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揚芬

早年家庭與教育背景

劉揚芬於1914年出生在福建閩清縣一個兩代牧師之家。其祖父是閩清一帶小有名氣的中醫，後來在美國傳教士Dr. Site夫婦的帶領和影響下，和自己的兒子劉作源（劉揚芬之父）一起接受福音而歸向基督，成為閩清最早的基督徒。他們重生得救後，一邊行醫，一邊熱心傳福音。幾年後，他們在村裡建立起一座禮拜堂，取名“基督堂”。

劉作源原是一個滿清的秀才，既在鄉下私塾教書，又做鄉紳，可說是一個頗有社會地位的人。而接受主耶穌、信“洋教”，這對他的社會地位是有妨礙的。但在Dr. Site夫婦的愛心和聖靈的感動下，他甘心捨棄一切，跪在了主耶穌的腳前。這一跪，他就從一個秀才、一個儒教的信徒，變為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之後他一面教書，一面從Dr. Site夫婦研讀聖經，學習福音真理。二三年後，劉作源接受神的呼召，全身心奉獻為主傳道。這樣他就從一個私塾教師成為一個基督教傳道人，在閩北的南平、尤溪、沙縣和永安四個縣熱心傳福音。在其辛苦努力下，先後在這幾個縣建立起8所教會。但因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劉作源積勞成疾，在小揚芬剛滿周歲之時，即離世歸天，遺下妻子、四兒三女和一貧如洗的家。

母親是一個賢惠的鄉村婦女，在丈夫的影響和教導下信了主，並且成了一個稱職的牧師娘。丈夫回天家後，整個家庭的重擔就落在她一個人身上。她憑著信心和盼望，硬是靠勤勞和節儉撐起了這個家，含辛茹苦把七個孩子撫養長大成人。神祝福她，讓她得享長壽，直到98歲才離開世間。

劉揚芬在極度貧窮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從小跟隨母親到教堂做禮拜，年少時又到教會學校讀書。為幫補家庭，他念完初中一年級後，就被迫離鄉背井，跟隨嫁往南洋的大姐和姐夫下了南洋。這一去就是五年，在馬來西亞割橡膠、養豬，賺錢寄回國內養家，備極艱辛。

1931年，劉揚芬回國求學，邊打工，邊讀書。那時他只是一個自以為是“牧師的兒子”、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的基督徒。後來在傳道人陳恪三的帶領下，才成為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發生了改變。此後他熱心研讀聖經、傳揚福音、參與教會事奉。後來又到福州十二間排基督徒聚會處聚會，受到王連俊、張啟珍和陳恪三等人的影響，有時也到白牙潭接受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的栽培。不久，他在美國女傳教士美樂安（Ms. Rose Mace）的資助下，先後就讀於教會興辦的協和職業中學和福州協和大學。期間他在白牙潭的一次青年聚會中正式受浸歸主。

在協和職業中學讀書時，劉揚芬擔任青年會主席。他把青年會變成屬靈聚會、青年團契和佈道場所，經常邀請當時神在福建興起的忠心僕人如倪柝聲、宋尚節、王載和王峙弟兄、趙世光、計志文等人前來學校主領佈道會和培靈會，為他個人和學校、教會帶來極大的屬靈復興。

從協和職業中學畢業後，劉揚芬於1936年考取了福建著名的教會學校——福建協和大學，主修醫科。時值抗戰，學校奉命遷往閩北邵武。他在“協大”學修醫學三年，同時仍活躍於學校和當地教會各種聚會活動中間。期間他和邱少陵醫生成為主內好友，在他的介紹下，認識了同校的陳貞娟，是一位虔誠、善良、賢淑的主內姊妹。兩人從相識到相愛，成為戀人。

職業生涯

1939年，劉揚芬在福建協和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並擔任學校事務主任。時值二戰時期，許多教會和機構舉步維艱。一年後，劉揚芬被派往閩清工作，赴任之前，他和陳貞娟一同先回福州，二人於1942年2月在福州北門的道源堂喜結連理，由福建聖公會第一任華人會督陳永恩為他們證婚。

