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居仁

在二十世紀初期，雲貴高原苗族地區的基督教主要是以英國的內地會和循道公會為主，最先把基督福音傳入苗族地區的是中國內地會，主要以黨居仁為代表；而循道公會則以柏格理為代表。因此黨居仁和柏格理成為苗族教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傳教士。

黨居仁(James Robertson Adam)於1863年6月20日出生在蘇格蘭東部的港口城市鄧迪，13歲時在其主日學老師的帶領下歸信基督。後來當他讀過戴德生的“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和海文啟寫的《劍橋七傑》的故事之後，就非常希望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1887年4月，黨居仁在鄧迪市當地教會的辛普森牧師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內地會”。辛普森牧師在信中寫道：“黨居仁是在十年前接受基督信仰的，從他的生活、行為、性格就可以看出其生命的變化……。他是我們所見過的最好的講員之一。……他一直用引導的方式，讓罪人獲得拯救。他是一個膽大、勇敢、自信、有男子氣概又有個性的人。……從他還是個孩子，我就看著他長大，他熱心服侍主的時候，我就覺得應該馬上派他到中國去。他是個訓練有素且經驗豐富的信徒和傳道人。”

1887年8月25日，24歲的黨居仁作為中國內地會那一年差派的百人中的一員，登船啟程前去中國，同年10月8日抵達中國上海。稍事停留，即從上海出發到安慶，在內地會新建的語言學校裡學習中文幾個月之後，便於是年底被派往貴州工作。座落在貴陽市內的“貴州基督教內地會總會”是1877年由內地會英國傳教士祝明揚（Charles Henry Judd）所設立。在此後的28年中，黨居仁以安順為宣教基地，在苗族人中間從事宣教和辦學，贏得了苗族百姓的信任與愛戴，與許多村寨領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一直到他去世時為止。

黔西重鎮安順的宣教工場是英國傳教士白德禮於1884年開拓創立的。1888年，黨居仁與加拿大傳教士文藻(Thomas Windsor)、華人戴友盛夫婦一起，被差派到安順協助從事宣教事工。1891年，他們租用佃東大街陳廣泰鋪面三間作為傳福音之所，但前來聽信之人卻寥寥無幾。不久，文藻短暫離去，黨居仁接替他主持教務工作。他策略性地選擇安順作為向苗族傳福音的基地，這是一個遠近苗族村寨的農貿中心，是通往其他城市的必經之地。黨居仁購得水洞街趙顯齋弟兄的住宅一所，改建成教堂。他不僅在安順向來往苗民傳道，也開始走出城門，走入苗族村寨，進到那些最為困苦的苗族百姓中間。為接近苗民，他開始學習苗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異族環境中，黨居仁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險阻。漸漸地，他在那些長期飽受歧視、貧窮落後的苗族村寨，贏得了苗民，特別是大花苗民眾的信任。

據大花苗口傳歷史，大花苗是蚩尤近衛軍的後代，其前輩驍勇善戰。但後來由於戰敗，不得不遷徙至人跡罕至的山區，而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也淪為社會最底層的人，沒有土地和財產，受彝族人統治。他們過著刀耕火種、結繩刻木的生活，原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澳大利亞民族學家格迪斯曾說：“世界上有兩個苦難深重而又頑強不屈的民族，他們是中國的苗族和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黨居仁工作的區域正是貴州西北邊界苗族聚居區，那一帶山勢起伏，山坡上雖然覆蓋著一層薄土，但土壤相當貧瘠，很多地方土淺多石，只能生長蕎麥和玉米。黨居仁是第一個到生苗聚居區傳福音的傳教士。當時清政府把尚未完全開化的苗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統稱為“生苗”，當地政府在所有去往生苗地區的路上設立哨卡，以控制外來人員進入。

黨居仁知道深入生苗村寨會有生命危險，尤其會面臨“丟溶洞”的危險——貴州地理上多喀斯特地貌，有很多溶洞深不見底，外來人如果被抓獲，就有可能被扔進洞裡自生自滅。但黨居仁還是去了，並與苗民們一起生活。他以實際行動服務苗族人，向他們展現基督的愛。一位名叫李瑪泰的苗族領袖說：“他對苗族非常深情和善良。他稱我們為兄弟，並且盡可能地幫助普通辛勤勞作的苗族人。”當時許多苗民死於瘧疾，而炎熱的夏季又帶來傳染性皮膚病。黨居仁和他的同工們為苗民帶去治療瘧疾和皮膚病的藥物，並投放福音幻燈片給他們看，漸漸應得了苗族百姓的感激、尊敬與信任。

