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青

早期家庭與教育背景

李叔青，名延生，字應柳，號叔青，祖籍江蘇省松江府南匯縣人。在《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裡面，李叔青英文名字的拼法是Y. S. Li，是來自於他的名“延生”，而不是號“叔青”。

李叔青生於1875年1月8日，是其父李子義的第三個兒子。李子義共育有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長子名伯蓮，次子名仲覃、三子名叔青、四子名復生；長女名鳳珠，二女名巧珠。

李子義是美南監理會在蘇州創辦的博習書院（東吳大學前身）的學生，畢業後成為監理會的牧師。李叔青出生時，父親正在蘇州博習書院做牧師。到了七八歲的時候，李子義又被監理會調派到太倉州嘉定縣做牧師。李叔青隨父親到嘉定縣後，就在當地教會開辦的學堂裡唸書。十一二歲時，李叔青小學畢業後，被父親送往博習書院就讀。後來，因李子義和博習書院的校長因在某些問題上意見不合而發生了衝突，李叔青又被送到上海美國聖公會創辦的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前身）繼續學業。按監理會傳統，李叔青從小就領受了嬰兒洗禮；到聖約翰書院後，他又接受了聖公會主教的按手禮，即“堅信禮”，正式成為聖公會的教友。

在聖約翰讀書之始，李叔青因貪玩，時常受到先生的訓斥。有一天他忽然醒悟過來，覺得這樣下去是不應當的，於是開始認真讀起書來。在聖約翰讀完中學課程以後，李叔青獲得預備科文憑，然後晉升到高級班，但還沒有畢業，他就離開了聖約翰，原因是因為和校方意見不合。也就是在李叔青即將從高中班畢業時，聖約翰校長要求他到聖道學堂進一步學習，專門研讀聖經和學習傳道。但他認為要想學好聖道，就必須要懂得聖經原文，因為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寫成的。因此他要求校長把希臘文列入他的必修課程，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有名的傳道人。但是校長堅持認為他只需懂得一點希臘文就夠了，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在希臘文上，因此李叔青就想找機會離開聖約翰書院。

恰在此時（1892年），清政府在天津剛剛成立了“北洋國家西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個由清朝政府官辦的現代化軍事西醫學院，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所推動建立的，在近代中國醫療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北洋醫學堂面向全國招考醫學生，招生廣告中還說明，被錄取後的學生，每人都有十一兩白銀的津貼，畢業後還可以得到五、六品頂戴的官職，薪俸是一百多兩的白銀。這種在軍中當醫官，在當時無論是在地位和薪水上都算是特別高級了。那一屆招生的範圍主要是在南方江浙地區和廣東、福建一帶，因為那裡懂得英文的青年人比較多。既然和聖約翰書院的院長不和，外面又有這樣一個大好機會，李叔青就定意去報考西醫學堂。考入北洋醫學堂時，他才19歲。這一屆醫學班裡共有20多個青年學生，個個才華出眾。李叔青就是在北洋西醫學堂就讀期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為聽到美國宣道會傳教士約翰·伍伯瑞和夫人凱瑟琳（John and Katherine Woodberry）宣講福音而重生得救的。李叔青是他們在天津所結的第一個重要的果子。

重生得救之經歷

約翰·伍伯瑞和夫人凱瑟琳是在1895年受美國宣道會差遣來中國天津從事宣教工作的，來華時已經40多歲。雖然中文不大好，但他們非常熱衷於傳福音。他們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內彈琴唱福音詩歌，把房門打開，吸引人進來聽福音。

有一天晚上，李叔青和幾個同學在街上閒逛的時候，正好路過約翰·伍伯瑞的家門口，聽見裡面有彈鋼琴和唱英文詩歌的聲音。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他們就決定進去看個究竟。伍伯瑞夫婦熱情接待了他們，並與他們交談。在談到信仰問題的時候，凱瑟琳問李叔青說：“你得救了嗎？”李叔青回答說：“我從小就受洗了”。凱瑟琳說：“雖然你小時候就受了洗禮，這還不能算是得救的憑據，你得救的憑據是什麼？”他說：“我在16歲的時候，已接受了美國聖公會主教的按手和堅信禮了。”凱瑟琳說：“這種堅信禮也不能算為得救的憑據。”他們幾個年輕人聽了這番話後，都面紅耳赤地回答：“那麼到底怎麼樣才能算作得救的憑據呢？”凱瑟琳就將得救的道理一點一點地解釋給他們聽。她說：“人如果得到了耶穌基督的救恩，這個人必定是得著了新的生命。他也必定有這個新生命在他裡面運行的經歷，成為他得救的憑據，所以他自己必定會知道自己得救了沒有。”這幾個青年人聽後一臉茫然。凱瑟琳見他們都默默無語，回答不出來，就說：“好吧，你們現在可以回去了，也可以花時間想一想。以後我會寫信問你們，你們回信把答案寄給我好了。”他們就告辭回去了。

