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启

始建于1910年的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5个教会差会所创办的，以医学与牙医学著称。毕启（Joseph Beech）是华西协合大学的首任校长。

毕启于1899年作为一个教育宣教士，接受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差派来华宣教，1900年到达四川重庆；1905年在成都参与筹建华西协和大学，1913年出任首任校长；1931年改任校务长；1946年退休返回美国，1954年逝世于芝加哥。他一生的黄金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华西协和大学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

早年背景

1867年10月3日，毕启（Joseph Beech）出生于英国吉尔菲尔德市的一个商人家庭，1873年6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他父亲从事运输业，但经营惨淡，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富裕，以至于毕启小学毕业后不得不辍学打工3年，之后他用打工赚来的钱得以进入一所神学院校读书。1888年时，21岁的毕启与玛丽·约瑟芬·哈维（Mary J. Harvey）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取名艾利奥特。不幸的是，仅两年后（1890年），年轻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凭着他聪明好学和刻苦努力，毕启在28岁时得以进入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深造。该大学为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创，是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历史上曾高居全美文理学院之第四。毕启于1899年毕业于该校文学院，先后获文学士、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又获神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深受当时兴盛于大学校园的“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影响，该运动旨在“于这一代人将福音传遍全世界”。因此，毕启立志成为一个宣教士，并参加过在纽约举办的宣教士培训。毕业之前他就申请加入美以美会海外宣教会，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之后不久，他便成为一个教育宣教士，被美以美会海外宣教会派往中国四川从事教育宣教工作。

来华宣教

1900年，毕启博士到达重庆。在当时西方宣教士看来，教育和医疗是传播上帝福音最好的方式。这个时候，毕启显然对传播福音充满了热忱和决心，作为一个侧重于教育的宣教士，他把教育与宣教相结合，“要用基督化教育，感化四川人民”归主。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曾家岩学堂，该学堂不久并入美国基督教差会于1891年在重庆创立的求精中学（现为重庆市的重点中学），由毕启担任校长。

1902年，毕启与在重庆一所女子学校当老师的米利暗（Nellie Miriam）相遇，随后他们相爱并于1904年结婚。他们一生中共养育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

新婚之后，毕启夫妇去了成都，开启了他们在成都的教育事业。他们在成都参与创办了十余所中小学校，毕启先后担任成都华美中学和成都华英中学的校长。随后毕启夫妇联合几大基督教差会发起成立了“华西教育会”。除成都外，各教会差会在四川各县、乡、镇遍设初级学校，多达几百余所。这些学校由华西教育会统筹管理，制订教学大纲，统一考试。一时间新兴的西式学堂、西学教育事业在巴蜀大地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些教会学校培养的中小学生已经达到了32,000余人，极大促进了四川教育的发展。

随着初、中级学堂越来越多，毕启开始萌生出创办大学的想法。初到四川时，在毕启眼中，巴蜀百姓是一群愚昧、无知且古怪的异教徒，但很快他就感受到巴蜀人民的淳朴可爱，他们只是因为长期的封闭隔离，未能接受到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明。他相信上帝的福音应该传播到每一块土地上面，而教育则是让上帝福音、西方文明扎根下来最为有效的方式。毕启将创办大学的想法告诉他所在的美以美会差会，然而却遭到差会的否定，因为筹办大学需要大笔的经费，这是差会无力承担的。当时似乎无人相信他能在中国西部的穷乡僻壤实现创办大学的梦想。但这并未消减毕启的坚定信念，美以美会差会承担不起，他想到了联合其他基督教差会。

