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質怡

誠質怡於1890年11月4日出生在北平一個滿族旗人之家，父親是聖公會的牧師。誠氏夫婦共養育三子一女，誠質怡最小；大哥就是民國時期聞名中國基督教界的誠靜怡博士。誠老牧師的思想很開通，他認為八旗子弟大多好吃懶做不成器，故此，家中添了男丁時，他都沒有按當時慣例去向朝廷申報戶口。這樣，誠質怡和兩位哥哥都沒有領過“皇糧”。誠質怡年幼及年少時都在北京倫敦會小學唸書，由於家境比較清貧，誠質怡幼年時身體瘦弱，但他讀書很努力，尤其喜歡古文和英文。他14歲時父親去世，那時其長兄誠靜怡已經成家立業。

1910年，誠質怡就讀於北京英華中學。因其出生於基督教家庭，所以他自幼就信奉基督，上中學後即受洗成為基督徒。1913年進入北京通州協和大學讀書；1917年，誠質怡赴南京金陵神學院師從司徒雷登學習希臘文。次年，遠涉重洋留學美國，入讀哈德神學院。1922年，又進入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讀神學。他是半工半讀在美國求學的，假日裡出去打零工，曾到飯店去洗盤子，或去刨石子路掙錢。雖然很辛苦，但他以能夠自食其力為榮。那時他很喜歡一首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兒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先，不算是好漢。”他還說：“上帝決不幫助懶漢，以色列人若不抬腿走出埃及，耶和華也不會降嗎哪下來。”1924年，誠質怡又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同時兼作東方語系中國教師，終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7年，誠質怡學成後，受聘於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新約副教授，兼教希臘文；同年與張文忠女士完婚，二人育有一女，取名誠榮慈。1933年，誠質怡南下廣州，出任廣州協和神學院新約教授。次年又轉往南京，出任南京金陵大學宗教學院系主任，並教授新約。1935年，開始在金陵神學院擔任新約兼希臘文教授。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金陵神學院一部分西遷往大後方；另一部分遷移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一座花園樓房裡辦學。誠質怡偕家與神學院同往上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的美籍傳教士大都撤退回國，神學院與美國差會也斷了聯繫，沒有了經濟來源，所以那幾年過得相當艱苦。誠質怡一家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屋裡，廁所廚房都是公用的。誠質怡常將西裝、打字機和電扇等東西拿出去變賣；誠師母持家也很節省，常帶著女兒在陽台上做煤球，還排隊去買配給的混有沙子的米和玉米粉。在抗戰時期，金陵神學院始終堅持辦學上課，直到日本投降大約半年後，神學院全體師生、家屬才都搬回了南京。

當時神學院有個慣例，教師在工作七年後可以赴美休假一年並進修。誠質怡工作滿七年時，正值抗戰，就沒去成。第二個七年時還有別的教師休假，他便讓路了。到了第三個七年終於輪到了他。因為錯過了前兩班“車”，所以妻子可以自費與他同去。他們的女兒於是成了“留守兒童”，由神學院管粹貞老師同住照顧，直到父母親歸來。

1949年秋，誠質怡回國，仍執教於金陵神學院。早在1931年，民國政府規定，教會學校的行政職務須由中國人擔任，“金陵”乃由李漢鐸任院長（1913-1949）。誠質怡重返金陵之時，正值李院長退休之際，南京教會領袖們推舉誠質怡接任院長職務，雖然誠質怡當時無意此任，但最終還是接受了。他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一任院長（1950-1952），也是“金陵”三自革新運動後的第一任院長。誠質怡隨即協助政府改組基督教，開展三自愛國運動，並參與協調各地神學院校的合併工作，籌建金陵協和神學院。1952年秋，華東13所神學院校聯合到“金陵”，更名為“金陵協和神學院”。丁光訓任院長，誠質怡和丁玉璋任副院長。在學生心目中，他是一位學識淵博、善良、寬厚、坦蕩、不做違心事的基督教學者。

從195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神學院關閉，誠質怡一直擔任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除行政工作外，他先後教授新約概論、新約各書研究、希臘文文法、基督傳、保羅傳、宗教名人傳、宣道法、保羅書信、啟示文學、希臘文字義、聖經正典等科目。他是一位擅長註解聖經原文的專家，先後撰寫了《新約導論》、《新約釋義叢書》、《新約研究指南》、《新約原文字義》；主編了《艾彬敦聖經註釋》；翻譯了《四福音大詞典》。此外，他還被選任南京市政協常委，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南京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促進會副主席，江蘇省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以及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委員等職。

