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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

( Di Kaowen , Calvin Wilson Mateer )
1836 ~ 1908

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來華傳教士、教育家、翻譯家和慈善家、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的先驅。在山東從事宣教、教育長達45年之久,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文會館、廣文大學(齊魯大學之前身);開設博物館,傳播西方的科學與文化,被譽為"十九世紀後期最有影響的傳教士教育家"。在其人生最後十八年,擔任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主持翻譯了流傳至今的聖經中文譯本"和合本"。


一、早年生活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字東明,於1836 年 1 月 9 日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坎伯蘭縣(Cumberland, Pennsylvania)一個基督徒家庭,父母皆為美國長老會教會的信徒,靠開墾經營農場謀生。狄考文年少時,家境清苦,作為家中的長子,課餘時間常常幫助父母做農活。同時繼承了父母的許多優點,具有虔誠的信仰,聰明的頭腦,健壯的體魄,善良的心,和吃苦耐勞的心志。狄考文在家鄉讀完小學後,入讀根托斯中學,一年後轉學到費托邑中學。1854年中學畢業後,受洗成為基督徒,同年考入賓州加農斯堡傑弗遜學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榮譽從傑弗遜學院畢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和籌措繼續讀書的費用,狄考文獨自經辦起一所中學,兩年時間就把一所只有 20 名走讀生的學校,辦成了擁有 30 名寄宿生共 90 名學生的學校,為他帶來可觀的收入。正當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之際,他卻決定要走傳揚福音之路,於是他毅然賣掉了學校,進入阿利根尼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學習。在神學院期間,他就立下了遠赴海外宣教的志向。在俄亥俄州的特拉華(Delaware)傳道期間,狄考文認識了邦就烈小姐(Miss Julia A. Brown)。邦就烈出生於俄亥俄州特拉華(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個地方,年少時很不幸,8 歲時喪母,14歲時喪父,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艱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獨立的、不為困難所屈的性格。18歲那年,她就開始了教學生涯,且在教學上極具天賦。經過兩年多的交往,狄考文和邦就烈於1862年12月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結為伉儷。同年,狄考文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亦被按立為牧師,並接受美國北長老會差會的派遣,遠赴中國宣教。


二、奉差來華

1863 年 7 月 3 日,狄考文攜新婚妻子從紐約乘船來華。臨行前,狄考文發下誓願:"我決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中國,生於斯,死於斯。"後來他果真以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誓願。狄考文夫婦與其同鄉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夫婦同乘一船,經過長達165天的航行,行經好望角和澳洲,終於1863年底抵達上海;翌年1月15日再從上海搭船到山東登州(今蓬萊),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宣教生涯。

登州於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成為開放口岸之一,西洋人可以來此宣教。最早到達這裡的是美國北長老會的倪維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婦。他們於1861年到登州,買下一座殘破的觀音堂,開始了宣教工作。當他們看到中國婦女飽受壓迫,纏足且多不識字,迷信且愚昧之情形,即把她們作為傳福音的對象。同時為使她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之技能,遂於1862年,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堪為創舉。當狄考文夫婦到達時,正趕上倪維思因夫人病重,需返國就醫,於是狄考文夫婦就接替他們的工作。


