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尔德

十九世纪晚期，大约有500多位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社会动荡的中国。他们在中国各地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办医院、创办学校，与近现代中国结下了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中国近现代医疗与教育，多与西方传教士有关。追溯中国著名医院之前身，几乎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这些人不为名、不为利，一个个、一代代前赴后继的来到异国他乡，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先进的西医技术。

位于四川成都市庆云南街10号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1892年，由加拿大基督教卫理公会医疗传教士所创办，原名“福音医院”，后又称“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仁济医院”，是西医入川原点、四川红十字运动发源地和第一家红十字医院，以及四川医学教育的摇篮，也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前身，迄今已有130多年的光辉历史，是中国西部西医传入之始，其创始人启尔德医师（Dr. Omar Leslie Kilborn）可能不广为世人所知，但他与其家族在四川的医疗传教却惠泽了八方百姓。

1867年11月20日，启尔德（Omar Leslie Kilborn）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弗兰克威尔（Frankville, Ontario, Canada），父亲是铁匠。他是兄弟5人中最小的一个，但5个孩子中只存活了二人。启尔德和哥哥罗兰德（Roland K. Kilborn）做过各种工作，包括操控夜间铁路电信、从加拿大贩运牲口到英国等，为的是能够赚取足够的钱供自己读大学。在兄长的支助下，启尔德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入金斯顿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in Kingston）读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并获得金奖；然后又继续在皇后大学学医，先后获得医学、管理学等学位。之后他又先后到爱丁堡和海德堡修读研究生专业，先后取得外科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启尔德受聘到皇后大学任教。1891年，他决定加入加拿大卫理公会差会，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四川，成为医疗宣教的先驱者之一。

在去中国之前，启尔德与皇后大学国家科学教授的女儿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结婚。1891年,他与新婚妻子詹妮·福勒、牧师赫斐秋（Virgil, C. Hart）夫妇、传教士何忠义（Hartwell, G. E）夫妇和斯蒂文森等共计9人，接受加拿大卫斯理公会差派，乘船前往中国。1891年11月3日，他们一行人抵达上海；1892年2月中旬又从上海登上小蒸汽轮溯扬子江而上，再在宜昌换乘木船，历经三个月的艰苦旅程,终于在1892年5月21日到达了成都，成为加拿大卫理公会华西教区的开拓者。不幸的是，两月后启尔德的妻子珍妮·福勒染上了霍乱，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他强忍悲痛，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在医疗宣教工作上。

这首批入川的加拿大传教士先在成都玉沙街找到一幢民房落脚；之后启尔德与斯蒂文森租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民房开办了一个诊所，名“福音医院”，于1892年11月3日正式开诊。由于当时医疗专职人员很缺乏，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外，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后来又有加拿大的余安（R. B. Ewen）、赫尔（H. M. Hare）和王春雨（W. E. Smith）等医生加入。作为四川境内的第一所西医诊所，除了服务、医治西方传教士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基督徒之外，他们亦免费为民众看病。就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西医诊所，却成为四川最早的西医院，为四川带来了第一缕现代医学的曙光。 

1893年，启尔德到上海去迎接一队新来的传教士，并陪同/带领他们去成都。途中他认识了玛丽·吉福德博士（Dr. Mary Alfretta Gifford）。玛丽比启尔德大四岁，于1863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麦福特，是8个孩子中的老大。她大学时修读医学，从多伦多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Toronto）先后获得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1893年受加拿大卫理公会之差遣，以医疗传教士身份来华，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女医生/博士。她先后在成都创建了“女会”和妇孺医院，其医术精湛，为各界人士所称道。共同的信念与理想使她和启尔德走到了一起，他们由相识到相爱，于1894年5月24日在成都教堂结为夫妻。此后她取了个中文名字：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婚后，启尔德夫妇先被派往离成都大约100英里以南的城市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工作。1895年4月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启真道（Leslie Gifford Kilborn）在嘉定白塔街出生；5月全家迁回成都。此后他们又相继生育了3个孩子：1898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女儿启素芳（Constance Ellen Kilborn）在成都出生。1899年，他们回加拿大休假，期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女儿启智明（Cora Alfretta Kilborn）出生；1902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第二个儿子罗兰德（Roland Kenneth Kilborn）在成都出生。

正当福音医院越来越被当地官民所认可，启尔德夫妇计划扩建医院，扩展业务之时，1895年5月不幸发生了“成都教案”，四圣祠教堂和诊所在骚乱中均被捣毁。“六月风波”波及到十余个州县，共计有70多座教堂被毁。传教士们被迫撤往上海避难，幸免于难。1895年末，启尔德等人重返成都，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次年，启尔德与妻子启希贤在诊所的原址上重新修建了医院，规模扩大到病床25张，当时只限收男病人。他们不改初衷，仍然坚持使用“福音医院”这个名字，民间也仍旧称其为“四圣祠男医院”。为适应当地“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1896年他们又在四圣祠附近的巷子里，开办了一所女子医院，只接收女病人，这是四川最早的女医院。1912年医院迁至惜字宫南街，定名为“仁济女医院”，又名“妇孺医院”，拥有70张住院床位。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成立，仁济女医院成为该大学的教学医院，并自主开办了四川第一所护士学校。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教堂和医院再度被损毁。1905年，西教士用清政府赔款1500两黄金兴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1907年竣工，1913年1月30日正式开业投入使用。新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病科。然后医院与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将其命名为“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1914年，更名为“仁济男医院”。 