回校後，他們反复思想凱瑟琳對他們說的話，但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自己得救的憑據來。凱瑟琳又寫信來問他們：“你們現在清楚了嗎？”並在信上又寫了許多實在的問題，除了以前關乎他們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兒子耶穌，是否真的得救了，是否真的重生等問題，另外她還增加了一些重生的信徒都應當知道的緊要問題。他們讀了這封信後，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他們心想，我們從小都受過洗禮，長大以後，又受過堅信禮；而且我們的祖父母、父母幾代都是在教會聚會的人。如果這些都算不得得救的憑據的話，那麼，什麼才算是得救的憑據呢？想來想去想不明白，於是他們決定不去管她，不回她信，也不要去見她。但伍伯瑞夫婦一直掛念著他們，雖然他們不肯回信，心裡還是喜歡跟這些年輕人保持來往，故而又寫信邀請他們再來當面談論得救的問題。

李叔青等幾個青年人雖然不想理會她的邀請，但聖靈一直在他們心裡作工，使他們心裡非常不安。有一天晚上，他們不知不覺又去看望伍伯瑞夫婦。凱瑟琳和他們一同唱完英文聖詩後，就繼續講基督救恩的道理給他們聽。從那天開始，幾乎每天晚上，他們都去找伍伯瑞夫婦查考聖經。他們越讀聖經，心裡越感到有罪。有一天，李叔青蒙聖靈光照，覺得自己實在是罪惡滔天，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心裡非常不安，幾乎要死的樣子。聖靈開啟了他心中的眼睛，使他知道神對他的恩召。他這個時候才清楚認識到，伍氏夫婦以前給他們講過的救恩之道，就是神愛世人，將祂的愛子賜給我們。不論我們的罪有多大，耶穌都已經為我們擔當了。並且祂從死人中首先復活，使我們罪得赦免。那時，凱瑟琳所引用過的羅馬書4:25節：“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以及哥林多後書5:21節：“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等重要經文，使李叔青誠實地面對自己，真誠地向神認罪悔改。他認罪後心中就充滿了平安，感覺自己罪已經得到赦免，而且已經重生成為神的兒女。聖靈在他裡面也為他的重生作見證。

李叔青重生得救以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生活上都起了明顯的改變。第一個改變就是他向同學們認罪。他們班上有20幾個年輕人長期生活在一起，自然會產生摩擦，產生彼此冒犯的問題。李叔青得救後，首先感覺到，既然自己已經與基督和好了，就當與眾人和好。因此凡是以往跟他有嫌隙的人，不管是人虧欠他，還是他虧欠人，他覺得都應該去認罪和好。在實行的過程中，他發現主動向人認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到了那些與他不睦的人的房門口，剛要用手敲門的時候，馬上又把手縮回來了。這時他裡面就有很大的掙扎，到底是順從聖靈，還是順從肉體？是否要為了自己的顏面而退回？於是他回到自己房中迫切地禱告，求神加給他力量。最終他靠著神的恩典和力量，終於向那些同學一一認罪。

第二個變化是對付世俗的虛榮。過去他在聖約翰書院時，曾經獲得銀牌獎章。現在他蒙神光照，發現銀牌應當頒發給那些品行端正的人。他覺得自己過去做過很多不好的事，常常違背師長的教誨，所以這個獎賞實在是假冒得來的，是自己根本不配得的獎賞。因此他就毅然把這個銀牌丟掉了。另外，他本來很喜歡穿華麗的衣服，現在他就把自己那些絲綢衣裳統統賣掉，把所得全數捐給貧民，自己卻換上布料做的簡樸衣裳。原本他手上戴的是明亮的銀表，現在他也把它賣掉，把錢用來傳福音和賑濟貧民，自己則買一塊低檔的手錶戴上。連他原來在聖約翰獲得的畢業證書，他都把它藏起來，不再讓人看見。

第三個變化是他得救以後，馬上就蒙神的呼召，要他終生事奉神。因此他對繼續學醫失去了興趣。他懊悔從前憑著肉體的私慾考進醫學院，並且入學的時候，還和政府立了契約。按照契約，如果半途退學，就要繳交罰款白銀五百兩，而這個數目是他無力償付的。同時他也知道，畢業以後如果不為國家服務，校方也要向他的父兄討問，還可能受到更為嚴厲的懲罰。這就如同和政府簽了賣身契一樣。因此他心裡非常痛苦，迫切仰望神為他開路。當然他的這個改變使師長們都感到困惑不解，也很是替他惋惜。

李叔青生命的改變也在其靈命追求上表現出來。他非常注重禱告，常常到學校宿舍的閣樓或地下室等安靜的地方禱告，尋求與主有親密的交通。他也非常喜歡聖經，除了到課堂上課和到飯廳吃飯以外，每天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研讀神的話，為的是更深地認識神救恩的奧秘。