创办华西协和大学

1905年初，毕启与其美以美会同工甘来德（Harry L. Canright），和加拿大英美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又称“美道会”）负责人启尔德（Omar L. Kilborn）和杜焕然（J. L. Stewart）、英国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负责人陶维新（R. J. Davidson）先生在成都商议，计划合作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他们兴致勃勃谈了二个多小时，从资金筹措、如何购地、如何建筑谈到设立哪些科系、聘请哪些教师等设想。后来，英国圣公会和美国浸礼会也参加进来。他们一致认为“除非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并且以值得赞扬的基督教运动的方式进行工作”，否则差会的工作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决定将该大学取名为“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表达各基督教差会协同合作之意。这样，就有美、加、英三国共五个差会联合商讨创办大学事宜。他们随即达成了建立华西协和大学的计划草案，提交华西差会顾问部商讨。1905年5月，华西差会顾问部通过了这个草案；11月，顾问部通过成立了“小学和中学联合教育委员会”对华西所有教会教育进行规划，以及“协和大学临时管理部”，筹建华西协和大学。

华西协和大学管理部成员包括毕启、霍德敬（H. T. Hodgkin）、罗成锦（H. D. Robertson）、石恒励（H. T. Silcock）、卫廉士（E. Williams）、周忠信（J. Taylor）、约斯特（J. W. Yost）、甘来德（Harry L. Canright）、嘉尔生（E. J. Carson）和客士伦（C. R. Carscallen）等人。管理部为论证成立“一所位于华西的基督教大学”的理由与优势做了大量的工作。芝加哥大学特派员博尔顿（Ernest. D. Burton）教授和张伯伦（Thomas C. Chamberlain）教授专程来成都考察，对中国教育现状进行调研和评估，并探讨在华西建立一所大学的可行性。在管理部提交给两位教授题为“在华西创建一所基督教大学的理由”（Raison D’Etre of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West China）的报告中，管理部成员陈述了以下论点：创办和管理一所基督教大学/学院是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无法依托任何华西地区现有的公立大学来实现，因为这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学]提供的教育达不到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大学中所企及的标准”。为此“我们最好提出一套独立方案，然后竭尽全力去努力实现”。

对于创办这样一所联合大学的好处，管理部认为它将是通过接触“高级智性生活”，“向非基督教民族”传递“完整基督教信息”的最好途径；它将会“带来最优秀的西方教育理念，对[中国的]现状施加影响”，因为“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他们全部的知识见解都是由这些教育理念塑造的，而不是对西学的浅尝辄止和望文生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培养“新中国的领导人物”，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急需的各类人才，包括“官员、教师、作家等等”。

管理部还起草了一个新的章程，提出采取“牛津体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牛津体制”既解决了各差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毕启被派回纽约和多伦多，霍敬德被派回英国向各自国内理事部报告。这个方案经多次讨论最终被理事部接受，为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完善的基础。

“华西”岁月与贡献

1907年，宣教士们选定成都南门外，即后来的华西坝作为学校永久之地。他们首先在这里找到了大约150亩可购买的水田和墓地，加拿大英美会提前支付了第一张支票，开始修建简易的临时建筑。在各差会的联合资助下，华西协和大学于1910年3月11日正式开学，毕启博士出任首任校长。“在临时教学楼中迎来了第一批11名新生。学校当时共有8位教师，其中6位西方人，2位中国人”。那时仅有一个院系，即文学院；校园建筑尚在修建之中。