文革大革命爆發後，噩運接二連三地降臨到誠質怡及其家庭的頭上。在1966年當中，他三次被抄家。然後被押送至南京郊區青龍山紅衛林場（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當時神學院教職員工被劃分為三類：第一類進行審查（包括逼供拷打），然後押送青龍山；第二類是未經審查直接送青龍山的；第三類是基本群眾未送青龍山的。誠質怡是被劃為第一類而押送去的，當時他患肝炎初癒尚未康復，在裡面又要接受無休止的批鬥，不停地寫檢查，受盡凌辱，及至1972年因視神經萎縮而導致雙目失明，四肢癱瘓，行動不便，最後於72年8月30日由他自己口述，別人代筆記錄寫了一份檢查後才被釋放回家，算是恢復自由。他被關押在青龍山勞改農場達六年之久。

回家後，1974年江蘇省統戰部開辦統戰人員學習班，又命令誠質怡去參加。因他找領導詢問先前他遺贈給女兒卻被沒收的五千五百元能否發還時，當即被統戰學習班神學組的領導小組（韓XX、徐XX、趙XX）訓斥，並組織召開了一次批鬥會對他狠批了一頓。會上他們質問誠質怡說：“你割過一根稻嗎？你挑過一桶水嗎？你剝削了一輩子，你還要錢？”最後誠質怡只好告饒說：“錢我不要了，以後的學習也不參加了，行嗎？”。

文化大革命過後，從政府到神學院，一直無人給誠質怡平反。其女兒誠榮慈只好到處寫信申訴，要求政府為誠質怡做出公正的政治結論，給以平反恢復名譽和落實政策。

“文革”中三次抄家被抄去的存二萬三千元存款一直未還。當時其女兒在江陰縣華士中學任教，她都不知道到底被抄去多少存款。直到1980年12月24日誠師母去世。28日舉行追思禮拜的次日晚上，神學院的幾位領導向她宣讀了一份所謂“母親的遺囑”，才知道有二萬三千元的存款，以“母親遺囑”的形式代父親捐赠給神學院作為獎學金基金。但其女兒認為她是唯一生存的法定繼承人，不與她商量就做此處理，是不合法的。更何況這是在文革期間。文革一切都推翻了，所以這些所謂的“捐贈”，皆屬無效。而所謂的“遺囑”也都是被迫寫的，亦應屬無效遺囑。即便要捐贈，也應按國家政策將抄家的存款先歸還後，然後再做遺贈的處理。不能就這樣抄去了，不歸還，然後寫個捐獻書，這與情與理與法都是不符的。這筆錢要派什麼用場，必須要有誠質怡的法定繼承人參與和管理才可以，而其女兒是誠質怡和張文忠的唯一法定繼承人。因此誠榮慈要求首先辦理清理歸還抄家財產的手續，先落實政策，然後再商討決定遺贈或捐贈，以及如何使用之事。

此外，在誠質怡夫婦臨去青龍山林場之前遺贈給女兒的五千五百元也被政府沒收，後轉給神學院，她多次去追討，也一直未歸還給她。

當時誠榮慈是南京市寧海中學教師，她從1979年4月至1985年底曾多次向省統戰部、省宗教局、金陵神學院和南京市公證處等單位，為父親誠質怡平反和落實政策寫過申訴報告，但只有省統戰部於1979年5月4日給了一封覆信說：“已將我的信轉給有關單位”。之後5年有餘，她前往統戰部所轉的單位——金陵協和神學院詢問，一直未獲答覆，更未落實政策，所抄去的錢款也一直沒有歸還。而且她去找他們時，有時被拒於門外，不予接待也不理睬。因此她迫不得已，只有向江蘇省最高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信申訴，請求為誠質怡平反並落實政策。

