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壽齡

早年背景

1859年，庫壽齡（又譯庫林或庫齡，Samuel Couline）出生於英國倫敦，是家中的幼子，父親是英國浸禮會教會的牧師。由於家境窘迫，這位富有學者品味的父親並未能給予庫壽齡優越的學習和成長條件。儘管庫壽齡天資聰慧，但他的求學之路並不順利。1874年，年僅15歲的庫壽齡就到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兩三年過後，庫壽齡萌生了追隨其父從事教會工作的心願，故在1877年，18歲的庫壽齡就進入布里斯托浸禮會學院修讀神學。在接受神學教育的過程中，庫壽齡對中國產生了興趣，立志成為一個傳教士遠赴中國宣教。

山東歲月（1884-1905）

1884年，25歲的庫壽齡如願以償，他接受英國浸禮會差會的派遣，攜妻子離開英國，前往中國山東宣教。夫婦倆初到山東青州開辦學塾；次年在東華門街，以美長老會開設的男生寄宿學校為基礎創立青州中學，後更名為“青州廣德書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初期設小學部和中學部，1887年開設大學部，逐漸發展成為集大、中、小學教育於一體的綜合學校，庫壽齡自任監督。

從1884年開始，一直到1905年，庫壽齡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山東度過的。他在青州等地學習語言，教書育人，並利用歸國休假的機會努力提高自己的學歷學位和知識水平。這段時期可說是庫壽齡重要而漫長的成長期，他不僅提高了自己的漢語水平，還在歸國休假期間獲得了愛丁堡大學的碩士學位。1897年，庫壽齡夫婦又在西皇城街建立起一所專門招收貴族女子的寄宿學校，稱為“崇道書院”。該校設有2個小學班和3個中學班，學生計80餘人。

1900年，庫壽齡的妻子為了貼補丈夫所需經費，與宋傳典、白玉章和袁景濤等人創辦了“德昌花邊莊”。她從意大利引進技術、原料和圖樣，並傳授技藝。後來被稱為“抽紗之王”的青州府花邊即發端於此，時至今日，在國際國內依然享有盛譽。

1902年，英國浸禮會決定將庫壽齡所辦的廣德書院與美北長老會開辦的“登州文會館”合併，成立廣文書院（齊魯大學前身），校址設於濰縣（今濰坊市）東郊樂道院，1904年完成搬遷。教員中有4名西方人，分別是英國浸禮會的庫壽齡和波特（E. W. Burt），和美國長老會的柏爾根（Paul D. Bergen）和路思義（Henry Winter Luce），柏爾根當選為校長。

庫壽齡在宣教與教育方面與浸禮會差會遭遇到諸多不快。浸禮會在山東的教育政策，在1904年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對院校合併一事庫壽齡一直頗有保留，在歷經數年的掙扎之後，他終於在1905年脫離英國浸禮會，並離開了生活長達二十餘年的山東，幾經輾轉，最後選擇了僑居上海。

庫壽齡在青州曾資助一名貧苦孩子宋化忠就讀廣德書院，這孩子後來改名為宋傳典。庫壽齡夫婦離開青州時，將德昌洋行（花邊莊）留給了宋傳典。宋傳典經營花邊業後來取得巨大成功，成為民國時期山東首富。

上海歲月（1905-1922）及其漢學成就

1905年，庫壽齡離開山東，其人生的最後十餘年，僑居在華洋雜處的上海。這一時期的庫壽齡，將其在漢學方面的功力和積累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造就了他著名僑居地漢學家的聲譽。

庫壽齡當年離開英國浸禮會的決定，在庫壽齡夫人（Margaret Couling）為其撰寫的“訃告”中被稱為“悲劇”，但從漢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正是這一決定促使庫壽齡最終選擇上海，並在這個文化中心充分發揮了自己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才智。如果說山東時期是庫壽齡漢學生涯漫長曲折的準備期，那麼上海時期則是他“開花結果”的全盛期。上海時期的庫壽齡，在漢學上的貢獻大致可分為著述和編刊兩大方面。

在漢學論著的寫作和發表方面，庫壽齡在此階段共發表各類文章十餘篇，並完成了兩部較為重要的專書。他發表的署名文章以書評為主，主要評介當時西人關於中國古物的書刊；此外有關於河南所發現之甲骨和介紹莫理循文庫的文章各一篇。這些文章大都刊登於《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上。庫壽齡編輯《新中國評論》時，也以編輯的身份發表了一些文字，以編刊相關事務和漢學人物介紹為主。