李叔青生命改變後，他開始非常關心家人得救的問題，他一面向他的弟兄和姐妹傳講主的福音；一面更關心他那位在博習書院做校牧的父親。他父親雖然名義上是牧師，但他自己卻沒有真正得救。李叔青以前很少給父母寫信，但現在他經常給父親寫信，信的內容是向他傳揚救恩的福音。他引證聖經的話，註明章節，向父親講解神的救法和福音的奧秘。他還勸父親要盡力好好牧養神交付給他的羊群，以致於連他父親都認為他似乎是信耶穌信迷了。

除了關心家人之外，李叔青更是積極地向同學們傳福音，結果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學都因他的緣故而蒙恩得救了。他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當中的領袖，不但幫助他們在靈命上成長，同學之間發生任何糾紛，都要來找李叔青充當他們的“仲裁”，大家都很尊重他的判斷和調節。

李叔青和他同班信主的同學們不但個個清楚得救，而且都願意遵行聖經中“信而受浸”的真理。1896年3月，他們都在天津海軍學校附近的北河接受了浸禮，見證與基督同死、同葬、同復活的真理和經歷。他們的作為在醫學院裡引起極大的震撼，校長和教職人員對他們的劇烈轉變感到困惑和不安，對領頭的李叔青甚至感到厭煩。但李叔青不顧一切，不但在校內放膽傳揚福音，也在醫學院附設的診所帶領病人信主。

李叔青於1897年從西醫學堂畢業，同班同學多半被派到軍中做醫官，或其他待遇優厚的職務。但李叔青卻對校長說：“我只愛耶穌，只愛傳揚耶穌的福音；我不愛做官，也不愛多得銀錢。”校長聽了雖然心中惱怒，但也對他很無奈，於是決定暫時把他閒置在學校。李叔青就利用這段時間在天津城裡繼續向學生、市民和地方士紳們傳揚救恩之道，有時還騎著馬到天津郊區數百村鎮廣傳福音。同時他仍然忠心在教會裡牧養新蒙恩的信徒。雖然他那時只有二十幾歲，卻被會眾推選為守真堂的長老。

“守真堂”及其佈道會

這些醫學院的學生後來成為約翰·伍伯瑞創立的“守真堂”（Beulah Chapel）的主要成員。他們遵從主耶穌“你們要向天下萬民傳福音”的命令，把福音推廣到校園以外的社會大眾中。隨著信徒人數的增長，他們創立了一個佈道團體，名叫“天津守真堂佈道會”，這是中國教會史上第一個世界性的佈道團體。李叔青偕這批醫學生被神感召，大力傳揚福音，除了學生以外，他們也向當地有名望、有地位、有經濟實力的士紳、商人傳福音，並且結出一批果子。另外他們在政府官員裡面，因著李鴻章的關係，也吸引了不少地方官員信主，而成為守真堂教會的成員。那些經濟能力較高的信徒，在財物上慷慨奉獻。他們不但負責本地全時間工人的需要，而且對宣道會在各省，甚至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他們都願意有份於經濟上的供給。

到1899年時，天津守真堂信徒人數大約五六十人，信徒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大專院校和醫學院的畢業生，以及有地位、有財力的上流社會人士，這和中國其他地方以貧民、苦力和中下階級所構成的教會成員完全不同。在短短三四年間，在守真堂就產生了25位具有高等學歷的本地工人。他們每年在錢財上的奉獻相當可觀。1899年，他們全堂奉獻的金額是三千多美元，在當時足可以支持30位全時間傳教士的全年所需。到1900年時，世界範圍內在經濟上接受天津守真堂供應的傳教士人數，日本、非洲、印度、巴勒斯坦、南美洲各有一位。國內有18個省，每省都有一個接受他們經濟供應的傳教士，其中有6人是他們自己從天津差派出去的。這在中國教會史上堪稱是一個奇蹟。

天津守真堂福音工作的多樣化方式以及他們佈道範圍的廣泛性，都在中國教會復興史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們的福音活動是以天津和北京為重心，在天津，他們以那些新建立的大專院校的師生們為主要對象。那時天津有北洋醫學堂、陸軍武備學堂、海軍學堂、天津大學，以及傳教士創辦的醫學院等。另外他們也注重社區的福音工作，他們推廣社區福音的方式，包括在天津和北京城裡挨家挨戶登門造訪，並且分發福音書報。光是1898年一年，他們就分發出二萬五千多本的福音書冊。此外他們也差派自己的工人到天津附近的其他海港城市去傳福音，並且他們的福音活動也是從城市內部擴展到廣大的郊區，擴展到天津城外的一百多個村鎮裡。

天津守真堂佈道會的福音工作發展神速，到了1899年下半年，他們的福音工人已經從華北擴展到華中和華南地區。約翰·伍伯瑞在1899年到上海去建立了守真堂上海分堂；同時凱瑟琳繼續在天津發展那裡的福音工作。1900年，天津守真堂在義和團動亂中全部被毀，凱瑟琳也幾乎在動亂中喪命。這就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天津的工作，把守真堂的總部遷移到上海。

