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质怡

诚质怡于1890年11月4日出生在北平一个满族旗人之家，父亲是圣公会的牧师。诚氏夫妇共养育三子一女，诚质怡最小；大哥就是民国时期闻名中国基督教界的诚静怡博士。诚老牧师的思想很开通，他认为八旗子弟大多好吃懒做不成器，故此，家中添了男丁时，他都没有按当时惯例去向朝廷申报户口。这样，诚质怡和两位哥哥都没有领过“皇粮”。诚质怡年幼及年少时都在北京伦敦会小学念书，由于家境比较清贫，诚质怡幼年时身体瘦弱，但他读书很努力，尤其喜欢古文和英文。他14岁时父亲去世，那时其长兄诚静怡已经成家立业。

1910年，诚质怡就读于北京英华中学。因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所以他自幼就信奉基督，上中学后即受洗成为基督徒。1913年进入北京通州协和大学读书；1917年，诚质怡赴南京金陵神学院师从司徒雷登学习希腊文。次年，远涉重洋留学美国，入读哈德神学院。1922年，又进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是半工半读在美国求学的，假日里出去打零工，曾到饭店去洗盘子，或去刨石子路挣钱。虽然很辛苦，但他以能够自食其力为荣。那时他很喜欢一首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儿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不算是好汉。”他还说：“上帝决不帮助懒汉，以色列人若不抬腿走出埃及，耶和华也不会降吗哪下来。”1924年，诚质怡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同时兼作东方语系中国教师，终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诚质怡学成后，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新约副教授，兼教希腊文；同年与张文忠女士完婚，二人育有一女，取名诚荣慈。1933年，诚质怡南下广州，出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新约教授。次年又转往南京，出任南京金陵大学宗教学院系主任，并教授新约。1935年，开始在金陵神学院担任新约兼希腊文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金陵神学院一部分西迁往大后方；另一部分迁移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一座花园楼房里办学。诚质怡偕家与神学院同往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的美籍传教士大都撤退回国，神学院与美国差会也断了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所以那几年过得相当艰苦。诚质怡一家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屋里，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诚质怡常将西装、打字机和电扇等东西拿出去变卖；诚师母持家也很节省，常带着女儿在阳台上做煤球，还排队去买配给的混有沙子的米和玉米粉。在抗战时期，金陵神学院始终坚持办学上课，直到日本投降大约半年后，神学院全体师生、家属才都搬回了南京。

当时神学院有个惯例，教师在工作七年后可以赴美休假一年并进修。诚质怡工作满七年时，正值抗战，就没去成。第二个七年时还有别的教师休假，他便让路了。到了第三个七年终于轮到了他。因为错过了前两班“车”，所以妻子可以自费与他同去。他们的女儿于是成了“留守儿童”，由神学院管粹贞老师同住照顾，直到父母亲归来。

1949年秋，诚质怡回国，仍执教于金陵神学院。早在1931年，民国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行政职务须由中国人担任，“金陵”乃由李汉铎任院长（1913-1949）。诚质怡重返金陵之时，正值李院长退休之际，南京教会领袖们推举诚质怡接任院长职务，虽然诚质怡当时无意此任，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他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任院长（1950-1952），也是“金陵”三自革新运动后的第一任院长。诚质怡随即协助政府改组基督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并参与协调各地神学院校的合并工作，筹建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秋，华东13所神学院校联合到“金陵”，更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丁光训任院长，诚质怡和丁玉璋任副院长。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善良、宽厚、坦荡、不做违心事的基督教学者。

从195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神学院关闭，诚质怡一直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除行政工作外，他先后教授新约概论、新约各书研究、希腊文文法、基督传、保罗传、宗教名人传、宣道法、保罗书信、启示文学、希腊文字义、圣经正典等科目。他是一位擅长注解圣经原文的专家，先后撰写了《新约导论》、《新约释义丛书》、《新约研究指南》、《新约原文字义》；主编了《艾彬敦圣经注释》；翻译了《四福音大词典》。此外，他还被选任南京市政协常委，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促进会副主席，江苏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以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

