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啟

始建於1910年的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是由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5個教會差會所創辦的，以醫學與牙醫學著稱。畢啟（Joseph Beech）是華西協合大學的首任校長。

畢啟於1899年作為一個教育宣教士，接受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差派來華宣教，1900年到達四川重慶；1905年在成都參與籌建華西協和大學，1913年出任首任校長；1931年改任校務長；1946年退休返回美國，1954年逝世於芝加哥。他一生的黃金歲月都是在中國度過的，華西協和大學可以說是他一生的主要事業。

早年背景

1867年10月3日，畢啟（Joseph Beech）出生於英國吉爾菲爾德市的一個商人家庭，1873年6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他父親從事運輸業，但經營慘淡，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富裕，以至於畢啟小學畢業後不得不輟學打工3年，之後他用打工賺來的錢得以進入一所神學院校讀書。1888年時，21歲的畢啟與瑪麗·約瑟芬·哈維（Mary J. Harvey）結婚，婚後生有一子，取名艾利奧特。不幸的是，僅兩年後（1890年），年輕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憑著他聰明好學和刻苦努力，畢啟在28歲時得以進入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深造。該大學為基督教衛理公會所創，是美國頂尖的文理學院之一，歷史上曾高居全美文理學院之第四。畢啟於1899年畢業於該校文學院，先後獲文學士、哲學博士學位（以後又獲神學博士學位）。在校期間，他深受當時興盛於大學校園的“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的影響，該運動旨在“於這一代人將福音傳遍全世界”。因此，畢啟立志成為一個宣教士，並參加過在紐約舉辦的宣教士培訓。畢業之前他就申請加入美以美會海外宣教會，獲得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之後不久，他便成為一個教育宣教士，被美以美會海外宣教會派往中國四川從事教育宣教工作。

來華宣教

1900年，畢啟博士到達重慶。在當時西方宣教士看來，教育和醫療是傳播上帝福音最好的方式。這個時候，畢啟顯然對傳播福音充滿了熱忱和決心，作為一個側重於教育的宣教士，他把教育與宣教相結合，“要用基督化教育，感化四川人民”歸主。他所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是曾家岩學堂，該學堂不久併入美國基督教差會於1891年在重慶創立的求精中學（現為重慶市的重點中學），由畢啟擔任校長。

1902年，畢啟與在重慶一所女子學校當老師的米利暗（Nellie Miriam）相遇，隨後他們相愛並於1904年結婚。他們一生中共養育三個男孩和三個女孩。

新婚之後，畢啟夫婦去了成都，開啟了他們在成都的教育事業。他們在成都參與創辦了十餘所中小學校，畢啟先後擔任成都華美中學和成都華英中學的校長。隨後畢啟夫婦聯合幾大基督教差會發起成立了“華西教育會”。除成都外，各教會差會在四川各縣、鄉、鎮遍設初級學校，多達幾百餘所。這些學校由華西教育會統籌管理，制訂教學大綱，統一考試。一時間新興的西式學堂、西學教育事業在巴蜀大地出現了蒸蒸日上的局面。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些教會學校培養的中小學生已經達到了32,000餘人，極大促進了四川教育的發展。 

隨著初、中級學堂越來越多，畢啟開始萌生出創辦大學的想法。初到四川時，在畢啟眼中，巴蜀百姓是一群愚昧、無知且古怪的異教徒，但很快他就感受到巴蜀人民的淳樸可愛，他們只是因為長期的封閉隔離，未能接受到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明。他相信上帝的福音應該傳播到每一塊土地上面，而教育則是讓上帝福音、西方文明紮根下來最為有效的方式。畢啟將創辦大學的想法告訴他所在的美以美會差會，然而卻遭到差會的否定，因為籌辦大學需要大筆的經費，這是差會無力承擔的。當時似乎無人相信他能在中國西部的窮鄉僻壤實現創辦大學的夢想。但這並未消減畢啟的堅定信念，美以美會差會承擔不起，他想到了聯合其他基督教差會。