三、教育生涯

時年28歲的狄考文看到,傳福音不僅要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脫離現在的地獄。於是他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上,創辦了男校"蒙養學堂",當地人稱之為"蒙塾"。"蒙"即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之意。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實屬不易,首先招生就是個問題。蒙養學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國窮苦家庭的孩子來讀書。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狄考文和妻子既是教師又是家長,甚至給孩子們當保姆,做飯、洗衣、梳頭、洗臉等等,什麽都幹。但因為窮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歲後就要幫助解決家庭負擔,再加上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入學就讀者很少,能堅持讀完六年畢業的就更少。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有"逃學"之情況發生。所謂"逃學"不僅是曠課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見了。這種事當時不乏其例。據稱"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設學九載,教習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學滿六年者僅四人"(王元德、劉玉峰:《文會館誌》,第21頁,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礎上擴大校舍,增加課程,稱前3年為備齋,後6年為正齋。1873 年起,狄考文改變了過去只在窮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齡稍大,基礎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學,並鼓勵學校中成績較好者參加蓬萊縣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績,蒙養學堂因此在當地民眾中逐漸贏得了聲譽,前來求學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學習期滿,成績優秀,狄考文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頒發了文憑。畢業典禮的同時,蒙養學堂改名為"文會館", "取以文會友之意"。文會館成立後,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郊縣的學生,慕名前來求學者多,也有少數來自省外。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學科,創立大學,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除招生及生源問題外,就是師資和教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狄考文親自或督率他人,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編寫了一系列現代各級學校用教科書,供他所辦的學校和清末民初大批教會學校及中國政府官辦學校使用。到1895年,狄考文編寫的教科書已達28本,其中八成是科學範圍的。狄考文精於數學,一生中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幾何)備旨》、《振興實學》、《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等中文課本。其中的《數學備旨》,是狄考文與其學生鄒立文編譯出版的,成書於光緒年間,內容包括加、減、乘、除、倍數、分數、一次方程、開方、方根、根幾何、二次方程式等一共十三卷,行銷全國各地;而《筆算數學》曾先後修訂、重印達 30餘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同時,狄考文在編寫數學教材過程中,首次引進並采用了阿拉伯數字、+、-等國際通用符號,並將阿拉伯數碼直接運用於算式,在近代中國數學界由中算向西算過渡的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關史料證明,文會館開設的自然科學課程"在當時中國的學校中處於領先地位",其心靈學(心理學)、是非學(邏輯學)和富國策(經濟學)以及世界地理、歷史課程"是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最早開設的課程"。狄考文不僅重視科學課教學,也重視學生的實驗能力。學校經常舉行地理知識旅遊、天文觀察、以及物理實驗等。

在辦學思想上,狄考文是比較開明的,主張向中國社會廣泛傳播西方的科學和文化,以促進中國的進步。他堅持用中文教學,堅信中國語言完全能夠闡釋和宣傳西方的科學,費盡心力匯通中西,編訂出版《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成為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他認為:文言悅目,白話悅耳,達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話。文會館除要求學生必須要讀千字文、四書、詩經、書經等中國經典外,還要求學生在學校過艱苦的生活,以便培養適應中國生活、為中國人服務、引領中國進步的人才。

除了教書、寫作和出版工作以外,狄考文關心學生合作精神的啟發,組成學生青年會,以德,智,體三育為宗,學術探討與辯論會及其他會社。他禁止學生吸煙飲酒,不拘在校內或校外。結果學生對狄考文既敬愛又懼怕,給他起一綽號"狄老虎"。每屆喧鬧的場面,只要經一人喊出"老虎",頓時全場鴉雀無聲,由此可見狄考文的威儀如何了。但他不論講道或授課,語詞懇切簡明,無可挑剔。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習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並購地建校,稱"樂道院",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

赫士博士(Warson McMillen Hayes)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後接任館主(校長)職位。伯爾根博士 (Paul D. Bergen)繼來,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等人,組成強大的教師陣容。1897年,又有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前來加盟。著名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 (William A. P. Martin)亦曾在文會館任教。文會館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卻是第一流的;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從1890始,狄考文出任聖經翻譯委員會主席,文會館館主一職由赫士接任。赫士曾寫出數本關於對數表、聲學、光學、熱力和天文等方面的著作,並且創辦了《山東日報》,完善內地的郵政系統。他還上書清廷建言全國參照世界的習慣宣布星期日休假,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通令全國一體遵行,並致書赫士表示嘉獎。

1900年,義和團亂起,濰縣樂道院被焚毀,變成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動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歷年的積蓄,用於辦學。狄夫人的妹妹,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並在美國教會中募款,來支持學校開支,及供應學生的費用。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看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協議遷併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伯爾根博士。又在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上,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且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臺、運動場,還有木工廠、鐵工廠,以及理化儀器製造所等設備,可謂應有盡有。

