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芬

早年家庭与教育背景

刘扬芬于1914年出生在福建闽清县一个两代牧师之家。其祖父是闽清一带小有名气的中医，后来在美国传教士Dr. Site夫妇的带领和影响下，和自己的儿子刘作源（刘扬芬之父）一起接受福音而归向基督，成为闽清最早的基督徒。他们重生得救后，一边行医，一边热心传福音。几年后，他们在村里建立起一座礼拜堂，取名“基督堂”。

刘作源原是一个满清的秀才，既在乡下私塾教书，又做乡绅，可说是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接受主耶稣、信“洋教”，这对他的社会地位是有妨碍的。但在Dr. Site夫妇的爱心和圣灵的感动下，他甘心舍弃一切，跪在了主耶稣的脚前。这一跪，他就从一个秀才、一个儒教的信徒，变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他一面教书，一面从Dr. Site夫妇研读圣经，学习福音真理。二三年后，刘作源接受神的呼召，全身心奉献为主传道。这样他就从一个私塾教师成为一个基督教传道人，在闽北的南平、尤溪、沙县和永安四个县热心传福音。在其辛苦努力下，先后在这几个县建立起8所教会。但因生活条件恶劣，过度劳累，刘作源积劳成疾，在小扬芬刚满周岁之时，即离世归天，遗下妻子、四儿三女和一贫如洗的家。

母亲是一个贤惠的乡村妇女，在丈夫的影响和教导下信了主，并且成了一个称职的牧师娘。丈夫回天家后，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凭着信心和盼望，硬是靠勤劳和节俭撑起了这个家，含辛茹苦把七个孩子抚养长大成人。神祝福她，让她得享长寿，直到98岁才离开世间。

刘扬芬在极度贫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跟随母亲到教堂做礼拜，年少时又到教会学校读书。为帮补家庭，他念完初中一年级后，就被迫离乡背井，跟随嫁往南洋的大姐和姐夫下了南洋。这一去就是五年，在马来西亚割橡胶、养猪，赚钱寄回国内养家，备极艰辛。

1931年，刘扬芬回国求学，边打工，边读书。那时他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牧师的儿子”、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后来在传道人陈恪三的带领下，才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发生了改变。此后他热心研读圣经、传扬福音、参与教会事奉。后来又到福州十二间排基督徒聚会处聚会，受到王连俊、张启珍和陈恪三等人的影响，有时也到白牙潭接受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的栽培。不久，他在美国女传教士美乐安（Ms. Rose Mace）的资助下，先后就读于教会兴办的协和职业中学和福州协和大学。期间他在白牙潭的一次青年聚会中正式受浸归主。

在协和职业中学读书时，刘扬芬担任青年会主席。他把青年会变成属灵聚会、青年团契和布道场所，经常邀请当时神在福建兴起的忠心仆人如倪柝声、宋尚节、王载和王峙弟兄、赵世光、计志文等人前来学校主领布道会和培灵会，为他个人和学校、教会带来极大的属灵复兴。

从协和职业中学毕业后，刘扬芬于1936年考取了福建著名的教会学校——福建协和大学，主修医科。时值抗战，学校奉命迁往闽北邵武。他在“协大”学修医学三年，同时仍活跃于学校和当地教会各种聚会活动中间。期间他和邱少陵医生成为主内好友，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同校的陈贞娟，是一位虔诚、善良、贤淑的主内姊妹。两人从相识到相爱，成为恋人。

职业生涯

1939年，刘扬芬在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担任学校事务主任。时值二战时期，许多教会和机构举步维艰。一年后，刘扬芬被派往闽清工作，赴任之前，他和陈贞娟一同先回福州，二人于1942年2月在福州北门的道源堂喜结连理，由福建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督陈永恩为他们证婚。

婚后，刘扬芬偕新婚妻子前往闽清，接任天儒毓真联合中学校长职务。他在这所教会学校任职五年，除了注重教学素质外，也致力于将学校办成一所基督化学校。他每年从上海、福州、厦门等地邀请布道家、奋兴家到学校布道，赢得许多青年学生归主。作为牧师，刘扬芬也经常到闽清各地教会去讲道和培灵。在其任内，学校校园和校舍也进行了扩建，使得该校成为一所颇具规模、被当时卫理公会称为模范的基督化学校。在此期间，他的两个男孩先后出生，长子名刘圣，次子名刘辉。