毕启受任为校长后，从一开始就对华西怀有宏大的规划，他购买了华西坝一大片的土地，规划出数十座建筑物，并模仿牛津剑桥方式设立科系和教学体系。他根据英国建筑师荣特易（Fred Rowntree）的设计，开始修建永久性建筑。由于各差会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够，毕启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他首先向四川省当局和民国政府募得大洋万元，四川都督胡景伊和省长陈宦，两人各捐银三千元以示倡导。民国三年毕启面见袁世凯时，争取到袁世凯个人给大学捐赠了4,000大洋。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内，毕启曾经15次往返于北美与中国之间，多方游说筹集建校和办学经费，经手的中外各界捐款达400多万美金（大约相当于现在10亿美元）及大量办学物资。当时只能乘船渡海，往返一次就需要几个月时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华西协和大学的资金奔波劳累。他每到一处，不论资本家、教会人士、中国的官吏，都主动去拜会，争取同情与赞助。发明电解炼铝法的美国化学家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捐助50万美金作基金；更多的人则是捐资建筑。在毕启的操办下，十几年间，年复一年地争取各种捐赠，在校园里修建起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建筑39幢。如美以美会J. C. Yu及亚克门柯理（J. Ackerman Coles）1914年捐建的华美宿舍；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Mr. Joe Morrell）夫妇为纪念白槐氏1915-1919年捐建了怀德堂（行政楼）；加拿大哈利法费的霍特（Mr. Jairus Hart）为纪念赫裴氏1915-1920年捐建合德堂（赫裴院）；高琦夫人（Mrs. Goucher）为纪念其父1919年捐建高琦中学；美国印地安纳波利斯万德门（Vandeman）家族1920年捐建的万德堂；热心发展医学的夏威夷医生嘉热尔顿（Atherton）1924年捐建嘉德堂（生物楼）及常年维护恒款；英国伦敦亚兴登（Arlington）1925年捐建成雅德堂（广益宿舍）；纽约柯理氏（J. Ackerman Coles）1925-1926年捐建成钟楼和塔；美国阿伯丁的赖懋德（B.C. Lamont）为纪念其子1926年捐建的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重庆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1927年捐一万大洋修了协和中学礼堂；英国的嘉弟伯理（George Cadbury）1928年捐建教育学院；华西加拿大差会的前任建筑师莫理森（Morrison W.R.）1942年捐建药剂楼，以及莫理森夫人捐资修建女子学院第二幢建筑等。有一次，教会的一位朋友向毕启推荐了慷慨的富豪柯理斯医生，毕启在浸信会医院找到了他，并向他讲明正在创办大学需要筹钱的要求。当毕启向柯理斯医生展示正在兴建的两栋大楼相片时，柯理斯对其中一栋中西混搭风格的亭子楼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迷上了这栋楼，并坚持说他可以付这栋楼房的费用。毕启博士又给他看了更加宏伟的图书馆设计图，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只对亭子楼房情有独钟。柯理斯对毕启保证说：“我一定要出资修这栋楼”。但是这栋楼已经有人资助了，柯理斯则坚持说：“我不管他什么美以美会或浸礼会，我只要建这栋楼！”后来，柯理斯医生如愿以偿，并以柯理斯母亲的名义命名为“亚克门塔楼”。随后柯理斯医生又捐赠了一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200万美元），作为这栋楼永久的维修费。再后来又捐赠了大学的钟楼，还赠送了钟楼上的四面壁钟和里面的铜钟机芯。他最终还捐赠了他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来用作华西协和大学所有建筑永久维修和修缮费用。就这样，华西协合大学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便在毕启校长的操办下，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

除了校园楼堂馆所的建设之外，毕启还筹到足够的经费购买各种家俱和科研教学设备等。他在一系列筹款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外交能力。他不仅有热诚的态度和杰出的口才，还懂得如何去借势运势。毕启通过美国外交部的关系，成功面见了当时的袁世凯大总统，并说动袁世凯甘愿自掏腰包捐赠4,000大洋，并为他题词“愿力宏大，至可钦佩”。得到了总统的支持和题词后，他便遍访巴蜀土豪士绅进行筹款，这里面包括川江航运大亨、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重庆大银行家杨开甲、杨璨三；重庆商界巨子、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等人。尽管创办之初，华西协和大学的定位是一所教会大学，但毕启深知这所大学是为巴蜀培养人才，需要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需要融入巴蜀共同体。为此，在建校之初，他召集成都土豪士绅来评选未来华西的建筑风格。英国著名建造师荣特易提出的中西混搭建筑风格得到了士绅一致的认可。后来华西即采用了此种建筑风格，从而形成了巴蜀地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01年，成都市政府将其列为保护性建筑物。