婚後，劉揚芬偕新婚妻子前往閩清，接任天儒毓真聯合中學校長職務。他在這所教會學校任職五年，除了注重教學素質外，也致力於將學校辦成一所基督化學校。他每年從上海、福州、廈門等地邀請佈道家、奮興家到學校佈道，贏得許多青年學生歸主。作為牧師，劉揚芬也經常到閩清各地教會去講道和培靈。在其任內，學校校園和校舍也進行了擴建，使得該校成為一所頗具規模、被當時衛理公會稱為模範的基督化學校。在此期間，他的兩個男孩先後出生，長子名劉聖，次子名劉輝。

抗戰勝利前夕，時在美國從醫的好友邱少陵醫師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為劉揚芬申請到一個獎學金，當時衛理公會的教會醫院也需要為將來培養人才，於是美國衛理公會決定送他去美國修學醫院行政管理，以便將來可以專職負責教會醫院的工作。正在這時，他的第三個孩子（女兒）出生，因此延後一年出國。適逢福州協和醫院院長Dr. Dyer回國休假，於是劉揚芬就被委派去協和醫院接替他做代理院長。雖然只做了一年，期間卻經歷了種種困難和突發事件，但劉揚芬靠信仰和能力皆一一化解，還在院內興建起一座小禮拜堂，為院長和住院牧師修建了兩幢小洋樓。病床也由120張增加到150張，又新增了幾個科室，醫院的效益大大提高。這一年在協和醫院的工作經歷為他以後將要面臨的艱難日子，做了很好的預備。

赴美留學

1947年8月，劉揚芬偕妻登船赴美留學，因為當時美國衛理公會總部不允許他們帶孩子同去，只好把三個年幼的孩子寄養在福州親戚家中。他們於10月1日抵達舊金山，然後轉往美國衛理公會總部所在地Nashville,很快被安排到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學位。劉揚芬修讀醫院管理和醫院必修課程，妻子陳貞娟也選讀些營養學和兒童教育方面的課程。留學期間，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劉美。三口之家僅靠獎學金生活遠遠不夠，因此夫妻倆只好半工半讀，邊讀書，邊打些零工。雖然他們經濟拮据，也曾經歷妻子分娩、重大病痛等難處，但他們靠著神的恩典都安然度過。期間，他們也結識了許多美國主內朋友，包括曾經在福建工作過的傳教士，這些人在生活、靈性和各種需要上，甚至在未來的歲月中，都給了劉揚芬夫婦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些“海外關係”後來也為劉揚芬牧師帶來很多的麻煩，甚至因此被打成“美帝國主義分子”派回中國的“特務”。

1949年，劉揚芬在美國獲得兩個學位，一個是在Peabody College獲得的教育學碩士，一個是從Vanderbilt大學獲得的醫院管理研究學位。由於當時中國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政局十分動盪。國內孩子寄養家庭的親戚一再來信催他們快點回國，好把三個孩子接回去，免得有麻煩，他們擔當不起。於是劉氏夫婦幾經掙扎，決定讓妻子陳貞娟先帶女兒回國。他們原打算過幾年再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沒想到時局變遷，再無可能出國了，這與美國一別就是36年。

36年艱難歲月

1949年4月，陳貞娟偕女先期回國；劉揚芬繼續留在美國完成學業。同年6月劉揚芬畢業後即做起身回國的準備，因為那時他和妻子已經在神面前決志返回中國獻身做傳道人。這時種種消息從中國傳來，許多親友、老師和同學、主內知己、包括衛理公會總會都認為此時他不宜回中國，直言勸說他不要回國，待看看中國的局勢發展之後再做決定。當時大學醫院的院長甚至願意讓他留下來做他的助手，然後再把妻子兒女接來美國。確實，那時許多人都認為他若執意回去，無異於自投羅網，飛蛾撲火。但用劉揚芬自己的話說：“那時，我心中沒有一點懼怕，只有一個念頭，中國教會面臨巨變，教會需要我，我必須回去。面對危險，我坦然無懼，心中充滿平安喜樂。我甚至早已做好準備，若主要我為主殉道，我也甘心樂意。”就這樣，劉揚芬義無反顧地登上了駛往中國的輪船，轉道香港，趕回福州與妻子兒女相聚。

