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青

早期家庭与教育背景

李叔青，名延生，字应柳，号叔青，祖籍江苏省松江府南汇县人。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里面，李叔青英文名字的拼法是Y. S. Li，是来自于他的名“延生”，而不是号“叔青”。

李叔青生于1875年1月8日，是其父李子义的第三个儿子。李子义共育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长子名伯莲，次子名仲覃、三子名叔青、四子名复生；长女名凤珠，二女名巧珠。

李子义是美南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的学生，毕业后成为监理会的牧师。李叔青出生时，父亲正在苏州博习书院做牧师。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李子义又被监理会调派到太仓州嘉定县做牧师。李叔青随父亲到嘉定县后，就在当地教会开办的学堂里念书。十一二岁时，李叔青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往博习书院就读。后来，因李子义和博习书院的校长因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合而发生了冲突，李叔青又被送到上海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继续学业。按监理会传统，李叔青从小就领受了婴儿洗礼；到圣约翰书院后，他又接受了圣公会主教的按手礼，即“坚信礼”，正式成为圣公会的教友。

在圣约翰读书之始，李叔青因贪玩，时常受到先生的训斥。有一天他忽然醒悟过来，觉得这样下去是不应当的，于是开始认真读起书来。在圣约翰读完中学课程以后，李叔青获得预备科文凭，然后晋升到高级班，但还没有毕业，他就离开了圣约翰，原因是因为和校方意见不合。也就是在李叔青即将从高中班毕业时，圣约翰校长要求他到圣道学堂进一步学习，专门研读圣经和学习传道。但他认为要想学好圣道，就必须要懂得圣经原文，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因此他要求校长把希腊文列入他的必修课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但是校长坚持认为他只需懂得一点希腊文就够了，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希腊文上，因此李叔青就想找机会离开圣约翰书院。

恰在此时（1892年），清政府在天津刚刚成立了“北洋国家西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清朝政府官办的现代化军事西医学院，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所推动建立的，在近代中国医疗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北洋医学堂面向全国招考医学生，招生广告中还说明，被录取后的学生，每人都有十一两白银的津贴，毕业后还可以得到五、六品顶戴的官职，薪俸是一百多两的白银。这种在军中当医官，在当时无论是在地位和薪水上都算是特别高级了。那一届招生的范围主要是在南方江浙地区和广东、福建一带，因为那里懂得英文的青年人比较多。既然和圣约翰书院的院长不和，外面又有这样一个大好机会，李叔青就定意去报考西医学堂。考入北洋医学堂时，他才19岁。这一届医学班里共有20多个青年学生，个个才华出众。李叔青就是在北洋西医学堂就读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听到美国宣道会传教士约翰·伍伯瑞和夫人凯瑟琳（John and Katherine Woodberry）宣讲福音而重生得救的。李叔青是他们在天津所结的第一个重要的果子。

重生得救之经历

约翰·伍伯瑞和夫人凯瑟琳是在1895年受美国宣道会差遣来中国天津从事宣教工作的，来华时已经40多岁。虽然中文不大好，但他们非常热衷于传福音。他们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内弹琴唱福音诗歌，把房门打开，吸引人进来听福音。

有一天晚上，李叔青和几个同学在街上闲逛的时候，正好路过约翰·伍伯瑞的家门口，听见里面有弹钢琴和唱英文诗歌的声音。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就决定进去看个究竟。伍伯瑞夫妇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交谈。在谈到信仰问题的时候，凯瑟琳问李叔青说：“你得救了吗？”李叔青回答说：“我从小就受洗了”。凯瑟琳说：“虽然你小时候就受了洗礼，这还不能算是得救的凭据，你得救的凭据是什么？”他说：“我在16岁的时候，已接受了美国圣公会主教的按手和坚信礼了。”凯瑟琳说：“这种坚信礼也不能算为得救的凭据。”他们几个年轻人听了这番话后，都面红耳赤地回答：“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算作得救的凭据呢？”凯瑟琳就将得救的道理一点一点地解释给他们听。她说：“人如果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人必定是得着了新的生命。他也必定有这个新生命在他里面运行的经历，成为他得救的凭据，所以他自己必定会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这几个青年人听后一脸茫然。凯瑟琳见他们都默默无语，回答不出来，就说：“好吧，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也可以花时间想一想。以后我会写信问你们，你们回信把答案寄给我好了。”他们就告辞回去了。