要在华西地区创办一所课程与当地公立大学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的管理层必须与地方、省级和中央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将使大学多方面受益，例如获得政府认可、获得更多资金来源以及落实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等。毕启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与许多中国民政和军政高层有很好的沟通渠道。

1914年10月，华西协和大学举办了华美宿舍捐赠仪式。四川省政府若干要员都出席了活动，包括四川都督和民政长官。两位长官都对大学“为四川人民所做之事”表示感谢，而且各自向学校捐款3,000美元。总督胡景伊行文称赞曰：“……美国毕启博士……联合英美名彦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于四川成都之南门城外，其救世济人之宏愿精进不已，至足倾佩，顾建筑校舍造端宏大乃更发大愿回国募集巨资期成厥事。……又深感博士不惮艰难始终其事，故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之热心救世济人之事业者。”胡景伊还为大学题词并加盖了省政府印章。这些都记录在1915年毕启发表在《教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  

1914年11月20日袁世凯亦称：“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寓吾国四川境，凡十有五年，与其贤士大夫相习。自蜀至京者，咸乐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 

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在1935年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典礼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中华民国蒋介石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出席了典礼。

关于毕启对创建华西的巨大贡献，罗成锦在其《华西协和大学历史概览》（History of the Union University: A Sketch）一文中把他描述为：“微笑面对一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形形色色的建议与想法中做出最终的决定。在西方各国，我们看到他奔波各地，讲述这所大学的故事和机遇，激发人们的兴趣，以便人们信心满满地提供大学所需资金”。这些筹措资金的努力还可在毕启的信件以及有关华西协和大学史的文章中得到印证。根据1940年发表的一篇与毕启退休有关的文章，他在美国筹措的资金构成了“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全部资产的大部分。他想方设法筹集了超过500万美元。这位教育家估计学校所有旧建筑的价值大约100万美元，同时还有价值100万法币的新建筑，包括协和医院正在建设”。

毕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为大学校园建设和教学设备筹措资金方面，他还积极努力从美国为大学寻找高素质教学人才。在其主政下，华西协和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等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教育以西学、神学为重，同时兼顾国学。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不仅广聘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以及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的洋博士，还罗织富有学识的中国学者。他们中有的为当地的“五老七贤”之一，有的被称为“蜀学宿儒”，有的被誉为“经学大师”，有的被尊为“古音韵学家”、“古典文学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进士；1916年聘刘复礼，京师大学堂进士；1919年-1923年聘刘豫波，前清拔贡；1924年聘文龙，前清翰林；1925年聘林思进，前清内阁中书。这批文人，其旧学学识、名望都令人钦仰，他们给这所洋学堂注入了“诗、书、礼、义”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进进出出向当地人表明这是一所融入巴蜀共同体的中西合璧大学。因而“协和”二字不仅代表各教会之间的协和，也代表巴蜀本土与西方基督教差会的协和。

学校从最初的文、理两科发展到拥有文、理、医、牙四个学院以及众多专业设置的综合大学，主要有哲学、英文、中文、历史、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学、农艺、医学、牙科等学科。尤其在医学上，华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培养了很多医学人才。作为一个教育家，毕启始终坚持办学初的高起点，严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倡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和生活教育，使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的办学理念。毕启极力倡导实业办学，特别是提高中国的农业科技。他认为“在一个农业人口与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榷”一文中，毕启提出：“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教育、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详细论述了办学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训等。有记载他曾和中国最大的民营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卢作孚合作督造桥梁，与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积极倡导学生终生学习的精神，希望他们大学毕业后能够继续追求学识。有一次，他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解释他中文名的含义，他说：“你们今天是不是就算毕业了？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此外，他多次教导学生要把所学“真正实用于社会”。在他主政期间，华西协和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等，并且还兴办了女子学院。