劉揚芬於1949年8月回到福州後，立即被“中國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青年佈道隊聘為總顧問，熱心福音事工，到各大學開佈道會，抓緊時機搶救靈魂，此舉為他後來遭受逼迫埋下了伏筆。1950年底朝鮮戰爭爆發後，政府當局命令教會與外國基督教差會斷絕一切往來，勒令所有外國傳教士離開中國。教會的財產、附屬的醫院和學校等機構，全部由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學聯”因與美國的教會有人事、經濟和組織等關係而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許多領袖人物被逮捕、遭審查。當時劉揚芬牧師也被內定為“反動的福州青年佈道會的頭目”（文革時他才知道這一罪名）。

在1950年1月衛理公會年議會上，劉揚芬被派到福州尚友堂（今花巷堂）擔任牧師。就職後，他利用一切機會和有利條件，開展福音事工，擴大教會在社會上的影響。他帶領同工先後開辦了托兒所、織布廠、識字班和衛生訓練班等，內設禱告、查經、傳福音等聚會活動。並且在1950年春節期間發起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為期兩週的新春佈道會，大張旗鼓地傳福音，結果有七八百人歸入主的名下。教會內此後還設立青年團契、婦女團契、禱告會、查經班、主日學和青少年學道班等，所以在1950-1951年間，是尚友堂教會事工最為興旺的時期，以後政府對教會的控制就越來越緊，到1952年初，除了禮拜天的崇拜外，其他宗教活動一律被禁止。

在1950年代最初幾年，劉揚芬在擔任尚友堂牧師之同時，還先後兼任福州協和大學、協和職業中學、華南女子中學、以及華南女子大學的董事，還受聘為上海福音醫院院長。在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中，中國政府命令教會割斷與西方基督教差會的一切關係，驅逐在華所有西方傳教士。接著開始了“控訴運動”，控訴、批判“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份子及其在中國教會內的代理人”；然後號召中國各宗派教會加入“三自愛國運動”。隨著一波波政治運動的深入，“三自會”實際上成為中共政府控制教會的工具。

由於當時福音派、屬靈派領袖王明道、倪柝聲等人拒絕或退出“三自運動”，因此他們被樹立為“反三自”、“反革命”的典型，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嚴厲的批判。在福州多次舉行的批判王明道大會上，由於劉揚芬因信仰的緣故不願揭批他們，因此被認定為“立場不清”，沒有與反革命份子劃清界限而受到批判。此後被視為“反三自份子”，開始接受軍管會管制。那時，“反三自”就等同於“反革命”，這種看法在中國教會內甚至延續至今。

情勢所逼，西方傳教士都被迫離開了中國。美國衛理公會總負責人力宣德（Bishop Lacy）會督被視作“特務頭子”被軟禁起來，接受審查。期間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劉揚芬因與力宣德的親密關係多次受到攻擊與非難。

劉揚芬任尚友堂牧師時，正值教會困難時期，教牧的薪資很低。為了家庭生活，其妻陳貞娟在幾所衛生職業學校兼課做教師，教授生物、寄生蟲、微生物、英文和拉丁文等課程。她認真勤奮、盡職盡責，樸素、謙虛、和善待人，深得師生的愛戴。同時她還要做牧師娘，協助牧師做教會工作。

好景不常，在1951年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劉揚芬被列為“美國特務”嫌疑，接受審查。一天，他被帶走，第一次作為囚犯與其他重犯被關在充作監獄的寺廟裡，失去自由40多天之久。期間給他扣上許多罪名，勒令他寫交代材料，交代所謂的“反黨”、“特務”等罪行。後雖獲釋，卻一直背著“特嫌”、“反動青年佈道隊頭子”等罪名，長期被監視，逼迫者甚至到他家裡，把所有英文書籍、聖經等都沒收，並禁止他看英文書、說英語。

