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居仁

在二十世纪初期，云贵高原苗族地区的基督教主要是以英国的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为主，最先把基督福音传入苗族地区的是中国内地会，主要以党居仁为代表；而循道公会则以柏格理为代表。因此党居仁和柏格理成为苗族教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传教士。

党居仁(James Robertson Adam)于1863年6月20日出生在苏格兰东部的港口城市邓迪，13岁时在其主日学老师的带领下归信基督。后来当他读过戴德生的“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和海文启写的《剑桥七杰》的故事之后，就非常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1887年4月，党居仁在邓迪市当地教会的辛普森牧师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内地会”。辛普森牧师在信中写道：“党居仁是在十年前接受基督信仰的，从他的生活、行为、性格就可以看出其生命的变化……。他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好的讲员之一。……他一直用引导的方式，让罪人获得拯救。他是一个胆大、勇敢、自信、有男子气概又有个性的人。……从他还是个孩子，我就看着他长大，他热心服侍主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马上派他到中国去。他是个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信徒和传道人。”

1887年8月25日，24岁的党居仁作为中国内地会那一年差派的百人中的一员，登船启程前去中国，同年10月8日抵达中国上海。稍事停留，即从上海出发到安庆，在内地会新建的语言学校里学习中文几个月之后，便于是年底被派往贵州工作。座落在贵阳市内的“贵州基督教内地会总会”是1877年由内地会英国传教士祝明扬（Charles Henry Judd）所设立。在此后的28年中，党居仁以安顺为宣教基地，在苗族人中间从事宣教和办学，赢得了苗族百姓的信任与爱戴，与许多村寨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直到他去世时为止。

黔西重镇安顺的宣教工场是英国传教士白德礼于1884年开拓创立的。1888年，党居仁与加拿大传教士文藻(Thomas Windsor)、华人戴友盛夫妇一起，被差派到安顺协助从事宣教事工。1891年，他们租用佃东大街陈广泰铺面三间作为传福音之所，但前来听信之人却寥寥无几。不久，文藻短暂离去，党居仁接替他主持教务工作。他策略性地选择安顺作为向苗族传福音的基地，这是一个远近苗族村寨的农贸中心，是通往其他城市的必经之地。党居仁购得水洞街赵显斋弟兄的住宅一所，改建成教堂。他不仅在安顺向来往苗民传道，也开始走出城门，走入苗族村寨，进到那些最为困苦的苗族百姓中间。为接近苗民，他开始学习苗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异族环境中，党居仁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渐渐地，他在那些长期饱受歧视、贫穷落后的苗族村寨，赢得了苗民，特别是大花苗民众的信任。

据大花苗口传历史，大花苗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其前辈骁勇善战。但后来由于战败，不得不迁徙至人迹罕至的山区，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土地和财产，受彝族人统治。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原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党居仁工作的区域正是贵州西北边界苗族聚居区，那一带山势起伏，山坡上虽然覆盖着一层薄土，但土壤相当贫瘠，很多地方土浅多石，只能生长荞麦和玉米。党居仁是第一个到生苗聚居区传福音的传教士。当时清政府把尚未完全开化的苗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统称为“生苗”，当地政府在所有去往生苗地区的路上设立哨卡，以控制外来人员进入。

党居仁知道深入生苗村寨会有生命危险，尤其会面临“丢溶洞”的危险——贵州地理上多喀斯特地貌，有很多溶洞深不见底，外来人如果被抓获，就有可能被扔进洞里自生自灭。但党居仁还是去了，并与苗民们一起生活。他以实际行动服务苗族人，向他们展现基督的爱。一位名叫李玛泰的苗族领袖说：“他对苗族非常深情和善良。他称我们为兄弟，并且尽可能地帮助普通辛勤劳作的苗族人。”当时许多苗民死于疟疾，而炎热的夏季又带来传染性皮肤病。党居仁和他的同工们为苗民带去治疗疟疾和皮肤病的药物，并投放福音幻灯片给他们看，渐渐应得了苗族百姓的感激、尊敬与信任。

1893年，也就是在来华六年后，30岁的党居仁与来自北美的女传教士海恩斯女士（F. Haynes）结婚。但婚后第二年8月，海恩斯就病倒了，一直发烧不退。8月12日礼拜天晚上，党居仁忙完两次聚会后，她再次高烧。到了周三，海恩斯产下一名女婴后，于周五晚上不幸离世，小女儿不久也结束了短暂的生命。痛失爱妻与孩子，使党居仁身心灵备受打击，他说：“昨天早上，我埋葬了我亲爱的妻子和我的小宝贝。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让我感觉到没有希望，当时我都要崩溃了。但现在我可以对着得荣耀的妻子说：‘我喜悦遵照上帝的旨意行。’这是她安息在主的怀抱之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虽经死荫幽谷，我仍要倚靠祂！”