抗战胜利前夕，时在美国从医的好友邱少陵医师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为刘扬芬申请到一个奖学金，当时卫理公会的教会医院也需要为将来培养人才，于是美国卫理公会决定送他去美国修学医院行政管理，以便将来可以专职负责教会医院的工作。正在这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女儿）出生，因此延后一年出国。适逢福州协和医院院长Dr. Dyer回国休假，于是刘扬芬就被委派去协和医院接替他做代理院长。虽然只做了一年，期间却经历了种种困难和突发事件，但刘扬芬靠信仰和能力皆一一化解，还在院内兴建起一座小礼拜堂，为院长和住院牧师修建了两幢小洋楼。病床也由120张增加到150张，又新增了几个科室，医院的效益大大提高。这一年在协会医院的工作经历为他以后将要面临的艰难日子，做了很好的预备。

赴美留学

1947年8月，刘扬芬偕妻登船赴美留学，因为当时美国卫理公会总部不允许他们带孩子同去，只好把三个年幼的孩子寄养在福州亲戚家中。他们于10月1日抵达旧金山，然后转往美国卫理公会总部所在地Nashville,很快被安排到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学位。刘扬芬修读医院管理和医院必修课程，妻子陈贞娟也选读些营养学和儿童教育方面的课程。留学期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刘美。三口之家仅靠奖学金生活远远不够，因此夫妻俩只好半工半读，边读书，边打些零工。虽然他们经济拮据，也曾经历妻子分娩、重大病痛等难处，但他们靠着神的恩典都安然度过。期间，他们也结识了许多美国主内朋友，包括曾经在福建工作过的传教士，这些人在生活、灵性和各种需要上，甚至在未来的岁月中，都给了刘扬芬夫妇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些“海外关系”后来也为刘扬芬牧师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因此被打成“美帝国主义分子”派回中国的“特务”。

1949年，刘扬芬在美国获得两个学位，一个是在Peabody College获得的教育学硕士，一个是从Vanderbilt大学获得的医院管理研究学位。由于当时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局十分动荡。国内孩子寄养家庭的亲戚一再来信催他们快点回国，好把三个孩子接回去，免得有麻烦，他们担当不起。于是刘氏夫妇几经挣扎，决定让妻子陈贞娟先带女儿回国。他们原打算过几年再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没想到时局变迁，再无可能出国了，这与美国一别就是36年。

36年艰难岁月

1949年4月，陈贞娟偕女先期回国；刘扬芬继续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同年6月刘扬芬毕业后即做起身回国的准备，因为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在神面前决志返回中国献身做传道人。这时种种消息从中国传来，许多亲友、老师和同学、主内知己、包括卫理公会总会都认为此时他不宜回中国，直言劝说他不要回国，待看看中国的局势发展之后再做决定。当时大学医院的院长甚至愿意让他留下来做他的助手，然后再把妻子儿女接来美国。确实，那时许多人都认为他若执意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飞蛾扑火。但用刘扬芬自己的话说：“那时，我心中没有一点惧怕，只有一个念头，中国教会面临巨变，教会需要我，我必须回去。面对危险，我坦然无惧，心中充满平安喜乐。我甚至早已做好准备，若主要我为主殉道，我也甘心乐意。”就这样，刘扬芬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驶往中国的轮船，转道香港，赶回福州与妻子儿女相聚。

刘扬芬于1949年8月回到福州后，立即被“中国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青年布道队聘为总顾问，热心福音事工，到各大学开布道会，抓紧时机抢救灵魂，此举为他后来遭受逼迫埋下了伏笔。1950年底朝鲜战争爆发后，政府当局命令教会与外国基督教差会断绝一切往来，勒令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的财产、附属的医院和学校等机构，全部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学联”因与美国的教会有人事、经济和组织等关系而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许多领袖人物被逮捕、遭审查。当时刘扬芬牧师也被内定为“反动的福州青年布道会的头目”（文革时他才知道这一罪名）。

在1950年1月卫理公会年议会上，刘扬芬被派到福州尚友堂（今花巷堂）担任牧师。就职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有利条件，开展福音事工，扩大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他带领同工先后开办了托儿所、织布厂、识字班和卫生训练班等，内设祷告、查经、传福音等聚会活动。并且在1950年春节期间发起最大、也是最后一次为期两周的新春布道会，大张旗鼓地传福音，结果有七八百人归入主的名下。教会内此后还设立青年团契、妇女团契、祷告会、查经班、主日学和青少年学道班等，所以在1950-1951年间，是尚友堂教会事工最为兴旺的时期，以后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就越来越紧，到1952年初，除了礼拜天的崇拜外，其他宗教活动一律被禁止。