回校后，他们反复思想凯瑟琳对他们说的话，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得救的凭据来。凯瑟琳又写信来问他们：“你们现在清楚了吗？”并在信上又写了许多实在的问题，除了以前关乎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是否真的得救了，是否真的重生等问题，另外她还增加了一些重生的信徒都应当知道的紧要问题。他们读了这封信后，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他们心想，我们从小都受过洗礼，长大以后，又受过坚信礼；而且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几代都是在教会聚会的人。如果这些都算不得得救的凭据的话，那么，什么才算是得救的凭据呢？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于是他们决定不去管她，不回她信，也不要去见她。但伍伯瑞夫妇一直挂念着他们，虽然他们不肯回信，心里还是喜欢跟这些年轻人保持来往，故而又写信邀请他们再来当面谈论得救的问题。

李叔青等几个青年人虽然不想理会她的邀请，但圣灵一直在他们心里作工，使他们心里非常不安。有一天晚上，他们不知不觉又去看望伍伯瑞夫妇。凯瑟琳和他们一同唱完英文圣诗后，就继续讲基督救恩的道理给他们听。从那天开始，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去找伍伯瑞夫妇查考圣经。他们越读圣经，心里越感到有罪。有一天，李叔青蒙圣灵光照，觉得自己实在是罪恶滔天，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心里非常不安，几乎要死的样子。圣灵开启了他心中的眼睛，使他知道神对他的恩召。他这个时候才清楚认识到，伍氏夫妇以前给他们讲过的救恩之道，就是神爱世人，将祂的爱子赐给我们。不论我们的罪有多大，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并且祂从死人中首先复活，使我们罪得赦免。那时，凯瑟琳所引用过的罗马书4: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及哥林多后书5: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等重要经文，使李叔青诚实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向神认罪悔改。他认罪后心中就充满了平安，感觉自己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已经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在他里面也为他的重生作见证。

李叔青重生得救以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起了明显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他向同学们认罪。他们班上有20几个年轻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自然会产生摩擦，产生彼此冒犯的问题。李叔青得救后，首先感觉到，既然自己已经与基督和好了，就当与众人和好。因此凡是以往跟他有嫌隙的人，不管是人亏欠他，还是他亏欠人，他觉得都应该去认罪和好。在实行的过程中，他发现主动向人认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到了那些与他不睦的人的房门口，刚要用手敲门的时候，马上又把手缩回来了。这时他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到底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是否要为了自己的颜面而退回？于是他回到自己房中迫切地祷告，求神加给他力量。最终他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终于向那些同学一一认罪。

第二个变化是对付世俗的虚荣。过去他在圣约翰书院时，曾经获得银牌奖章。现在他蒙神光照，发现银牌应当颁发给那些品行端正的人。他觉得自己过去做过很多不好的事，常常违背师长的教诲，所以这个奖赏实在是假冒得来的，是自己根本不配得的奖赏。因此他就毅然把这个银牌丢掉了。另外，他本来很喜欢穿华丽的衣服，现在他就把自己那些丝绸衣裳统统卖掉，把所得全数捐给贫民，自己却换上布料做的简朴衣裳。原本他手上戴的是明亮的银表，现在他也把它卖掉，把钱用来传福音和赈济贫民，自己则买一块低档的手表戴上。连他原来在圣约翰获得的毕业证书，他都把它藏起来，不再让人看见。

第三个变化是他得救以后，马上就蒙神的呼召，要他终生事奉神。因此他对继续学医失去了兴趣。他懊悔从前凭着肉体的私欲考进医学院，并且入学的时候，还和政府立了契约。按照契约，如果半途退学，就要缴交罚款白银五百两，而这个数目是他无力偿付的。同时他也知道，毕业以后如果不为国家服务，校方也要向他的父兄讨问，还可能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这就如同和政府签了卖身契一样。因此他心里非常痛苦，迫切仰望神为他开路。当然他的这个改变使师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也很是替他惋惜。

李叔青生命的改变也在其灵命追求上表现出来。他非常注重祷告，常常到学校宿舍的阁楼或地下室等安静的地方祷告，寻求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他也非常喜欢圣经，除了到课堂上课和到饭厅吃饭以外，每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研读神的话，为的是更深地认识神救恩的奥秘。

李叔青生命改变后，他开始非常关心家人得救的问题，他一面向他的弟兄和姐妹传讲主的福音；一面更关心他那位在博习书院做校牧的父亲。他父亲虽然名义上是牧师，但他自己却没有真正得救。李叔青以前很少给父母写信，但现在他经常给父亲写信，信的内容是向他传扬救恩的福音。他引证圣经的话，注明章节，向父亲讲解神的救法和福音的奥秘。他还劝父亲要尽力好好牧养神交付给他的羊群，以致于连他父亲都认为他似乎是信耶稣信迷了。