党居仁没有被打倒，痛失妻女后大约一年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坚守在工场上，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不辞辛苦地向苗民传福音。到1895年时，安顺教会的信徒人数增至28人。他欣喜地看到“圣灵真的浇灌在苗族人身上了！”在回英国休假期间，党居仁和戴德生谈起他在苗民中的宣教工作时，戴德生鼓励他说：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1896年秋，党居仁再次回到贵州的安顺府驻地。

1894年，党居仁在安顺基督教堂内建起了第一所“苗民义务学校”，招收苗民子弟20多人，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让他们接受教育。当地教会还选拔苗族杨庆安、杨锡光等人入学，培养骨干。针对苗民多文盲的状况，党居仁利用幻灯片介绍基督降世、殉难和救赎人类等故事来吸引苗族百姓。他还拿出从英国带来的马灯、洋伞等为礼物，结交了安顺地方名绅洪承惠，又以优厚待遇聘请安顺地方的饱学之士饶渔九、赵诚斋等人为“义学”男、女校老师。党居仁还邀请安顺知府瞿鸿锡和同城的普定知县周炳文每周到教会听讲一次，使教会活动首先得到他们的支持。

1898年，有坏消息传来：在汉族和黑苗地区传福音的宣教士傅郎明和黑苗传道人潘修山在贵州旁海被杀。党居仁与其同工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他们的尸体安葬。但也有一好消息是：在同一年，党居仁给那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弟兄施洗。次年二月，他在旁海成功地买到一小块地，筹划在这块地上修建更多房屋。

1899年，党居仁到织金县的珠藏、熊家场等地传道，培养出苗族教会领袖李约翰、李摩西等人。因他们的带领，许多苗族百姓到安顺来听道。同年秋，党居仁在织金县熊家场乡白马洞村建立了教会，是为贵州境内第一个苗族教会；并在安顺城北郊苗族聚居的柴家苑村寨建起教堂和学塾。党居仁还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儿童学校，接收贫困的苗族儿童和孤儿来学文化。他帮助苗族人拥有书写的语言，并向他们发送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出版的福音书籍。当这些书籍在苗民中散发开来后，就有传言说，白人发现了苗族祖先遗失的书籍，讲述了耶稣爱苗族的伟大故事。当时吸引了250个大花苗和水西苗村子里的人来这里做礼拜。许多人为了看到这些书籍，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天，可见教会的福音对这些住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因此归向主，甚至后来成为教会的同工和领袖。

党居仁更是亲自前往苗民聚居的地方，奔波往返于数百个村寨之间，用流利的苗语向苗族人传福音。1900年，一大批苗族百姓受洗归主。他在一份报告中如此写道：“今晚我给126名男性和98名女性施洗，是主的大能所拯救的224个灵魂。哈利路亚！主的能力和祝福奇妙地彰显出来，祂的爱充满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主的心今晚也一定非常欢喜，哦，我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神的拯救力量呢？所有这些苗族都得救了，被洗净，归荣耀于神的大名！”苗族基督徒生命上的改变是真实的，而非名义上的。所有的灵魂都被炼净了，党居仁不允许任何未与仇敌明确断绝关系的人受洗；归主后的苗人拆毁了年轻人用于激情狂欢的房屋，砍伐了神灵树木，找到并摧毁了所有的鸦片、鸦片烟斗和灯具。

党居仁从信徒中提拔那些能够继任他的领袖，他将具有领导潜力的人带进自己的家中，进行为期数周的集中门徒训练。这些最初的门徒后来在许多福音事工中，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西方传教士遭到驱赶和迫害，党居仁等西教士不得不暂避于上海。有位政府军政首领巡视了整个牧区后，威胁要杀害那些“外国宗教信仰”的跟随者。所有慕道友都被调查，不少人在大逼迫中放弃信仰。但在旁海，却有34位信主的黑苗为主殉道。1901年，“拳乱”风潮尚未完全过去，党居仁就冒险离开上海，再次前往贵州苗区。到达贵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在旁海和凯里牧区被逼迫的黑苗弟兄。除了被杀的，还有上百基督徒受到严惩，聚会也被禁止，有的山寨甚至禁止基督徒之间相互往来与交流。党居仁挨个寻访了20多个村寨，虽然遭受过严酷迫害，但仍有几十个大花苗的弟兄姊妹坚守住信仰，一直没有停止聚会。不久又有20多个大花苗受洗，党居仁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1901年3月，党居仁续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Morison Scott Anderson)为妻。这一年他在安顺一带推动的花苗宣教事工，得到了神超乎寻常的祝福。他为苗人翻译了圣经，随着圣灵工作的展开，苗民开始大批归主，甚至远在云南的苗民也慕名而来。