蘇州、上海時期

上海守真堂的華人同工，多半是從天津轉過來的。1899年冬，李叔青離開天津回到上海，隨即進入約翰·伍伯瑞新建立的守真堂中一同事奉。但是這種關係沒有維持多久，他就離開了。根據他自己的見證，這是因為他覺得在守真堂事奉神，實際上有兩個主人，一個是神自己，一個是約翰·伍伯瑞這個人。他覺得伍伯瑞和一般差會的傳教士們一樣，總是喜歡向美國總會報告宣道的成績，希望有好的表現。他覺得這種注重表現的方式常帶給他壓力，而使他不能自由地順從聖靈來服事主。而伍伯瑞則認為他離開的原因是因為他個人不喜歡做任何佈道以外的事，也不喜歡做領袖。雖然如此，李叔青仍然常常接受伍伯瑞的邀請，協助事工的進行。

無論如何，1900年春天，李叔青接受了上海中西書院的一個英文講師的職位。他所以寧願帶職事奉，是因為他不想“靠著傳福音養生”。除了教書以外，他抓住一切機會向住所附近的鄰居和朋友們，以及跟他一起聚會的各教會會友，傳講主耶穌的救恩。他在那裡教書、傳福音將近五年的光景，雖然一時看不到明顯的果效，但他相信把神真理的種子撒下去，到了時候，一定會開花結果。

李叔青從天津回來後不久，還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婚姻大事。他本來打算終生獨身，但他母親知道後，非常擔憂，所以就一天到晚催促他結婚，最終他只好聽從母親的話，在1900年7月27日，與廣東籍著名富紳溫秉忠的義女溫惠玉（Hannah H. Lee）結婚。溫惠玉是美以美會教會的教友，是鎮江教會辦的崇實女學堂的畢業生，在那時可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結婚以後，夫妻倆相親相愛。但在李叔青眼裡，新娘顯然還未重生得救。於是新婚伊始，李叔青就懇切地對她講解聖經上關乎夫婦關係的真理，即夫婦二人不只是在肉體上成為一體，也應當在聖靈裡合而為一。很快她的妻子就明白了救恩真理，受浸歸入基督。

李叔青其他家人雖然是傳統意義上的基督徒，甚至是教牧，但其實他們的生命並沒有真正重生，這是李叔青最為關切的。其父李子義是監理會的資深牧師，當李叔青對他傳講重生得救之道時，他一直不肯接受。直到1904年，李子義罹患重病，李叔青就更加迫切地懇勸他，終於在臨終的前一個月，父親才天天叫叔青到他病床前，把基督完全的救恩和天國的奧秘講給他聽。令李叔青和家人欣慰的是，這位李老牧師在臨終前終於清楚得救，得以坦然無懼地歸回天家。

李叔青也十分關切其二哥李仲覃的得救問題。當時李仲覃在蘇州博習書院擔任校牧，李叔青懇切為他禱告的同時，時常從上海到蘇州去探望他。李仲覃雖然擔任校牧多年，懂得怎麼在公會裡辦理各種宗教事務，遵守基督教的規章，也會把聖經教義講解得頭頭是道，但是對於耶穌到底怎麼拯救人，教會如何被建造，神的完整救恩到底如何等奧秘卻不求甚解。雖然他也知道自己無論在德行上，或在屬靈的事上都遠不及弟弟，但他仍然放不下自己內心的驕傲，覺得沒有向他弟弟討教的必要。但李叔青絕不放棄，持續為二哥恒切禱告，多次與他懇切交談，終於有一天使李仲覃內心開始鬆動。這個時候李叔青感覺時機已到，就毅然在1904年5月20日辭掉中西書院的教職，搬到蘇州，以便和二哥有更多的接觸和交通。他在博習書院附近租屋居住，一邊作些家教來維持生活，一邊常同二哥和其他親友談論主基督的福音和神完全救恩的真理。有一天李仲覃終於蒙神光照，真誠悔改認罪。他不但真正得救了，並且立刻把自己的新生命獻給神。從此，他和李叔青每天一同查考聖經，一同禱告，成為李叔青最親密的同工。

蘇州教會的復興

1905年春天，博習書院聘請李叔青為英文和聖經教師。他接受這個教職只是為了維持生活而已，他真正的負擔還是向學生們傳講主耶穌的救恩。當時博習書院的學生都是些比較有錢、有地位人家的子弟。雖然他們大都因為受到中國儒家傳統的影響，很難接受福音。但因著李叔青的緣故，許多學生受到他的感化，接受了主耶穌的救恩。即使監理會的會友和大學的同事們，也都受到李叔青的吸引，誠心誠意地來聽他傳講福音。這些學生和同事們的見證在校園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撼，聖靈復興教會的工作就這樣從蘇州的校園開始了。

同年10月，監理會每年一次的“年會”照例在蘇州的天賜莊召開。參加年會的人都是監理會的教牧人員，包括中國和外國的牧師和傳教士們。年會中，李叔青應邀向與會的教牧人員講論基督“完全救恩”的真諦。他的話語帶著聖靈的權柄和能力，聽眾無不大受感動。他們當場向神痛悔認罪，因為渴慕心切，竟然願意繼續聚會，日夜不停。當夜與會的信徒分成多個禱告小組，分散數處，繼續研讀聖經。就這樣延續了有三、四天之久。最後大會將結束之際，有一位女士因為受感動，當場受浸，並當眾作了感人的蒙恩見證，全堂信徒都被聖靈充滿。