創辦華西協和大學

1905年初，畢啟與其美以美會同工甘來德（Harry L. Canright），和加拿大英美會（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又稱“美道會”）負責人啟爾德（Omar L. Kilborn）和杜煥然（J. L. Stewart）、英國公誼會（Society of Friends）負責人陶維新（R. J. Davidson）先生在成都商議，計劃合作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學。他們興致勃勃談了二個多小時，從資金籌措、如何購地、如何建築談到設立哪些科系、聘請哪些教師等設想。後來，英國聖公會和美國浸禮會也參加進來。他們一致認為“除非他們聯合起來形成力量，與政府的標準一致，並且以值得讚揚的基督教運動的方式進行工作”，否則差會的工作是不會成功的。他們決定將該大學取名為“華西協和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表達各基督教差會協同合作之意。這樣，就有美、加、英三國共五個差會聯合商討創辦大學事宜。他們隨即達成了建立華西協和大學的計劃草案，提交華西差會顧問部商討。1905年5月，華西差會顧問部通過了這個草案；11月，顧問部通過成立了“小學和中學聯合教育委員會”對華西所有教會教育進行規劃，以及“協和大學臨時管理部”，籌建華西協和大學。

華西協和大學管理部成員包括畢啟、霍德敬（H. T. Hodgkin）、羅成錦（H. D. Robertson）、石恒勵（H. T. Silcock）、衛廉士（E. Williams）、周忠信（J. Taylor）、約斯特（J. W. Yost）、甘來德（Harry L. Canright）、嘉爾生（E. J. Carson）和客士倫（C. R. Carscallen）等人。管理部為論證成立“一所位於華西的基督教大學”的理由與優勢做了大量的工作。芝加哥大學特派員博爾頓（Ernest. D. Burton）教授和張伯倫（Thomas C. Chamberlain）教授專程來成都考察，對中國教育現狀進行調研和評估，並探討在華西建立一所大學的可行性。在管理部提交給兩位教授題為“在華西創建一所基督教大學的理由”（Raison D’Etre of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West China）的報告中，管理部成員陳述了以下論點：創辦和管理一所基督教大學/學院是傳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目標無法依託任何華西地區現有的公立大學來實現，因為這些大學的辦學理念完全不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大學]提供的教育達不到我們希望在我們的大學中所企及的標準”。為此“我們最好提出一套獨立方案，然後竭盡全力去努力實現”。

對於創辦這樣一所聯合大學的好處，管理部認為它將是通過接觸“高級智性生活”，“向非基督教民族”傳遞“完整基督教信息”的最好途徑；它將會“帶來最優秀的西方教育理念，對[中國的]現狀施加影響”，因為“大學的管理者和教師，他們全部的知識見解都是由這些教育理念塑造的，而不是對西學的淺嘗輒止和望文生義”。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有助於培養“新中國的領導人物”，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急需的各類人才，包括“官員、教師、作家等等”。

管理部還起草了一個新的章程，提出採取“牛津體制”，即每個差會建立和資助自己的學院，管理自己的資金和設備；學校則提出教學大綱，制定錄取、考試標準，使集中化與個性化相結合。這個創造性的“牛津體制”既解決了各差會提供資金、設備和相互的協調工作，也反映了現代大學的特點，保證了學校在育才方面擁有獨立的辦學自主權。畢啟被派回紐約和多倫多，霍敬德被派回英國向各自國內理事部報告。這個方案經多次討論最終被理事部接受，為大學的建立奠定了完善的基礎。

“華西”歲月與貢獻

1907年，宣教士們選定成都南門外，即後來的華西壩作為學校永久之地。他們首先在這裡找到了大約150畝可購買的水田和墓地，加拿大英美會提前支付了第一張支票，開始修建簡易的臨時建築。在各差會的聯合資助下，華西協和大學於1910年3月11日正式開學，畢啟博士出任首任校長。“在臨時教學樓中迎來了第一批11名新生。學校當時共有8位教師，其中6位西方人，2位中國人”。那時僅有一個院系，即文學院；校園建築尚在修建之中。