作为医疗传教士，启尔德相信他在中国的职责是医治、救护中国人和在华工作的传教士同仁，同时也要传授医药科学给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他希望把西医带给中国人，为中国人服务，并且将来交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课，积极参与筹建事宜的启尔德，成为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并且组建了医疗师资团队。1914年，华西大学医科建立后，启尔德又登上讲台，亲执教鞭，讲授化学、生理学、眼科学、儿科学等课程。同年，仁济医院护士学校也成立了，起初只招收男生，次年才开始招收女生。启尔德除了创建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外，还在四川境内嘉定等多地创办了仁济医院分院，到1922年时，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就达到了11所。

1911年四川境内战事不断，“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清军和国民革命军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启尔德应战时需要，组织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并以红十字会的名义，亲率医疗队奔赴前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他赤着脚，穿着草鞋，冒雨奔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他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管伤者是清军还是革命军，皆全力救护。在数月时间里，启尔德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仁爱之心救人无数。

1913年，启尔德夫妇又扩展了仁济妇女医院（The Renji Hospital for Women），这是华西地区第一所妇女医院，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为病人设有120多个床位。启希贤参与创建仁济女医院后，还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并担任医科教师，讲授药理学、毒理学等课程，直到1933年退休回国。此外，启尔德还在华西建立了戒毒所，帮助那些吸食鸦片成瘾的人戒除毒瘾并恢复健康。

有关华西协和大学的创建过程，启尔德在其《医病救人：在华建立医疗宣教的呼声》（Heal the Sick: An Appeal for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述。该书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统治的前夕出版。启尔德在华服务之年，华西大学医疗中心被认为是华西最好的医院。

启尔德曾作为代表先后参加了1907年4-5月在上海召开的纪念传教士入华百年宣教大会和1910年6月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在1907-1909年间，启尔德还曾担任《华西宣教要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杂志的主编。

因着加拿大宣教差会的要求和规定，凡来华传教士在他们来华之前必须要学习中文。为了帮助新近入华的传教士学好中文，启尔德于1917年特别为他们编写了《华西传教士初级中文课本》（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其中包括日常词汇、短语和会话。这本教科书作为第一年传教士学生的中文课本一直被使用到1930年代。启尔德还著有《我们在华西的使命：各个服务部门和他们所当付的代价》（Our West China Mission: the Departments of Work and Their Cost）一书，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他们在华西的医疗宣教工作。

启尔德于1919年返回加拿大度假。1920年4月，他获得维多利亚学院颁发给他的荣誉学位。但一个月后，1920年5月18日，启尔德不幸因染患肺炎而去世，年仅53岁。死后葬在多伦多宜人山墓园（Mount Pleasant Cemetery in Toronto）。启尔德多年在成都的服务，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普遍好感、爱戴与信任。当他的死讯传到华西时，当地政府和人民特别在文庙为他举行了中国传统的追思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敬意。

斯人去矣，启尔德的家人继续他在中国未竟的事业。启希贤回到华西，继续在医学院、教会医院、妇幼医院做医生和老师13年之久，直到退休回加拿大为止。启希贤于1942年12月1日去世，享年79岁。

启氏夫妇的长子启真道于1921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获得生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后，偕新婚妻子来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先后担任教学工作、医科副科长等职务，并曾三度担任医学院院长、医牙学院总院长，直至1952年1月不得不离开四川为止，那时他已是一位成都公认的杰出的医生和医学教育家。离开四川后，启真道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工作直到1963年。

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Janet McClure Kilborn）于1921年与新婚丈夫一起来到成都。夫妻俩同为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志同道合，在成都共同生活了22年。这期间，启静卿在照顾家庭之同时，从事眼科治疗和教学，是成都早期的眼科医生，还在华西协合大学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1944年，启静卿因患轻度冠状动脉梗阻而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1945年5月10日因脑血栓突发而病故。为纪念她的服务与贡献，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特以启静卿的名字命名。

启尔德的长女启素芳于1919年毕业于维多利亚学院，主修英语和历史。在取得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证书一年后，与同班同学黄思礼（Lewis. C. Walmsley）结婚，遂于1921年，夫妻双双来到成都任教，直到1948年离开。

启尔德的小女儿启智明也将其毕生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护理教育事业。1920年，她毕业于多伦多的维多利亚学院，获现代语言荣誉学士学位。1926年，她来到华西，在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工作。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她和母亲（启希贤）都在这家由她母亲创立的医院负责医学和护理学的教学工作。母亲退休后，她继续留在成都担任华大医学院新创的护士系主任。几年后，她一度回到加拿大照顾病重的母亲。1942年母亲病逝后，她又回到成都继续工作到1950年回到加拿大。

启素芳的长女黄玛丽(Mary Eleanor Kilborn)是启氏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传教士。她1924年出生于成都，她的小学和大部分中学阶段都是在成都和仁寿的加拿大学校完成的。后来她在多伦多念完中学后，进入多伦多女子大学攻读护理专业；接着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1949年，她和启真道夫妇一同回到成都，随即进入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直到1951年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

1949年12月7日成都和平解放后，仁济男医院被军政府接管；次年组建成为“川西第二医院”；再于1952年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至今。今天，华西协和大学以四川大学华西医药中心而为人所知，仍为中国顶尖医药机构之一。

1990年，启尔德的嫡孙罗伯特·基尔伯恩医生（Dr. Robert Kilborn）寻访了华西医大，与之恢复了联系，并促成了“启尔德基金”的建立，专门资助加拿大医学界人士到华西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2016年11月，华西公共卫生学院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许多老华西传教士后代应邀来参加开馆庆典，启尔德的外孙女黄玛丽与女儿德比一同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2018年，资料系列片《相遇百年》（My Hometown Across the Ocean）公开发行，该片根据1892-1952年来华加拿大传教士的故事编辑而成，是由高松导编的。这个系列资料片向人们展示了百年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历史瞬间，深化了加中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五集中间有一集特别记述了启尔德的人生历程与贡献。这是百年之后第一次借着影像资料，启尔德的事迹与贡献才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