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函

一、早期背景

鄧玉函（Johannes Schreck）字涵璞。他的拉丁文名字是Terrentius（特倫丘斯）或 Terrens（特倫斯）。1576年生於德國的康斯坦茨（Konstanz）。鄧玉函在青少年時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聰穎過人，敏而好學。科學家F.切西（Cesi）親王等人於1603年在羅馬創立了著名的靈采研究院（Accademia dei Lincei），次年鄧玉函即進入該院就讀。1611年4月，伽利略（Galileo）成為靈采研究院成立以後的第六名院士；5月鄧玉函隨之成為該院第七名院士。他精於醫學、博物學、哲學和數學，並且通曉德、英、法、葡、拉丁、希臘、希伯來和迦勒底等多種文字。1611年11月1日，在鄧玉函30歲時，加入了耶穌會。此時，他在羅馬已經是國際知名的醫生和科學家。十七世紀初，羅馬成立教廷科學院，吸引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鄧玉函和伽利略皆為該院院士，躋身於當時一流科學家行列。當後來鄧玉函加入耶穌會時，伽利略曾為他不能專心從事科學研究而深感惋惜。可以說，在明末來華傳教士中間，鄧玉函是學識最為淵博的一位。

二、應召赴華

鄧玉函是於1621年應召隨同法國籍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Trigault）來華的。金尼閣早於1610年到中國，在南京、杭州等地傳教。為了向教廷和耶穌會報告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並請求準許用中文舉行彌撒和翻譯《聖經》等書，以得到教廷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閣奉耶穌會會督龍華民（N.Longobardi）之命返歐洲招募科學人才，於1614年底抵達羅馬。鄧玉函被他選中，遂以醫學家和數學家的身份與金尼閣一同遠赴中國。1618年4月16日，他們從葡萄牙的裏斯本出發，隨身還攜帶了一支伽利略式的望遠鏡。同行的共有22位傳教士，但僅有8人先後到達中國，其中有鄧玉函、湯若望（J. A. S. von Bell）和羅雅谷（G.Rho）等人。

來華途中，傳教士們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學術活動，每周二、五下午由鄧玉函作講演，向同行者講授數學、天文、氣象和地磁方面的研究和觀察。鄧玉函勤於科學實踐，在船上與湯若望等人一起觀察天象、風向、海流及磁針指向，確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見的海岸和島嶼的位置，並將研究結果報告給歐洲學術界。在旅途中，鄧玉函還不知疲倦地為其植物學辭典收集材料，其間發現了500多種在歐洲不為人知的植物種類。在航船途經臥亞、榜葛剌、滿剌加、蘇門答臘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門與中國沿海時，每到一處，鄧玉函必采集異種動物、植物、礦石、魚類、爬蟲、昆蟲等標本，繪制其圖形，悉心研究，詳為敘述。他還研究途經國家的風俗和人種。在其旅行日記裏記錄了許多有關大自然的珍聞和奇特發現。鄧玉函對博物學素有研究，來華之後，他一直堅持從事科研活動，所涉及的領域是多方面的。

1619年7月22日，金尼閣攜7000余部歐洲圖書和其他物品與鄧玉函等人抵達澳門。鄧玉函因病在澳門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間他曾行醫，並解剖過日本某神父的屍體，這是西方醫學家在中國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

三、科學方面的貢獻

1621年，鄧玉函先到嘉定學習漢語，鄧玉函是最早學習漢語的德國人。在一封書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為學習漢語所付出的努力與艱難：“我已經學習了兩年這門語言，但至今還不會說也不會閱讀書籍。……我在兩年裏學了不足3000個完整的字。它們在（我腦中）飛進飛出，就象鴿棚裏飛進飛出的鴿子。”［1］

鄧玉函後來到杭州傳教，期間曾住在李之藻家，撰譯成《泰西人身說概》兩卷，這是在我國最早介紹西方生理學、解剖學知識的書籍。全書論述了人體骨骼系統、肌肉系統、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感覺系統等的構造、生理與功能。該書譯成後，初無刊本。十多年之後，即到1634年才由畢拱辰為該書潤定並作序，得以付梓印行。