庫壽齡的兩部專著，一部是首版於1917年的《中國百科全書》，可說是庫壽齡在漢學方面的代表作。該書有六百餘頁，集伯希和、柏永年、伍連德、佐原篤介等中外人士之手筆，用百科全書的方式全面介紹中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況，其涵蓋面之廣，足以展示主編庫壽齡在漢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該書出版後，受到來自漢學界的肯定和讚譽。出版隔年，便獲得了有漢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這是對庫壽齡辛勤勞作的最大肯定。《中國百科全書》內容廣泛且充實，是關於中國的知識寶庫，是漢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出版後一直被想要瞭解和研究中國的人士閱讀和引用，甚至贏得了“巨著（magnum opus）”之美譽。該書一版再版，直到2012年8月還在Hardpress書局出版,足見這部著作影響之大。

另一部是現在仍可看到的《上海史》，共有兩卷，大致由蘭寧（George Lanning）和庫壽齡分別完成的。《上海史》的寫作和出版頗有些曲折：該書的最初計劃，是在工部局的資助下由蘭寧完成一部三卷本的論著。1906年，蘭寧接手此項工作，但卻在即將完成第一卷的1919年與世長辭。1920年，工部局董事會討論後決定，讓庫壽齡接替蘭寧完成此書。庫壽齡接手後，為蘭寧的第一卷補充了注釋和附錄，並經工部局審定後在1921年出版發行。然後庫壽齡利用蘭寧長期搜集的相關資料，迅速地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同樣不幸的是，庫壽齡於1922年去世了。庫壽齡夫人接續他完成第二卷的掃尾工作，並於1923年正式出版。這卷書主要論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沿革和成長，體例嚴整、資料翔實、文風質樸，保留了諸多關於上海的有用資料。這部《上海史》出版後，受到學界很高的評價，認為該書“是用英文資料寫成的第一部翔實記載19世紀租界歷史的著作”，“許多有關歷史細節資料賴此書得以保存下來”；由於資料翔實，結構嚴謹，被認為是“一部態度嚴肅、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學術界廣泛徵引”。

在編刊方面，庫壽齡先後編輯過兩份重要的漢學期刊，分別為短期編輯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以及創辦並主編的《新中國評論》。

庫壽齡與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淵源頗深。早在1894年還在山東時，庫壽齡就已成為該會會員。自僑居上海後，庫壽齡與文會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僅積極參加文會的各種活動，還在文會演講，在會報上發表文章，並且從1914年起，先後出任文會的名譽幹事、副主席和會報編輯。庫壽齡在1914-1916年間，擔任《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的編輯，這項工作不僅為其帶來了博學之士的知名度，也為其創辦並主編《新中國評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19年，庫壽齡代理上海麥倫書院（Medhurst College）院長一職，並在兆豐路（今高陽路）73號，創辦了著名的漢學刊物《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自任主編，每兩月出一期，每年合為一卷。該刊創刊後，很快就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重視，馬伯樂、賴德烈和林語堂等中外學者紛紛在《通報》、《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中國科學與美術雜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和《教務雜誌》等刊物或論著中對其加以評論並充滿期待。庫壽齡能在漢學史上留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主編《新中國評論》時表現出的大膽和敏銳。1922年6月，庫壽齡辭世，《新中國評論》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齊第四卷後停刊。雖然只有4年的時間，但該刊學術水準很高，在所刊發的論文中，如慕阿德關於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華關於中國當十銅元研究、金璋關於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關於敦煌文獻的文章等，均在漢學史上留有一定的影響。

談及庫壽齡的漢學貢獻時，不能不提庫壽齡夫人的輔助之功。無論是《上海史》還是《新中國評論》，都是在庫夫人的手中最終“完成”的；同時，庫壽齡夫人也是《中國百科全書》的撰稿人之一。甚至可以說，在庫壽齡幾乎所有值得書寫的漢學貢獻中，均有其夫人的輔助和貢獻。

除漢學方面的成就與貢獻外，庫壽齡還是山東石器時代遺物最早的發現、收藏和研究者之一，早在山東時期他就開始搜藏和研究甲骨。他和美國傳教士方法斂（F. H. Chalfant）合夥大量收購自河南經濰縣古董商人轉運來的甲骨，和其他中國古代文物，並一起進行甲骨研究（甲骨學中著名的“庫方”，指的就是庫壽齡和方法斂）。他們還將部分藏品捐獻給大英博物館和蘇格蘭皇家博物館。1935年，庫壽齡與方法斂合著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從而成為“歐美著錄中國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此外，庫壽齡所收集的直接脫殼鸚鵡螺目動物,也被《中國地質評論》命名為“庫壽齡”，以資紀念。

不幸的是，晚年的庫壽齡，一直遭受著一種罕見疾病——食管憩室的折磨，再加上長期而繁重的勞作，於1922年6月15日在上海去世，享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