省統戰部的覆信中還稱，“你父親誠質怡在文化大革命中，除初期在“紅衛兵”衝擊下，隨南京市宗教界去過青龍山農場外，均未進行過批鬥，更沒有作過政治結論。”但誠榮慈認為這一結論與事實不符。她申訴說：文革初期，誠質怡先後被關押在神學院地下室和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倍受拷打。有一次被打得口鼻流血，不得不回家休養十天。在女青年會被關押時，定期有“陌生人”去，這些人一去，看管的紅衛兵便進入男關押室去索收被關押者的檢查，並且打人。在同一時期被關押審查的神學院陳老師（女）證明說，她們在女室裡清楚聽見男室裡打人的聲音，但被打者都保持靜默，尊嚴地承受著拷打，沒有人求饒或呼喊。還有，誠質怡參加省統戰部“學習班”時，亦曾為被沒收的5500元，被狠狠地批鬥一番，怎麼能說“均未進行過批鬥”呢？

此外，成榮慈在多封申訴信和自述中提出多個疑問：當年來衝擊神學院的紅衛兵來自隔壁的金陵中學，他們是如何得知神學院的階級隊伍的分類的？神學院的階級劃分是根據什麼原則定的？又是什麼人，或說從哪條渠道把這些信息傳給外校紅衛兵的？成榮慈說：我不明白父親該當何罪？法犯哪條？什麼時候被批捕的？什麼時候以什麼原由，由哪一級法院判的？為什麼不將判決通知家屬？如果誠質怡是罪犯，存款當真要沒收，丁光訓院長為什麼還要在他的追思禮拜上致辭？母親怎麼會給丁光訓、韓文藻寫信（此信後來被冠以“遺囑”二字）捐贈父親的全部存款？我真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誠質怡於1977年7月12日在南京含冤而逝世，終年87歲。死後下葬，只有一個土墳。3年後，其夫人抑鬱而死，因為沒有修墓，骨灰一直留在家裡。二人合葬墓是1987年在汪維藩教授力爭之下，才由神學院總務處李主任主持之下修建的。女兒多年奔走投訴無果，受盡白眼和屈辱。無論被迫還是情願，文革中三次抄家抄去的三萬二千元，連同父母遺贈給女兒卻被沒收的五千五百元，最後皆成了神學院“誠質怡獎學金基金”。誠家的苦難成了後輩神學生的祝福。

下文選自誠榮慈所寫“懷念親愛的父親誠質怡”一文，這第一手資料忠實地記錄了誠質怡一家所經歷的悲慘歲月：

1977年7月11日，對我們一家人來說，是個極其悲痛不幸的日子。那天晚上，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不在我面前談及他的工作，從不對自己的同工或學生說長論短，父親憎惡對別人評頭論足，他是個正直的人。

我喜愛音樂和文學，除了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和培養外，家庭中的生活樂趣和宗教教育就成了我的第二課堂，使我從童年起不僅生活愉快幸福，而且也培養了我在這些方面的興趣。可惜這一切都在令人痛恨的十年“文革”浩劫中全部破壞了，歡樂變成了焦慮、屈辱和災難。

在那極度野蠻、兇殘又自私專橫的特殊時期，中學的紅衛兵不知根據什麼到神學院來將教工劃分為三類。那時父親肝炎初癒尚未康復就被劃為第一類，拘禁在神學院裡受審查，穿的毛衣被剝去，隨身的零錢被查抄。先後被關押在神學院和女青年會的地下室。審查的內容是：“你第一次留美，1927年回國；第二次去美，1949年回國，為什麼都在歷史關鍵時候回來？”父親回答說：“第一次去讀書，1927年畢業得到學位，學業完成回國結婚，工作了。第二次是輪休，為期一年，家和女兒都在中國，自然得回來。”紅衛兵又問：“歸國時帝國主義交給你什麼政治任務？歸國後做了哪些壞事？”父親回答：“我是學神學，回來教神學，沒有政治任務，沒有做壞事。”這種回答當然滿足不了想當然的審查者們的要求，於是被打得口鼻流血。

被關押在女青年會地下室時，紅衛兵常定期進男牢房收交代材料和拷打人，陳端桂老師後來告訴我，從女室可見男室有人從大門進出，也可聽見男室打人的聲音。受刑者安靜地承受著拷打與凌辱，沒有呼喊或求饒聲。

被劃為第一類的父親，經審查後，被押送到南京郊區青龍山紅衛林場勞動。這是個勞改農場，宗教界的“牛鬼蛇神”們先在名符其實的牛棚裡住了一階段，然後遷進大通間的集體宿舍泥巴地，用草帘遮住窗洞。白天編組出去勞動，晚上開會學習。父親已七十高齡，肝炎未復原遭此折磨，收工回來晚飯都吃不下去。

