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佩芬

蒋佩芬于1914年11月14日出生在长江下游的江苏省江阴县，父亲为教员，原籍为江苏省张家港市南沙乡。蒋佩芬12岁时，在婶母的影响下，归信了耶稣基督；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教会学校中度过。她于1933年夏从江阴东外辅实女中毕业后，开始在江阴辅实小学当教员，直到1936年夏季。是年秋，蒋佩芬进入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在江苏省淮阴、江阴等地传道，曾在江苏淮阴妇女学校医院担任传道两年（1939-1941）。在1942-1946年间，蒋佩芬先后在江阴明德小学和江阴妇女短期学校当老师。1946年，她又再次回到中华神学院读书深造，两年后即留校任教。

1950年秋，蒋佩芬应杨绍唐牧师之请，到南京黄泥岗基督教会做传道，该所教会后来迁到韩家巷，故亦称韩家巷教会。六年后，从1956年起，蒋佩芬开始任职金陵协和神学院，担任圣经教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蒋佩芬因其保守的信仰背景（受教于保守的江湾中华神学院；服侍于保守的南京黄泥岗教会）而惨遭厄运，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达12年之久（1966年8月至1978年12月）。文革期间她先在金坛县，后在政协大院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改造；文革后期又参加江苏省统战人员学习班，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从事体力劳动。蒋佩芬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究竟遭受了多少患难痛苦不得而知，因为她很少向人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大环境愈加宽松，日子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1979年，南京大学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蒋佩芬开始在该研究所工作，任会计职务。直到1980年9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筹备重开之时，她被调任该校[YL1] ，参与恢复校与重建工作，此时她已经66岁。此后终其生在金陵协和神学院任教，为中国教会培养造就新一代牧者和教会领袖。同时她亦兼任江苏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这40多年时间里，蒋佩芬经历了战争、时局变迁、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人生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她一个单身女子是如何经历、如何熬过来的？她的思想、信仰和灵性又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挣扎而穿越过死荫的幽谷呢？从她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路历程：

我年轻时信仰上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我选择进入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学习。在这所学校内，大家只重灵性追求，轻视知识，整天抱着一本圣经，听老师讲课。此外就是祈祷、读经、聚会和参加教会实习工作。

那时我这20多岁的青年，认为人生毫无意义，不过是几十年的“过客”；世界充满种种罪恶，只有等待末日审判和毁灭。我对人生、对社会都持否定的态度，因而我消极、厌世，力求超脱，专心追求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除言语、行为很谨慎外，我甚至把正常的体育活动都看为是“肉体活动”；上街不敢看马路上商店的橱窗，唯恐犯了“贪爱世界”的罪；经过电影院要求主宝血洗净，唯恐染不洁，玷污了自己。

我那时把不信的人看为是罪恶的“魔鬼的儿女”，对无神论者更仇视为“敌基督”、“魔鬼的使者”；而自己则是“天国子民”、“神的儿女”等等，思想里根本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记得解放前夕，在神学院的晚祷会上，我就曾求主使解放军淹死在长江里，如同当初神使法老的军队淹没在红海里一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我们神学院师生却痛苦流泪地禁食祈祷，认为“末日来到了”，“教会要受迫害了”等等，与祖国人民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

1950年秋，我被请来南京某教会工作，由于我们（教牧）的思想影响，信徒对新中国也抱着对立的态度。1951年“三八”妇女节，几个姊妹不得已地参加庆祝游行，当群众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新中国万岁”时，她们就高呼“哈里路亚，赞美主”。信徒群众与我们一样，对祖国人民毫无共同的感情和语言。有的青年信徒大学毕业，拒绝参加祖国建设，而去云南传福音。这些事例是不少的。

社会在进步，形势在发展，但我却掩耳不听，闭目不看，固守原来从神学院所领受的一切教导，认为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仰内容。思想僵化了，用旧眼光看新事物，用旧思想看新问题，矛盾越来越多，内心黑暗、苦闷。教会里几位同工准备好牙刷、衣服等小包，随时准备被捕坐牢，“为道殉难”。

神在时代中的旨意究竟如何？教会如何往前走？我开始求问神，神的子民是否应当爱自己的国家？我很可怜连这样的问题都迷糊不清，这时，摩西、约书亚、大卫及各先知、众使徒爱国爱民的事例和教训都显在我面前。但我面对许多新问题，还不敢大胆探索。感谢神，在一次妇女查经班上，神用约10:1-18节启开我的心。我想犹太人那样迫切盼望弥赛亚来临，当基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他们竟不认识，反而弃绝了祂。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主观、片面的误解，以及错误的基督观迷糊了他们的心灵。我不是也同样把人对圣经的解释都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来死守不放吗？哦，成见的可怕！虚心的可贵！