在1950年代最初几年，刘扬芬在担任尚友堂牧师之同时，还先后兼任福州协和大学、协和职业中学、华南女子中学、以及华南女子大学的董事，还受聘为上海福音医院院长。在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中，中国政府命令教会割断与西方基督教差会的一切关系，驱逐在华所有西方传教士。接着开始了“控诉运动”，控诉、批判“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及其在中国教会内的代理人”；然后号召中国各宗派教会加入“三自爱国运动”。随着一波波政治运动的深入，“三自会”实际上成为中共政府控制教会的工具。

由于当时福音派、属灵派领袖王明道、倪柝声等人拒绝或退出“三自运动”，因此他们被树立为“反三自”、“反革命”的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严厉的批判。在福州多次举行的批判王明道大会上，由于刘扬芬因信仰的缘故不愿揭批他们，因此被认定为“立场不清”，没有与反革命份子划清界限而受到批判。此后被视为“反三自份子”，开始接受军管会管制。那时，“反三自”就等同于“反革命”，这种看法在中国教会内甚至延续至今。

情势所逼，西方传教士都被迫离开了中国。美国卫理公会总负责人力宣德（Bishop Lacy）会督被视作“特务头子”被软禁起来，接受审查。期间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刘扬芬因与力宣德的亲密关系多次受到攻击与非难。

刘扬芬任尚友堂牧师时，正值教会困难时期，教牧的薪资很低。为了家庭生活，其妻陈贞娟在几所卫生职业学校兼课做教师，教授生物、寄生虫、微生物、英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她认真勤奋、尽职尽责，朴素、谦虚、和善待人，深得师生的爱戴。同时她还要做牧师娘，协助牧师做教会工作。

好景不常，在1951年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刘扬芬被列为“美国特务”嫌疑，接受审查。一天，他被带走，第一次作为囚犯与其他重犯被关在充作监狱的寺庙里，失去自由40多天之久。期间给他扣上许多罪名，勒令他写交代材料，交代所谓的“反党”、“特务”等罪行。后虽获释，却一直背着“特嫌”、“反动青年布道队头子”等罪名，长期被监视，逼迫者甚至到他家里，把所有英文书籍、圣经等都没收，并禁止他看英文书、说英语。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每次运动中，教会都是重灾区。到1957年，福州市的54个教会被合并成为18个。在“反右斗争”中，教会中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右派，这些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人，不是被判刑就是被送去劳改，或就地监督改造。刘扬芬因谨言慎行，当局抓不着他的把柄，就内定他为“右派份子”。在五十年代的数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忍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而自杀，更多的人被判刑、坐牢、劳改。但在神的特别保守和眷顾下，刘扬芬得以行过那段死荫的幽谷。

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及其后三年的“拨乱反正”直到1978年，这13年是刘扬芬牧师最悲惨、受迫害最为深重的13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场空前的大逼迫、大浩劫临到了教会。同年7月份，政府下令所有礼拜堂的主日崇拜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停止。8日，福州各教会所有教牧人员被集中隔离在福州鼓山上，十多天之久不许与家人联系。然后一批又一批地被通知回城接受批斗。在面临苦难甚至生死关头，刘扬芬和家人只有把一切都仰望交托给主。8月18日，有好几百红卫兵来到尚友堂，把礼拜堂内外，包括牧师的屋里屋外，甚至卧室的床头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次日，又来了两队100多红卫兵，在礼拜堂外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台子，将从各礼拜堂和信徒家中抄来的圣经、诗歌、十字架和属灵书籍堆在空地上，像一座小山。然后红卫兵疯狂地冲向刘牧师家……