除了关心家人之外，李叔青更是积极地向同学们传福音，结果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因他的缘故而蒙恩得救了。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当中的领袖，不但帮助他们在灵命上成长，同学之间发生任何纠纷，都要来找李叔青充当他们的“仲裁”，大家都很尊重他的判断和调节。

李叔青和他同班信主的同学们不但个个清楚得救，而且都愿意遵行圣经中“信而受浸”的真理。1896年3月，他们都在天津海军学校附近的北河接受了浸礼，见证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真理和经历。他们的作为在医学院里引起极大的震撼，校长和教职人员对他们的剧烈转变感到困惑和不安，对领头的李叔青甚至感到厌烦。但李叔青不顾一切，不但在校内放胆传扬福音，也在医学院附设的诊所带领病人信主。

李叔青于1897年从西医学堂毕业，同班同学多半被派到军中做医官，或其他待遇优厚的职务。但李叔青却对校长说：“我只爱耶稣，只爱传扬耶稣的福音；我不爱做官，也不爱多得银钱。”校长听了虽然心中恼怒，但也对他很无奈，于是决定暂时把他闲置在学校。李叔青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天津城里继续向学生、市民和地方士绅们传扬救恩之道，有时还骑着马到天津郊区数百村镇广传福音。同时他仍然忠心在教会里牧养新蒙恩的信徒。虽然他那时只有二十几岁，却被会众推选为守真堂的长老。

“守真堂”及其布道会

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约翰·伍伯瑞创立的“守真堂”（Beulah Chapel）的主要成员。他们遵从主耶稣“你们要向天下万民传福音”的命令，把福音推广到校园以外的社会大众中。随着信徒人数的增长，他们创立了一个布道团体，名叫“天津守真堂布道会”，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布道团体。李叔青偕这批医学生被神感召，大力传扬福音，除了学生以外，他们也向当地有名望、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士绅、商人传福音，并且结出一批果子。另外他们在政府官员里面，因着李鸿章的关系，也吸引了不少地方官员信主，而成为守真堂教会的成员。那些经济能力较高的信徒，在财物上慷慨奉献。他们不但负责本地全时间工人的需要，而且对宣道会在各省，甚至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他们都愿意有份于经济上的供给。

到1899年时，天津守真堂信徒人数大约五六十人，信徒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大专院校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以及有地位、有财力的上流社会人士，这和中国其他地方以贫民、苦力和中下阶级所构成的教会成员完全不同。在短短三四年间，在守真堂就产生了25位具有高等学历的本地工人。他们每年在钱财上的奉献相当可观。1899年，他们全堂奉献的金额是三千多美元，在当时足可以支持30位全时间传教士的全年所需。到1900年时，世界范围内在经济上接受天津守真堂供应的传教士人数，日本、非洲、印度、巴勒斯坦、南美洲各有一位。国内有18个省，每省都有一个接受他们经济供应的传教士，其中有6人是他们自己从天津差派出去的。这在中国教会史上堪称是一个奇迹。

天津守真堂福音工作的多样化方式以及他们布道范围的广泛性，都在中国教会复兴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的福音活动是以天津和北京为重心，在天津，他们以那些新建立的大专院校的师生们为主要对象。那时天津有北洋医学堂、陆军武备学堂、海军学堂、天津大学，以及传教士创办的医学院等。另外他们也注重社区的福音工作，他们推广社区福音的方式，包括在天津和北京城里挨家挨户登门造访，并且分发福音书报。光是1898年一年，他们就分发出二万五千多本的福音书册。此外他们也差派自己的工人到天津附近的其他海港城市去传福音，并且他们的福音活动也是从城市内部扩展到广大的郊区，扩展到天津城外的一百多个村镇里。

天津守真堂布道会的福音工作发展神速，到了1899年下半年，他们的福音工人已经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和华南地区。约翰·伍伯瑞在1899年到上海去建立了守真堂上海分堂；同时凯瑟琳继续在天津发展那里的福音工作。1900年，天津守真堂在义和团动乱中全部被毁，凯瑟琳也几乎在动乱中丧命。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天津的工作，把守真堂的总部迁移到上海。