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在每次運動中，教會都是重災區。到1957年，福州市的54個教會被合併成為18個。在“反右鬥爭”中，教會中不少教牧人員被打成右派，這些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人，不是被判刑就是被送去勞改，或就地監督改造。劉揚芬因謹言慎行，當局抓不著他的把柄，就內定他為“右派份子”。在五十年代的數次政治運動中，許多人忍受不住巨大的壓力而自殺，更多的人被判刑、坐牢、勞改。但在神的特別保守和眷顧下，劉揚芬得以行過那段死蔭的幽谷。

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及其後三年的“撥亂反正”直到1978年，這13年是劉揚芬牧師最悲慘、受迫害最為深重的13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場空前的大逼迫、大浩劫臨到了教會。同年7月份，政府下令所有禮拜堂的主日崇拜以及各種宗教活動停止。8日，福州各教會所有教牧人員被集中隔離在福州鼓山上，十多天之久不許與家人聯繫。然後一批又一批地被通知回城接受批鬥。在面臨苦難甚至生死關頭，劉揚芬和家人只有把一切都仰望交託給主。8月18日，有好幾百紅衛兵來到尚友堂，把禮拜堂內外，包括牧師的屋裡屋外，甚至臥室的床頭上都貼滿了大字報。次日，又來了兩隊100多紅衛兵，在禮拜堂外空地上搭起了一個台子，將從各禮拜堂和信徒家中抄來的聖經、詩歌、十字架和屬靈書籍堆在空地上，像一座小山。然後紅衛兵瘋狂地衝向劉牧師家……

紅衛兵們大聲吆喝著：“劉揚芬，從樓上滾下來！”我走下樓，紅衛兵馬上脫掉我的外衣和鞋子、襪子，命令我再上樓：“所有的反動分子都是狗，都是畜生，只能從樓上爬下來。”我只好從樓上爬下來，否則紅衛兵手上的藤條和木棍就會抽打我的身子。下樓後，他們給我戴上寫著我各種罪狀的高帽子，又在我的脖子上掛上一個沉重的、寫著我的名字的大木牌。他們要我上台跪在毛澤東像的前面,我立即聲明我不能跪拜任何人,因為我信仰上帝,我只能跪在上帝和主耶穌面前。紅衛兵大聲喊道：“毛主席是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偉人，你必須向他跪拜！”我回答：“我決不會向人跪拜，以前我當校長在抗戰時期學校舉行國父紀念週，向國父孫中山三鞠躬，我從來都沒有鞠過躬。我今天不是故意不向毛澤東跪拜，是因為我的信仰不允許我向人跪拜……。”我正說著，背後一個紅衛兵用木製教練槍，朝我的脊椎猛烈撞擊刺了一槍，我頓時感覺如遭電擊一樣，一陣巨大的痛楚使我癱倒在地。又有兩個紅衛兵架起我的雙肩，硬把我按住跪伏在地。接著紅衛兵首領向大眾宣布我的十條“罪狀”，其中最重的罪名是：美國派遣特務、反動基督教頭子、反動青年佈道隊頭子、反共與共產黨爭奪下一代、內定右派的反三自分子……。他們要我承認以上罪名，我以沉默來反抗。紅衛兵又把我拉了起來，但巨大的痛楚使我再次跌倒在地。紅衛兵頭子在台上宣布：“劉揚芬是死不悔改的反動分子！”台下紅衛兵高呼：“槍斃劉揚芬！”“打倒劉揚芬！”然後他們又把我押到台下，跪在先前堆放聖經、書籍旁邊，面向南方。紅衛兵在聖經書籍上面澆了汽油，點火，頓時火勢洶洶，燒到我的面前，燒掉了我的眉毛，臉上也出現了血泡，我被大火烤得滿臉通紅、大汗淋漓，紅衛兵想要烤死我。我雖異常痛苦，但卻沒有流淚，我默默禱告。我開始精神恍惚，處於半昏迷狀態，但心中還是清楚。我呼告主：“主啊，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你……。”之後我就昏倒了。……在我倒下，口中還不斷喊著“阿們，阿們”的時候，有奇妙的神蹟發生：原來正在燃燒著的聖經、書籍等，因為是刮南風，所以火勢是朝著我的面撲去的。突然一陣北方刮來，大火突然向站在南邊的紅衛兵撲去，許多紅衛兵倒下，互相踐踏，一時間嚎叫聲、哭喊聲響成一片，不少人受傷，不得不抬到醫院去，會場一片狼藉。主持批鬥的紅衛兵頭子，驚慌地用高音喇叭喊著：“解散，解散！”這場批鬥會以失敗草草收場……。

