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鸣盛

丁鸣盛（Anatole Ghestin）于1873年1月3日出生在法国北部里尔（Lille）附近的小城奥布尔丹（Haubourdin）。其父母共生有七个孩子，他排行第三，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一生辛勤地经营着一家面包坊，充满爱心地抚养着孩子们。妈妈烤得一手好面包，深受全家人和小城百姓的喜爱。这个家庭也充满了面包温暖而香甜的气息，孩子们在母亲身边幸福地长大。

丁鸣盛年轻时受到耶稣会良好的教育与陶造，他在康布雷（Cambrai）小修道院毕业后，继而在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及里尔耶稣会开办的学院读书；1898年10月又进入亚眠（Amiens）耶稣会初学院。由于当时他已年满25岁，并已有学历背景，因此免除了文学院的学习。接着他到法国瓦乐普义（Vals-Le-Puy）及荷兰海默特（Gemert）学习哲学。之后又在比利时昂坚（Enghien）学习神学，并在1907年晋铎。最后在英国坎特伯雷（Canterbury）结束了“第三年”的考验期。在结束了耶稣会的陶成后，丁鸣盛神父启程远赴中国。

1907年10月，丁鸣盛放弃了法国的优裕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奥布尔丹，远赴遥远、未知的国度，这在当时绝非易事。他后来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道出了离别的难舍之情：“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回忆起临别那一天的情景。晚餐后，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画画或做些别的事情，就是为了掩饰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次日，当驶往亚洲的商船鸣响了汽笛，离别的时刻来到时，丁鸣盛和另外几位同伴向岸上送行的亲人们挥手告别。他们脸上虽然强颜欢笑，但心里都明白，这次的挥手，可能意味着永远的别离。他的一个同伴竟然像孩子似的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如果没有永生，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法国。”

经过17000多公里的航程，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34岁的丁鸣盛终于在1907年11月15日抵达上海港，登陆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同年12月他被分派到直隶（今河北）东南传教区的献县（今沧州）代牧区，负责法国北部和东部40来位耶稣会士与20来位中国及欧洲耶稣会士的联系。从此，这个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丁鸣盛，然后身着中国衣，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甚至像中国男人一样梳起了长辫。此后的53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法国家乡，一封封家书就成了他与亲人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他也再没有吃过母亲的烤面包。在给家人的信中，丁鸣盛常常回味面包的芳香，并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亲爱的母亲，您的中国儿子会永远想念您。”

在献县代牧区，包括献县北部和东部的几个县内，丁鸣盛神父负责30来个堂区（堂口），每个堂区大约三四千信徒。把这些堂区全部走完一趟需要一个月到一百天。他居住在献县的张家庄，出行时常用牲口车，有时也骑自行车，或骑骡子。在其书信中，丁鸣盛常常提到探访路上的艰辛：“有时骡子也支撑不住了，就跪在水里。那麻烦就来了。我们得把车抬起来，再有人帮着把骡子拉起，才能闯过那段艰难的路。剩下的12至13公里，我们几乎都是在水里走。”“骑自行车并不容易，路特别狭窄，中间又有很深的车辙。有时候，斜坡上的小径只有巴掌大小的宽度，偏差几公分，就会摔下来……。”而冬天时，他们就行走在冰冻的河面上。在1926-1941年间，丁鸣盛曾任段家务堂口本堂司铎。

虽然他在河北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辛苦艰难，但因着他对中国人的爱，他从不抱怨环境，反而常常充满喜乐。他在写给亲人的信中说：“我真的非常高兴生活在我的教区，生活在这些长着杏核眼，梳着长长黑辫子的中国人中间。这真是个很好的民族！”为着这些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深深爱着的中国人，丁鸣盛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在沧州做了大量的工作，关怀慰问贫苦人，赈济灾民，兴办教育。当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丁鸣盛便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帮助那些没有食物的灾民。只要有时间，他就给法国的教会和报纸写募捐信，为赈灾和教育募款，连他的家人也被拉入到捐助的队伍中来。他在给家人和亲友的信中写道：“多亏了你们，上百名儿童有了吃的，冬季里有了暖和的地方。而且我还能够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和被强盗杀死了丈夫和儿子的寡妇。”

“我亲爱的爱德华，亲爱的克蕾芒丝，多亏了你们的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那些孤儿寡母被救了。我以他们的名义感谢你们给予的救助，我衷心地向你们再次说声谢谢！”

丁鸣盛在张家庄和周围很多村庄都办起了学校。在写给亲友和教会中弟兄姊妹的信中，丁鸣盛如此表达他的迫切需要、他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许多信徒要求我开办学校。你们想想，对于我这个老传教士，该是怎样的一种喜悦呀！可是，我为了寻找资金来源而深感不安。……这个月，我必须找到四千法郎。……盼望有人能帮助我摆脱困境。”“我们今年开办的学校比去年多”，“我就像一位子孙满堂的老人，身边总被孩子们围着。……在我的学校里，有差不多一千名学生。多亏了法国寄来的救援物品，我才能做这些事。”

他甚至直接劝说某些亲友承担、捐助某一个中国孩子上学的费用：“西蒙娜，说服你父亲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吧，承担他在初中的学习费用，这是一件高功厚德的事情，费用不会超过二百法郎。如果你的父亲同意，请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每年我会把他所帮助的孩子的信息告诉他。”