畢啟受任為校長後，從一開始就對華西懷有宏大的規劃，他購買了華西壩一大片的土地，規劃出數十座建築物，並模仿牛津劍橋方式設立科系和教學體系。他根據英國建築師榮特易（Fred Rowntree）的設計，開始修建永久性建築。由於各差會提供的資金遠遠不夠，畢啟需要籌集更多的資金。他首先向四川省當局和民國政府募得大洋萬元，四川都督胡景伊和省長陳宦，兩人各捐銀三千元以示倡導。民國三年畢啟面見袁世凱時，爭取到袁世凱個人給大學捐贈了4,000大洋。在1913年到1942年的30年內，畢啟曾經15次往返於北美與中國之間，多方遊說籌集建校和辦學經費，經手的中外各界捐款達400多萬美金（大約相當於現在10億美元）及大量辦學物資。當時只能乘船渡海，往返一次就需要幾個月時間。可以說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華西協和大學的資金奔波勞累。他每到一處，不論資本家、教會人士、中國的官吏，都主動去拜會，爭取同情與贊助。發明電解煉鋁法的美國化學家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捐助50萬美金作基金；更多的人則是捐資建築。在畢啟的操辦下，十幾年間，年復一年地爭取各種捐贈，在校園裡修建起辦公、教學、宿舍樓等大小建築39幢。如美以美會J. C. Yu及亞克門柯理（J. Ackerman Coles）1914年捐建的華美宿舍；紐約長島北岸的羅恩甫（Mr. Joe Morrell）夫婦為紀念白槐氏1915-1919年捐建了懷德堂（行政樓）；加拿大哈利法費的霍特（Mr. Jairus Hart）為紀念赫裴氏1915-1920年捐建合德堂（赫裴院）；高琦夫人（Mrs. Goucher）為紀念其父1919年捐建高琦中學；美國印地安納波利斯萬德門（Vandeman）家族1920年捐建的萬德堂；熱心發展醫學的夏威夷醫生嘉熱爾頓（Atherton）1924年捐建嘉德堂（生物樓）及常年維護恒款；英國倫敦亞興登（Arlington）1925年捐建成雅德堂（廣益宿舍）；紐約柯理氏（J. Ackerman Coles）1925-1926年捐建成鐘樓和塔；美國阿伯丁的賴懋德（B.C. Lamont）為紀念其子1926年捐建的懋德堂（圖書館，含歷史博物館）；重慶勝家公司總經理劉子如1927年捐一萬大洋修了協和中學禮堂；英國的嘉弟伯理（George Cadbury）1928年捐建教育學院；華西加拿大差會的前任建築師莫理森（Morrison W.R.）1942年捐建藥劑樓，以及莫理森夫人捐資修建女子學院第二幢建築等。有一次，教會的一位朋友向畢啟推薦了慷慨的富豪柯理斯醫生，畢啟在浸信會醫院找到了他，並向他講明正在創辦大學需要籌錢的要求。當畢啟向柯理斯醫生展示正在興建的兩棟大樓相片時，柯理斯對其中一棟中西混搭風格的亭子樓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迷上了這棟樓，並堅持說他可以付這棟樓房的費用。畢啟博士又給他看了更加宏偉的圖書館設計圖，但他對此毫無興趣，只對亭子樓房情有獨鍾。柯理斯對畢啟保證說：“我一定要出資修這棟樓”。但是這棟樓已經有人資助了，柯理斯則堅持說：“我不管他什麼美以美會或浸禮會，我只要建這棟樓！”後來，柯理斯醫生如願以償，並以柯理斯母親的名義命名為“亞克門塔樓”。隨後柯理斯醫生又捐贈了一萬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200萬美元），作為這棟樓永久的維修費。再後來又捐贈了大學的鐘樓，還贈送了鐘樓上的四面壁鐘和裡面的銅鐘機芯。他最終還捐贈了他全部家產的三分之一來用作華西協和大學所有建築永久維修和修繕費用。就這樣，華西協合大學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便在畢啟校長的操辦下，成為中國建築史上中西融合的典範。