1893年，也就是在來華六年後，30歲的黨居仁與來自北美的女傳教士海恩斯女士（F. Haynes）結婚。但婚後第二年8月，海恩斯就病倒了，一直發燒不退。8月12日禮拜天晚上，黨居仁忙完兩次聚會後，她再次高燒。到了週三，海恩斯產下一名女嬰後，於週五晚上不幸離世，小女兒不久也結束了短暫的生命。痛失愛妻與孩子，使黨居仁身心靈備受打擊，他說：“昨天早上，我埋葬了我親愛的妻子和我的小寶貝。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讓我感覺到沒有希望，當時我都要崩潰了。但現在我可以對著得榮耀的妻子說：‘我喜悅遵照上帝的旨意行。’這是她安息在主的懷抱之前常說的一句話。我雖經死蔭幽谷，我仍要倚靠祂！”

黨居仁沒有被打倒，痛失妻女後大約一年時間裡，他仍然繼續堅守在工場上，翻山越嶺、走村串寨，不辭辛苦地向苗民傳福音。到1895年時，安順教會的信徒人數增至28人。他欣喜地看到“聖靈真的澆灌在苗族人身上了！”在回英國休假期間，黨居仁和戴德生談起他在苗民中的宣教工作時，戴德生鼓勵他說：要盡你最大的努力去做！1896年秋，黨居仁再次回到貴州的安順府駐地。

1894年，黨居仁在安順基督教堂內建起了第一所“苗民義務學校”，招收苗民子弟20多人，免費為他們提供食宿，讓他們接受教育。當地教會還選拔苗族楊慶安、楊錫光等人入學，培養骨幹。針對苗民多文盲的狀況，黨居仁利用幻燈片介紹基督降世、殉難和救贖人類等故事來吸引苗族百姓。他還拿出從英國帶來的馬燈、洋傘等為禮物，結交了安順地方名紳洪承惠，又以優厚待遇聘請安順地方的飽學之士饒漁九、趙誠齋等人為“義學”男、女校老師。黨居仁還邀請安順知府瞿鴻錫和同城的普定知縣周炳文每週到教會聽講一次，使教會活動首先得到他們的支持。

1898年，有壞消息傳來：在漢族和黑苗地區傳福音的宣教士傅郎明和黑苗傳道人潘修山在貴州旁海被殺。黨居仁與其同工冒著生命危險找到他們的屍體安葬。但也有一好消息是：在同一年，黨居仁給那裡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弟兄施洗。次年二月，他在旁海成功地買到一小塊地，籌劃在這塊地上修建更多房屋。

1899年，黨居仁到織金縣的珠藏、熊家場等地傳道，培養出苗族教會領袖李約翰、李摩西等人。因他們的帶領，許多苗族百姓到安順來聽道。同年秋，黨居仁在織金縣熊家場鄉白馬洞村建立了教會，是為貴州境內第一個苗族教會；並在安順城北郊苗族聚居的柴家苑村寨建起教堂和學塾。黨居仁還開辦了一所基督教兒童學校，接收貧困的苗族兒童和孤兒來學文化。他幫助苗族人擁有書寫的語言，並向他們發送英國和外國聖經協會出版的福音書籍。當這些書籍在苗民中散發開來後，就有傳言說，白人發現了苗族祖先遺失的書籍，講述了耶穌愛苗族的偉大故事。當時吸引了250個大花苗和水西苗村子裡的人來這裡做禮拜。許多人為了看到這些書籍，不惜長途跋涉好幾天，可見教會的福音對這些住在大山裡的少數民族有著多麼大的吸引力。許多人因此歸向主，甚至後來成為教會的同工和領袖。

