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  — 1857

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十九世紀著名英國宣教士、漢學家;是英國倫敦宣道會繼馬禮遜、米憐之後,來華重要的宣教士之一。

早年生活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自號”墨海老人”,於1796年4月29日出生於倫敦一個商人之家。年少時入聖保羅座堂學校(St. Paul’s Cathedral School)讀書,15歲時遷往格羅斯特城(Gloucester),跟隨一個名叫伍德(Wood)的印刷工人當學徒。據《麥都思行略》記載:”十五歲,習裝印書籍事,得值以瞻父兄。”從此他與印刷業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段工作經歷使麥都思掌握了印刷技術,為日後在華的文字出版工作幫助甚大。17歲時,麥都思在畢紹普牧師(Rev. W. Bishop)的帶領下重生得救,受洗成為一個獨立教會的成員。1816年,當倫敦會在馬六甲設立印刷所招募印刷工人時,麥都思前往申請報名,獲準。在伦敦海克尼神學院 (Hackney College)接受幾個月培訓後,即被被派往馬六甲,於1816年9月搭乘輪船離開倫敦。1817年2月10日,輪船抵達印度的馬德里,在那裡逗留數月之久。在此期間,麥都思得遇伊麗莎白(Elizabeth Martin),——一位印度官員的遺孀,二人墜入愛河,遂結為連理,同赴馬六甲。

南洋期間

1817年6月12日,麥都思偕妻抵達馬六甲,協助米憐(William Milne)博士從事英華書院教學工作和印刷出版事業。他一面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一面鉆研印刷業務,不久成為米憐最重要的助手,幫助他編輯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麥都思極富語言天賦,智商極高,學博識廣,到馬六甲後不久,便學曉中國的語言文字,很快就可以在華人助手的幫助下,用中文寫作。1818年3月27日,麥氏夫婦第一個兒子出生,但不幸的是,還不到兩個月,孩子即告夭折。

1819年早春時節,麥都思前往檳榔嶼散發福音書冊並建立學校;同年4月27日,麥都思在馬六甲被倫敦會按立為牧師。11月16日,他的女兒撒拉(Sarah Sophia)出生。1820年底,麥都思再次前往檳榔嶼,在那裡從事宣教工作一年之久。第二年便單獨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拓展宣教工作。在巴達維亞,他設立教會學校,開辦印刷所,與馬六甲印刷所、新加坡印刷所三足鼎立,成為1842年以前傳教士在南洋建立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1822年,當馬六甲出版工作因米憐去世而轉衰之際,巴達維亞印刷所異軍突起,成為倫敦會在南洋的主要出版基地。因為宣教士在南洋設立印刷機構的目的是向中國人宣教,因此,麥都思在南洋出版了多種中文福音書籍。從1823年到1842年的20年時間裡,麥都思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後印行30種中文書籍,其中28種都是麥都思獨自一人編寫出版的。其中既有福音性書卷,也有知識性史地讀物。他於1823年在巴達維亞以”尚德者”筆名出版的一本傳揚基督信仰的《三字經》,行銷數十年,時至1851年還在寧波美華書館重印出版。

1828-1830年間,麥都思先後到新加坡、馬來半島、爪哇和巴厘島等地散發福音書冊、佈道、考察華人聚居區和各地風土民情。1833年,他還在巴托維亞建立了一個孤兒收容所,為孤兒們提供食宿和教育。馬禮遜去世後不久,麥都思於1835-1836年間前往廣州探訪那裡的中國基督徒,並沿中國沿海北上到山東、上海等地為宣教目的進行考察。

中西文化之橋樑

麥都思潛心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1838年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編輯成一部600頁的鴻篇巨著《中國的現狀與傳教展望》,向歐洲人深入地介紹中國的歷史與文明,包括中國的疆域與人口、語言、文化、宗教、禮儀、三大發明、天文學、植物學、法律、醫學、繪畫、雕刻、絲綢、瓷器等內容。他對中華古代科技評價甚高,如此寫道:”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航海羅盤,印刷術,火藥,後來宣教士艾約瑟加入造紙術,形成四大發明之說),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此外,麥都思還在巴達維亞編著了《華英語匯》與《福建方言字典》兩部字典。《福建方言字典》全書共860頁,收錄了12000多字,並介紹了福建的鄉土文化。此書成為日後來閩宣教士學習、了解福建的工具書。

為掃清福音在華傳播的阻力,麥都思向中國人證明西方和中華帝國一樣擁有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打破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世界中心的保守思想,消除對西方的蔑視與誤解,從而能以謙卑的心態接受救恩。因此,他編著了《東西史記和合》這部編年體史學名著,這是一部東、西方歷史同觀的史書。全書分上下兩欄,上欄記載中國歷史大事,開篇為”盤古氏,為開辟首君,生於大荒,莫知其始”,講述了從盤古開天地到清末的歷代王朝興廢。下欄記述西方列國歷史,從”亞大麥,當初神天,即上帝造化天地,及造世人”創世紀開始,終於英國近代工業革命。該書還以大篇幅記述了耶穌基督的救世宏恩、基督信仰傳播情況以及基督教與佛教對比等宣教信息。此書還是最早全面闡述中、西文化對比的書,大大拓展了中國人的視野,清晰提供了世界各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對中西文化交流有著極高的參考價值。