除了校園樓堂館所的建設之外，畢啟還籌到足夠的經費購買各種傢俱和科研教學設備等。他在一系列籌款過程中，表現出極強的外交能力。他不僅有熱誠的態度和傑出的口才，還懂得如何去借勢運勢。畢啟通過美國外交部的關係，成功面見了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並說動袁世凱甘願自掏腰包捐贈4,000大洋，並為他題詞“願力宏大，至可欽佩”。得到了總統的支持和題詞後，他便遍訪巴蜀土豪士紳進行籌款，這裡面包括川江航運大亨、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重慶大銀行家楊開甲、楊璨三；重慶商界鉅子、勝家公司總經理劉子如等人。儘管創辦之初，華西協和大學的定位是一所教會大學，但畢啟深知這所大學是為巴蜀培養人才，需要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需要融入巴蜀共同體。為此，在建校之初，他召集成都土豪士紳來評選未來華西的建築風格。英國著名建造師榮特易提出的中西混搭建築風格得到了士紳一致的認可。後來華西即採用了此種建築風格，從而形成了巴蜀地區一道獨特的風景線。2001年，成都市政府將其列為保護性建築物。

要在華西地區創辦一所課程與當地公立大學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的管理層必須與地方、省級和中央政府官員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這將使大學多方面受益，例如獲得政府認可、獲得更多資金來源以及落實本校畢業生的就業機會等。畢啟在這方面的表現非常出色，與許多中國民政和軍政高層有很好的溝通渠道。

1914年10月，華西協和大學舉辦了華美宿舍捐贈儀式。四川省政府若干要員都出席了活動，包括四川都督和民政長官。兩位長官都對大學“為四川人民所做之事”表示感謝，而且各自向學校捐款3,000美元。總督胡景伊行文稱贊曰：“……美國畢啟博士……聯合英美名彥創辦華西協和大學於四川成都之南門城外，其救世濟人之宏願精進不已，至足傾佩，顧建築校舍造端宏大乃更發大願回國募集鉅資期成厥事。……又深感博士不憚艱難始終其事，故敢以一言介紹於世之熱心救世濟人之事業者。”胡景伊還為大學題詞並加蓋了省政府印章。這些都記錄在1915年畢啟發表在《教育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中。  

1914年11月20日袁世凱亦稱：“美國畢啟博士為宗教大家，寓吾國四川境，凡十有五年，與其賢士大夫相習。自蜀至京者，咸樂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創立華西協和大學校。願力宏大，至可欽佩”。 

與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在1935年華西協和大學畢業典禮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當時中華民國蔣介石委員長攜夫人宋美齡出席了典禮。

關於畢啟對創建華西的巨大貢獻，羅成錦在其《華西協和大學歷史概覽》（History of the Union University: A Sketch）一文中把他描述為：“微笑面對一路上各種各樣的困難，在形形色色的建議與想法中做出最終的決定。在西方各國，我們看到他奔波各地，講述這所大學的故事和機遇，激發人們的興趣，以便人們信心滿滿地提供大學所需資金”。這些籌措資金的努力還可在畢啟的信件以及有關華西協和大學史的文章中得到印證。根據1940年發表的一篇與畢啟退休有關的文章，他在美國籌措的資金構成了“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全部資產的大部分。他想方設法籌集了超過500萬美元。這位教育家估計學校所有舊建築的價值大約100萬美元，同時還有價值100萬法幣的新建築，包括協和醫院正在建設”。