文革大革命爆发后，噩运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诚质怡及其家庭的头上。在1966年当中，他三次被抄家。然后被押送至南京郊区青龙山红卫林场（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神学院教职员工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进行审查（包括逼供拷打），然后押送青龙山；第二类是未经审查直接送青龙山的；第三类是基本群众未送青龙山的。诚质怡是被划为第一类而押送去的，当时他患肝炎初愈尚未康复，在里面又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不停地写检查，受尽凌辱，及至1972年因视神经萎缩而导致双目失明，四肢瘫痪，行动不便，最后于72年8月30日由他自己口述，别人代笔记录写了一份检查后才被释放回家，算是恢复自由。他被关押在青龙山劳改农场达六年之久。

回家后，1974年江苏省统战部开办统战人员学习班，又命令诚质怡去参加。因他找领导询问先前他遗赠给女儿却被没收的五千五百元能否发还时，当即被统战学习班神学组的领导小组（韩XX、徐XX、赵XX）训斥，并组织召开了一次批斗会对他狠批了一顿。会上他们质问诚质怡说：“你割过一根稻吗？你挑过一桶水吗？你剥削了一辈子，你还要钱？”最后诚质怡只好告饶说：“钱我不要了，以后的学习也不参加了，行吗？”。

文化大革命过后，从政府到神学院，一直无人给诚质怡平反。其女儿诚荣慈只好到处写信申诉，要求政府为诚质怡做出公正的政治结论，给以平反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 

“文革”中三次抄家被抄去的存二万三千元存款一直未还。当时其女儿在江阴县华士中学任教，她都不知道到底被抄去多少存款。直到1980年12月24日诚师母去世。28日举行追思礼拜的次日晚上，神学院的几位领导向她宣读了一份所谓“母亲的遗嘱”，才知道有二万三千元的存款，以“母亲遗嘱”的形式代父亲捐赠给神学院作为奖学金基金。但其女儿认为她是唯一生存的法定继承人，不与她商量就做此处理，是不合法的。更何况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一切都推翻了，所以这些所谓的“捐赠”，皆属无效。而所谓的“遗嘱”也都是被迫写的，亦应属无效遗嘱。即便要捐赠，也应按国家政策将抄家的存款先归还后，然后再做遗赠的处理。不能就这样抄去了，不归还，然后写个捐献书，这与情与理与法都是不符的。这笔钱要派什么用场，必须要有诚质怡的法定继承人参与和管理才可以，而其女儿是诚质怡和张文忠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因此诚荣慈要求首先办理清理归还抄家财产的手续，先落实政策，然后再商讨决定遗赠或捐赠，以及如何使用之事。

此外，在诚质怡夫妇临去青龙山林场之前遗赠给女儿的五千五百元也被政府没收，后转给神学院，她多次去追讨，也一直未归还给她。

当时诚荣慈是南京市宁海中学教师，她从1979年4月至1985年底曾多次向省统战部、省宗教局、金陵神学院和南京市公证处等单位，为父亲诚质怡平反和落实政策写过申诉报告，但只有省统战部于1979年5月4日给了一封覆信说：“已将我的信转给有关单位”。之后5年有余，她前往统战部所转的单位——金陵协和神学院询问，一直未获答复，更未落实政策，所抄去的钱款也一直没有归还。而且她去找他们时，有时被拒于门外，不予接待也不理睬。因此她迫不得已，只有向江苏省最高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诉，请求为诚质怡平反并落实政策。

省统战部的覆信中还称，“你父亲诚质怡在文化大革命中，除初期在“红卫兵”冲击下，随南京市宗教界去过青龙山农场外，均未进行过批斗，更没有作过政治结论。”但诚荣慈认为这一结论与事实不符。她申诉说：文革初期，诚质怡先后被关押在神学院地下室和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倍受拷打。有一次被打得口鼻流血，不得不回家休养十天。在女青年会被关押时，定期有“陌生人”去，这些人一去，看管的红卫兵便进入男关押室去索收被关押者的检查，并且打人。在同一时期被关押审查的神学院陈老师（女）证明说，她们在女室里清楚听见男室里打人的声音，但被打者都保持静默，尊严地承受着拷打，没有人求饶或呼喊。还有，诚质怡参加省统战部“学习班”时，亦曾为被没收的5500元，被狠狠地批斗一番，怎么能说“均未进行过批斗”呢？

