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佩芬

蔣佩芬於1914年11月14日出生在長江下游的江蘇省江陰縣，父親為教員，原籍為江蘇省張家港市南沙鄉。蔣佩芬12歲時，在嬸母的影響下，歸信了耶穌基督；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在教會學校中度過。她於1933年夏從江陰東外輔實女中畢業後，開始在江陰輔實小學當教員，直到1936年夏季。是年秋，蔣佩芬進入上海江灣中華神學院讀書，畢業後在江蘇省淮陰、江陰等地傳道，曾在江蘇淮陰婦女學校醫院擔任傳道兩年（1939-1941）。在1942-1946年間，蔣佩芬先後在江陰明德小學和江陰婦女短期學校當老師。1946年，她又再次回到中華神學院讀書深造，兩年後即留校任教。

1950年秋，蔣佩芬應楊紹唐牧師之請，到南京黃泥崗基督教會做傳道，該所教會後來遷到韓家巷，故亦稱韓家巷教會。六年後，從1956年起，蔣佩芬開始任職金陵協和神學院，擔任聖經教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蔣佩芬因其保守的信仰背景（受教於保守的江灣中華神學院；服侍於保守的南京黃泥崗教會）而慘遭厄運，接受勞動和思想改造達12年之久（1966年8月至1978年12月）。文革期間她先在金壇縣，後在政協大院接受死思想政治教育和勞動改造；文革後期又參加江蘇省統戰人員學習班，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時，從事體力勞動。蔣佩芬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究竟遭受了多少患難痛苦不得而知，因為她很少向人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粉碎“四人幫”後，政治大環境愈加寬鬆，日子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1979年，南京大學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蔣佩芬開始在該研究所工作，任會計職務。直到1980年9月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籌備重開之時，她被調任該校[YL1] ，參與恢復校與重建工作，此時她已經66歲。此後終其生在金陵協和神學院任教，為中國教會培養造就新一代牧者和教會領袖。同時她亦兼任江蘇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全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等職務。

從上個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初這40多年時間裡，蔣佩芬經歷了戰爭、時局變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人生的風風雨雨，跌宕起伏，她一個單身女子是如何經歷、如何熬過來的？她的思想、信仰和靈性又經歷了多少痛苦的掙扎而穿越過死蔭的幽谷呢？從她的自述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心路歷程：

我年輕時信仰上是比較保守的。1936年，我選擇進入上海江灣中華神學院學習。在這所學校內，大家只重靈性追求，輕視知識，整天抱著一本聖經，聽老師講課。此外就是祈禱、讀經、聚會和參加教會實習工作。

那時我這20多歲的青年，認為人生毫無意義，不過是幾十年的“過客”；世界充滿種種罪惡，只有等待末日審判和毀滅。我對人生、對社會都持否定的態度，因而我消極、厭世，力求超脫，專心追求過“分別為聖”的生活，除言語、行為很謹慎外，我甚至把正常的體育活動都看為是“肉體活動”；上街不敢看馬路上商店的櫥窗，唯恐犯了“貪愛世界”的罪；經過電影院要求主寶血洗淨，唯恐染不潔，玷污了自己。

我那時把不信的人看為是罪惡的“魔鬼的兒女”，對無神論者更仇視為“敵基督”、“魔鬼的使者”；而自己則是“天國子民”、“神的兒女”等等，思想裡根本沒有民族和國家的觀念。記得解放前夕，在神學院的晚禱會上，我就曾求主使解放軍淹死在長江裡，如同當初神使法老的軍隊淹沒在紅海裡一樣。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而我們神學院師生卻痛苦流淚地禁食祈禱，認為“末日來到了”，“教會要受迫害了”等等，與祖國人民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1950年秋，我被請來南京某教會工作，由於我們（教牧）的思想影響，信徒對新中國也抱著對立的態度。1951年“三八”婦女節，幾個姊妹不得已地參加慶祝遊行，當群眾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新中國萬歲”時，她們就高呼“哈里路亞，讚美主”。信徒群眾與我們一樣，對祖國人民毫無共同的感情和語言。有的青年信徒大學畢業，拒絕參加祖國建設，而去雲南傳福音。這些事例是不少的。