畢啟的貢獻不僅體現在為大學校園建設和教學設備籌措資金方面，他還積極努力從美國為大學尋找高素質教學人才。在其主政下，華西協和大學的組織方案、專業設置、課程計劃、教育管理等都採用了當時英美較為先進的水平。教員大多來自英、美、加三國，教育以西學、神學為重，同時兼顧國學。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不僅廣聘英國劍橋、牛津，加拿大多倫多，以及美國哈佛、耶魯等院校的洋博士，還羅織富有學識的中國學者。他們中有的為當地的“五老七賢”之一，有的被稱為“蜀學宿儒”，有的被譽為“經學大師”，有的被尊為“古音韻學家”、“古典文學家”。如1915年聘廖平，前清進士；1916年聘劉復禮，京師大學堂進士；1919年-1923年聘劉豫波，前清拔貢；1924年聘文龍，前清翰林；1925年聘林思進，前清內閣中書。這批文人，其舊學學識、名望都令人欽仰，他們給這所洋學堂注入了“詩、書、禮、義”等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的進進出出向當地人表明這是一所融入巴蜀共同體的中西合璧大學。因而“協和”二字不僅代表各教會之間的協和，也代表巴蜀本土與西方基督教差會的協和。

學校從最初的文、理兩科發展到擁有文、理、醫、牙四個學院以及眾多專業設置的綜合大學，主要有哲學、英文、中文、歷史、經濟學、物理、化學、生物、解剖學、農藝、醫學、牙科等學科。尤其在醫學上，華西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培養了很多醫學人才。作為一個教育家，畢啟始終堅持辦學初的高起點，嚴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張，並進一步提倡實業教育、實驗教育和生活教育，使學生真正實用於社會的辦學理念。畢啟極力倡導實業辦學，特別是提高中國的農業科技。他認為“在一個農業人口與絕大多數的地區，幫助大多數農民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顯然是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因此在“發展四川省工業及改良經濟狀況的商榷”一文中，畢啟提出：“積極提倡實業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產，增進人民殷富。”他認為，為了發展種桑、養蠶，繅絲、造林教育、皮毛生產、制革工業、礦業開發、五金製作等方面的事業，必須培養人才，詳細論述了辦學準則、條件、方法、經費自力來源，以及現代工廠管理、技工培訓等。有記載他曾和中國最大的民營民生輪船公司及民生集團的創辦人盧作孚合作督造橋樑，與盧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還積極倡導學生終生學習的精神，希望他們大學畢業後能夠繼續追求學識。有一次，他對即將畢業的學生解釋他中文名的含義，他說：“你們今天是不是就算畢業了？在我看來，你們不是畢業而是始業。你們看看我的名字叫畢啟，‘畢’是‘畢業’，而‘啟’的意思是‘開始’，因此是才始業。”此外，他多次教導學生要把所學“真正實用於社會”。在他主政期間，華西協和大學興辦了醫科、牙科、藥學以及農藝專科、農藝系、鄉村教育系、鄉村建設系等，並且還興辦了女子學院。

1924年9月7日，華西協和大學女子學院正式開學，迎來了首批8名女學生，成為四川女子高等教育的開端，也率先在中國西部高校實現男女合校。這一天，畢啟博士站在行政樓門口歡迎每一位同學，掀開了大學史上的新篇章。1929年，第一批4位女生從教育系畢業，一位從中文系畢業；1932年第一位女生從醫科畢業。到1934年，女子學院設立十周年之際，大學招收的561名學生中女生就占了三分之一。從1914到1949年期間，女子學院共招收博士研究生682人，碩士研究生16人；其中授予博士學位592人，碩士學位6人。她們後來便成了巴蜀地區歷史性的人物。這是許多教會機構和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來自三個北美的基督教婦女差會——加拿大衛理公會婦女傳道會、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傳道會，以及美國浸禮會婦女海外傳道會。畢啟博士也功不可沒，這源於他“對華西地區女性高等教育持續不斷的熱情與關注”。華西女子學院院長瑪麗（Mary E. Streeter）曾說，畢啟博士是“女子學院最忠實的朋友之一。他不僅批准了學院的建立，而且慷慨地花費時間為這個項目提供建議。事實上，女子學院從設立之初就成為了大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畢啟博士的才智與遠見”。而且他“更進一步，倡導了男女同校”。