當消息傳開之後，蘇州城內所有教會的中、外傳道人和信徒都自願到天賜莊來參加聚會，以便聆聽李叔青為他們講說神的完全救恩，以及基督住在人心中的奧秘等聖經真理。聖靈的工作非常明顯，前來聚會的人不論中外、老少都因受感動而在神和眾人面前公開認罪、悔改，甘願順服基督，把自已奉獻給主用。這種復興盛況很快就傳播到全國以至國外，李叔青看見神已經為他鋪設了寬廣的福音之路，就知道他以全時間傳揚主福音的時候到了。1905年底，李叔青終於辭掉東吳大學的教職，成為一個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全時間致力於復興佈道工作。

上海、南京的復興

上海與南京的復興是蘇州復興的延續和擴展，李叔青在這兩地的復興大會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1905年12月間，正當復興的火焰在蘇州燃起之際，聖靈也同時在上海悄然動工，上海十幾個教會聯合向李叔青和李仲覃牧師發出邀請，請他們在農曆正月過後，來上海主領十天的復興大會。為此，他們發出三千多份邀請信，對象是已經信主的各教會會友。大會從農曆正月二十日(1906年2月13日)開始，一共舉行十天。期間除了對所有人開放的佈道會外，還有為中外教牧人員舉辦的特別查經聚會，以及專門為西方宣教士們召集的禱告聚會。

李叔青講道的重點是神造人的目的，有關天國的真理，聖靈住在人裡面改變人生命的奧秘和經歷。不但如此，他還坦率地、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信徒之所以缺少屬靈的能力，是由於西方傳教士們屬靈光景不正常的緣故。西方傳教士的責任本來應當是來作屬靈帶領者的，但是他們自已卻沒有屬靈的能力。這些話對西方傳教士來說雖然不容易接受，但是聚會中聖靈的工作非常強烈，使他們不得不信服李叔青所講的信息。在整個復興大會中，聖靈彰顯了祂的大能大力，促使很多人悔改認罪，追求重生，接受耶穌基督進入到他們的生命之中。這次復興大會之後，李叔青遷居回到上海。

這次上海的復興大會對它周邊的城市，特別是南京，產生了重大的衝擊作用。南京一共有五個大公會，分別是美以美會、長老會、基督會、貴格會和來福會。1906年春天，他們的負責人聚在一起為南京的復興禱告，最後決定邀請李叔青和余慈度一同到南京主持為期十天的復興大會，即從四月初六至四月十五日，每天有三次聚會。聚會地點分別在南京路的匯文書院、滬埠街的義智書院、講堂街的福音堂，以及旱西門的長老會禮拜堂。每天下午對婦女講道的聚會是由余慈度姊妹主持；而另外兩場的佈道會都是由李叔青主領，每次聽道者有五百人左右，且都是信徒和教會負責人。

李叔青講道內容的重點是：雖然人人都有罪，但是自己卻看不見，只有得到聖靈的啟示才能讓人認識自已的本相。人看見自己的罪，自然就會認罪悔改而得到赦免。他的講道非常深刻有力，許多人蒙神的光照，如夢方醒，公開承認自已的過犯和錯誤，甚至痛哭流涕，決心痛改前非。李叔青的話語和禱告幾乎是把天上帶到人間，也把人帶到屬天的境界裡面。據《華美教報》記載，大會的最後兩天，是開放給聽眾公開作見證的聚會。那時站起來作見證的人非常踴躍，第一天男士有30-40人作見證，女士有50-60人左右。大會的最後一天是見證和敬拜的聚會，那一天站起來作見證的人更加踴躍。《華美教報》的記者記述了好幾個印象深刻的見證，從中可以感受到復興的靈在大會中的運行是何等的強烈。凡是參加這次大會的人，都深深地被主摸著了。他們許多人感動得痛哭流涕，有的人強烈感受到聖靈能力的同在：聖靈幫助他們破除自己的迷信，聖靈也觸動到他們的情感，使他們受到良心的責備。所有聽眾都感覺到這次的奮興大會就如同五旬節一樣，使他們感受到聖靈的大能大力。

南京的復興傳遍全國。此後，李叔青應邀到更多地方去主持復興大會，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城市，也涵蓋了河北、山東、河南和湖南等地的城市。1907年，李叔青獲邀在宣道會於蕪湖舉行的年會上講道。年度報告中特別提到：“參加年會的人很多，其中有中國著名的佈道家李（叔青）醫生，他的蒞臨對他們的聚集幫助很大。”同年，在約翰·伍伯瑞的報告中也提到：“李延生（叔青）醫生已經在中國教會中，成為一位深受尊敬的工人，他的佈道範圍已經推廣到上海近幾百公里以外的地區。”