父親病了，視力很快下降，醫生診斷為神經萎縮。後來被批准回家休養一段時間，但仍不時地被召回去參加“學習”。眼睛看不見了，1972年的交代檢查都是由父親口述，別人執筆代書的。父親失去了勞動能力，生活也不能自理，每日三餐都靠可憐他的落難同工幫助打飯回宿舍吃。基督教的愛心和憐憫並未都隨著“文革”一起革掉，就在父親淪為階下囚之際，林場內有同工關懷照顧；場外還有王淑德院長（金陵女子神學院院長）、鄰居黃紹基牧師（基督會的牧師）一家，同病相憐的黃素貞教授（聖樂鋼琴教授）及別的朋友們來探望和關心我們，使我父母孤獨、冰冷的心感受到溫暖。

從1966年“破四舊”後，母親每月只領幾元錢生活費，當時我在外地工作，雖然每月我們定期寄錢回家，也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父親需要營養，母親只有在每次父親放假回家時買些粗糙的乾點帶回林場，作為補充食品。父親在家治病期間我們曾回家探親，有時買點百合熬湯就是上好的營養品了……。

林彪事件後，父親的日子似乎好過了點，戶口遷回南京，調整了住房，雖仍只有一間，但面積較以前大了些，至少我一家四口回寧探親時可以打個地舖，不必再用桌子拼起來睡覺了。政策落實了，父親精神也稍愉快了些。74年在省統戰學習班神學組裡補“清隊”課也過了關。可好景不長，春節後，父親去問另一筆被沒收的5500元存款能否發還，卻被當時的省統戰學習班神學組的領導小組組織召開的一次批判會狠批了一頓，會上質問父親：“你割過一根稻嗎？你挑過一桶水嗎？你剝削了一輩子，你還要錢？”父親的心碎了，心頭淋漓着鮮血。父親又沉默了，從此再沒有振奮起來，飯量銳減。我回家時，母親向我哭訴，父親口吃著說：“這筆錢，我……我不要了”。父親的健康很快壞下來了，百病叢生，雙目完全失明，四肢僵硬不能伸屈，失去了思維和記憶，大小便失禁。上醫院是我愛人從三輪車上背進去的。候診時，外邊木工做活，敲打的聲音傳來，父親問我：“咱們等什麼呢？是等著挨打嗎？”我回答：“不是的，毛主席不准打人，那是木匠做工。”晚上臨睡時，父親對我說：“你把紙整理整理，書裡翻開的那一頁上打個記號，省得明天找著費事”，還說：“把筆帽套上，別弄髒了紙，明天我接著翻譯下一段。”躺在醫院裡，什麼也看不見，翻譯什麼呀，父親的神智已不清楚了。

我從外地回家，站在父親面前說話，父親竟辨認不出我的聲音，猜我是黃堅如，又猜是莫如喜。我說：“我是榮慈”，父親立刻就哭了。

“文革”前，父親只是個別手指患關節炎，身體很硬朗，可現在全身關節僵硬，不論坐臥都是同一姿勢，並很快患了褥瘡，而且越來越糟。每次換藥，痛苦不堪。常無端地會說：“我招誰惹誰了，憑什麼這麼對待我！”“腦袋撞在牆上，撞死為止！”或是“我要回家，這兒不是我的家。”這都是平時父親在昏昏沉沉時突然迸出的幾句話。……父親一生內向，長期壓抑著不敢表達的孤獨，悲憤在身不由己的狀態下說出來了。

由於失明，身體不能動彈，時間觀念也消失了。白天坐著打盹，夜裡大聲說話，母親勸說：“現在是夜裡，人家都睡覺呢，有事明天再說吧。”可是父親常常聽不懂，盡說些沒頭沒腦的話。但是白天和父親說話，父親卻總是毫無表情地默不作聲。我那幽默風趣，善於理解人的父親怎麼竟變得如此冷漠了？您在想嗎？想什麼呢？可是有一次我附在他耳邊輕輕哼一首讚美詩，剛開始了一兩個樂句，父親竟然跟著唱了起來。這天下午，我們唱了兩三首詩，父親又顯出愉快的表情，整個下午沒有再叫嚷。以後我們就常常輕輕地唱，父親不僅會用中英文唱詩，還能背主禱文。明知這樣做對父親的病無任何實質性幫助，但這卻能讓父親因此得到些快樂和安慰。