為保證學校的水平和聲譽，畢啟努力使其與西方接軌。1922年學校取得了紐約州立大學賦予頒發文憑的臨時特許狀；到1930年時，畢啟又為華西協和大學申請到了紐約市頒發的同等大學學歷證書，使學生的文憑在美國亦能得到承認，學生畢業後可以繼續赴美進修深造。至此，華西協和大學已經走上了正軌，成為巴蜀最著名的大學之一。畢啟曾自豪地講到：“大學有6個獨立的學舍和文學、理學、宗教、醫學和牙學等五個學院及他們的三個附屬醫院， 並有一個初級和高級中學部。大學的圖書館共有藏書95,000冊。大學的考古、自然歷史和醫牙三個博物館共有53,000件藏品。其中11,600件藏品屬考古博物館，集中地體現了中國西部和邊疆土著民族豐富的文化歷史。大學占地154英畝（約1,000市畝）。共種有2,220株、共計27種不同的樹木。沿校園道路兩側有上萬株整齊的灌木叢，……校內共建有21棟永久教學樓和學生宿舍樓，48棟居家樓……。”

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動盪不安，許多在華外國人，尤其是西教士及其在華資產都蒙受了損失。這一時期反對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達到了高潮。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在20年代全國掀起的“非宗教運動”高潮中，教會學校被衝擊在所難免。1922年，華西協和大學理事部通過由中國上層、贊助者、友好人士組織一個大學議會，協助制定華大未來的政策和工作進展。1925年發生了“五卅慘案”，全國爆發了大規模反帝運動。1925年9月，華大理事部開始推動改革，向中國政府立案，服從中國政府的要求，著重中國文學及歷史的教學，逐步地增加中國人在教職工和理事部中的比例。

在“北伐戰爭”期間，對教會學校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927年3月發生的“南京事件”，駐南京外國人的住所和公司被劫掠，導致40人傷亡。華西協和大學也受到了這次排外運動浪潮的波及。1927年1月22日，畢啟校長致信成都國民革命軍24軍軍長劉文輝，表達了他對大學教職工安全的擔憂。劉軍長在1月28日的回信中承諾：“我以個人名譽擔保，四川的中國基督徒和所有其他基督教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對從事傳教工作的所有美國人及學校和教會財產將給予充分的保護，前提是他們的行為必須符合中華民國的基本原則。我是四川最高軍事長官，有責任採取任何措施保護所有外國居民不受任何輕率和突發騷亂事件的影響。在這一問題上，特別是華西協和大學和全體教職工的安全之事，請信賴我”。

中國政府於1925年11月頒佈了私立學校向政府立案的命令，1928年教育部又頒發了私立大學立案條例，1929年國民政府頒佈《大學組織法》、教育部頒佈《大學規程》，規範了大學、學院的設置。1933年9月，華西協和大學獲准立案，學校自此發生里程碑的變化，為其長期存在和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此後按中國政府規定，經中國政府批准，由中國人主持校政，“以教授高深學術，培養高尚品格，增進人類幸福為目的”。在華西向當時的教育部申請立案過程中，遵照關於私人辦學條例的規定，原校長畢啟、原副校長宋道明於1931年分別卸任，改任為校務長和副校務長；張淩高（華大畢業的學生）被推舉為校長。畢啟雖然不再擔任校長，但身為校務長，他身居幕後，一直在為學校籌款，也仍然關注著學校事務與學生的成長。從1931至1941年間，畢啟擔任華西協和大學校務長，直到臨近退休返回美國為止。

畢啟退休之時，華西協和大學規模已大幅擴大，增設了另外五個院系——科學、醫學、宗教、教育和口腔醫學。各學院都擁有精心設計和建造的教學樓，學生數量也增加到544人，其中包括198名女生。

