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寿龄

早年背景

1859年，库寿龄（又译库林或库龄，Samuel Couline）出生于英国伦敦，是家中的幼子，父亲是英国浸礼会教会的牧师。由于家境窘迫，这位富有学者品味的父亲并未能给予库寿龄优越的学习和成长条件。尽管库寿龄天资聪慧，但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1874年，年仅15岁的库寿龄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两三年过后，库寿龄萌生了追随其父从事教会工作的心愿，故在1877年，18岁的库寿龄就进入布里斯托浸礼会学院修读神学。在接受神学教育的过程中，库寿龄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立志成为一个传教士远赴中国宣教。

山东岁月（1884-1905）

1884年，25岁的库寿龄如愿以偿，他接受英国浸礼会差会的派遣，携妻子离开英国，前往中国山东宣教。夫妇俩初到山东青州开办学塾；次年在东华门街，以美长老会开设的男生寄宿学校为基础创立青州中学，后更名为“青州广德书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初期设小学部和中学部，1887年开设大学部，逐渐发展成为集大、中、小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学校，库寿龄自任监督。

从1884年开始，一直到1905年，库寿龄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东度过的。他在青州等地学习语言，教书育人，并利用归国休假的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学位和知识水平。这段时期可说是库寿龄重要而漫长的成长期，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还在归国休假期间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1897年，库寿龄夫妇又在西皇城街建立起一所专门招收贵族女子的寄宿学校，称为“崇道书院”。该校设有2个小学班和3个中学班，学生计80余人。

1900年，库寿龄的妻子为了贴补丈夫所需经费，与宋传典、白玉章和袁景涛等人创办了“德昌花边庄”。她从意大利引进技术、原料和图样，并传授技艺。后来被称为“抽纱之王”的青州府花边即发端于此，时至今日，在国际国内依然享有盛誉。

1902年，英国浸礼会决定将库寿龄所办的广德书院与美北长老会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合并，成立广文书院（齐鲁大学前身），校址设于潍县（今潍坊市）东郊乐道院，1904年完成搬迁。教员中有4名西方人，分别是英国浸礼会的库寿龄和波特（E. W. Burt），和美国长老会的柏尔根（Paul D. Bergen）和路思义（Henry Winter Luce），柏尔根当选为校长。

库寿龄在宣教与教育方面与浸礼会差会遭遇到诸多不快。浸礼会在山东的教育政策，在1904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院校合并一事库寿龄一直颇有保留，在历经数年的挣扎之后，他终于在1905年脱离英国浸礼会，并离开了生活长达二十余年的山东，几经辗转，最后选择了侨居上海。

库寿龄在青州曾资助一名贫苦孩子宋化忠就读广德书院，这孩子后来改名为宋传典。库寿龄夫妇离开青州时，将德昌洋行（花边庄）留给了宋传典。宋传典经营花边业后来取得巨大成功，成为民国时期山东首富。

上海岁月（1905-1922）及其汉学成就

1905年，库寿龄离开山东，其人生的最后十余年，侨居在华洋杂处的上海。这一时期的库寿龄，将其在汉学方面的功力和积累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造就了他著名侨居地汉学家的声誉。

库寿龄当年离开英国浸礼会的决定，在库寿龄夫人（Margaret Couling）为其撰写的“讣告”中被称为“悲剧”，但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一决定促使库寿龄最终选择上海，并在这个文化中心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汉学研究领域的才智。如果说山东时期是库寿龄汉学生涯漫长曲折的准备期，那么上海时期则是他“开花结果”的全盛期。上海时期的库寿龄，在汉学上的贡献大致可分为著述和编刊两大方面。

在汉学论著的写作和发表方面，库寿龄在此阶段共发表各类文章十余篇，并完成了两部较为重要的专著。他发表的署名文章以书评为主，主要评介当时西人关于中国古物的书刊；此外有关于河南所发现之甲骨和介绍莫理循文库的文章各一篇。这些文章大都刊登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库寿龄编辑《新中国评论》时，也以编辑的身份发表了一些文字，以编刊相关事务和汉学人物介绍为主。