1901年8月2日，清廷下《兴学诏》，“停科举、兴学堂”，安顺“苗民义务小学”改办为“乐育高等学校”，增设高小班。各地教会学校也相继改办为新式学堂，成为近代安顺新式教育初始阶段的组成部分。1902年，党居仁在安顺苗族聚居的柴家苑、罗家园、石板寨、洞口流、青山等地相继办起“义务小学”；在普定开办“敬一学校”；之后他又将安顺教会的影响扩展至轿子山、蔡官、旧州、黄腊、新场等地。

1903年，党居仁在安顺知府瞿鸿锡陪同下，武装护卫到赫章、葛布一带考察，通过地方官员购买一块土地，于1906在此地面建成教堂一座。该堂长32米，宽11.6米，能容纳千余人。教堂附设小学一所，由汉、苗族毕业生担任教员。1904年，党居仁带着幻灯机，再次去到赫章、葛布，为当地汉、苗民众放映耶稣故事幻灯片，前来观看的百姓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当天教会为240位苗族信徒举行圣餐，为180人施洗。此后他又创办了葛布第一所学校——迪良学堂。同年，党居仁又到大定、纳雍一带开拓福音事工。

在党居仁及其宣教同工的努力下，在葛布有很多苗族家庭开始信主。有一次党居仁造访葛布举办布道会，连续三个礼拜天的听众分别是900人、1000人和1300人。1906年，有1479人受洗归主。党牧师对信徒的要求很高，每个信徒受洗之前，必须要先经历18个月的考验，以表明他们的行为已经远离偶像崇拜和其他罪恶。看到那么多苗族民众受洗归入基督，党居仁在其报告中这样写道：“多么庄严神圣的时刻啊！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么盛大的苗族聚会，有数千名苗族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啊！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祷告声，你会真实地感觉到，圣灵真的浇灌在这些人身上了！”

葛布教会是西南少数民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当时葛布这个地方是苗族的聚居区，苗族人为了寻找出路，特地派了三个青年人出去，有两个去往云南方向，准备从云南到东南亚去找东南亚的苗族同胞；一个从安顺到黔东南去寻找。前往云南的两人途中不幸染上了麻风病，中断了去东南亚寻找出路的线索。而那位到安顺来的张姓苗人，路经安顺时听说到党居仁牧师的故事，于是他就找到了党居仁。后来党牧师买了一块地，为他们建起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可以容纳一千人。这就是葛布教会建立的过程。直到今天，葛布教会仍然是一个完整、兴旺的少数民族教会。

当党居仁在贵州正在进行属灵的大收割时，同时在云南昭通地区宣教的就是英国循道公会的柏格理牧师(Rev. Samuel Pollard)。事实上，柏格理和党居仁是同一年来到中国宣教的。

当年，柏格理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云南昭通。起初，他的宣教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儒生。但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野蛮的，充其量他们也只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柏格里在昭通宣教17年，受洗人数仅17人。因此柏格理内心十分踌躇，要么放弃在华宣教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下去。恰在此时（1904年），他收到了党居仁牧师的一封信。

当时，党居仁的宣道事工在苗区进展迅速。有一次他在腾腾（Tenten）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群打野猪的猎人。他们穿着古怪，年青人梳着两个垂到背部的辫子，有的把头发盘成牛角的形状。党居仁看到他们打猎后很饿，就请他们进屋并给他们一些面包充饥。随后他才得知，他们是贵州西北方向大花苗山寨的人，走到这里需要九天时间。近年来，他们山寨中有许多人移居到南边是因为他们听说基督教福音给人带来快乐和改变，所以信主的人不断增加。党居仁在报告中写道：“数以千计的人们远离了恶魔崇拜，他们烧毁了祭祀用的鼓和用于献祭或巫术的器具。”

据张坦所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所记，1903年，党居仁到贵州毕节水西的等堆传道，见到几个身着大花披肩、披着蓑衣、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他询问旁边的人后得知，他们是生活在威宁高寒山区的苗民，他们没有耕种的土地，生活十分穷苦。党居仁看到他们只能以荞麦面充饥，便请他们吃饼干，还用苗语对他们说：“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安顺找我，我会尽量帮助你们。”没过多久，四个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抢去了野猪而想起了那个“眼睛有鸡蛋大”的洋人，于是就去安顺找他。党居仁款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当地政府，使这几个苗族猎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从此，这四个苗族人不断到安顺学道，其他苗族人也纷纷前往，慕道热情高涨。党居仁为此感谢上帝，但对于来自滇黔边境上的苗族人，他不忍心他们长途跋涉，但又感到鞭长莫及，因此便写信介绍他们去离其家乡比较近的昭通，找英国循道会的柏格理牧师。此举竟间接促进了滇东苗寨的灵魂大丰收。