李叔青的盡職方式

李叔青儘量採取不同的方式傳揚福音真理：

第一，他利用大型佈道會向廣大信徒和慕道者傳講福音。他講道結束後，讓聽眾分成小組共同研討他所講的信息；他還接受信徒個別的要求和他們單獨談道。

第二，他在日常生活中接觸自己熟悉的人，在親友和學生中間作一對一的個人福音工作。他的家人和親戚，以及他在學校教書的學生都屬這一類。

第三，他利用文字工作傳福音。1907年他出版了《福音指南》季刊，用以刊載他講道的記錄，使那些不能親自參加他佈道大會的人，可以借著季刊閱讀他傳講的作息。這份刊物發行以後，在中國各地很受歡迎。

更為重要的是，傳道人本身的生命素質與身體力行。李叔青認為：

一個傳道人除了必須有重生得救的經歷，還必須在生活上把自己所傳之道實行出來。

李叔青認為，傳道人自已必須是個得救的人，才能救聽他道的人。“得救”的意思不只是指因重生而得著神的生命，也是指勝過罪和世界的得勝生活。

傳道人應當認識到，傳講福音是一個屬靈的爭戰，因此必須不靠自已的口才，完全倚靠從神來的話語才能得勝。傳道不能靠著自己說話，而要完全靠著主給我們的話才可以使人得救。

傳道人必須清楚得到神的呼召和差遣，也必須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只有這樣，他才能與神同工，並得以靠著神的大能，為神作見證，把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使他們都變成“基督人”。使徒保羅和其他主的門徒，在他們沒有傳道以前，都是先等候聖靈的能力。普天之下，拯救人的靈魂是最艱難的工作，而一個人的靈魂是否得救，還是沉淪，都只有神才能做。所以傳道人必須等候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靠著神的大能才能夠使人歸向主。

最後他結論說：“我們所等候的是聖靈自己，是聖靈裡的基督，使我們得著祂以後，可以有能力行道，也可以有能力傳道。”

李叔青其人

透過李叔青的生平，我們看到他如何被神揀選和成全，並且被神使用啟動了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運動。但他仍然是一個神所使用的“器皿”，一個“瓦器”，一個“人”。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性格和習慣、長處和弱點。

李叔青的體質素來柔弱，而且他旅行的時候常常暈船、暈車。但從他蒙恩得救以後，為了傳揚福音，他寧可忍受長途旅行之苦。雖然他知道應當保養、顧惜自己的身體，應當遵守神賦予身體的自然規律，但是他仍然常常勞累過度，超過自身所能承擔的能力。

李叔青為人規矩、端正，從不大會說婉轉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一旦對某件事定規以後，他從不輕易更改，更不會朝三暮四，變化無常。他不喜歡社交應酬，素以誠實待人，在與人相處中，顯出他是一個謹言慎行、深思熟慮的人。他待人接物，素來遵行“四不”原則：一、不講自己的難處；二、不說自己的苦處；三、不言自己的窮處；四、不談別人的短處。

李叔青對於金錢的態度特別謹慎，他雖然放棄職業，全時間事奉神，但他不接受任何人錢財上定期的供應，也不接受在聚會中為他公開收取奉獻。為了不因接受金錢的奉獻，使弟兄姊妹跌倒，他謝絕一切教會公開的捐獻。唯有出於甘心樂意的捐獻，他才接受。

雖然李叔青是著名的復興佈道家，但他並不注重自已的聲望，從不誇耀自己的成就，免得竊奪神的榮耀。他認為很多傳道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讓人只看見傳道的人，卻沒有看見所傳的耶穌基督。他不希望信徒過度崇拜他，認為許多有名望、忠心愛主的牧人，因為被跟隨者過度吹捧，反而成了被神厭棄的偶像。他更不喜歡人以他為標榜而結黨，像聖經中哥林多信徒所犯的毛病一樣。他認為信徒不應當聲稱他們是屬任何人，因為只要崇拜人就會遮掩福音的真光，使人看不見耶穌基督的真相。

李叔青在世的末後時日

李叔青為了神在中國教會的復興工作不遺餘力。他不但在全國各地主持復興大會，也致力於文字翻譯的工作，包括把賽斯的世界名著《啟示錄注解》翻譯成中文。當時在美國，有一位關心中國福音事工的人，願意出錢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捐贈者委託約翰·伍伯瑞代他物色合適的翻譯人選，伍伯瑞就把這項重任交給李叔青來完成。李叔青欣然接受，並於1908年春天開始著手翻譯。此後他除了主領復興大會外，幾乎所有時間都投入到這項翻譯工作中去。到了五月初，他已經譯完二百頁，並預定當年秋季，可以全數完成。就在此時，他又接到蕪湖幾個公會的邀請，去主領奮興會。事實上，早在初春，他就已經感覺到身體相當虛弱，加上他有暈船、暈車的毛病，實在不適合出遠門。縱然如此，他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邀請。