此外，成荣慈在多封申诉信和自述中提出多个疑问：当年来冲击神学院的红卫兵来自隔壁的金陵中学，他们是如何得知神学院的阶级队伍的分类的？神学院的阶级划分是根据什么原则定的？又是什么人，或说从哪条渠道把这些信息传给外校红卫兵的？成荣慈说：我不明白父亲该当何罪？法犯哪条？什么时候被批捕的？什么时候以什么原由，由哪一级法院判的？为什么不将判决通知家属？如果诚质怡是罪犯，存款当真要没收，丁光训院长为什么还要在他的追思礼拜上致辞？母亲怎么会给丁光训、韩文藻写信（此信后来被冠以“遗嘱”二字）捐赠父亲的全部存款？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诚质怡于1977年7月12日在南京含冤而逝世，终年87岁。死后下葬，只有一个土坟。3年后，其夫人抑郁而死，因为没有修墓，骨灰一直留在家里。二人合葬墓是1987年在汪维藩教授力争之下，才由神学院总务处李主任主持之下修建的。女儿多年奔走投诉无果，受尽白眼和屈辱。无论被迫还是情愿，文革中三次抄家抄去的三万二千元，连同父母遗赠给女儿却被没收的五千五百元，最后皆成了神学院“诚质怡奖学金基金”。诚家的苦难成了后辈神学生的祝福。

下文选自诚荣慈所写“怀念亲爱的父亲诚质怡”一文，这第一手资料忠实地记录了诚质怡一家所经历的悲惨岁月：

1977年7月11日，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个极其悲痛不幸的日子。那天晚上，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谈及他的工作，从不对自己的同工或学生说长论短，父亲憎恶对别人评头论足，他是个正直的人。

我喜爱音乐和文学，除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和培养外，家庭中的生活乐趣和宗教教育就成了我的第二课堂，使我从童年起不仅生活愉快幸福，而且也培养了我在这些方面的兴趣。可惜这一切都在令人痛恨的十年“文革”浩劫中全部破坏了，欢乐变成了焦虑、屈辱和灾难。

在那极度野蛮、凶残又自私专横的特殊时期，中学的红卫兵不知根据什么到神学院来将教工划分为三类。那时父亲肝炎初愈尚未康复就被划为第一类，拘禁在神学院里受审查，穿的毛衣被剥去，随身的零钱被查抄。先后被关押在神学院和女青年会的地下室。审查的内容是：“你第一次留美，1927年回国；第二次去美，1949年回国，为什么都在历史关键时候回来？”父亲回答说：“第一次去读书，1927年毕业得到学位，学业完成回国结婚，工作了。第二次是轮休，为期一年，家和女儿都在中国，自然得回来。”红卫兵又问：“归国时帝国主义交给你什么政治任务？归国后做了哪些坏事？”父亲回答：“我是学神学，回来教神学，没有政治任务，没有做坏事。”这种回答当然满足不了想当然的审查者们的要求，于是被打得口鼻流血。

被关押在女青年会地下室时，红卫兵常定期进男牢房收交代材料和拷打人，陈端桂老师后来告诉我，从女室可见男室有人从大门进出，也可听见男室打人的声音。受刑者安静地承受着拷打与凌辱，没有呼喊或求饶声。

被划为第一类的父亲，经审查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青龙山红卫林场劳动。这是个劳改农场，宗教界的“牛鬼蛇神”们先在名符其实的牛棚里住了一阶段，然后迁进大通间的集体宿舍泥巴地，用草帘遮住窗洞。白天编组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父亲已七十高龄，肝炎未复原遭此折磨，收工回来晚饭都吃不下去。