伯爾根於1915年病歿下葬濰縣。1917年,廣文大學在濟南千佛山下購地六百餘畝,籌集大量資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隨即把濰縣的文理學院,青州的師範學院和神學院;還有濟南、南京、北京、瀋陽和漢口四地的醫專全部遷此,並匯集各地的醫學人才和設備,合成為最堅強著名的醫學院。就此形成了"齊魯大學",聘任方偉廉 (William P. Chalfant)為校長,赫士為神學院院長。方偉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則因信仰問題辭職離去,於1919年在濰縣創立華北神學院,並任院長;1922年,又遷至滕縣,成為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造就出不少人才。

大學遷濟南後,原校址成為廣文中學,內有禮拜堂、教學樓、醫院和教職員宿舍。狄樂播於1922年病故,也葬在濰縣。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在華北的軍事當局將樂道院改成盟邦僑民拘留之所,拘英美人士約1500多人。赫士博士亦遭拘禁,在集中營裏渡過近三年的淒苦歲月,於抗戰勝利的前一年病逝,享壽87歲,死後葬在集中營圍墻內。

齊魯大學有"中國的哈佛大學"之譽,校園裏有兩座科學大樓,一座為狄考文紀念館,另一座是伯爾根紀念館。飲水思源,廣文和齊魯兩校舍建築經費的募集,路思義居功至偉。後來路思義北上北京,協助司徒雷登創設燕京大學,在美國又募得鉅款,才有了美麗的燕園。路思義在華晚期患了胃潰瘍,只好提前退休返國,後病逝於日本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當日夜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齊魯大學被迫關閉,其校址為今日山東大學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她25歲時與狄考文同來登州,此後終其生協助其丈夫宣教、辦學,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蒙養學堂和後來文會館的孩子們。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有關資料顯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入中國的人。

在辦學上,邦就烈是狄考文的好幫手,她像母親一樣照料學生們,到鄉村長途旅行訪問學生們的母親和其他婦女,負責饑荒賑濟,勸導和鼓勵本地牧師,為持續不斷前來的見習傳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無助的人。雖然她不是很強健,但她總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為別人做事。狄考文的成功,特別是登州文會館的成功,實際上就是邦就烈的成功。換言之,可以說沒有邦就烈,就沒有登州文會館的成功。

1889年山東發生大飢荒時,邦就烈深入災區賑災。災後離開時,當地鄉紳贈送代表崇高謝意的"萬民傘",還請她坐在轎子上遊行,接受民眾的歡送。1898年1月18日,邦就烈在登州去世,享年61歲。臨終前,邦就烈拉著丈夫的手說:"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將來帶領許多人與我在天家相會"。狄考文後來在其70歲生日那天寫的一封信裏說:"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對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與我共同承載每天的負擔和心事,文會館的成功大部分應歸功於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損失。""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贊她"(《箴言》第31章第28節)。


四、文會館的影響與地位

狄考文為興辦文會館費盡了心血,也為他贏得了19世紀來華傳教士教育家領軍人物的美譽。在狄考文的潛心經營下,文會館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師資隊伍建設上都令當時的基督教學校難以望其項背。更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文會館培養出了一批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急需的人才。人數雖然不多,卻在教育、實業、文字出版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彌足珍貴的火種。

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從登州到濰縣,狄考文辦學的宗旨,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教會領袖,亦為教會學校培養師資。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表明了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第一,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第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介紹到中國;第三,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第四,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第五,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狄考文的宣教教育方式,通常被稱為"狄考文模式,"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傳揚福音聖道,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在使人靈魂得救的同時,也使文化得以道化。

文會館畢業生的第一選擇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從政或從事工商業。畢業生中產生出不少教會領袖,如丁立美牧師(1892年畢業),佈道大有能力,有"知識分子使徒"和"中國慕迪"等美譽;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深遠的賈玉銘牧師(1901年畢業);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則是滕近輝牧師的父親。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飲水思源,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