這以後我被關在禮拜堂樓上19天，每天不斷地批鬥，我的左腳因為紅衛兵用木槍撞擊後背造成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而不能站立。我強忍著傷痛，其中有四天被押送遊街示眾……。紅衛兵押我遊街示眾時，要我光著上身、穿短褲、臉塗黑、戴高帽、赤腳。……這樣一路遊街，還要挨鞭打和不堪入耳的辱罵。……我妻知我性格剛烈，擔心我經受不起而發生意外，她在旁邊鼓勵我要靠主剛強。在一旁的紅衛兵斥責：“你這反革命的老婆子，你在嘀嘀咕咕什麼，是不是也想遊街？”我妻子點頭說：“可以。”紅衛兵立刻剪掉我妻子的一部分頭髮，剪破衣服，讓她赤腳、掛牌、戴高帽，陪我一同遊街示眾。福州的八月，正是驕陽似火，赤腳走在沙石路上刺痛難當。沉重木牌的繩子掛在頸上，勒出血痕……。

我這樣被批鬥、折磨了19天以後，紅衛兵將我交給工廠監督勞動。這六個月，白天在工廠重體力勞動，晚上再到居民委員會勞動到夜裡12點。白天我們將木材從江邊抬上岸，再抬到工廠去，每根木材200多斤，我不得不忍著腰部及左腿的傷痛，與另一位勞改犯硬扛二三里路，不能放下，否則將受紅衛兵毒打。由於長期超負荷的勞動，我的肩胛骨和肋骨受壓變形，左腿肌肉萎縮。有一天疲勞過度，從床架上摔了下來昏迷不醒，工廠的紅衛兵擔心我會死去，終於監督勞動六個月之後讓我回家……。

1966年8月我們家第一次遭受衝擊的時候，所有的財物、傢俱抄的抄，砸的砸，一點的金錢和結婚戒指統統被沒收或去向不明，最可惜的是我在尚友堂17年的講道大綱和一些靈修筆記全部被燒毀。我們全家被紅衛兵趕到一間破廟裡居住。這間木板搭蓋的放佛像的破廟，夏天像火爐，冬天像冰窟。但我們一家靠主得勝，沒有因為這樣惡劣的境遇而喪失對基督的信仰……。

就在我回家以後不久，福州市又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街，這也是最後一次的批鬥……。那一天有30萬人沿街觀看我拖著殘疾的左腿，在紅衛兵的押送下，戴著高帽、掛著木牌一步一跛地走在大街上。雖然身上極度地痛苦，但聖靈給了我能力……。【《穿越幽谷》91-98頁】

在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劉揚芬再次被關入“清隊”學習班，不能外出，不能與家裡人見面，每天面對的就是無休止的審查、審訊、批鬥，聽到的都是窮凶極惡的吼聲。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達一年又兩個月之久，使他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期間，他的妻子也被關入醫務衛生界的“清隊”學習班九個月，並被告知他的丈夫已經被槍斃，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從“清隊”學習班被釋放後，劉揚芬又被居住地街道關進去批鬥兩週才得回家。

1970年初，劉揚芬夫婦被發配到閩北建寧最偏僻的山區接受監督勞動改造。那裡沒有公路，沒有電燈，他們被安排住在一所多年無人居住的破爛房子裡，下水田，撿豬糞，環境惡劣得難以生存，他們只好呼求主拯救他們脫離困境。不久，山下64個孩子得了麻疹，因得不到救治，已有4個孩子死亡。當地生產大隊的書記和大隊長只好上山來找劉揚芬夫婦，請求他們為孩子們施醫救治。劉揚芬夫婦就用他們帶去的簡單的醫療器具和藥物，拯救了孩子們的生命。此後他們就成了當地的“赤腳醫生”，居住條件也得到改善。他們開辦了一個醫務室，義務為農民們看病，還培養出5名“赤腳醫生”。