父亲病了，视力很快下降，医生诊断为神经萎缩。后来被批准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但仍不时地被召回去参加“学习”。眼睛看不见了，1972年的交代检查都是由父亲口述，别人执笔代书的。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也不能自理，每日三餐都靠可怜他的落难同工帮助打饭回宿舍吃。基督教的爱心和怜悯并未都随着“文革”一起革掉，就在父亲沦为阶下囚之际，林场内有同工关怀照顾；场外还有王淑德院长（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邻居黄绍基牧师（基督会的牧师）一家，同病相怜的黄素贞教授（圣乐钢琴教授）及别的朋友们来探望和关心我们，使我父母孤独、冰冷的心感受到温暖。

从1966年“破四旧”后，母亲每月只领几元钱生活费，当时我在外地工作，虽然每月我们定期寄钱回家，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父亲需要营养，母亲只有在每次父亲放假回家时买些粗糙的干点带回林场，作为补充食品。父亲在家治病期间我们曾回家探亲，有时买点百合熬汤就是上好的营养品了……。

林彪事件后，父亲的日子似乎好过了点，户口迁回南京，调整了住房，虽仍只有一间，但面积较以前大了些，至少我一家四口回宁探亲时可以打个地铺，不必再用桌子拼起来睡觉了。政策落实了，父亲精神也稍愉快了些。74年在省统战学习班神学组里补“清队”课也过了关。可好景不长，春节后，父亲去问另一笔被没收的5500元存款能否发还，却被当时的省统战学习班神学组的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一次批判会狠批了一顿，会上质问父亲：“你割过一根稻吗？你挑过一桶水吗？你剥削了一辈子，你还要钱？”父亲的心碎了，心头淋漓着鲜血。父亲又沉默了，从此再没有振奋起来，饭量锐减。我回家时，母亲向我哭诉，父亲口吃着说：“这笔钱，我……我不要了”。父亲的健康很快坏下来了，百病丛生，双目完全失明，四肢僵硬不能伸屈，失去了思维和记忆，大小便失禁。上医院是我爱人从三轮车上背进去的。候诊时，外边木工做活，敲打的声音传来，父亲问我：“咱们等什么呢？是等着挨打吗？”我回答：“不是的，毛主席不准打人，那是木匠做工。”晚上临睡时，父亲对我说：“你把纸整理整理，书里翻开的那一页上打个记号，省得明天找着费事”，还说：“把笔帽套上，别弄脏了纸，明天我接着翻译下一段。”躺在医院里，什么也看不见，翻译什么呀，父亲的神智已不清楚了。

我从外地回家，站在父亲面前说话，父亲竟辨认不出我的声音，猜我是黄坚如，又猜是莫如喜。我说：“我是荣慈”，父亲立刻就哭了。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别手指患关节炎，身体很硬朗，可现在全身关节僵硬，不论坐卧都是同一姿势，并很快患了褥疮，而且越来越糟。每次换药，痛苦不堪。常无端地会说：“我招谁惹谁了，凭什么这么对待我！”“脑袋撞在墙上，撞死为止！”或是“我要回家，这儿不是我的家。”这都是平时父亲在昏昏沉沉时突然迸出的几句话。……父亲一生内向，长期压抑着不敢表达的孤独，悲愤在身不由己的状态下说出来了。

由于失明，身体不能动弹，时间观念也消失了。白天坐着打盹，夜里大声说话，母亲劝说：“现在是夜里，人家都睡觉呢，有事明天再说吧。”可是父亲常常听不懂，尽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但是白天和父亲说话，父亲却总是毫无表情地默不作声。我那幽默风趣，善于理解人的父亲怎么竟变得如此冷漠了？您在想吗？想什么呢？可是有一次我附在他耳边轻轻哼一首赞美诗，刚开始了一两个乐句，父亲竟然跟着唱了起来。这天下午，我们唱了两三首诗，父亲又显出愉快的表情，整个下午没有再叫嚷。以后我们就常常轻轻地唱，父亲不仅会用中英文唱诗，还能背主祷文。明知这样做对父亲的病无任何实质性帮助，但这却能让父亲因此得到些快乐和安慰。