“回到圣经中去，让圣经对我说话！将人对圣经的解释与圣经本文分开，重新查考圣经。” 当我渴求真理，让圣经对我说话时，于是帕子揭开了，内心谦虚了，神的话就来了。神的话对我是那么新鲜，原来信与不信的人都是神所造、是神所爱、所拯救的对象。神对万有的美意不是咒诅，而是要使之更新、更美好，我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观察、思考，发现在短短的一年内吸大烟的人没有了，妓女院取消了，赌博场不见了，公路修建了，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了，社会风气好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例多起来了……，这一切难道神不喜悦吗？这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吗？我的心灵苏醒了，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四围都有可以学习和帮助我明白神真理的老师，连过去认为是犯罪的电影院，现在也成为教育我的学校。……同时又感到生活在今天的祖国，虽然她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但只要我心灵眼睛张开，四面都有灵命需要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我常说，这是我第二次释放。第一次是神使我从罪恶中得释放，第二次是神使我从人意的捆绑中得解脱，享受真理中的自由。

过去我把那些与我信仰和敬拜仪式不同的人看为“不信派”，但当我灵修时读到徒10:11节，圣灵启开我的心，使我懂得神救赎的计划一直在前进，神的旨意一直在前进，彼得的老脑筋只想犹太人得救的问题，神要打开外邦传福音的门，彼得的认识跟不上了。于是神三次用异象打开彼得的心窍，彼得不得已地进入哥尼流家，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彼得跟不上神在时代中的旨意，神的旨意依然在前进，不过彼得将要被抛在一边罢了。这使我认识到神的救赎计划一定会完成，神的旨意是一直向前的，在新中国有许多人神要拯救，教会应当怎么办？福音的出路在哪里？……基督徒只有与祖国人民结合在一起，与人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福音在中国人民中才有出路。敬神爱人，爱国爱教，是圣经的教训。……我再次奉献自己，顺服在神旨意中，从我接触到的各种宗派背景的同工和信徒身上，发现了他们从神领受许多丰富的恩典和灵性经历，帮助了我对神和对圣经真理的认识。

神不要我凭主观的愿望来为祂做什么，乃是要我明白神在时代中的旨意，遵照神的旨意来事奉祂。几十年的事实证明，神的手在引领着我们前进，虽然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神仍与我们同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所烧掉的，有如捆绑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绳索，基督复活的能力使我们在灵命上有所长进，并且看到更多的人归向了祂。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是圣灵自己在人心里的工作。我算不得什么，只愿将这微小的器皿放在祭台上，在余生时光中完成祂在我身上的旨意。我深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看到中国教会“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该书2:9）。

对于蒋佩芬思想信仰的转变过程，人们因着不同的信仰背景和所站角度，可能会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向着神、追求真理的心是真诚的。无论如何，她的信仰，她的行事为人和言谈举止，无不带有她过去的信仰背景和所受神学教育之难以磨灭的烙印。为着爱主、事奉主，她一生未婚。她的生活简朴、圣洁，待人和蔼可亲，举止优雅，超凡脱俗，从她口中听不到一句闲言恶语，说她的言行“合乎圣徒的体统”实不为过。自从中国教会重新开门，金陵神学院复校后，她人生的最后15年都是在金陵校园中度过的。与她同辈的同工们，都尊她为“蒋姐”；晚辈、学生们都称她为“蒋老师”，视她为“属灵的母亲”。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圣徒般的存在，大家一见到或一提起她，莫不肃然起敬。

教会重开、神学院复校后，蒋佩芬老师把她整个的身心灵都扑在教会重建，神学教育和义工培训上，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她在神学院教授旧约，主管灵修生活。她深厚的圣经功底，丰盛的灵命，使得她所教的课，所讲的道有如喷涌而出的生命活水，使多少干渴的心灵得到滋润，因此她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学生们有什么灵性需要或生活上有什么难处，都愿意找她倾诉。只要和她坐一坐，不消说多少话，心中就得帮助、得释放、得安慰。她实在是金陵的祝福！

在八、九十年代，河南是教会最为兴旺、信徒最多的省份之一。但因缺少受过良好神学教育和培训的传道人，故异端邪说也流毒甚广。因此蒋老师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不顾年老体弱，专门为河南教会兴办了好几期义工培训班，收到了良好的果效。那些回到河南各地教会事奉的传道人，无不以曾经为蒋老师的学生而自豪。

蒋佩芬老师是一位“以父家的事为念”的主的好仆人。1987年蒋老师主持开办了第一期教牧人员培训班。当时作為作为她助手的笔者，看到蒋老师是如何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每天早起晚归。她是严师，又是慈母，悉心带领着每一个人。不难理解当蒋老师去世时，那些赶来送别的学员，一走进蒋老师的灵堂便泣不成声。他们说：“虽然那时我们都已三四十岁的人了，可蒋老师还是像母亲一样，细心地关照我们……。”