1977年7月11日傍晚，我下班回家一進門，女兒就告訴我外公又病了，已被送往醫院。父親發燒咳嗽已經有幾天了，母親給用了感冒藥卻總不見好，這天下午4點多鐘，氣喘不停，臉色變灰，我愛人慌了手腳，招呼兩位正在院內施工的工人一起火速送往醫院。我趕到醫院接替他們，父親坐在藤椅裡，接著氧氣，指甲已是青灰色了。我輕輕呼喚父親，他沒有絲毫反應。醫生說老人有腹水，問生過什麼病，我如實回答“文革”前夕患過急性肝炎。醫生沒再說話，隨即開出了病危通知書。我被“病危”這不詳、沉重的警鐘驚呆了。父親患的是慢性病，怎麼可能……。然而這“病危”通知書清楚地表明我就要失去父親了。醫院禁止我離開，好不容易求得一位熱心的實習護士找到我家送信讓母親來醫院和父親見上一面。醫生護士幫我將父親抬上一張剛空出來的床上，不管怎樣，躺著總比坐著舒服點。母親來了，眼望著醫生長久地為父親做人工呼吸。怎奈風前的殘燭已經燃盡，接氧、人工呼吸都無濟於事，只能安慰家屬罷了。父親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終於靜靜地停止了，沒有留下一個字、一句話。親愛的父親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唱歌做遊戲，再也不能吃我餵他的飯了。然而父親的遺容卻十分安詳，沒有一點焦躁和恐懼。我不禁想起聖經中屢次說到信徒的逝世都用“睡了”這個字眼；又想到一篇科學譯文中說：據調查一批瀕死復生者說正直、善良的人臨終時所見的是一片光明，感覺是平安愉快的。父親一生經歷過許多悲歡離合，遍嘗苦辣酸甜，尤其晚年的坎坷屈辱，雪上加霜般在父親心靈上留下了多少創傷。父親默默地承受了，最後默默地含恨離開了這個複雜的人間。“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邪惡總是暫時的，公理必然得勝。……父親已經安息在主的懷中，更加與主接近了。

按照母親的指示，我們趕回家在指定的箱子中為父親找了套僅有的沒有補丁的舊呢制服，那是五十年代父親參加中國代表團赴民主德國出席一個世界性基督教代表大會穿過的，是專為出國才定做的制服。

父親的名字可能會被人遺忘，但對我來說，他仍是親愛的父親，我仍時時覺得父親就在我身旁。安息吧，爸爸，在上帝座前，我們一定能夠再相會！

成榮慈     1988年 9月於金陵

這篇紀念文章是應汪維藩教授約稿，刊登在1988年11月《金陵神學志》上的。汪老師把這份東西寄給筆者時，在文稿上面注了這樣幾句話：“1988年神學志還能發表這樣的文章。1998年以後，金陵在丁的路線下，幾個刊物都已噤若寒蟬了”。汪，2008年3月12日。

在汪維藩的《自牧》一書中，記有這樣一段文字，權作本文的結束：

文革期間，神學院被南京市紅衛兵總部佔用。誠質怡、陳端桂（女）、司徒桐等，均被關在地下室裡。誠質怡更遭毒打，消瘦得面目全非。1977年7月12日謝世。

1984年清明，南京教會去基督教公墓掃墓時，我帶著83級的同學去為誠質怡、丁玉璋二位院長掃墓。……令我酸楚的是，誠質怡的墓竟是“半抔黃土”，一座土堆塌了小半。後來在我力爭之下，承蒙金陵辦公室李主任配合，為誠院長修了墓，還豎了一座石碑，上書“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前不久，南京教會公墓遷址，公墓分教會名人和一般信徒兩個區。曾是建國後“金陵”第一任院長，並被《江蘇省宗教志》列為名人的誠質怡，竟無緣側身於“名人區”。

後來，原來的墓碑也不見了，“一根曾被壓傷的蘆葦”，將永遠寂寞地躺在非名人區裡，這是2005年發生的事。作為一個無權無勢的學生，我已無力有任何作為，因而也無顏再見恩師，除慚愧終身而外。但我相信：“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發現。他有恩惠，有憐憫，有公義。……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動搖，義人被記念，直到永遠。”（詩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