1977年7月11日傍晚，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女儿就告诉我外公又病了，已被送往医院。父亲发烧咳嗽已经有几天了，母亲给用了感冒药却总不见好，这天下午4点多钟，气喘不停，脸色变灰，我爱人慌了手脚，招呼两位正在院内施工的工人一起火速送往医院。我赶到医院接替他们，父亲坐在藤椅里，接着氧气，指甲已是青灰色了。我轻轻呼唤父亲，他没有丝毫反应。医生说老人有腹水，问生过什么病，我如实回答“文革”前夕患过急性肝炎。医生没再说话，随即开出了病危通知书。我被“病危”这不详、沉重的警钟惊呆了。父亲患的是慢性病，怎么可能……。然而这“病危”通知书清楚地表明我就要失去父亲了。医院禁止我离开，好不容易求得一位热心的实习护士找到我家送信让母亲来医院和父亲见上一面。医生护士帮我将父亲抬上一张刚空出来的床上，不管怎样，躺着总比坐着舒服点。母亲来了，眼望着医生长久地为父亲做人工呼吸。怎奈风前的残烛已经燃尽，接氧、人工呼吸都无济于事，只能安慰家属罢了。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终于静静地停止了，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句话。亲爱的父亲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唱歌做游戏，再也不能吃我喂他的饭了。然而父亲的遗容却十分安详，没有一点焦躁和恐惧。我不禁想起圣经中屡次说到信徒的逝世都用“睡了”这个字眼；又想到一篇科学译文中说：据调查一批濒死复生者说正直、善良的人临终时所见的是一片光明，感觉是平安愉快的。父亲一生经历过许多悲欢离合，遍尝苦辣酸甜，尤其晚年的坎坷屈辱，雪上加霜般在父亲心灵上留下了多少创伤。父亲默默地承受了，最后默默地含恨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人间。“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邪恶总是暂时的，公理必然得胜。……父亲已经安息在主的怀中，更加与主接近了。

按照母亲的指示，我们赶回家在指定的箱子中为父亲找了套仅有的没有补丁的旧呢制服，那是五十年代父亲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出席一个世界性基督教代表大会穿过的，是专为出国才定做的制服。

父亲的名字可能会被人遗忘，但对我来说，他仍是亲爱的父亲，我仍时时觉得父亲就在我身旁。安息吧，爸爸，在上帝座前，我们一定能够再相会！

成荣慈     1988年9月于金陵

这篇纪念文章是应汪维藩教授约稿，刊登在1988年11月《金陵神学志》上的。汪老师把这份东西寄给笔者时，在文稿上面注了这样几句话：“1988年神学志还能发表这样的文章。1998年以后，金陵在丁的路线下，几个刊物都已噤若寒蝉了”。汪，2008年3月12日。

在汪维藩的《自牧》一书中，记有这样一段文字，权作本文的结束：

文革期间，神学院被南京市红卫兵总部占用。诚质怡、陈端桂（女）、司徒桐等，均被关在地下室里。诚质怡更遭毒打，消瘦得面目全非。1977年7月12日谢世。

1984年清明，南京教会去基督教公墓扫墓时，我带着83级的同学去为诚质怡、丁玉璋二位院长扫墓。……令我酸楚的是，诚质怡的墓竟是“半抔黄土”，一座土堆塌了小半。后来在我力争之下，承蒙金陵办公室李主任配合，为诚院长修了墓，还竖了一座石碑，上书“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前不久，南京教会公墓迁址，公墓分教会名人和一般信徒两个区。曾是建国后“金陵”第一任院长，并被《江苏省宗教志》列为名人的诚质怡，竟无缘侧身于“名人区”。

后来，原来的墓碑也不见了，“一根曾被压伤的芦苇”，将永远寂寞地躺在非名人区里，这是2005年发生的事。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学生，我已无力有任何作为，因而也无颜再见恩师，除惭愧终身而外。但我相信：“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义人被记念，直到永远。”（诗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