1924年9月7日，华西协和大学女子学院正式开学，迎来了首批8名女学生，成为四川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也率先在中国西部高校实现男女合校。这一天，毕启博士站在行政楼门口欢迎每一位同学，掀开了大学史上的新篇章。1929年，第一批4位女生从教育系毕业，一位从中文系毕业；1932年第一位女生从医科毕业。到1934年，女子学院设立十周年之际，大学招收的561名学生中女生就占了三分之一。从1914到1949年期间，女子学院共招收博士研究生682人，硕士研究生16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592人，硕士学位6人。她们后来便成了巴蜀地区历史性的人物。这是许多教会机构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来自三个北美的基督教妇女差会——加拿大卫理公会妇女传道会、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道会，以及美国浸礼会妇女海外传道会。毕启博士也功不可没，这源于他“对华西地区女性高等教育持续不断的热情与关注”。华西女子学院院长玛丽（Mary E. Streeter）曾说，毕启博士是“女子学院最忠实的朋友之一。他不仅批准了学院的建立，而且慷慨地花费时间为这个项目提供建议。事实上，女子学院从设立之初就成为了大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毕启博士的才智与远见”。而且他“更进一步，倡导了男女同校”。

为保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毕启努力使其与西方接轨。1922年学校取得了纽约州立大学赋予颁发文凭的临时特许状；到1930年时，毕启又为华西协和大学申请到了纽约市颁发的同等大学学历证书，使学生的文凭在美国亦能得到承认，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赴美进修深造。至此，华西协和大学已经走上了正轨，成为巴蜀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毕启曾自豪地讲到：“大学有6个独立的学舍和文学、理学、宗教、医学和牙学等五个学院及他们的三个附属医院， 并有一个初级和高级中学部。大学的图书馆共有藏书95,000册。大学的考古、自然历史和医牙三个博物馆共有53,000件藏品。其中11,600件藏品属考古博物馆，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西部和边疆土著民族丰富的文化历史。大学占地154英亩（约1,000市亩）。共种有2,220株、共计27种不同的树木。沿校园道路两侧有上万株整齐的灌木丛，……校内共建有21栋永久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48栋居家楼……。”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许多在华外国人，尤其是西教士及其在华资产都蒙受了损失。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在20年代全国掀起的“非宗教运动”高潮中，教会学校被冲击在所难免。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理事部通过由中国上层、赞助者、友好人士组织一个大学议会，协助制定华大未来的政策和工作进展。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反帝运动。1925年9月，华大理事部开始推动改革，向中国政府立案，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着重中国文学及历史的教学，逐步地增加中国人在教职工和理事部中的比例。

在“北伐战争”期间，对教会学校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27年3月发生的“南京事件”，驻南京外国人的住所和公司被劫掠，导致40人伤亡。华西协和大学也受到了这次排外运动浪潮的波及。1927年1月22日，毕启校长致信成都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刘文辉，表达了他对大学教职工安全的担忧。刘军长在1月28日的回信中承诺：“我以个人名誉担保，四川的中国基督徒和所有其他基督教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对从事传教工作的所有美国人及学校和教会财产将给予充分的保护，前提是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中华民国的基本原则。我是四川最高军事长官，有责任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所有外国居民不受任何轻率和突发骚乱事件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华西协和大学和全体教职工的安全之事，请信赖我”。

中国政府于1925年11月颁布了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的命令，1928年教育部又颁发了私立大学立案条例，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范了大学、学院的设置。1933年9月，华西协和大学获准立案，学校自此发生里程碑的变化，为其长期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后按中国政府规定，经中国政府批准，由中国人主持校政，“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高尚品格，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在华西向当时的教育部申请立案过程中，遵照关于私人办学条例的规定，原校长毕启、原副校长宋道明于1931年分别卸任，改任为校务长和副校务长；张凌高（华大毕业的学生）被推举为校长。毕启虽然不再担任校长，但身为校务长，他身居幕后，一直在为学校筹款，也仍然关注着学校事务与学生的成长。从1931至1941年间，毕启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校务长，直到临近退休返回美国为止。