畢啟創辦華西協和大學，以及對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贏得了中國政府的認可。1940年臨近退休時，他獲頒民國政府授予的特殊功績榮譽獎紅藍鑲綬四等采玉勳章。此前，該勳章僅被授予過另外兩位美國人，即約翰·杜威（John Dewey）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勃蘭克（Nicholas Murray Butler）博士。同時，教育部還頒發給他“捐資興學”一等獎；蔣介石為其書寫了“熱心教育”的匾額。

蔣介石在1940年3月18日發表的歡送畢啟博士的演講中稱他為“西方賢人”，是創建華西協和大學的中流砥柱，“畢啟博士為大學延攬了一大批優秀的中外學者和教授，使之成為最卓越的學術中心。政府對畢啟博士的讚譽，他當之無愧。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這個國家的教育事業……。畢啟博士偉大的人格與精神將與他在這個國家創立的事業永存。他將會被中國學者和學生永記！”

在3月30日華西協和大學舉辦的授勳儀式上，可謂高朋滿座，出席嘉賓包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交通部部長張嘉傲、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張群、外交部政務次長徐謨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等政要。所有演講人都高度讚揚了畢啟博士為這所大學及中國教育和文化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在答辭中，畢啟博士說他很幸運擁有兩個祖國，一個國家他因是其公民之一而自豪，另一個國家他為其工作40年而深愛之；因為他熱愛中國，認為她值得擁有最好的基督教學校，他為此奮鬥了30年。

榮歸故里，安返天家

1946年，79歲的畢啟最終結束了他在四川身兼教育家與宗教家的全部活動，告老還鄉，返回美國。1954年，畢啟在美國芝加哥逝世，享年87歲。由於畢啟為了宣教、教育事業奉獻終生，幾乎沒有為自己留下財產。他去世後，當地的十幾位華西校友參加了他的安息禮拜。據學生們回憶，畢啟的逝世顯得孤寂冷落，“只有畢師母與其女兒守在旁邊，顯得十分淒清。”就這樣，這位既非富豪，也非美國政要的畢啟，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對於一位為著榮耀上帝而忠心於使命的主耶穌的門徒來說，離開世界之時就是他向上帝交帳的日子。聖經中主耶穌忠心的福音使者保羅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4:6-8）這段話正是畢啟人生的最好寫照。

中國人民，特別是川蜀地區的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位功勳卓著的宣教士教育家，他在華西協和大學的創立和辦學過程中的功勞不可埋沒。這位偉大宣教士兼教育家，將其人生中最寶貴的40年致力於推動中國、特別是中國西部的教育與醫療事業。華西醫科大學第五任校長馬俊之先生於1990年出版了他所主編的校史《華西醫科大學》一書，他對畢啟博士做了中肯的評價：“在向中國政府立案過程中，國外董事部和國內理事部意見分歧時，他又能以親身閱歷和調查去說服董事部最終完成立案手續。特別是他對如何把西方現代科技同中國和四川的實際相結合進行過探索，為中國的建設和四川經濟的發展作過種種考慮和努力。他擔任校長、校務長30多年，經手為華大向中外各方籌集的捐款即達400萬美元，並經辦了學校的主要建設。他是一位對華大有巨大歷史貢獻的、熱忱的教育家。”

未了“華西”情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畢啟的女兒代表畢氏家族，踏上了華西這片土地。2010年9月29日，畢啟的孫輩、曾孫輩一行12人來到四川大學華西校區8號院內，這裡曾是畢啟博士的住所。畢啟的孫子(畢啟次子的兒子)，71歲的湯姆·畢啟（Thomas Beech）連聲感歎說：“早就該來了”。

2011年11月12日，華西校友會委託居住在芝加哥的一位華西校友與夫人一起，代表華西校友會前往畢啟夫婦、小女兒、岳父母的墓地祭奠。

2015年3月24日，畢啟的孫子托馬斯和約瑟夫一行11人來到中國，進行他們的尋根之旅。在四川大學華西校區，畢啟家族向川大贈送了民國時期畢啟博士拍攝的學校資料影片等珍貴的歷史資料，以及畢啟在川大居住的舊居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