由於妻子陳貞娟長期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加上日夜勞累不得休息，有一次她突然暈倒，脈搏漸漸衰弱下去，最後心臟和呼吸都停止了。情急之下，劉牧師一面大聲呼求主，一面對她施救，最後竟然起死回生。這是他們在閩北山區所經歷的一次神蹟。

劉揚芬夫婦在山區七年半，看過八千多病人，沒有出過一次醫療事故，深受當地百姓的尊敬。在看病的同時，他們還偷偷地播撒了福音的種子。當他們離開山區時，淳樸的農村百姓夾道燃放鞭炮歡送他們。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接著撥亂反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黑五類分子”的人都得以平反；冤假錯案得以昭雪。許多人從監獄、勞改農場、農村、山區回到原來生活工作的地方。1977年，政府允許劉牧師夫婦返回福州，雖然受到街道、派出所的百般刁難，總算把戶口遷回了福州。他們仍被安排在過去曾經住過的尼姑庵的閣樓上，說話行事仍受到監視。但他們依舊像主耶穌那樣，努力去愛人，以善待人。不少曾經惡待過他們的人日後竟因他們而接受福音，成為基督徒。

1978年，政府由統戰部宗教處出面，在行將歸回的尚友堂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十幾位教會領袖舉行了追悼會，予以平反昭雪。尚友堂在文革中被一個工廠佔用，充做倉庫，當時破敗不堪，一片狼藉。會上由宗教處幹部宣布為教牧人員平反，同時宣布禮拜堂可以預備恢復禮拜。出於統戰和宣傳的需要，政府幹部特意登門拜訪劉揚芬牧師，好話說盡，請他出來主持教會工作。當時教會百廢待興，政府還有諸多的規定和限制。劉揚芬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1978年9月的第二個禮拜在尚友堂恢復了已經停止13年的主日崇拜。當時剛剛要開放，人們還心存疑慮，心有餘悸，教牧們估計敢於前來參加禮拜人數不會超過500人。沒想到禮拜當日竟然來了5000人。當禮拜鐘聲敲響之時，許多人泣不成聲。那天劉牧師證道的題目是“願你們平安！”這是主耶穌復活後對門徒所說的第一句話。

此後，福州市及其郊縣，乃至福建全省各地教會相繼開放，恢復禮拜和各種聚會活動。由於教會、神學院被關閉了十幾年，開放後的教會極度缺乏傳道人、聖經和屬靈書籍。劉揚芬就把工作重點放在講道和培訓上面，自編教材教導、培訓傳道人。當聖經重新印刷後，他訂購了大量聖經，分發給各地教會。最後在培訓班的基礎上，很快開辦了福建省基督教神學院，可說是全國範圍內最早開辦的省一級的神學院。劉牧師身兼福州最大兩所禮拜堂和郊區一個禮拜堂的牧師，還經常到全省各地教會去主領培靈、佈道會，為成百上千的人施洗。

劉揚芬雖然在政府允許的公開的教會體制內擔任牧師，牧養教會，但他熟諳“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關係，他一直順從聖靈的帶領和感動，牧養所有的教會。他盡自己所能明裡暗裡支持、幫助甚至掩護家庭教會。他經常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不辭辛苦的來往奔波於山區、農村的家庭教會，幫助家庭教會的建立與發展。到他1985年離開中國時，他已經建立了好幾個家庭教會。到美國後，他仍然在經濟上、設備上，以及屬靈書籍的供應上幫助他們，以至於他所建立的5個家庭教會發展到15個，人數由原來的一千人，發展到約有15000人。