毕启退休之时，华西协和大学规模已大幅扩大，增设了另外五个院系——科学、医学、宗教、教育和口腔医学。各学院都拥有精心设计和建造的教学楼，学生数量也增加到544人，其中包括198名女生。

毕启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1940年临近退休时，他获颁民国政府授予的特殊功绩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此前，该勋章仅被授予过另外两位美国人，即约翰·杜威（John Dewey）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Nicholas Murray Butler）博士。同时，教育部还颁发给他“捐资兴学”一等奖；蒋介石为其书写了“热心教育”的匾额。

蒋介石在1940年3月18日发表的欢送毕启博士的演讲中称他为“西方贤人”，是创建华西协和大学的中流砥柱，“毕启博士为大学延揽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外学者和教授，使之成为最卓越的学术中心。政府对毕启博士的赞誉，他当之无愧。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毕启博士伟大的人格与精神将与他在这个国家创立的事业永存。他将会被中国学者和学生永记！”

在3月30日华西协和大学举办的授勋仪式上，可谓高朋满座，出席嘉宾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交通部部长张嘉傲、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政要。所有演讲人都高度赞扬了毕启博士为这所大学及中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在答辞中，毕启博士说他很幸运拥有两个祖国，一个国家他因是其公民之一而自豪，另一个国家他为其工作40年而深爱之；因为他热爱中国，认为她值得拥有最好的基督教学校，他为此奋斗了30年。

荣归故里，安返天家

1946年，79岁的毕启最终结束了他在四川身兼教育家与宗教家的全部活动，告老还乡，返回美国。1954年，毕启在美国芝加哥逝世，享年87岁。由于毕启为了宣教、教育事业奉献终生，几乎没有为自己留下财产。他去世后，当地的十几位华西校友参加了他的安息礼拜。据学生们回忆，毕启的逝世显得孤寂冷落，“只有毕师母与其女儿守在旁边，显得十分凄清。”就这样，这位既非富豪，也非美国政要的毕启，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对于一位为着荣耀上帝而忠心于使命的主耶稣的门徒来说，离开世界之时就是他向上帝交账的日子。圣经中主耶稣忠心的福音使者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6-8）这段话正是毕启人生的最好写照。

中国人民，特别是川蜀地区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宣教士教育家，他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创立和办学过程中的功劳不可埋没。这位伟大宣教士兼教育家，将其人生中最宝贵的40年致力于推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教育与医疗事业。华西医科大学第五任校长马俊之先生于1990年出版了他所主编的校史《华西医科大学》一书，他对毕启博士做了中肯的评价：“在向中国政府立案过程中，国外董事部和国内理事部意见分歧时，他又能以亲身阅历和调查去说服董事部最终完成立案手续。特别是他对如何把西方现代科技同中国和四川的实际相结合进行过探索，为中国的建设和四川经济的发展作过种种考虑和努力。他担任校长、校务长30多年，经手为华大向中外各方筹集的捐款即达400万美元，并经办了学校的主要建设。他是一位对华大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

未了“华西”情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毕启的女儿代表毕氏家族，踏上了华西这片土地。2010年9月29日，毕启的孙辈、曾孙辈一行12人来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8号院内，这里曾是毕启博士的住所。毕启的孙子(毕启次子的儿子)，71岁的汤姆·毕启（Thomas Beech）连声感叹说：“早就该来了”。

2011年11月12日，华西校友会委托居住在芝加哥的一位华西校友与夫人一起，代表华西校友会前往毕启夫妇、小女儿、岳父母的墓地祭奠。

2015年3月24日，毕启的孙子托马斯和约瑟夫一行11人来到中国，进行他们的寻根之旅。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毕启家族向川大赠送了民国时期毕启博士拍摄的学校资料影片等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及毕启在川大居住的旧居所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