苏州、上海时期

上海守真堂的华人同工，多半是从天津转过来的。1899年冬，李叔青离开天津回到上海，随即进入约翰·伍伯瑞新建立的守真堂中一同事奉。但是这种关系没有维持多久，他就离开了。根据他自己的见证，这是因为他觉得在守真堂事奉神，实际上有两个主人，一个是神自己，一个是约翰·伍伯瑞这个人。他觉得伍伯瑞和一般差会的传教士们一样，总是喜欢向美国总会报告宣道的成绩，希望有好的表现。他觉得这种注重表现的方式常带给他压力，而使他不能自由地顺从圣灵来服事主。而伍伯瑞则认为他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做任何布道以外的事，也不喜欢做领袖。虽然如此，李叔青仍然常常接受伍伯瑞的邀请，协助事工的进行。

无论如何，1900年春天，李叔青接受了上海中西书院的一个英文讲师的职位。他所以宁愿带职事奉，是因为他不想“靠着传福音养生”。除了教书以外，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住所附近的邻居和朋友们，以及跟他一起聚会的各教会会友，传讲主耶稣的救恩。他在那里教书、传福音将近五年的光景，虽然一时看不到明显的果效，但他相信把神真理的种子撒下去，到了时候，一定会开花结果。

李叔青从天津回来后不久，还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婚姻大事。他本来打算终生独身，但他母亲知道后，非常担忧，所以就一天到晚催促他结婚，最终他只好听从母亲的话，在1900年7月27日，与广东籍著名富绅温秉忠的义女溫惠玉（Hannah H. Lee）结婚。温惠玉是美以美会教会的教友，是镇江教会办的崇实女学堂的毕业生，在那时可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婚以后，夫妻俩相亲相爱。但在李叔青眼里，新娘显然还未重生得救。于是新婚伊始，李叔青就恳切地对她讲解圣经上关乎夫妇关系的真理，即夫妇二人不只是在肉体上成为一体，也应当在圣灵里合而为一。很快她的妻子就明白了救恩真理，受浸归入基督。

李叔青其他家人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甚至是教牧，但其实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重生，这是李叔青最为关切的。其父李子义是监理会的资深牧师，当李叔青对他传讲重生得救之道时，他一直不肯接受。直到1904年，李子义罹患重病，李叔青就更加迫切地恳劝他，终于在临终的前一个月，父亲才天天叫叔青到他病床前，把基督完全的救恩和天国的奥秘讲给他听。令李叔青和家人欣慰的是，这位李老牧师在临终前终于清楚得救，得以坦然无惧地归回天家。

李叔青也十分关切其二哥李仲覃的得救问题。当时李仲覃在苏州博习书院担任校牧，李叔青恳切为他祷告的同时，时常从上海到苏州去探望他。李仲覃虽然担任校牧多年，懂得怎么在公会里办理各种宗教事务，遵守基督教的规章，也会把圣经教义讲解得头头是道，但是对于耶稣到底怎么拯救人，教会如何被建造，神的完整救恩到底如何等奥秘却不求甚解。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无论在德行上，或在属灵的事上都远不及弟弟，但他仍然放不下自己内心的骄傲，觉得没有向他弟弟讨教的必要。但李叔青绝不放弃，持续为二哥恒切祷告，多次与他恳切交谈，终于有一天使李仲覃内心开始松动。这个时候李叔青感觉时机已到，就毅然在1904年5月20日辞掉中西书院的教职，搬到苏州，以便和二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通。他在博习书院附近租屋居住，一边作些家教来维持生活，一边常同二哥和其他亲友谈论主基督的福音和神完全救恩的真理。有一天李仲覃终于蒙神光照，真诚悔改认罪。他不但真正得救了，并且立刻把自己的新生命献给神。从此，他和李叔青每天一同查考圣经，一同祷告，成为李叔青最亲密的同工。

苏州教会的复兴

1905年春天，博习书院聘请李叔青为英文和圣经教师。他接受这个教职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已，他真正的负担还是向学生们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当时博习书院的学生都是些比较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子弟。虽然他们大都因为受到中国儒家传统的影响，很难接受福音。但因着李叔青的缘故，许多学生受到他的感化，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即使监理会的会友和大学的同事们，也都受到李叔青的吸引，诚心诚意地来听他传讲福音。这些学生和同事们的见证在校园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圣灵复兴教会的工作就这样从苏州的校园开始了。

同年10月，监理会每年一次的“年会”照例在苏州的天赐庄召开。参加年会的人都是监理会的教牧人员，包括中国和外国的牧师和传教士们。年会中，李叔青应邀向与会的教牧人员讲论基督“完全救恩”的真谛。他的话语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听众无不大受感动。他们当场向神痛悔认罪，因为渴慕心切，竟然愿意继续聚会，日夜不停。当夜与会的信徒分成多个祷告小组，分散数处，继续研读圣经。就这样延续了有三、四天之久。最后大会将结束之际，有一位女士因为受感动，当场受浸，并当众作了感人的蒙恩见证，全堂信徒都被圣灵充满。