黨居仁更是親自前往苗民聚居的地方，奔波往返於數百個村寨之間，用流利的苗語向苗族人傳福音。1900年，一大批苗族百姓受洗歸主。他在一份報告中如此寫道：“今晚我給126名男性和98名女性施洗，是主的大能所拯救的224個靈魂。哈利路亞！主的能力和祝福奇妙地彰顯出來，祂的愛充滿了我們所有人的心。主的心今晚也一定非常歡喜，哦，我們為什麼要限制我們的神的拯救力量呢？所有這些苗族都得救了，被洗淨，歸榮耀於神的大名！”苗族基督徒生命上的改變是真實的，而非名義上的。所有的靈魂都被煉淨了，黨居仁不允許任何未與仇敵明確斷絕關係的人受洗；歸主後的苗人拆毀了年輕人用於激情狂歡的房屋，砍伐了神靈樹木，找到並摧毀了所有的鴉片、鴉片煙斗和燈具。

黨居仁從信徒中提拔那些能夠繼任他的領袖，他將具有領導潛力的人帶進自己的家中，進行為期數周的集中門徒訓練。這些最初的門徒後來在許多福音事工中，發揮了骨幹帶頭作用。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西方傳教士遭到驅趕和迫害，黨居仁等西教士不得不暫避於上海。有位政府軍政首領巡視了整個牧區後，威脅要殺害那些“外國宗教信仰”的跟隨者。所有慕道友都被調查，不少人在大逼迫中放棄信仰。但在旁海，卻有34位信主的黑苗為主殉道。1901年，“拳亂”風潮尚未完全過去，黨居仁就冒險離開上海，再次前往貴州苗區。到達貴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在旁海和凱里牧區被逼迫的黑苗弟兄。除了被殺的，還有上百基督徒受到嚴懲，聚會也被禁止，有的山寨甚至禁止基督徒之間相互往來與交流。黨居仁挨個尋訪了20多個村寨，雖然遭受過嚴酷迫害，但仍有幾十個大花苗的弟兄姊妹堅守住信仰，一直沒有停止聚會。不久又有20多個大花苗受洗，黨居仁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1901年3月，黨居仁續娶伊麗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Morison Scott Anderson)為妻。這一年他在安順一帶推動的花苗宣教事工，得到了神超乎尋常的祝福。他為苗人翻譯了聖經，隨著聖靈工作的展開，苗民開始大批歸主，甚至遠在雲南的苗民也慕名而來。

1901年8月2日，清廷下《興學詔》，“停科舉、興學堂”，安順“苗民義務小學”改辦為“樂育高等學校”，增設高小班。各地教會學校也相繼改辦為新式學堂，成為近代安順新式教育初始階段的組成部分。1902年，黨居仁在安順苗族聚居的柴家苑、羅家園、石板寨、洞口流、青山等地相繼辦起“義務小學”；在普定開辦“敬一學校”；之後他又將安順教會的影響擴展至轎子山、蔡官、舊州、黃臘、新場等地。

1903年，黨居仁在安順知府瞿鴻錫陪同下，武裝護衛到赫章、葛布一帶考察，通過地方官員購買一塊土地，於1906在此地面建成教堂一座。該堂長32米，寬11.6米，能容納千餘人。教堂附設小學一所，由漢、苗族畢業生擔任教員。1904年，黨居仁帶著幻燈機，再次去到赫章、葛布，為當地漢、苗民眾放映耶穌故事幻燈片，前來觀看的百姓將教堂擠得水泄不通。當天教會為240位苗族信徒舉行聖餐，為180人施洗。此後他又創辦了葛布第一所學校——迪良學堂。同年，黨居仁又到大定、納雍一帶開拓福音事工。

在黨居仁及其宣教同工的努力下，在葛布有很多苗族家庭開始信主。有一次黨居仁造訪葛布舉辦佈道會，連續三個禮拜天的聽眾分別是900人、1000人和1300人。1906年，有1479人受洗歸主。黨牧師對信徒的要求很高，每個信徒受洗之前，必須要先經歷18個月的考驗，以表明他們的行為已經遠離偶像崇拜和其他罪惡。看到那麼多苗族民眾受洗歸入基督，黨居仁在其報告中這樣寫道：“多麼莊嚴神聖的時刻啊！以前我從未見過這麼盛大的苗族聚會，有數千名苗族弟兄姊妹在一起聚會啊！聽到他們的歌聲和禱告聲，你會真實地感覺到，聖靈真的澆灌在這些人身上了！”