红卫兵们大声吆喝着：“刘扬芬，从楼上滚下来！”我走下楼，红卫兵马上脱掉我的外衣和鞋子、袜子，命令我再上楼：“所有的反动分子都是狗，都是畜生，只能从楼上爬下来。”我只好从楼上爬下来，否则红卫兵手上的藤条和木棍就会抽打我的身子。下楼后，他们给我戴上写着我各种罪状的高帽子，又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一个沉重的、写着我的名字的大木牌。他们要我上台跪在毛泽东像的前面,我立即声明我不能跪拜任何人,因为我信仰上帝,我只能跪在上帝和主耶稣面前。红卫兵大声喊道：“毛主席是一万年才出一个的伟人，你必须向他跪拜！”我回答：“我决不会向人跪拜，以前我当校长在抗战时期学校举行国父纪念周，向国父孙中山三鞠躬，我从来都没有鞠过躬。我今天不是故意不向毛泽东跪拜，是因为我的信仰不允许我向人跪拜……。”我正说着，背后一个红卫兵用木制教练枪，朝我的脊椎猛烈撞击刺了一枪，我顿时感觉如遭电击一样，一阵巨大的痛楚使我瘫倒在地。又有两个红卫兵架起我的双肩，硬把我按住跪伏在地。接着红卫兵首领向大众宣布我的十条“罪状”，其中最重的罪名是：美国派遣特务、反动基督教头子、反动青年布道队头子、反共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内定右派的反三自分子……。他们要我承认以上罪名，我以沉默来反抗。红卫兵又把我拉了起来，但巨大的痛楚使我再次跌倒在地。红卫兵头子在台上宣布：“刘扬芬是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台下红卫兵高呼：“枪毙刘扬芬！”“打倒刘扬芬！”然后他们又把我押到台下，跪在先前堆放圣经、书籍旁边，面向南方。红卫兵在圣经书籍上面浇了汽油，点火，顿时火势汹汹，烧到我的面前，烧掉了我的眉毛，脸上也出现了血泡，我被大火烤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红卫兵想要烤死我。我虽异常痛苦，但却没有流泪，我默默祷告。我开始精神恍惚，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心中还是清楚。我呼告主：“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之后我就昏倒了。……在我倒下，口中还不断喊着“阿们，阿们”的时候，有奇妙的神迹发生：原来正在燃烧着的圣经、书籍等，因为是刮南风，所以火势是朝着我的面扑去的。突然一阵北方刮来，大火突然向站在南边的红卫兵扑去，许多红卫兵倒下，互相践踏，一时间嚎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不少人受伤，不得不抬到医院去，会场一片狼藉。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头子，惊慌地用高音喇叭喊着：“解散，解散！”这场批斗会以失败草草收场……。

这以后我被关在礼拜堂楼上19天，每天不断地批斗，我的左脚因为红卫兵用木枪撞击后背造成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而不能站立。我强忍着伤痛，其中有四天被押送游街示众……。红卫兵押我游街示众时，要我光着上身、穿短裤、脸涂黑、戴高帽、赤脚。……这样一路游街，还要挨鞭打和不堪入耳的辱骂。……我妻知我性格刚烈，担心我经受不起而发生意外，她在旁边鼓励我要靠主刚强。在一旁的红卫兵斥责：“你这反革命的老婆子，你在嘀嘀咕咕什么，是不是也想游街？”我妻子点头说：“可以。”红卫兵立刻剪掉我妻子的一部分头发，剪破衣服，让她赤脚、挂牌、戴高帽，陪我一同游街示众。福州的八月，正是骄阳似火，赤脚走在沙石路上刺痛难当。沉重木牌的绳子挂在颈上，勒出血痕……。

我这样被批斗、折磨了19天以后，红卫兵将我交给工厂监督劳动。这六个月，白天在工厂重体力劳动，晚上再到居民委员会劳动到夜里12点。白天我们将木材从江边抬上岸，再抬到工厂去，每根木材200多斤，我不得不忍着腰部及左腿的伤痛，与另一位劳改犯硬扛二三里路，不能放下，否则将受红卫兵毒打。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我的肩胛骨和肋骨受压变形，左腿肌肉萎缩。有一天疲劳过度，从床架上摔了下来昏迷不醒，工厂的红卫兵担心我会死去，终于监督劳动六个月之后让我回家……。

1966年8月我们家第一次遭受冲击的时候，所有的财物、家俱抄的抄，砸的砸，一点的金钱和结婚戒指统统被没收或去向不明，最可惜的是我在尚友堂17年的讲道大纲和一些灵修笔记全部被烧毁。我们全家被红卫兵赶到一间破庙里居住。这间木板搭盖的放佛像的破庙，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窟。但我们一家靠主得胜，没有因为这样恶劣的境遇而丧失对基督的信仰……。