当消息传开之后，苏州城内所有教会的中、外传道人和信徒都自愿到天赐庄来参加聚会，以便聆听李叔青为他们讲说神的完全救恩，以及基督住在人心中的奥秘等圣经真理。圣灵的工作非常明显，前来聚会的人不论中外、老少都因受感动而在神和众人面前公开认罪、悔改，甘愿顺服基督，把自已奉献给主用。这种复兴盛况很快就传播到全国以至国外，李叔青看见神已经为他铺设了宽广的福音之路，就知道他以全时间传扬主福音的时候到了。1905年底，李叔青终于辞掉东吴大学的教职，成为一个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全时间致力于复兴布道工作。

上海、南京的复兴

上海与南京的复兴是苏州复兴的延续和扩展，李叔青在这两地的复兴大会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1905年12月间，正当复兴的火焰在苏州燃起之际，圣灵也同时在上海悄然动工，上海十几个教会联合向李叔青和李仲覃牧师发出邀请，请他们在农历正月过后，来上海主领十天的复兴大会。为此，他们发出三千多份邀请信，对象是已经信主的各教会会友。大会从农历正月二十日(1906年2月13日)开始，一共举行十天。期间除了对所有人开放的布道会外，还有为中外教牧人员举办的特别查经聚会，以及专门为西方宣教士们召集的祷告聚会。

李叔青讲道的重点是神造人的目的，有关天国的真理，圣灵住在人里面改变人生命的奥秘和经历。不但如此，他还坦率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信徒之所以缺少属灵的能力，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属灵光景不正常的缘故。西方传教士的责任本来应当是来作属灵带领者的，但是他们自已却没有属灵的能力。这些话对西方传教士来说虽然不容易接受，但是聚会中圣灵的工作非常强烈，使他们不得不信服李叔青所讲的信息。在整个复兴大会中，圣灵彰显了祂的大能大力，促使很多人悔改认罪，追求重生，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之中。这次复兴大会之后，李叔青迁居回到上海。

这次上海的复兴大会对它周边的城市，特别是南京，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作用。南京一共有五个大公会，分别是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贵格会和来福会。1906年春天，他们的负责人聚在一起为南京的复兴祷告，最后决定邀请李叔青和余慈度一同到南京主持为期十天的复兴大会，即从四月初六至四月十五日，每天有三次聚会。聚会地点分别在南京路的汇文书院、沪埠街的义智书院、讲堂街的福音堂，以及旱西门的长老会礼拜堂。每天下午对妇女讲道的聚会是由余慈度姊妹主持；而另外两场的布道会都是由李叔青主领，每次听道者有五百人左右，且都是信徒和教会负责人。

李叔青讲道内容的重点是：虽然人人都有罪，但是自己却看不见，只有得到圣灵的启示才能让人认识自已的本相。人看见自己的罪，自然就会认罪悔改而得到赦免。他的讲道非常深刻有力，许多人蒙神的光照，如梦方醒，公开承认自已的过犯和错误，甚至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李叔青的话语和祷告几乎是把天上带到人间，也把人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据《华美教报》记载，大会的最后两天，是开放给听众公开作见证的聚会。那时站起来作见证的人非常踊跃，第一天男士有30-40人作见证，女士有50-60人左右。大会的最后一天是见证和敬拜的聚会，那一天站起来作见证的人更加踊跃。《华美教报》的记者记述了好几个印象深刻的见证，从中可以感受到复兴的灵在大会中的运行是何等的强烈。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人，都深深地被主摸着了。他们许多人感动得痛哭流涕，有的人强烈感受到圣灵能力的同在：圣灵帮助他们破除自己的迷信，圣灵也触动到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受到良心的责备。所有听众都感觉到这次的奋兴大会就如同五旬节一样，使他们感受到圣灵的大能大力。

南京的复兴传遍全国。此后，李叔青应邀到更多地方去主持复兴大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城市，也涵盖了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南等地的城市。1907年，李叔青获邀在宣道会于芜湖举行的年会上讲道。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参加年会的人很多，其中有中国著名的布道家李（叔青）医生，他的莅临对他们的聚集帮助很大。”同年，在约翰·伍伯瑞的报告中也提到：“李延生（叔青）医生已经在中国教会中，成为一位深受尊敬的工人，他的布道范围已经推广到上海近几百公里以外的地区。”

