就，以及為國為民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雖然吳貽芳在社會上享有極高的名望，但她的生活卻一直簡單樸素。金女大老校友梅若蘭在“懷念吳貽芳”一文中述及在金女大時期，“吳校長幾十年一直住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平日粗茶淡飯，從不講究吃喝。她不要小轎車，只肯買一輛黃包車，每月工資大部分都接濟親友，外出演講得到的酬金和禮物，也一一轉贈師生，並不讓受贈者知道。”據學生王韻芳回憶，吳校長在五十年代以後，一直和老保姆晉桂芳居住在南京傅厚崗政府分給她的房子裡。晚年，學生們自發組成護理組，排班來照顧老校長。

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時30分，吳貽芳在南京去世，走完了她92年的智慧與傳奇人生。按照吳貽芳生前的遺願，她的骨灰撒入了長江。作為近代中國一位傑出的女教育家，吳貽芳把一生的心血都傾注於中國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事業上，以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教育理念，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她雖然離開了人世，但她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品德；她為人民的事業奮鬥到生命最後一息的精神，她的無私而聖潔的形象，卻長留在人們的心中。吳貽芳逝世後，多種版本的吳貽芳傳記也相繼問世，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上發行。文藝界亦根據她的事蹟先後創作了電影《吳貽芳》和電視連續劇《吳貽芳》。

吳貽芳故去兩年後，經江蘇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南京師範大學校內恢復成立了金陵女子學院，吳貽芳的遺願得以實現。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金陵女子大學原址（現今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已被改建為“貽芳園”，園內立有吳貽芳的銅像。1993年1月14日，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沈達人與民進中央副主席鄧偉志共同為吳貽芳雕像揭幕。這是一座半身漢白玉雕像，花崗石底座上，鐫刻著鄧小平題寫的“吳貽芳”三個大字。貽芳園內“吳貽芳紀念館”，陳列、展出了吳貽芳的生平業績，通過100多件遺物和不同時期的圖片，從不同側面展現了吳貽芳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積極參與人類進步事業的高尚風範。1993年是吳貽芳的百年誕辰，江蘇省隆重地舉行了吳貽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她逝世10周年時,還出版了《吳貽芳紀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