麥都思亦可稱為中國近代報業之發始人和奠基人,在十九世紀的中文出版印刷史上幾乎是一位無所不在的人物。他於1823至1826年間在巴達維亞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統計傳》;於1853年在香港創辦了《遐邇貫珍》;於1856年在上海籌創了《六合叢談》,使中文的報刊橫跨數個年代。他還對推動西方印刷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由他主導從事的中文《聖經》”委辦譯本”的翻譯和出版,更是功不可沒。

聖經翻譯

麥都思是十九世紀聖經漢譯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前後共主譯了四個譯本,而”委辦譯本”則是在”官話和合譯本”聖經之前在中國流傳最廣,影響力也最大的文理譯本。麥都思在南洋從事宣教工作達26年之久,深深意識到《聖經》中譯本對於在華宣教工作的重要性。遠在進入中國內地以前,他就計劃把《聖經》翻譯成通俗易懂的中文,以便福音廣傳。倫敦會於1843年在香港舉辦的代表大會上,決定由麥都思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麥都思組成一個以他為首的五人編譯委員會,來具體實施這一翻譯計劃。他們從周一至周五,每天開會研討四小時,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譯員(王韜是麥都思的翻譯),逐字逐句對照原文,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王韜等中文助手,借助於他們深厚的中文功底,對翻譯的文字進行潤色。這一聖經翻譯工作大約持續了六年時間。1850年《新約全書》翻譯完畢,於1852年出版;1853年《舊約全書》翻譯完畢,於1854年出版。這部聖經被稱為”代表譯本”。由於該譯本中文通順,被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當時中國最為流行的聖經譯本。截至1859年,該書已經再版了10次,直到20世紀20年代,這一譯本依舊在中國廣泛流傳。由於麥都思組織、並始終參與了這一翻譯工程,正如一同參與翻譯工作的倫敦會宣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所說,這一翻譯工作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麥都思的產品”。

創建墨海書館(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1843年12月,倫敦會派遣麥都思到上海宣教,成為該會第一個到上海的宣教士。他利用負責道路、碼頭建設和管理英僑公墓之便,圈買了上海縣城北門外的大片土地,人稱”麥家圈”(今山東中路一帶),作為倫敦會的在華總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並於1844年將在定海的醫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醫院(今仁濟醫院),這是上海第一所對華人開放的外國醫院。麥都思通過參加租界的各種聚會與活動,對當時薈萃於上海的文人與社會精英的現狀有所了解,漸漸形成自己的新理念,認為只有通過滬上文人和精英階層,才能把西方文化傳播和深入到中國人當中去。於是他將巴達維亞的印刷所遷來上海,創設中國第一個近代印刷所——墨海書館,自任監督。

墨海書館自此成為19世紀基督教宣教士在中國最早設立的印刷出版機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46年到1848年,一大批宣教士相繼從歐美各地來到上海,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偉烈亞力、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都先後進入墨海書館工作。曾經在墨海書館工作過的宣教士達10名之多。麥都思還物色了一批中國文人,協助宣教士譯書、編書(人稱”秉筆華士”),墨海書館就此培養了一批通曉西學的學者和傑出人才,如中國最早的政論家王韜,於1848年到墨海書館工作,擔任麥都思的助手。在王韜的協助下,麥都思將聖經翻譯成中文(深文理本聖經)。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十三年,除協助麥都思翻譯聖經外,還先後和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宣教士,翻譯出版了《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西國天學源流》等介紹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對西學東漸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又如太平天國軍師、幹王洪仁玕(洪秀全的族弟)早年也曾寄身於墨海書館。1854年,洪仁玕曾在墨海書館學習天文歷算,為時半年。他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響,從而形成了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後來他向洪秀全提出”開放新聞館,任命新聞官”的主張即萌芽於此。以後洪仁玕離開上海到香港,1859年又輾轉抵達南京,成為太平天國後期重要的領導人。

1853年,麥都思也曾參與研究、翻譯太平天國文獻,他對小刀會和太平天國持比較客觀的態度,並提出應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政策。

墨海書館最初僅刊印《聖經》和其他福音書冊,1850年開始譯印西方科技著作,並出版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書籍。它所刊行的科學技術類書籍,開拓了當時國人的視野,啟發了人們的思想,對中國近代化的產生和形成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墨海書館也是最早採用西式漢文鉛印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構,其新法印刷技術的應用和先進印刷機的輸入,促進了上海印刷業,以及書籍出版業的發展。麥都思作為墨海書館的創始人和負責人,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不容忽略的人物,也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中名氣最大,著述最多的人物之一。