丁鸣盛把筹到的款项全部用在救灾、植堂和办学上面，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艰苦，常常吃的是掺了一半糠、菜的黑饼子。在日寇侵华的时候，他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我们需要手表，可是我没有去买，因为价格昂贵。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总还能吃到饼子，不会饿着。”

沧州当地信徒中间传颂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华北大旱，庄稼严重欠收，日本兵又几乎把老百姓的粮食抢光。农民们只能吃糠咽菜，生活艰苦极了。秋天的一个中午，河间县西关一家教友的女人在和面，男的去屋外抱柴火。恰好丁鸣盛神父去某村为病人送终傅，路过他们的家门口。那男教友当即让丁神父吃了饭再走，但神父说吃过了，那教友听了，信以为真，就没有强留，让神父走了。但当那男人的妻子听说后，马上就急了，说：“咳，你们男人怎么这么粗心，你想想，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神父上哪儿吃饭去！快去追吧！”老汉这才醒过味来，自责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糊涂！糊涂！”就追了出去。追了十几分钟，不见丁神父的影子。那位教友心里琢磨着，神父已经70多岁了，不会走那么快？一定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他看到路旁有一个没有屋顶的破房框子，就进了去，蓦然看见丁神父正蹲在地上啃着一块半糠半粮的干饼子。那教友一阵心酸，泪眼模糊，抢上前去把饼子夺了过来，并“狠狠”地把神父抱怨了一顿：“神父，你这是做什么呀？我们再困难也有你吃的！”丁神父说：“我知道你们没有吃的！”那位教友不由分说，强拉硬拽地把丁神父带回家里。

因为忙于救灾、办学和教务，丁鸣盛甚至顾不上给惦记自己的妈妈写信。1929年夏天的一天，他好不容易抽暇坐在桌前，展开给妈妈写了一半的信纸。正当这时，一个信差把来自法国的一封信送到他的手中。他急忙拆开信件，才知道自己深爱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丁鸣盛为他所热爱的中国百姓付出了许许多多，当然他也从中国百姓那里收获了许多的爱。他的书信也记述了教友们如何地爱他。他说“在信徒家吃饭，时常能吃到鸡蛋，有时还有肉。”他到各地去讲道、看望信徒时，有人发现他脚上穿的鞋子破了，就有几个村庄的妇女不约而同地为他缝制鞋子。有几位赶了一百多里路来的教友，看到他咳嗽，就认为说：神父冷，所以咳嗽。十几天后，他们就徒步百余里，为他送来厚厚的棉被御寒。在丁鸣盛晚年的家书中也提到，他受到当地教友赵振生的照料。他这样描述说：“他对我就像一个宠爱孩子的爸爸。”

1951-1953年间，全国各地外国传教士均遭到驱逐而离开中国。但丁鸣盛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说：“我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绝不回去！”就这样，丁鸣盛神奇地留了下来。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年近九旬的丁鸣盛双目近乎失明。他坐在床沿上，听到有人走过来，就说：“我要吃那……黑东西。”他说的黑东西，是指红薯藤磨碎做成的窝窝头。然而，就连这种东西他也吃不到了。1961年1月28日，在饥饿中的丁鸣盛神父以89岁高龄在沧州张庄教堂去世，像一粒沉甸甸的麦子埋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有人说丁鸣盛是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位外国传教士，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那时还有一位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被关在上海的监狱里。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华理柱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准确地说，丁鸣盛应该是最后一位死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传教士。

丁鸣盛神父在法国生活了35年，在中国华北生活了53年。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辛酸艰难的一生，也是喜乐充溢的一生。从丁鸣盛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晚年的他完全是一位慈祥的中国老人的样子。他与华北当地老百姓一起，经历了多场战乱和饥荒；也共同经历了苦难与欢欣。他用自己的生命去爱中国人，所以直到今天，当地人依然没有忘记他。

2012年9月，沧州市迎来一批尊贵的客人——丁鸣盛神父的家人来到沧州教区“回家访亲”，受到教区主教及、副主教、神长、修士和修女，以及教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早在1997年，丁鸣盛神父的重外孙雅克·德勒瓦勒等家人把丁神父在华期间寄往法国的所有信函汇集成书，收入了丁神父98%的家书，法文名叫Désormais, je m’appelle TING（《我的名字叫丁鸣盛》），直译中文为《从今以后我名叫丁》。书中记述了丁鸣盛在中国五十多年的所见所闻，见证了动荡的近代中国，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他在中国传教的50多年中，正值中国政治动荡、战争频仍、天灾人祸不断的时期，先后经历晚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十数年岁月。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献给了献县地区的天主教教会。他的传教的热忱，以及他对中国百姓无私舍己的爱，一直影响着他的后人。

在新书发布会上，雅克·德勒瓦勒深情追忆了这位“中国舅佬爷”；法国远东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陆康先生也举办了讲座，講述了丁鸣盛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经历。雅克·德勒瓦勒的妻子阿莱特女士说：“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但我们经常听到家人在谈论他，我们将他称为‘中国的舅佬爷’”。阿莱特在1994年曾和丈夫一道走访了丁鸣盛生前所在的张庄天主教大教堂。“他（丁鳴盛）身上有一种关怀，有一种让我们难以置信的东西。他是一个让大家非常震惊的人，我们对他充满了尊重和爱意，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凡的才华、诗情和教礼，他身上有一种排山倒海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