李叔青的尽职方式

李叔青尽量采取不同的方式传扬福音真理：

第一，他利用大型布道会向广大信徒和慕道者传讲福音。他讲道结束后，让听众分成小组共同研讨他所讲的信息；他还接受信徒个别的要求和他们单独谈道。

第二，他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自己熟悉的人，在亲友和学生中间作一对一的个人福音工作。他的家人和亲戚，以及他在学校教书的学生都属这一类。

第三，他利用文字工作传福音。1907年他出版了《福音指南》季刊，用以刊载他讲道的记录，使那些不能亲自参加他布道大会的人，可以借着季刊阅读他传讲的作息。这份刊物发行以后，在中国各地很受欢迎。

更为重要的是，传道人本身的生命素质与身体力行。李叔青认为：

一个传道人除了必须有重生得救的经历，还必须在生活上把自己所传之道实行出来。

李叔青认为，传道人自已必须是个得救的人，才能救听他道的人。“得救”的意思不只是指因重生而得着神的生命，也是指胜过罪和世界的得胜生活。

传道人应当认识到，传讲福音是一个属灵的争战，因此必须不靠自已的口才，完全倚靠从神来的话语才能得胜。传道不能靠着自己说话，而要完全靠着主给我们的话才可以使人得救。

传道人必须清楚得到神的呼召和差遣，也必须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与神同工，并得以靠着神的大能，为神作见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他们都变成“基督人”。使徒保罗和其他主的门徒，在他们没有传道以前，都是先等候圣灵的能力。普天之下，拯救人的灵魂是最艰难的工作，而一个人的灵魂是否得救，还是沉沦，都只有神才能做。所以传道人必须等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靠着神的大能才能够使人归向主。

最后他结论说：“我们所等候的是圣灵自己，是圣灵里的基督，使我们得着祂以后，可以有能力行道，也可以有能力传道。”

李叔青其人

透过李叔青的生平，我们看到他如何被神拣选和成全，并且被神使用启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但他仍然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一个“瓦器”，一个“人”。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性格和习惯、长处和弱点。

李叔青的体质素来柔弱，而且他旅行的时候常常晕船、晕车。但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为了传扬福音，他宁可忍受长途旅行之苦。虽然他知道应当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应当遵守神赋予身体的自然规律，但是他仍然常常劳累过度，超过自身所能承担的能力。

李叔青为人规矩、端正，从不大会说婉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旦对某件事定规以后，他从不轻易更改，更不会朝三暮四，变化无常。他不喜欢社交应酬，素以诚实待人，在与人相处中，显出他是一个谨言慎行、深思熟虑的人。他待人接物，素来遵行“四不”原则：一、不讲自己的难处；二、不说自己的苦处；三、不言自己的穷处；四、不谈别人的短处。

李叔青对于金钱的态度特别谨慎，他虽然放弃职业，全时间事奉神，但他不接受任何人钱财上定期的供应，也不接受在聚会中为他公开收取奉献。为了不因接受金钱的奉献，使弟兄姊妹跌倒，他谢绝一切教会公开的捐献。唯有出于甘心乐意的捐献，他才接受。

虽然李叔青是著名的复兴布道家，但他并不注重自已的声望，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就，免得窃夺神的荣耀。他认为很多传道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让人只看见传道的人，却没有看见所传的耶稣基督。他不希望信徒过度崇拜他，认为许多有名望、忠心爱主的牧人，因为被跟随者过度吹捧，反而成了被神厌弃的偶像。他更不喜欢人以他为标榜而结党，像圣经中哥林多信徒所犯的毛病一样。他认为信徒不应当声称他们是属任何人，因为只要崇拜人就会遮掩福音的真光，使人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真相。

李叔青在世的末后时日

李叔青为了神在中国教会的复兴工作不遗余力。他不但在全国各地主持复兴大会，也致力于文字翻译的工作，包括把赛斯的世界名著《启示录注解》翻译成中文。当时在美国，有一位关心中国福音事工的人，愿意出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捐赠者委托约翰·伍伯瑞代他物色合适的翻译人选，伍伯瑞就把这项重任交给李叔青来完成。李叔青欣然接受，并于1908年春天开始着手翻译。此后他除了主领复兴大会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这项翻译工作中去。到了五月初，他已经译完二百页，并预定当年秋季，可以全数完成。就在此时，他又接到芜湖几个公会的邀请，去主领奋兴会。事实上，早在初春，他就已经感觉到身体相当虚弱，加上他有晕船、晕车的毛病，实在不适合出远门。纵然如此，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邀请。