麥都思也是十九世紀前中期頗有影響的漢學家。他不僅有著非凡的語言才能,還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他通曉中國、日本、朝鮮、馬來西亞語言文字,還能操福建方言。他編纂字典多部,在語言學,尤其是方言學領域表現出突出的才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對後來的語言研究貢獻很大。而且,他致力於翻譯中國的典籍、方誌等作品,為中國文化的西傳也做出了貢獻。他的《書經》譯本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譯成英文的譯本,並為隨後的理雅各《書經》譯本及1904年歐爾德(Walter Gorn Old)的《書經》譯本做出了鋪墊。他在聖經漢譯、語言研究、典籍翻譯、文字宣教等方面皆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為中國了解西方及西方了解中國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一定的貢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麥都思著述甚豐,計有中文59種,馬來文6種,英文27種。以下列表僅為麥都思重要著述之一部分,供讀者參考:

著述: 《媽祖婆生日之論》1826年,巴達維亞。 《神天十條聖誡註解》1826,巴達維亞。 《兄弟敘談》1828,巴達維亞。 《踏火之事論》1828,巴達維亞。 《東西史略和合》1829,巴達維亞。 《耶穌贖罪之論》1829,巴達維亞。 《鄉訓》1829,巴達維亞。 《問答淺註耶穌教法》1832,巴達維亞。 《神理總論》1833,巴達維亞。 《福音調和》1834,巴達維亞。 《論善惡人死》1829,馬六甲。 《新遺詔書》1837,巴達維亞。 《論語新篡》1840,巴達維亞。 《聖教要理》1844,上海。 《祈禱式文》1844,上海。 《雜篤》1844,上海。 《真理通道》1846,上海。 《耶穌教略》1846,上海。 《耶穌降世傳》1846,上海。 《馬太福音註》1846,上海。 《約翰傳福音書》1847,上海。 《天帝宗旨論》1848,上海。 《救世主只耶穌一人》1856,上海。 《失羊歸牧》1856,上海。 《君子終日為善》1856,上海。 《歲終自察行為》1856,上海。 《惡者不得入天國》1856,上海。 《漢英字典》二卷。 《英漢字典》二卷。 《爪哇與巴厘島旅行記》1829。 《福建方言字典》1832。 《中國的現狀和展望》,1838。 《中國內地一瞥——在絲茶產區的一次旅行所見》1845,墨海書館出版。 《中文、韓文和日文對照詞匯》。 《探討”上帝”一詞的正確翻譯法》1848。 《中國說書趣聞錄》1871。

譯著:   《千字文》1835,巴達維亞。  《虎尾壟語詞典》(Woord-boek der Favorlangsche taal)1650,吉爾伯特斯•哈帕特(Gilbertus Happart)著,麥都思譯,1840年出版。 《書經》(Shoo King),1846,墨海書館出版。  王大海《海島逸誌》(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Malayan achipelego, by Ong tae hae),1849,上海,墨海書館出版。 《農政全書》節譯本,1849,上海,墨海書館出版。 《新約全書》1852,上海。 《舊約全書》1855,上海。

麥都思與”青浦教案”

1848年3月,麥都思與雒魏林、慕維廉一起到青浦宣教,在廟會集市上散發福音書冊時,與當地的漕運水手發生了沖突,麥都思與兩位同伴遭到暴打。當青浦縣令聞訊趕來制止時,麥都思等已渾身是血。事後英國領事脅迫上海官員懲辦兇手,賠款道歉;同時調動兵艦,封鎖海口,禁止漕船出口。兩江總督急派專案組赴滬,最後捕獲十名水手,定為”毆打和搶奪財物罪”,各打100板子,為首兩人充軍。此次事件史稱”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入華後首起教案。

在宣教上,麥都思採用適應性的宣教策略。他非常註重宣教的靈活性和策略性。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遊歷、巡迴宣教以傳播基督福音;另一方面他也撰寫出一些世俗的和宗教的作品。他的世俗作品旨在提高中國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地位,塑造宣教士的儒師形象,以為宣教鋪平道路,但客觀上起到了傳播西學、啟蒙民眾的作用。而他的宗教作品則常將儒家思想觀念融入其中,用中國人易於接受的詞彙來表達基督教信仰,以減少宣教的阻力。可以說,麥都思是一位集學術宣教與巡迴宣教於一身的學者型巡迴宣教士,他的宣教方式及作品對後來的宣教士也有著一定的影響。 

最後日子

1854年8月,麥都思與王韜、慕維廉等人同遊蘇州東山,登臨莫厘山最高峰。同年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成立後,麥都思被推選為工部局董事會第一屆董事。1856年9月10日,麥都思離任回國,從上海登船啟程,於1857年1月22日返抵倫敦,不料於兩天後竟因病突然去世,享年61歲。1月30日,倫敦會在阿伯尼公墓為麥都思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除妻子外,麥都思還遺下一子三女。其子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日後曾擔任英國駐福州領事。

1904年,倫敦會為紀念麥都思,在上海虹口兆豐路(今高陽路)設立麥倫書院(麥倫中學,今繼光中學)。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有一條馬路也以其名命名(Medhurst Road,今泰興路)。

資料來源

  •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Its Prospects. ” (1838).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1899).
  •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en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25-27.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