像以往一樣，李叔青每次佈道都不吝惜自己的體力，每天從早到晚講道兩、三場，待佈道會結束之後，還有許多人到他的住處，繼續談道和詢問福音問題，而且一談就到了深夜。以往他開完佈道會回家之後，總需用一周的時間休息靜養，以恢復精神和體力。但這次因為他希望儘快把書翻譯完成，故從蕪湖回來後，他沒有休息就立刻投入翻譯工作。不但如此，三個孩子恰巧在此時感染天花，他還要協助妻子照顧三個孩子，因此更加重其身體的疲憊和精神上的壓力，終於拖垮他的身體。幾天之後，李叔青全身發高燒，連話都說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家人們強迫他停下一切工作，其妹夫王培元醫生接替他繼續翻譯賽斯的巨著《啟示錄注解》。

1908午7月17日，李叔青家人把李叔青送到浙江避暑勝地莫干山去休養。初時病情似有好轉，但很快病情急轉直下。李叔青雖然是個醫生，但因他深受宣信神學的影響，立志生病時不用醫藥而只相信憑著信心禱告，就能夠得到神的醫治。他也確實有過多次靠著禱告和信心疾病不經醫藥而得到醫治的經歷。這次在莫干山上，和他在一起的同工們對醫病的看法分成兩派：一是主張有病可以吃藥，另一則主張不吃藥，令李叔青左右為難。起初他堅持不吃藥，且很少進食，以至病了六、七十天之後，身體更加虛弱不堪。在此情況下他終於聽勸，服了一帖藥，但服藥後卻立刻感到心裡不安，覺得自己犯了不信之罪而違背了神的旨意，於是他就又不吃藥了。在這種一會兒吃藥，一會兒不吃藥的情況下，李叔青病情越來越重，最終陷入昏迷狀態。在他臨死的那一晚，約翰·伍伯瑞到他的床前，在他的耳邊輕聲誦讀詩篇103篇，李叔青臉上似乎發出了光輝。他以極虛弱的聲音，對伍伯瑞說出最後一句話：“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伍伯瑞跟他道了晚安，回家後僅半小時，就收到“李醫生已經與主同在了”的消息。李叔青是在1908年8月14日晚上9點鐘時與世長辭的，年僅34歲。伍伯瑞如此回憶道：“他故去的時候，沒有任何痛苦，也沒有感覺到死亡天使的翅膀在他的頭上飛翔。” 

李叔青逝世的消息很快就遍傳中國各省，聽到的人無不悲痛哀傷。8月16日，李叔青入殮。當天在山上的禮拜堂內舉行了兩場追思禮拜，一次是為中國人士而舉行的，一次是為西方人士的，多半為外國傳教士。他們都與李叔青有著深厚友誼的人，都曾親耳聆聽過李叔青的講道，或受過他的教導。會中，人們追述了李叔青的生平和他的嘉言懿行。8月21日，《上海時報》以“記莫干山，追悼李叔青先生逝世”為題，對此事加以詳細報導。

隨後，李叔青的棺木被運下莫干山，裝載船上，當晚開到湖州，再轉用小貨輪拖到上海。9月10日，他的棺木被安葬在靜安寺路的西人公墓裡。李叔青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不久便結出千千萬萬的籽粒來。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神立即把教會復興的火炬傳給余慈度、丁立美和趙世光等人，中國教會復興之火燒得更旺更烈。

李叔青對中國教會的影響

李叔青是二十世紀初神在中國教會興起的最早的復興佈道家，堪稱為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或“先鋒”；他是神所興起的一個劃時代的器皿，藉著他，神在中國教會中啟動了第一波福音和靈命復興的浪潮，以致成為一個聞名全國的基督教佈道家，影響了同時代及後來的許多教會名牧和基督教領袖。後來的女佈道家余慈度是首先接受了李叔青的帶領，才得以“進入聖經更深的真理”，並成為李叔青復興佈道最早的同工。李叔青逝世後，余慈度接續其屬靈職事，成為推動第二期中國教會復興的主導人物。在中國北方，神也興起丁立美牧師在學生中的復興工作。他組織的佈道會，專注到邊疆省分雲南、西康等地去佈道。

雖然李叔青復興的職事不到四年時間，他只活了34歲，就因勞疾而終。但他的復興職事卻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首先，李叔青在1895年得救後，立刻向同學們傳福音，他帶領了三分之二的同班同學蒙恩得救。在中國教會歷史中，他被公認為“校園工作”的鼻祖。于力工牧師認為，“過去做學生工作的，首推李叔青先生，繼之丁立美牧師。”並且他還帶領得救的同學們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世界性佈道組織——天津守真堂佈道團。這個佈道團隊比1908年長老會牧師們在山東成立的“遠東佈道會”早10年；比蔡蘇娟等人於1918年成立的“中華國內佈道團”早20年，而且他們的團隊參與的佈道範圍還擴展到海外地區，包括遠東的日本、南美的巴西，和中東的耶路撒冷。因此他們堪稱中國教會歷史上“校園團契”、“家庭教會”和“海外宣道”的先行者。