社會在進步，形勢在發展，但我卻掩耳不聽，閉目不看，固守原來從神學院所領受的一切教導，認為這是我不可動搖的信仰內容。思想僵化了，用舊眼光看新事物，用舊思想看新問題，矛盾越來越多，內心黑暗、苦悶。教會裡幾位同工準備好牙刷、衣服等小包，隨時準備被捕坐牢，“為道殉難”。

神在時代中的旨意究竟如何？教會如何往前走？我開始求問神，神的子民是否應當愛自己的國家？我很可憐連這樣的問題都迷糊不清，這時，摩西、約書亞、大衛及各先知、眾使徒愛國愛民的事例和教訓都顯在我面前。但我面對許多新問題，還不敢大膽探索。感謝神，在一次婦女查經班上，神用約10:1-18節啟開我的心。我想猶太人那樣迫切盼望彌賽亞來臨，當基督親自站在他們中間，他們竟不認識，反而棄絕了祂。為什麼？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舊約聖經主觀、片面的誤解，以及錯誤的基督觀迷糊了他們的心靈。我不是也同樣把人對聖經的解釋都當作不可動搖的真理來死守不放嗎？哦，成見的可怕！虛心的可貴！

“回到聖經中去，讓聖經對我說話！將人對聖經的解釋與聖經本文分開，重新查考聖經。” 當我渴求真理，讓聖經對我說話時，於是帕子揭開了，內心謙虛了，神的話就來了。神的話對我是那麼新鮮，原來信與不信的人都是神所造、是神所愛、所拯救的對象。神對萬有的美意不是咒詛，而是要使之更新、更美好，我的心意要“更新而變化”，要“查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我觀察、思考，發現在短短的一年內吸大煙的人沒有了，妓女院取消了，賭博場不見了，公路修建了，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了，社會風氣好轉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事例多起來了……，這一切難道神不喜悅嗎？這不是神所要我們做的嗎？我的心靈甦醒了，好像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四圍都有可以學習和幫助我明白神真理的老師，連過去認為是犯罪的電影院，現在也成為教育我的學校。……同時又感到生活在今天的祖國，雖然她還有不少問題和困難，但只要我心靈眼睛張開，四面都有靈命需要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邊”。我常說，這是我第二次釋放。第一次是神使我從罪惡中得釋放，第二次是神使我從人意的捆綁中得解脫，享受真理中的自由。

過去我把那些與我信仰和敬拜儀式不同的人看為“不信派”，但當我靈修時讀到徒10:11節，聖靈啟開我的心，使我懂得神救贖的計劃一直在前進，神的旨意一直在前進，彼得的老腦筋只想猶太人得救的問題，神要打開外邦傳福音的門，彼得的認識跟不上了。於是神三次用異象打開彼得的心竅，彼得不得已地進入哥尼流家，向外邦人傳福音。如果彼得跟不上神在時代中的旨意，神的旨意依然在前進，不過彼得將要被拋在一邊罷了。這使我認識到神的救贖計劃一定會完成，神的旨意是一直向前的，在新中國有許多人神要拯救，教會應當怎麼辦？福音的出路在哪裡？……基督徒只有與祖國人民結合在一起，與人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語言，福音在中國人民中才有出路。敬神愛人，愛國愛教，是聖經的教訓。……我再次奉獻自己，順服在神旨意中，從我接觸到的各種宗派背景的同工和信徒身上，發現了他們從神領受許多豐富的恩典和靈性經歷，幫助了我對神和對聖經真理的認識。

神不要我憑主觀的願望來為祂做什麼，乃是要我明白神在時代中的旨意，遵照神的旨意來事奉祂。幾十年的事實證明，神的手在引領著我們前進，雖然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神仍與我們同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所燒掉的，有如捆綁但以理三個朋友的繩索，基督復活的能力使我們在靈命上有所長進，並且看到更多的人歸向了祂。教會是屬於基督的，是聖靈自己在人心裡的工作。我算不得什麼，只願將這微小的器皿放在祭台上，在餘生時光中完成祂在我身上的旨意。我深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將看到中國教會“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哈該書2:9）。