大花苗族人带着党居仁牧师的信去昭通拜访柏格理牧师，柏格理如接待兄弟般的接待了他们，并传讲福音给他们听。不久后，循道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柏格理的宣教对象从汉人转向了苗人。随后，柏格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贵州石门坎，在那里和苗族基督徒一起，先后修建了石门坎教堂和学校。教堂刚刚落成之后，便有5000多人受洗。传教士克拉克在其《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一书中写道：“在贵州和云南有很多不同的苗族。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徒团体是在贵州的花苗和大花苗中。在花苗的基督徒传教活动是在1903年的安顺北部，开始于中国内地教会的党居仁牧师。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基督徒，党居仁自己就施洗了6500人。有从远处北边来的追寻信仰的人，他就介绍给柏格理……，他也施洗了数千人，宣教活动向西扩散到云南的武定地区。”1908年以后，内地会传教士进入彝族地区，先后在赫章、威宁大松树、兴隆场、鱼鳅湾和赫章水塘子等处建立教堂。1910年，他们又开拓了织金新区。

福音复兴之火持续在这片黑暗贫瘠的土地上燃烧，每一天都有新的生命“破土而出”。党居仁在其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在这些大聚会上，大家常唱‘这一活泉充满宝血’，然后副歌大家齐唱‘我相信’，精彩极了！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是不义的、通奸的、拜魔鬼的、不洁净的、酗酒的、辱骂人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林前6:11）我们为什么曾经限制上帝拯救人的力量呢？这些人常常受到迫害和试炼，有时候，被疾病和贫穷压着，虽然经历了这些，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新的信仰。”

1912年，党居仁等西教士购得毗连教堂的廖、潘、郭三姓的住宅，筹建福音医院。他们请上海内地总会差派英国专门技师来设计、施工，落成后又差派费济华等医疗传教士前来安顺福音医院服务汉、苗人民。这些内地会、循道会的传教士采取办学校、开医院这样一些直接关系民生的举措,促使基督福音在滇黔苗、彝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1915年8月9日的晚上，一场充满喜乐的敬拜服侍结束以后，党居仁牧师提着灯笼送一位苗族客人离开，回到房间关门之时，一道雷电正好击中门廊。后来，党居仁被发现躺在倒掉的门边，手里还拿着灯笼。虽经抢救，终无力回天，时年仅52岁。虽然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自然条件险恶的环境里，死亡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人们仍难理解上帝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接祂的仆人归回天家，只能顺服于神的主权之下。对于成千上万的苗、汉民众来说，党居仁的去世无疑是一巨大的损失。他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却是不多。”（林前4:15）在耶稣基督里，党居仁就像父亲一般借着福音生了他们。苗族百姓深情地怀念他说：“亲爱的牧师带来了救主爱的教导，引领我们苗族成千上万人悔改并信靠主；他以超越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来爱护我们。”

党居仁死后，被安葬在贵州安顺城北干河坟山麓他所牧养的信徒中间，墓碑横联四字写着“苗族之光”，中行九个大字刻着“大英牧师党居仁之墓”，左右分别刻着两句中文圣经——“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25:21）

中国内地会的领袖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在党居仁去世后评论道：“党居仁先生是一位不屈不挠、辛勤工作的传教士，我们从未有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从不吝惜自己的人，深受他引领归主的人们爱戴……。安顺及周边地区自开始宣教工作以来，有6,449人受洗，去年底有5,590位领圣餐的信徒。当我们想到42位宣教士、29位教师、639名学生和323名义工，就会意识到这项事工的庞大……。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传教士，曾看过这么多信徒进入教会！”《党居仁传》的前言中也如此写道：“上帝藉党居仁之手在中国西南部落中所行的大功，将永世传扬……。这是一项在当代福音传播史上堪称伟业的功绩”。

1915年这一年是苗族宣教史上颇不寻常的一年，党居仁、文藻和柏格理三位苗族传教士在两个月内相继去世，实乃苗族教会的重大损失。1917年，内地会传教士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接续党居仁继续在苗区从事福音工作。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贵州四十万大花苗中间，基督徒的比例仍占到八成，这就是当年西方传教士们播撒的福音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从而显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直到今日，云贵地区的苗族人仍对党居仁牧师念念不忘。有一位苗族教会长老说：“如果柏格理是苗族人的救星，那么党居仁便是向苗族传福音的宣教先锋。”可见党居仁在苗族人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