葛布教會是西南少數民族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教會。當時葛布這個地方是苗族的聚居區，苗族人為了尋找出路，特地派了三個青年人出去，有兩個去往雲南方向，準備從雲南到東南亞去找東南亞的苗族同胞；一個從安順到黔東南去尋找。前往雲南的兩人途中不幸染上了麻風病，中斷了去東南亞尋找出路的線索。而那位到安順來的張姓苗人，路經安順時聽說到黨居仁牧師的故事，於是他就找到了黨居仁。後來黨牧師買了一塊地，為他們建起一個教堂，這個教堂可以容納一千人。這就是葛布教會建立的過程。直到今天，葛布教會仍然是一個完整、興旺的少數民族教會。

當黨居仁在貴州正在進行屬靈的大收割時，同時在雲南昭通地區宣教的就是英國循道公會的柏格理牧師(Rev. Samuel Pollard)。事實上，柏格理和黨居仁是同一年來到中國宣教的。

當年，柏格理帶著一顆火熱的心來到雲南昭通。起初，他的宣教主要對象是中國的儒生。但儒生大多有一種文化優越感，有“夷夏之辨”，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後、野蠻的，充其量他們也只承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此，柏格裡在昭通宣教17年，受洗人數僅17人。因此柏格理內心十分躊躇，要麼放棄在華宣教回英國，要麼繼續堅持下去。恰在此時（1904年），他收到了黨居仁牧師的一封信。

當時，黨居仁的宣道事工在苗區進展迅速。有一次他在騰騰（Tenten）傳福音的時候，遇到一群打野豬的獵人。他們穿著古怪，年青人梳著兩個垂到背部的辮子，有的把頭髮盤成牛角的形狀。黨居仁看到他們打獵後很餓，就請他們進屋並給他們一些麵包充饑。隨後他才得知，他們是貴州西北方向大花苗山寨的人，走到這裡需要九天時間。近年來，他們山寨中有許多人移居到南邊是因為他們聽說基督教福音給人帶來快樂和改變，所以信主的人不斷增加。黨居仁在報告中寫道：“數以千計的人們遠離了惡魔崇拜，他們燒毀了祭祀用的鼓和用於獻祭或巫術的器具。”

據張坦所著《窄門前的石門坎》一書所記，1903年，黨居仁到貴州畢節水西的等堆傳道，見到幾個身著大花披肩、披著蓑衣、蓬頭垢面的人，出於好奇，他詢問旁邊的人後得知，他們是生活在威寧高寒山區的苗民，他們沒有耕種的土地，生活十分窮苦。黨居仁看到他們只能以蕎麥面充饑，便請他們吃餅乾，還用苗語對他們說：“你們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到安順找我，我會儘量幫助你們。”沒過多久，四個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搶去了野豬而想起了那個“眼睛有雞蛋大”的洋人，於是就去安順找他。黨居仁款待了他們，並讓他們拿著自己的名片去找當地政府，使這幾個苗族獵人的損失得到賠償。從此，這四個苗族人不斷到安順學道，其他苗族人也紛紛前往，慕道熱情高漲。黨居仁為此感謝上帝，但對於來自滇黔邊境上的苗族人，他不忍心他們長途跋涉，但又感到鞭長莫及，因此便寫信介紹他們去離其家鄉比較近的昭通，找英國循道會的柏格理牧師。此舉竟間接促進了滇東苗寨的靈魂大豐收。

大花苗族人帶著黨居仁牧師的信去昭通拜訪柏格理牧師，柏格理如接待兄弟般的接待了他們，並傳講福音給他們聽。不久後，循道公會苗疆部成立，這也代表著柏格理的宣教對象從漢人轉向了苗人。隨後，柏格理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貴州石門坎，在那裡和苗族基督徒一起，先後修建了石門坎教堂和學校。教堂剛剛落成之後，便有5000多人受洗。傳教士克拉克在其《在中國的西南部落中》一書中寫道：“在貴州和雲南有很多不同的苗族。最大的少數民族基督徒團體是在貴州的花苗和大花苗中。在花苗的基督徒傳教活動是在1903年的安順北部，開始於中國內地教會的黨居仁牧師。成千上萬的人成了基督徒，黨居仁自己就施洗了6500人。有從遠處北邊來的追尋信仰的人，他就介紹給柏格理……，他也施洗了數千人，宣教活動向西擴散到雲南的武定地區。”1908年以後，內地會傳教士進入彝族地區，先後在赫章、威寧大松樹、興隆場、魚鰍灣和赫章水塘子等處建立教堂。1910年，他們又開拓了織金新區。