對於蔣佩芬思想信仰的轉變過程，人們因著不同的信仰背景和所站角度，可能會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向著神、追求真理的心是真誠的。無論如何，她的信仰，她的行事為人和言談舉止，無不帶有她過去的信仰背景和所受神學教育之難以磨滅的烙印。為著愛主、事奉主，她一生未婚。她的生活簡樸、聖潔，待人和藹可親，舉止優雅，超凡脫俗，從她口中聽不到一句閒言惡語，說她的言行“合乎聖徒的體統”實不為過。自從中國教會重新開門，金陵神學院復校後，她人生的最後15年都是在金陵校園中度過的。與她同輩的同工們，都尊她為“蔣姐”，晚輩、學生們都稱她為“蔣老師”，視她為“屬靈的母親”。她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是一個聖徒般的存在，大家一見到或一提起她，莫不肅然起敬。

教會重開、神學院復校後，蔣佩芬老師把她整個的身心靈都撲在教會重建，神學教育和義工培訓上，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她在神學院教授舊約，主管靈修生活。她深厚的聖經功底，豐盛的靈命，使得她所教的課，所講的道有如噴湧而出的生命活水，使多少乾渴的心靈得到滋潤，因此她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之一。學生們有什麼靈性需要或生活上有什麼難處，都願意找她傾訴。只要和她坐一坐，不消說多少話，心中就得幫助、得釋放、得安慰。她實在是金陵的祝福！

在八、九十年代，河南是教會最為興旺、信徒最多的省份之一。但因缺少受過良好神學教育和培訓的傳道人，故異端邪說也流毒甚廣。因此蔣老師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不顧年老體弱，專門為河南教會興辦了好幾期義工培訓班，收到了良好的果效。那些回到河南各地教會事奉的傳道人，無不以曾經為蔣老師的學生而自豪。

蔣佩芬老師是一位“以父家的事為念”的主的好僕人。1987年蔣老師主持開辦了第一期教牧人員培訓班。當時作為作為她助手的筆者，看到蔣老師是如何對工作一絲不苟，認真負責，每天早起晚歸。她是嚴師，又是慈母，悉心帶領著每一個人。不難理解當蔣老師去世時，那些趕來送別的學員，一走進蔣老師的靈堂便泣不成聲。他們說：“雖然那時我們都已三四十歲的人了，可蔣老師還是像母親一樣，細心地關照我們……。”

培訓班辦得很有成效，筆者出國後，蔣老師不顧自己年老體弱，又連續辦了三期，並在信中常與我分享她的苦與樂：“培訓班的工作，有時頗感負重，又怕做不好而阻礙主的工作。但更多時我想的是：我是主的人，我的事乃是主的事，仍需無依無靠地交託祂。……我只向主說，我的一切你都知道，即或工作之後病倒，即或結束生命，只要在你旨意中，甘心樂意。”

“工作對我們自己是很好的促進，把自己擺在同學之中，共同學習，心靈就活潑了。我學習與同學們同憂樂，同分擔他們的負擔，這樣，禱告、感謝就有內容，才能在愛中建立自己。我也在學習工作中觀看神的作為，讓神的靈自己工作。”

“丁院長很關心我的身體。感謝神，我還可以……。為了工作，為了中國教會目前的需要，這工作放不下啊！”

但她也承認，“年齡大了，精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這是自然規律。由於生活在神恩愛中，總覺輕鬆愉快，學習凡事依靠交託。……丁院長總怕我身體不行，希望停止這工作，……但下年因各方面都要求辦，所以再辦一年再說。”

“培訓班的工作是在造就我自己，我還是早晚和他們一同敬拜。”蔣老師因患口腔乾燥症，不能正常分泌唾液，說話多了口腔、嘴唇就乾裂出血。即使這樣，為了主的工作，她依然竭力勞作，真是嘔心瀝血。院領導考慮蔣老師太辛苦了，提出停辦。儘管各地那麼需要，儘管培訓班辦得是那麼有成效，蔣老師最後還是順服了。她在信上說：“我既從神領受這工作，也從神領受樂意放下這份工作。的確如此，沒有自己要求，只願主的美意成就。所以內心不為什麼事所困，總是歡歡喜喜生活在主的同在裡。”