库寿龄的两部专著，一部是首版于1917年的《中国百科全书》，可说是库寿龄在汉学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有六百余页，集伯希和、柏永年、伍连德、佐原笃介等中外人士之手笔，用百科全书的方式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其涵盖面之广，足以展示主编库寿龄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该书出版后，受到来自汉学界的肯定和赞誉。出版隔年，便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这是对库寿龄辛勤劳作的最大肯定。《中国百科全书》内容广泛且充实，是关于中国的知识宝库，是汉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出版后一直被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士阅读和引用，甚至赢得了“巨著（magnum opus）”之美誉。该书一版再版，直到2012年8月还在Hardpress书局出版,足见这部著作影响之大。

另一部是现在仍可看到的《上海史》，共有两卷，大致由兰宁（George Lanning）和库寿龄分别完成的。《上海史》的写作和出版颇有些曲折：该书的最初计划，是在工部局的资助下由兰宁完成一部三卷本的论著。1906年，兰宁接手此项工作，但却在即将完成第一卷的1919年与世长辞。1920年，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后决定，让库寿龄接替兰宁完成此书。库寿龄接手后，为兰宁的第一卷补充了注释和附录，并经工部局审定后在1921年出版发行。然后库寿龄利用兰宁长期搜集的相关资料，迅速地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同样不幸的是，库寿龄于1922年去世了。库寿龄夫人接续他完成第二卷的扫尾工作，并于1923年正式出版。这卷书主要论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沿革和成长，体例严整、资料翔实、文风质朴，保留了诸多关于上海的有用资料。这部《上海史》出版后，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是用英文资料写成的第一部翔实记载19世纪租界历史的著作”，“许多有关历史细节资料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由于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被认为是“一部态度严肃、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征引”。

在编刊方面，库寿龄先后编辑过两份重要的汉学期刊，分别为短期编辑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以及创办并主编的《新中国评论》。

库寿龄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渊源颇深。早在1894年还在山东时，库寿龄就已成为该会会员。自侨居上海后，库寿龄与文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仅积极参加文会的各种活动，还在文会演讲，在会报上发表文章，并且从1914年起，先后出任文会的名誉干事、副主席和会报编辑。库寿龄在1914-1916年间，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的编辑，这项工作不仅为其带来了博学之士的知名度，也为其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19年，库寿龄代理上海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院长一职，并在兆丰路（今高阳路）73号，创办了著名的汉学刊物《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自任主编，每两月出一期，每年合为一卷。该刊创刊后，很快就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马伯乐、赖德烈和林语堂等中外学者纷纷在《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和《教务杂志》等刊物或论著中对其加以评论并充满期待。库寿龄能在汉学史上留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主编《新中国评论》时表现出的大胆和敏锐。1922年6月，库寿龄辞世，《新中国评论》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齐第四卷后停刊。虽然只有4年的时间，但该刊学术水准很高，在所刊发的论文中，如慕阿德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华关于中国当十铜元研究、金璋关于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等，均在汉学史上留有一定的影响。

谈及库寿龄的汉学贡献时，不能不提库寿龄夫人的辅助之功。无论是《上海史》还是《新中国评论》，都是在库夫人的手中最终“完成”的；同时，库寿龄夫人也是《中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在库寿龄几乎所有值得书写的汉学贡献中，均有其夫人的辅助和贡献。

除汉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外，库寿龄还是山东石器时代遗物最早的发现、收藏和研究者之一，早在山东时期他就开始搜藏和研究甲骨。他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F. H. Chalfant）合伙大量收购自河南经潍县古董商人转运来的甲骨，和其他中国古代文物，并一起进行甲骨研究（甲骨学中著名的“库方”，指的就是库寿龄和方法敛）。他们还将部分藏品捐献给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1935年，库寿龄与方法敛合著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成为“欧美著录中国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此外，库寿龄所收集的直接脱壳鹦鹉螺目动物,也被《中国地质评论》命名为“库寿龄”，以资纪念。

不幸的是，晚年的库寿龄，一直遭受着一种罕见疾病——食管憩室的折磨，再加上长期而繁重的劳作，于1922年6月15日在上海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