像以往一样，李叔青每次布道都不吝惜自己的体力，每天从早到晚讲道两、三场，待布道会结束之后，还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继续谈道和询问福音问题，而且一谈就到了深夜。以往他开完布道会回家之后，总需用一周的时间休息静养，以恢复精神和体力。但这次因为他希望尽快把书翻译完成，故从芜湖回来后，他没有休息就立刻投入翻译工作。不但如此，三个孩子恰巧在此时感染天花，他还要协助妻子照顾三个孩子，因此更加重其身体的疲惫和精神上的压力，终于拖垮他的身体。几天之后，李叔青全身发高烧，连话都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家人们强迫他停下一切工作，其妹夫王培元医生接替他继续翻译赛斯的巨著《启示录注解》。

1908午7月17日，李叔青家人把李叔青送到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去休养。初时病情似有好转，但很快病情急转直下。李叔青虽然是个医生，但因他深受宣信神学的影响，立志生病时不用医药而只相信凭着信心祷告，就能够得到神的医治。他也确实有过多次靠着祷告和信心疾病不经医药而得到医治的经历。这次在莫干山上，和他在一起的同工们对医病的看法分成两派：一是主张有病可以吃药，另一则主张不吃药，令李叔青左右为难。起初他坚持不吃药，且很少进食，以至病了六、七十天之后，身体更加虚弱不堪。在此情况下他终于听劝，服了一帖药，但服药后却立刻感到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犯了不信之罪而违背了神的旨意，于是他就又不吃药了。在这种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不吃药的情况下，李叔青病情越来越重，最终陷入昏迷状态。在他临死的那一晚，约翰·伍伯瑞到他的床前，在他的耳边轻声诵读诗篇103篇，李叔青脸上似乎发出了光辉。他以极虚弱的声音，对伍伯瑞说出最后一句话：“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伍伯瑞跟他道了晚安，回家后仅半小时，就收到“李医生已经与主同在了”的消息。李叔青是在1908年8月14日晚上9点钟时与世长辞的，年仅34岁。伍伯瑞如此回忆道：“他故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感觉到死亡天使的翅膀在他的头上飞翔。”

李叔青逝世的消息很快就遍传中国各省，听到的人无不悲痛哀伤。8月16日，李叔青入殓。当天在山上的礼拜堂内举行了两场追思礼拜，一次是为中国人士而举行的，一次是为西方人士的，多半为外国传教士。他们都与李叔青有着深厚友谊的人，都曾亲耳聆听过李叔青的讲道，或受过他的教导。会中，人们追述了李叔青的生平和他的嘉言懿行。

8月21日，《上海时报》以“记莫干山，追悼李叔青先生逝世”为题，对此事加以详细报导。

随后，李叔青的棺木被运下莫干山，装载船上，当晚开到湖州，再转用小货轮拖到上海。9月10日，他的棺木被安葬在静安寺路的西人公墓里。李叔青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久便结出千千万万的籽粒来。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神立即把教会复兴的火炬传给余慈度、丁立美和赵世光等人，中国教会复兴之火烧得更旺更烈。

李叔青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李叔青是二十世纪初神在中国教会兴起的最早的复兴布道家，堪称为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或“先锋”；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划时代的器皿，借着他，神在中国教会中启动了第一波福音和灵命复兴的浪潮，以致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基督教布道家，影响了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教会名牧和基督教领袖。后来的女布道家余慈度是首先接受了李叔青的带领，才得以“进入圣经更深的真理”，并成为李叔青复兴布道最早的同工。李叔青逝世后，余慈度接续其属灵职事，成为推动第二期中国教会复兴的主导人物。在中国北方，神也兴起丁立美牧师在学生中的复兴工作。他组织的布道会，专注到边疆省分云南、西康等地去布道。

虽然李叔青复兴的职事不到四年时间，他只活了34岁，就因劳疾而终。但他的复兴职事却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首先，李叔青在1895年得救后，立刻向同学们传福音，他带领了三分之二的同班同学蒙恩得救。在中国教会历史中，他被公认为“校园工作”的鼻祖。于力工牧师认为，“过去做学生工作的，首推李叔青先生，继之丁立美牧师。”并且他还带领得救的同学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界性布道组织——天津守真堂布道团。这个布道团队比1908年长老会牧师们在山东成立的“远东布道会”早10年；比蔡苏娟等人于1918年成立的“中华国内布道团”早20年，而且他们的团队参与的布道范围还扩展到海外地区，包括远东的日本、南美的巴西，和中东的耶路撒冷。因此他们堪称中国教会历史上“校园团契”、“家庭教会”和“海外宣道”的先行者。