當文會館於1904年遷至山東濰縣時,其畢業生總數為205名,此外還有大約200名肄業生,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數任職牧師外,九成以上的畢業生在國家的重要機關和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在興辦現代學堂熱潮中,文會館的學生供不應求,紛紛被各省聘任為大、中學堂教師。當清廷於1898年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時,聘請當時在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擔任數、理、化教習,文會館畢業生于志聖為漢學教習,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其他畢業生先後任教於16個省的高等院校,如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山東高等學堂(山東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上海聖約翰大學,湖南雅禮大學、雲南法政學堂等;軍事學校有保定和奉天的陸軍學堂,以及雲南的講武堂等,主要擔任數、理、工和天文等學科的教學,為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留下獨特的一頁。

義和團運動之後,慈禧太后下詔變法,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出任山東大學總教習,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都是早期畢業生;並從新畢業生中選出八人,及漢學教習二人,作為教授團骨幹,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地質各科系。至於章程條規,以至經費開支,編制預算,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之規劃,甚至連課本、教材、教學方法、儀器設備,都是沿用文會館之成章。山東大學的成立,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蹟:只籌備了一個月,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

開學既成,袁世凱立即奏報。慈禧太后見奏大喜,遂頒諭全國各省:"立即仿照舉辦,毋許宕延。"於是各省紛紛仿效山東辦學經驗,爭先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於是,除京師大學堂外,全國各省許多大學堂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於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但因各省大學所需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於應付,後來連肄業生也被攬聘。因此,對於清末民初中國的教育體制,文會館貢獻很大。慈禧太后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劃、方針、政策,及各項規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頒詔全國奉行。原本反洋反教的慈禧太后,如今竟然頒授雙龍寶星勛章給基督徒教育家赫士博士。


五、科學活動

博物館,作為文化舶來品,隨基督教傳教士傳入中國,於19世紀下半葉出現在沿海城市,最初由外國教會創辦。通常傳教士在基督教堂內設博物陳列室(exhibition hall),實際上就是早期的教會博物館。狄考文在宣教、興辦教育之同時,也在蓬萊、煙臺等城市興建教會博物館,雖然是出於宣教目的,卻由此帶來了現代科學文明,促進了中國早期自主創辦博物館的誕生和發展。狄考文最初在簡陋的教堂中設小型博物館,作為一種宣教手段,吸引百姓來到教堂,同時也為了開闊學生和登州百姓的視野。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樓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據《文會館誌》記載:博物陳列所建於學堂之前,博物館後面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會館內設立藏書室、閱報室、物理和化學實驗室等,還設有觀星臺(天文臺)等設施,同時文會館內還配有洗澡間、發電房等附屬設施。1904年,文會館遷至濰縣,其留下的教會博物館仍然吸引著登州的各界人士。據1909年長老會山東差會的報告,通過這個博物館,每年有12000人進入教堂聽到福音。

登州文會館不僅是中國第一所近現代高等院校,也是最早開設與博物館課程內容相關的高等院校,其博物館教學內容包含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廣博物誌、百獸圖說,以及觀物博異等。伯爾根博士尤其擅長教授博物館內容課程,曾在文會館內"取草木鳥獸昆蟲礦石數千件,羅列一室,作為動植物標本,學者便之。"文會館大學部開辦後不久,學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就已經具備了蒸汽動力機械、機床以及木工和鍛工所應有的一切工具。據《登州文會館誌》中記載,登州文會館所具備的水學器、氣學器、蒸汽器、聲學器、力學器、熱學器、磁學器、光學器、電學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學器等教學器材共達300多種,這些器械不但"精巧堅致不亞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學堂亦爭相購定"。山東差會在向總部提出提高文會館學校等級及變更名稱的要求中,也強調說文會館已經擁有"大量物理和化學儀器設備"。狄考文在給親屬的一封信中說道:"我花費很多時間和相當的精力與金錢制作物理儀器設備,我在這方面有天然的興趣,我認為在中國,自然科學將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狄考文在登州平日的休閑處是他的工作室,每年至少對外開放一次。裡面有鍋爐、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鏇床、電鍍設備等。其他還有燒焊、瓦斯燈、各種電池、各式顯微鏡、望遠鏡等。上物理、化學課時,狄考文親自示範,教學生做檢修、保養、拆卸電機、纏線圈、上絕緣漆等技術性工作。他訓練出來的鐵工、焊工、電鍍工和電線工很容易謀到生計。他更幫助本地商人制造與裝配碾谷機、磨粉機、煤球機、撚繩機,織麻包機等,概不取利,只計原料成本。他認為中國需要工業來改善民生。此外,狄考文等傳教士還給山東半島帶來了壓水井、自行車等先進工具。毋庸置疑,傳教士在傳播基督福音之同時,也以教會博物館為平臺,向當時的中國傳播了近代科學技術。