此外，雖然李叔青口才並不突出，他低調的佈道風格都遠不如以後三、四十年代的宋尚節和計志文，但正如新約中的施洗約翰一樣，李叔青的確是神特別揀選的“福音使者”；是神用以啟動中國教會復興的先聲。不但如此，他所結出的屬靈果子——或受他屬靈服事影響的傳道人——繼承了他屬靈的遺產和動力，為神在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運動的奮進和壯大都展示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些果子可以分為下列幾種：

第一種人是他北洋西醫學堂的同學，其中包括張汝舟兄弟、王培元醫生和鐘文邦等。王培元是李叔青妹妹李巧珠的丈夫，他也是約翰·伍伯瑞的主要同工，曾和伍伯瑞一同到上海創辦守真堂，一同從上海到中國東海岸各港口分發福音書刊。1908年，李叔青因病纏身無法工作時，王培元接替他繼續翻譯賽斯的巨著《啟示錄注解》。

張汝舟和他兄弟張汝川從醫學院畢業後就回到福州老家從事宣道工作。他們以自已的住所為聚會點，可說是中國最早的“家庭教會”。後來他們購買了一艘“福音佈道船”，沿著福州附近的江河水道向遊客和沿岸居民廣傳福音。

第二種人是他自己的家人和親戚。因著李叔青，李氏家族在中國教會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父李子義和長兄李伯蓮都是創建東吳大學的功臣；而在基督教領域裡，他的家族被後人譽為“蘇州基督教第一家庭”。父親、大哥、二哥李仲覃和其他家庭成員都先後被李叔青引領而重生得救；李仲覃更成了他親密的屬靈同工。李叔青去世後，李仲覃繼續傳道工作，歷任監理會在蘇州、常熟和上海等地的主任傳道和教區長。為籌備1907年基督教入華一百周年慶祝大會，李仲覃被選為大會總幹事。他60歲退休後仍然以“優額傳道”身份擔任東吳大學聖約翰堂的校牧。他所領導的“屬靈祈禱會”常使眾多與會者“感動、悔悟，因而得救重生”。1934年，他把李叔青的復興佈道事蹟，以及他自己和父親如何被李叔青帶領清楚蒙恩得救的動人經過，詳述在他所編著的《李叔青傳》中。最後，李仲覃在上海聖約翰堂去世，全體信徒為他在該堂立了碑。

李仲覃的長子名駿德，他有五個兒子，以“道”字排行。其次子李崇道曾任臺灣的中興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其三子李政道，即李叔青的侄孫，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和楊振寧同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是最早獲得此項殊榮的華人。1970年代初，李政道應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邀請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的熱情接見。

第三種人是他在校園內學生和同事們中間所結的果子，如俞止齋。他和李叔青同年，也出自博習書院。當時他雖已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他裡面卻沒有真正重生的經歷。1900年俞止齋在上海中西書院任教時，李叔青從天津回到上海，應邀到中西書院執教。期間，在李叔青的帶領下，俞止齋才真正悔改得救，生命發生了改變。不久，他正式奉獻自己成為一個傳道人。後來俞止齋曾先後在監理會上海最大、亦最著名的兩個教堂——西藏中路的慕爾堂（今沐恩堂)和虹口路的景林堂——擔任主任牧師。宋氏三姐妹和她們的父母都是這裡的會友。

第四種人是因參加他復興會而得救的人，其中重要人物有余慈度的姐夫楊維翰和陳崇桂、成寄歸、誠質怡等名牧。

楊維翰畢業於博習醫學院，他於1906年在李叔青的復興大會上重生得救後，就成為余慈度的重要同工。他除了在監理會的松江聖經學院任教外，也和余慈度共同主持各公會聯合主辦的復興會和婦女夏令營查經會。此外他也和李仲覃共同主持過青年夏令進修會和查經訓練班，並且被“中國續行委員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選為委員，負責推動中國教會的福音工作。

陳崇桂從小在武昌的行道會(Swedish Covenant Church)受洗；16歲進入英國循道會(British Wesleyan Church)所辦的武昌博文書院(Boone College)就讀，20歲畢業後從事神學教育工作。起初他對福音毫無興趣，乃是他在武昌讀書時參加李叔青復興會時才真正清楚得救，並且在會後受到李叔青親自指點屬靈長進之道，後來成為中國基要派教會中的著名領袖。

陳崇桂於1921年到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深造，回國後在湖南長沙聖經學校擔任教職。當時著名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信主以後大發熱心，曾邀請陳崇桂擔任其隨軍牧師。陳崇桂精通英文，常被邀請到歐美諸國參加國際性的宣教大會。1910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上，陳崇桂以中國代表的身份，發表了重要演說。他不但在神學教育方面，也在福音文字工作上做出傑出的貢獻。

中國教會復興史上著名傳道人成寄歸牧師也是李叔青的果子，特別在對教會真理的認識上得益於李叔青的幫助。成寄歸後來曾先後在湖南聖經學院、南京金陵神學院、山東華北神學院等處擔任教職，在神學教育上，以及對中國教會的復興，皆有很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