培训班办得很有成效，笔者出国后，蒋老师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又连续办了三期，并在信中常与我分享她的苦与乐：“培训班的工作，有时颇感负重，又怕做不好而阻碍主的工作。但更多时我想的是：我是主的人，我的事乃是主的事，仍需无依无靠地交托祂。……我只向主说，我的一切你都知道，即或工作之后病倒，即或结束生命，只要在你旨意中，甘心乐意。”

“工作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促进，把自己摆在同学之中，共同学习，心灵就活泼了。我学习与同学们同忧乐，同分担他们的负担，这样，祷告、感谢就有内容，才能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也在学习工作中观看神的作为，让神的灵自己工作。”

“丁院长很关心我的身体。感谢神，我还可以……。为了工作，为了中国教会目前的需要，这工作放不下啊！”

但她也承认，“年龄大了，精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这是自然规律。由于生活在神恩爱中，总觉轻松愉快，学习凡事依靠交托。……丁院长总怕我身体不行，希望停止这工作，……但下年因各方面都要求办，所以再办一年再说。”

“培训班的工作是在造就我自己，我还是早晚和他们一同敬拜。”蒋老师因患口腔干燥症，不能正常分泌唾液，说话多了口腔、嘴唇就干裂出血。即使这样，为了主的工作，她依然竭力劳作，真是呕心沥血。院领导考虑蒋老师太辛苦了，提出停办。尽管各地那么需要，尽管培训班办得是那么有成效，蒋老师最后还是顺服了。她在信上说：“我既从神领受这工作，也从神领受乐意放下这份工作。的确如此，没有自己要求，只愿主的美意成就。所以内心不为什么事所困，总是欢欢喜喜生活在主的同在里。”

培训班虽然停办了，但蒋老师的工作并没有停歇，她总是把工作看作是神所赐的恩典。

“要我出任圣经出版委员会主任，而今又要我关心讲道录音带的事工，工作不断增加，我认为这是恩典和祝福。”“我只能说主的恩典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我不过学习顺服祂，交托祂，祂就完全负责。我在神和人面前所蒙的恩，使我深感不配，只有流泪感恩。不是我在做什么，乃是自己蒙恩，心灵也很释放。……其实没有一天是完全休息的，但在主的同在里，一切都是好的。”为主的事工，她真是鞠躬尽瘁，力尽方休。“一生一世流泪撒种，全心全意事主爱人”，这幅挽联是对她一生真实的写照。

在蒋老师卧病在床，休养治病的日子里，她仍然记挂着圣经出版委员会的工作，来信总提醒我们该做的事。这时，她已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了。“……体质日渐衰退，往往忘了自己的年日，认为此病休养后可以康复，事实上是越来越不行了。”当她住院查出肝部有问题尚未确诊时，她来信说：“如果这是接我回天家的火车火马该多好啊！”

1995年初，蒋佩芬老师被检查出患有肝癌，不再胜任工作。但她一点都没有声张，甚至她身边的人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一生都不愿意麻烦人，总是为别人着想。确诊肝癌后，她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很乐观，心情很坦然，看望她的人都觉得她精神比以前更好，她总是对来看望她的人说：“不要来看我，大家工作都很忙，我既不工作，还要别人为我花时间精力来看望，很不安心。”同年10月20日时，她默默写下了这样一份遗书，留给她身边最为亲近的两位姊妹：

我所信所侍奉的神，祂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一生活在神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中。

在我快要归天家时，请千万不要抢救。在我归天家之后，千万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思礼拜，不送花圈、鲜花等，只是在《天风》上简单说明，向众同工同道告别就行了。骨灰请撒入江河或湖泊。衣服及室内用具，由你们二位处理，或送省两会办的圣经学校。此嘱。

蒋佩芬    1995.10.20

仅10天后，10月31日，蒋佩芬老师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原以为缓解腹肿之后再回家来，可谁知她就这样衰竭下去了。下午5点钟左右，她睁开眼睛望着守护在床边的姊妹们，微笑着安慰她们说：“一切交托给主！”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为爱主、服事主、扶持后代的一生划上了句号。在一位姊妹诵读诗篇声中，蒋老师静静地离开了。她走得那么快，正像她又不愿给别人加添麻烦一样。我们曾请神学院四年级女同学排一个15天的护理值班表，两个最亲近的姊妹我还想和鄭醫生陪她第一夜，可她一宿也没让人我們陪。她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丝毫痛苦，她真是蒙主保守，蒙主所爱。蒋老师美好的一生告诉我们，她是活在神的恩典慈爱之中。正如她在蔣老師晚年时曾归结说：“我从年幼到年老，几十年的事奉主，只能说，神的恩典和慈爱是数说不尽。我喜欢用诗篇103:1-14节来歌颂爱我、救我的神。”

蒋佩芬老师卸下了世上的一切，回到她终生所爱、所事奉的神那里去。在世享年81岁。但她的属灵教导却长留人间，继续影响、造就着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其遗著包括：义工进修讲义《旧约概要》和《怎样做一个传道人》；金陵讲坛《信仰与事奉》和《天路历程写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