就在我回家以后不久，福州市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批斗……。那一天有30万人沿街观看我拖着残疾的左腿，在红卫兵的押送下，戴着高帽、挂着木牌一步一跛地走在大街上。虽然身上极度地痛苦，但圣灵给了我能力……。【《穿越幽谷》91-98页】

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刘扬芬再次被关入“清队”学习班，不能外出，不能与家里人见面，每天面对的就是无休止的审查、审讯、批斗，听到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吼声。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达一年又两个月之久，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期间，他的妻子也被关入医务卫生界的“清队”学习班九个月，并被告知他的丈夫已经被枪毙，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清队”学习班被释放后，刘扬芬又被居住地街道关进去批斗两周才得回家。

1970年初，刘扬芬夫妇被发配到闽北建宁最偏僻的山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那里没有公路，没有电灯，他们被安排住在一所多年无人居住的破烂房子里，下水田，捡猪粪，环境恶劣得难以生存，他们只好呼求主拯救他们脱离困境。不久，山下64个孩子得了麻疹，因得不到救治，已有4个孩子死亡。当地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只好上山来找刘扬芬夫妇，请求他们为孩子们施医救治。刘扬芬夫妇就用他们带去的简单的医疗器具和药物，拯救了孩子们的生命。此后他们就成了当地的“赤脚医生”，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他们开办了一个医务室，义务为农民们看病，还培养出5名“赤脚医生”。

由于妻子陈贞娟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加上日夜劳累不得休息，有一次她突然晕倒，脉搏渐渐衰弱下去，最后心脏和呼吸都停止了。情急之下，刘牧师一面大声呼求主，一面对她施救，最后竟然起死回生。这是他们在闽北山区所经历的一次神迹。

刘扬芬夫妇在山区七年半，看过八千多病人，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在看病的同时，他们还偷偷地播撒了福音的种子。当他们离开山区时，淳朴的农村百姓夹道燃放鞭炮欢送他们。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接着拨乱反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黑五类分子”的人都得以平反；冤假错案得以昭雪。许多人从监狱、劳改农场、农村、山区回到原来生活工作的地方。1977年，政府允许刘牧师夫妇返回福州，虽然受到街道、派出所的百般刁难，总算把户口迁回了福州。他们仍被安排在过去曾经住过的尼姑庵的阁楼上，说话行事仍受到监视。但他们依旧像主耶稣那样，努力去爱人，以善待人。不少曾经恶待过他们的人日后竟因他们而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

1978年，政府由统战部宗教处出面，在行将归回的尚友堂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十几位教会领袖举行了追悼会，予以平反昭雪。尚友堂在文革中被一个工厂占用，充做仓库，当时破败不堪，一片狼藉。会上由宗教处干部宣布为教牧人员平反，同时宣布礼拜堂可以预备恢复礼拜。出于统战和宣传的需要，政府干部特意登门拜访刘扬芬牧师，好话说尽，请他出来主持教会工作。当时教会百废待兴，政府还有诸多的规定和限制。刘扬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78年9月的第二个礼拜在尚友堂恢复了已经停止13年的主日崇拜。当时刚刚要开放，人们还心存疑虑，心有余悸，教牧们估计敢于前来参加礼拜人数不会超过500人。没想到礼拜当日竟然来了5000人。当礼拜钟声敲响之时，许多人泣不成声。那天刘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复活后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

此后，福州市及其郊县，乃至福建全省各地教会相继开放，恢复礼拜和各种聚会活动。由于教会、神学院被关闭了十几年，开放后的教会极度缺乏传道人、圣经和属灵书籍。刘扬芬就把工作重点放在讲道和培训上面，自编教材教导、培训传道人。当圣经重新印刷后，他订购了大量圣经，分发给各地教会。最后在培训班的基础上，很快开办了福建省基督教神学院，可说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办的省一级的神学院。刘牧师身兼福州最大两所礼拜堂和郊区一个礼拜堂的牧师，还经常到全省各地教会去主领培灵、布道会，为成百上千的人施洗。

刘扬芬虽然在政府允许的公开的教会体制内担任牧师，牧养教会，但他熟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一直顺从圣灵的带领和感动，牧养所有的教会。他尽自己所能明里暗里支持、帮助甚至掩护家庭教会。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不辞辛苦的来往奔波于山区、农村的家庭教会，帮助家庭教会的建立与发展。到他1985年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家庭教会。到美国后，他仍然在经济上、设备上，以及属灵书籍的供应上帮助他们，以至于他所建立的5个家庭教会发展到15个，人数由原来的一千人，发展到约有15000人。