此外，虽然李叔青口才并不突出，他低调的布道风格都远不如以后三、四十年代的宋尚节和计志文，但正如新约中的施洗约翰一样，李叔青的确是神特别拣选的“福音使者”；是神用以启动中国教会复兴的先声。不但如此，他所结出的属灵果子——或受他属灵服事影响的传道人——继承了他属灵的遗产和动力，为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的奋进和壮大都展示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果子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第一种人是他北洋西医学堂的同学，其中包括张汝舟兄弟、王培元医生和钟文邦等。王培元是李叔青妹妹李巧珠的丈夫，他也是约翰·伍伯瑞的主要同工，曾和伍伯瑞一同到上海创办守真堂，一同从上海到中国东海岸各港口分发福音书刊。1908年，李叔青因病缠身无法工作时，王培元接替他继续翻译赛斯的巨著《启示录注解》。

张汝舟和他兄弟张汝川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回到福州老家从事宣道工作。他们以自已的住所为聚会点，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家庭教会”。后来他们购买了一艘“福音布道船”，沿着福州附近的江河水道向游客和沿岸居民广传福音。

第二种人是他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因着李叔青，李氏家族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父李子义和长兄李伯莲都是创建东吴大学的功臣；而在基督教领域里，他的家族被后人誉为“苏州基督教第一家庭”。父亲、大哥、二哥李仲覃和其他家庭成员都先后被李叔青引领而重生得救；李仲覃更成了他亲密的属灵同工。李叔青去世后，李仲覃继续传道工作，历任监理会在苏州、常熟和上海等地的主任传道和教区长。为筹备1907年基督教入华一百周年庆祝大会，李仲覃被选为大会总干事。他60岁退休后仍然以“优额传道”身份担任东吴大学圣约翰堂的校牧。他所领导的“属灵祈祷会”常使众多与会者“感动、悔悟，因而得救重生”。1934年，他把李叔青的复兴布道事迹，以及他自己和父亲如何被李叔青带领清楚蒙恩得救的动人经过，详述在他所编著的《李叔青传》中。最后，李仲覃在上海圣约翰堂去世，全体信徒为他在该堂立了碑。

李仲覃的长子名骏德，他有五个儿子，以“道”字排行。其次子李崇道曾任台湾的中兴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其三子李政道，即李叔青的侄孙，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和杨振宁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最早获得此项殊荣的华人。1970年代初，李政道应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第三种人是他在校园内学生和同事们中间所结的果子，如俞止斋。他和李叔青同年，也出自博习书院。当时他虽已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他里面却没有真正重生的经历。1900年俞止斋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时，李叔青从天津回到上海，应邀到中西书院执教。期间，在李叔青的带领下，俞止斋才真正悔改得救，生命发生了改变。不久，他正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俞止斋曾先后在监理会上海最大、亦最著名的两个教堂——西藏中路的慕尔堂（今沐恩堂)和虹口路的景林堂——担任主任牧师。宋氏三姐妹和她们的父母都是这里的会友。

第四种人是因参加他复兴会而得救的人，其中重要人物有余慈度的姐夫杨维翰和陈崇桂、成寄归、诚质怡等名牧。

杨维翰毕业于博习医学院，他于1906年在李叔青的复兴大会上重生得救后，就成为余慈度的重要同工。他除了在监理会的松江圣经学院任教外，也和余慈度共同主持各公会联合主办的复兴会和妇女夏令营查经会。此外他也和李仲覃共同主持过青年夏令进修会和查经训练班，并且被“中国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选为委员，负责推动中国教会的福音工作。

陈崇桂从小在武昌的行道会(Swedish Covenant Church)受洗；16岁进入英国循道会(British Wesleyan Church)所办的武昌博文书院(Boone College)就读，20岁毕业后从事神学教育工作。起初他对福音毫无兴趣，乃是他在武昌读书时参加李叔青复兴会时才真正清楚得救，并且在会后受到李叔青亲自指点属灵长进之道，后来成为中国基要派教会中的著名领袖。

陈崇桂于1921年到美国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深造，回国后在湖南长沙圣经学校担任教职。当时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信主以后大发热心，曾邀请陈崇桂担任其随军牧师。陈崇桂精通英文，常被邀请到欧美诸国参加国际性的宣教大会。1910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陈崇桂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了重要演说。他不但在神学教育方面，也在福音文字工作上做出杰出的贡献。

中国教会复兴史上著名传道人成寄归牧师也是李叔青的果子，特别在对教会真理的认识上得益于李叔青的帮助。成寄归后来曾先后在湖南圣经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山东华北神学院等处担任教职，在神学教育上，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复兴，皆有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