1626年冬，由鄧玉函口授、中國學者王徵筆述，他們合作譯成《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次年在北京刊行。該書是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力學和機械工程知識的著作。第一卷61款，敘述力學基本知識與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種幾何圖形重心的求法、重心與穩定性的關系、各種物體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92款，敘述各種簡單機械的原理與計算，包活杠桿、滑輪、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識。第三卷介紹各種實用機械，共54幅圖說，包括起重11圖，引重4圖，轉重2圖，取水9圖，轉磨15圖，解木4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晷、代耕各1圖，水銃4圖。研究表明，該書的內容部分取材於歐洲著名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F.韋達（Viete，舊譯末多）、S.斯蒂文（Stevin，舊譯西門）、G.阿格里科拉（Agricoia，舊譯耕田）和A.拉梅里（Ramelli，舊譯剌墨里）的著作；同時，也有不少內容取自伽利略的著作《力學》和《論水中物體的性質》。總之，《遠西奇器圖說》一書匯總和介紹了當時西方力學和機械學的知識。在醫學方面，鄧玉函對中國藥草作過化學蒸餾提取實驗。他原想將這方面的研究編撰成書，只是因後來的修曆重任而擱置，未能實現。

鄧玉函在華於科學研究方面的主要貢獻是修定曆法。早在來華之前，他就預見到天文學在中國的重要地位，認定這是他將來的用武之地，因此他做了精心的準備。先是金尼閣回歐洲募集圖書時，他設法協助金尼閣將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及伽利略的著作帶到中國來。他還謀求在觀測日食月食方面得到伽利略等名家的幫助，因為他覺得伽利略的方法比第谷的方法更為精確。為此，他曾寫信給教宗禦前的植物學家法倍爾（Faber），說：“請代我問候楷西親王，（楷西親王Federico Cesi，十七世紀歐洲著名的科學家，教廷科學院的前身猞猁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作者註），希望能借他的力量，在我啟程之前，能向伽利略請教若干事，以便利在中國推算日食月食工作。”［2］1618年3月31日，鄧玉函在歐洲再次寫信給法倍爾，委托他代其收集伽利略及其他學者的著作。

鄧玉函來華後，恰逢“南京教案”發生，南京禮部侍郎沈漼等人三次向神宗皇帝上疏，攻擊傳教士以邪教惑眾、淆亂綱紀並有窺伺之舉等，致使在南京傳教的王豐肅、曾德昭、鐘鳴禮等十三人被捕入獄；更有多名傳教士受追捕、遭驅逐。危難中，鄧玉函更認識到天文學的重要，認為這是他們在中國有立足之地並打開局面的根本。於是他又寫信給法倍爾請求援助，說：“我們在中國修曆法，對日食的推算最感覺需要，因靠修曆法名義，便不致被驅逐出境。”［3］

鄧玉函還曾與著名天文學家開普勒（J. Kepler）聯系，為中國修曆向他謀求幫助，並告訴他中國推算日食月食的方法和中國古籍《尚書》、《詩經》中關於星座、日食月食的記述。［4］開普勒遂給鄧玉函復信表示要幫助他，可惜沒等到這一計劃實現，他就去世了。

1629年，當中國曆局設立時，中國科學家徐光啟邀請龍華民和鄧玉函進入曆局工作，後來許多實際的工作則是由鄧玉函來做的。徐光啟對他極為信任，崇禎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中對皇帝說：“龍華民、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校正訛謬，增補闕略。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久，若以大統舊法與之會通為一，則事半功倍焉。”［5］鄧玉函沒有令徐光啟失望，他在半年時間裏就撰寫了《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曆書總目錄》，編寫各種換算表十卷。這些都是奠基性的工作。他還指導曆局人員制造七政象限大儀二座，測量紀限大儀一座。其工作效率之高，成就之大，確非常人可及。

由於鄧玉函在解剖學、機械制造、植物學、數學和天文學等方面的貢獻，他在中國獲得了著名的醫生和科學家的榮譽。由於長期過度勞累，積勞成疾，鄧玉函在中國盡心盡力工作、服務了九年後，於1630年在北京病故，年僅55歲。葬於滕公柵欄天主教墓地，其墓碑碑文稱他為“各個科學領域的傑出學者”，可謂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