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为了主，为着信仰的缘故被投入监狱和劳改农场，子女也受到牵连。文革后，当局拨乱反正，许多人获释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但他们失去了工作，政府也没有补偿，子女无力赡养，因此落入到艰难的境地。有见于此，刘扬芬夫妇从1978年开始，联络那些有爱心、有经济能力的主内肢体，一起来帮助那些生活艰难的肢体。他们一开始帮助50人，慢慢增至80人，最多时他们资助200多人。1985年刘扬芬夫妇移居美国后，仍和亲戚朋友，和亲近的肢体凭感动奉献，然后差人带去中国，使242位主内肢体得到帮助，其中包括20位为主殉道者的遗孀。

晚年移居美国后的事奉

1978年，刘扬芬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儿刘美申请并蒙准恢复了美国国籍。其后，她又为自己的父母申请了美国移民。但那时刘扬芬尚无此打算，因为当时教会的事工繁多，他不想出国，仍把时间和经历专注在各地建堂、义工培训班、开办神学院和建立家庭教会上面，这样一拖就是四年。但随着环境的改变，他和政府、三自会之间的抗争日增，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仍被当作敌人看待。而且美国领事馆方面也不允许他继续拖下去，于是他开始了移民申请。在申办过程中，他受到福州各有关部门层层刁难和阻挠，费劲周折，最后在神奇妙的安排下，终于拿到护照和移民签证。

1985年2月，刘扬芬偕夫人告别了事奉36年的福州教会，告别了共同经历了惊心动魄年代而相濡以沫的主内同工和弟兄姊妹，踏上了阔别已久的美国土地。抵美后定居纽约，他很快就去拜访美国教会，参与当地华人教会、团契的事奉，应邀到各地教会证道、作见证。1985年7月15日，刘扬芬应加拿大蒙特利尔宣道会的邀请，在其年会上证道。他偕妻同去，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抵加第五日夜里，其妻陈贞娟竟因心脏病突发在睡眠中安静地被主接回天家。痛失爱妻，刘扬芬心碎痛哭。二人结褵共43载，为了主的名，她与刘牧师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同行一起事奉主，经历了水深火热和百般的试炼。现在爱妻溘然离他而去，令他痛不欲生。最后圣灵安慰了他，擦干了他的眼泪。

此后，刘扬芬牧师开始了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布道之旅，为主传福音、作见证，激励造就信徒。神为他在北美、在海外开启了事奉之门，先后十数次到加拿大、到美国十几个州巡回布道；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香港等地去还福音的债。随着福州移民在纽约唐人街逐年增多，刘扬芬于1991年应邀出任纽约华埠卫理公会义务牧师，其后由团契开始建立了北美第一间福州话教会——纽约基督闽恩教会，担任义务主任牧师6年；同时他建立了一所讲福州话的纽约基督家庭教会。他还创办了“纽约福音录音带、书刊宣道”机构，以福音录音带和小册子来从事福音事工；并且筹款继续帮补中国大陆有困难的老年教牧人员及其遗孀。在刘扬芬牧师多年的努力下，闽恩堂发展到拥有四五百会友的教会。后来他因年迈和身体原因而辞职，由陈召清牧师接任，很快闽恩堂发展成1200人左右的大型教会。

刘扬芬在美国25年间，也从未间断与中国大陆教会的联系，参与国内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事工。他1985年来美国时，年已70岁，身上有多处伤病；1988年和2005年曾做过两次外科手术。后来身体日渐衰弱，但生活尚能自理。2010年3月15日，他对家人说，两天以后我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问他在何处，他只微笑不答。3月17日早餐他只喝了一点点牛奶，此后再未进食，到晚上6时已不能说话，但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天），抬手指向天上。晚上10点50分安息主怀，在世享年96岁。临终前他没有一点点痛苦，安详得像睡了一样，见证了主的恩典、怜悯和荣耀！

3月26日下午在纽约唐人街宝福殡仪馆，由中华海外宣道会丁圣材牧师为刘扬芬主持了追思、安息礼拜，随后将其安葬于长岛华盛顿纪念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