在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在“文革”期間，有很多忠心愛主的弟兄姊妹，為了主，為著信仰的緣故被投入監獄和勞改農場，子女也受到牽連。文革後，當局撥亂反正，許多人獲釋回到他們原來居住的城市。但他們失去了工作，政府也沒有補償，子女無力贍養，因此落入到艱難的境地。有見於此，劉揚芬夫婦從1978年開始，聯絡那些有愛心、有經濟能力的主內肢體，一起來幫助那些生活艱難的肢體。他們一開始幫助50人，慢慢增至80人，最多時他們資助200多人。1985年劉揚芬夫婦移居美國後，仍和親戚朋友，和親近的肢體憑感動奉獻，然後差人帶去中國，使242位主內肢體得到幫助，其中包括20位為主殉道者的遺孀。

晚年移居美國後的事奉

1978年，劉揚芬在美國出生的小女兒劉美申請並蒙準恢復了美國國籍。其後，她又為自己的父母申請了美國移民。但那時劉揚芬尚無此打算，因為當時教會的事工繁多，他不想出國，仍把時間和經歷專注在各地建堂、義工培訓班、開辦神學院和建立家庭教會上面，這樣一拖就是四年。但隨著環境的改變，他和政府、三自會之間的抗爭日增，並且在此過程中，他仍被當作敵人看待。而且美國領事館方面也不允許他繼續拖下去，於是他開始了移民申請。在申辦過程中，他受到福州各有關部門層層刁難和阻撓，費勁周折，最後在神奇妙的安排下，終於拿到護照和移民簽證。

1985年2月，劉揚芬偕夫人告別了事奉36年的福州教會，告別了共同經歷了驚心動魄年代而相濡以沫的主內同工和弟兄姊妹，踏上了闊別已久的美國土地。抵美後定居紐約，他很快就去拜訪美國教會，參與當地華人教會、團契的事奉，應邀到各地教會證道、作見證。1985年7月15日，劉揚芬應加拿大蒙特利爾宣道會的邀請，在其年會上證道。他偕妻同去，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抵加第五日夜裡，其妻陳貞娟竟因心臟病突發在睡眠中安靜地被主接回天家。痛失愛妻，劉揚芬心碎痛哭。二人結褵共43載，為了主的名，她與劉牧師同甘苦共患難，攜手同行一起事奉主，經歷了水深火熱和百般的試煉。現在愛妻溘然離他而去，令他痛不欲生。最後聖靈安慰了他，擦乾了他的眼淚。

此後，劉揚芬牧師開始了在北美華人教會的佈道之旅，為主傳福音、作見證，激勵造就信徒。神為他在北美、在海外開啟了事奉之門，先後十數次到加拿大、到美國十幾個州巡迴佈道；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香港等地去還福音的債。隨著福州移民在紐約唐人街逐年增多，劉揚芬於1991年應邀出任紐約華埠衛理公會義務牧師，其後由團契開始建立了北美第一間福州話教會——紐約基督閩恩教會，擔任義務主任牧師6年；同時他建立了一所講福州話的紐約基督家庭教會。他還創辦了“紐約福音錄音帶、書刊宣道”機構，以福音錄音帶和小冊子來從事福音事工；並且籌款繼續幫補中國大陸有困難的老年教牧人員及其遺孀。在劉揚芬牧師多年的努力下，閩恩堂發展到擁有四五百會友的教會。後來他因年邁和身體原因而辭職，由陳召清牧師接任，很快閩恩堂發展成1200人左右的大型教會。

劉揚芬在美國25年間，也從未間斷與中國大陸教會的聯繫，參與國內教會，特別是家庭教會的事工。他1985年來美國時，年已70歲，身上有多處傷病；1988年和2005年曾做過兩次外科手術。後來身體日漸衰弱，但生活尚能自理。2010年3月15日，他對家人說，兩天以後我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問他在何處，他只微笑不答。3月17日早餐他只喝了一點點牛奶，此後再未進食，到晚上6時已不能說話，但睜大眼睛望著天花板（天），抬手指向天上。晚上10點50分安息主懷，在世享年96歲。臨終前他沒有一點點痛苦，安詳得像睡了一樣，見證了主的恩典、憐憫和榮耀！

3月26日下午在紐約唐人街寶福殯儀館，由中華海外宣道會丁聖材牧師為劉揚芬主持了追思、安息禮拜，隨後將其安葬於長島華盛頓紀念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