培訓班雖然停辦了，但蔣老師的工作並沒有停歇，她總是把工作看作是神所賜的恩典。

“要我出任聖經出版委員會主任，而今又要我關心講道錄音帶的事工，工作不斷增加，我認為這是恩典和祝福。”“我只能說主的恩典是超過我所求所想，我不過學習順服祂，交託祂，祂就完全負責。我在神和人面前所蒙的恩，使我深感不配，只有流淚感恩。不是我在做什麼，乃是自己蒙恩，心靈也很釋放。……其實沒有一天是完全休息的，但在主的同在裡，一切都是好的。”為主的事工，她真是鞠躬盡瘁，力盡方休。“一生一世流淚撒種，全心全意事主愛人”，這幅輓聯是對她一生真實的寫照。

在蔣老師臥病在床，休養治病的日子裡，她仍然記掛著聖經出版委員會的工作，來信總提醒我們該做的事。這時，她已逐漸意識到自己不能做什麼了。“……體質日漸衰退，往往忘了自己的年日，認為此病休養後可以康復，事實上是越來越不行了。”當她住院查出肝部有問題尚未確診時，她來信說：“如果這是接我回天家的火車火馬該多好啊！”

1995年初，蔣佩芬老師被檢查出患有肝癌，不再勝任工作。但她一點都沒有聲張，甚至她身邊的人都沒有多少人知道。她一生都不願意麻煩人，總是為別人著想。確診肝癌後，她一點都沒有消沉，反而很樂觀，心情很坦然，看望她的人都覺得她精神比以前更好，她總是對來看望她的人說：“不要來看我，大家工作都很忙，我既不工作，還要別人為我花時間精力來看望，很不安心。”同年10月20日時，她默默寫下了這樣一份遺書，留給她身邊最為親近的兩位姊妹：

我所信所侍奉的神，祂救我的命脫離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跌倒。我一生活在神豐富的恩典和慈愛中。

在我快要歸天家時，請千萬不要搶救。在我歸天家之後，千萬不舉行向遺體告別，不舉行追思禮拜，不送花圈、鮮花等，只是在《天風》上簡單說明，向眾同工同道告別就行了。骨灰請撒入江河或湖泊。衣服及室內用具，由你們二位處理，或送省兩會辦的聖經學校。此囑。

蔣佩芬    1995.10.20

僅10天後，10月31日，蔣佩芬老師被送進了江蘇省人民醫院，原以為緩解腹腫之後再回家來，可誰知她就這樣衰竭下去了。下午5點鐘左右，她睜開眼睛望著守護在床邊的姊妹們，微笑著安慰她們說：“一切交託給主！”這是她說的最後一句話，為愛主、服事主、扶持後代的一生劃上了句號。在一位姊妹誦讀詩篇聲中，蔣老師靜靜地離開了。她走得那麼快，正像她又不願給別人加添麻煩一樣。我們曾請神學院四年級女同學排一個15天的護理值班表，兩個最親近的姊妹我還想和鄭醫生陪她第一夜，可她一宿也沒讓人我們陪。她走得那麼安詳，沒有絲毫痛苦，她真是蒙主保守，蒙主所愛。蔣老師美好的一生告訴我們，她是活在神的恩典慈愛之中。正如她在蔣老師晚年時曾歸結說：“我從年幼到年老，幾十年的事奉主，只能說，神的恩典和慈愛是數說不盡。我喜歡用詩篇103:1-14節來歌頌愛我、救我的神。”

蔣佩芬老師卸下了世上的一切，回到她終生所愛、所事奉的神那裡去。在世享年81歲。 但她的屬靈教導卻長留人間，繼續影響、造就著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其遺著包括：義工進修講義《舊約概要》和《怎樣做一個傳道人》；金陵講壇《信仰與事奉》和《天路歷程寫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