福音復興之火持續在這片黑暗貧瘠的土地上燃燒，每一天都有新的生命“破土而出”。黨居仁在其最後一篇日記裡寫道：“在這些大聚會上，大家常唱‘這一活泉充滿寶血’，然後副歌大家齊唱‘我相信’，精彩極了！這些親愛的弟兄姐妹曾經是不義的、通姦的、拜魔鬼的、不潔淨的、酗酒的、辱駡人的。‘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林前6:11）我們為什麼曾經限制上帝拯救人的力量呢？這些人常常受到迫害和試煉，有時候，被疾病和貧窮壓著，雖然經歷了這些，他們還是堅持他們新的信仰。”

1912年，黨居仁等西教士購得毗連教堂的廖、潘、郭三姓的住宅，籌建福音醫院。他們請上海內地總會差派英國專門技師來設計、施工，落成後又差派費濟華等醫療傳教士前來安順福音醫院服務漢、苗人民。這些內地會、循道會的傳教士採取辦學校、開醫院這樣一些直接關係民生的舉措,促使基督福音在滇黔苗、彝地區迅速傳播開來。

1915年8月9日的晚上，一場充滿喜樂的敬拜服侍結束以後，黨居仁牧師提著燈籠送一位苗族客人離開，回到房間關門之時，一道雷電正好擊中門廊。後來，黨居仁被發現躺在倒掉的門邊，手裡還拿著燈籠。雖經搶救，終無力回天，時年僅52歲。雖然在那個充滿苦難的年代，自然條件險惡的環境裡，死亡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人們仍難理解上帝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接祂的僕人歸回天家，只能順服於神的主權之下。對於成千上萬的苗、漢民眾來說，黨居仁的去世無疑是一巨大的損失。他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所說的，“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但是為父的卻是不多。”（林前4:15）在耶穌基督裡，黨居仁就像父親一般藉著福音生了他們。苗族百姓深情地懷念他說：“親愛的牧師帶來了救主愛的教導，引領我們苗族成千上萬人悔改並信靠主；他以超越父母對自己孩子的愛來愛護我們。”

黨居仁死後，被安葬在貴州安順城北幹河墳山麓他所牧養的信徒中間，墓碑橫聯四字寫著“苗族之光”，中行九個大字刻著“大英牧師黨居仁之墓”，左右分別刻著兩句中文聖經——“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12:3）“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

中國內地會的領袖約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在黨居仁去世後評論道：“黨居仁先生是一位不屈不撓、辛勤工作的傳教士，我們從未有過像他這樣的，一個從不吝惜自己的人，深受他引領歸主的人們愛戴……。安順及周邊地區自開始宣教工作以來，有6,449人受洗，去年底有5,590位領聖餐的信徒。當我們想到42位宣教士、29位教師、639名學生和323名義工，就會意識到這項事工的龐大……。我懷疑是否有任何一位傳教士，曾看過這麼多信徒進入教會！”《黨居仁傳》的前言中也如此寫道：“上帝藉黨居仁之手在中國西南部落中所行的大功，將永世傳揚……。這是一項在當代福音傳播史上堪稱偉業的功績”。

1915年這一年是苗族宣教史上頗不尋常的一年，黨居仁、文藻和柏格理三位苗族傳教士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實乃苗族教會的重大損失。1917年，內地會傳教士裴忠謙牧師(Rev. Isaac Page)接續黨居仁繼續在苗區從事福音工作。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貴州四十萬大花苗中間，基督徒的比例仍占到八成，這就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們播撒的福音種子所結出的果實，從而顯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直到今日，雲貴地區的苗族人仍對黨居仁牧師念念不忘。有一位苗族教會長老說：“如果柏格理是苗族人的救星，那麼黨居仁便是向苗族傳福音的宣教先鋒。”可見黨居仁在苗族人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