狄考文還是首先購置照明設備,在中國點亮第一盞電燈的人。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國休假途徑歐洲時,遇到美國商人、創建大西洋電報公司的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狄考文向菲爾德推介了他在登州文會館的事業,最終使這位大商人產生了興趣。當狄考文休假結束回到蓬萊後,隨即給塞勒斯•W•菲爾德先生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捐贈一臺發電機。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對方捐贈的一臺發電機和電燈裝置,首先在文會館內點亮了電燈,就此翻開了中國歷史上電燈照明的新紀元。

據說中國皇宮裏的第一盞電燈是光緒十四年(1888年)點亮的,後來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待損毀宮殿重新裝修好後,光緒命人又重新安裝上電燈。此時宮裏已經有了發電機,慈禧太后索性命人把幾乎所有的後宮和嬪妃宮都安裝了電燈。自皇宮用上電燈後,全國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電燈。盡管1881年首先出現在文會館的電燈並未普及,但作為一種新技術的運用,登州畢竟在中國率先邁出了第一步。

狄考文還經常應邀到各地做科學實驗和現場講學,將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傳到中國的各個角落。創辦於1876年的上海格致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科技館,號稱晚清上海輸入西學的三大機關之一。1877年6月29日,狄考文應邀到該書院講解電學原理並當場做實驗演習。我國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匯編》載文說他:"講附電氣(即電流)之理甚清楚,用器具顯出附電氣之性情,最為靈巧。"為此,登州文會館的名字在中國教育和科學界越來越響。狄考文聲名遠播,榮譽亦隨之接踵而至。1880年,漢諾威學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1902年華盛頓-傑弗遜(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學院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六、翻譯聖經

1890年,聖經翻譯委員會成立於上海,狄考文眾望所歸,受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狄考文遂辭去登州文會館校長職務,由赫士繼任。此後狄考文兼理譯經工作十八年,先後與北京通州的長老會傳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ey Goodrich)、陝西的內地會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牧師、四川的美以美會傳教士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牧師,還有數為中國助手共事,付上常人難以想像的勞動代價,所得的結果就是流傳至今的官話和合本聖經版本。在整個譯經過程中,狄考文始終懷著敬虔、忠誠的心,竭盡全力,他是一位為了搜尋一個恰當詞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絕不罷休的人。有人說"他是個從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將自己一生中最後的歲月完全奉獻給了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一心只望給中國人留下一本忠於聖經原意的聖經。1906年,當《新約全書》譯完時,狄考文已經先後在北京、登州和煙臺三地召集譯經會議八次,每次歷時兩至六個月。他從沒有缺席過一天,也從沒有缺席過一次會議,他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盡方休。狄考文高興地看到《新約全書》付梓,並開始了《舊約•詩篇》的翻譯。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詩篇譯本的完成即因病去世。十一年後,即1919年,整本新舊約全書和合本才最終譯就出版面世。斯時斯人去矣,卻功不可沒!


七、功成名就

1908年那次的譯經會議在煙臺召開時,由於狄考文罹病在身,未能出席。他所患為阿米巴性痢疾,此病在當時無藥可治,被視為絕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其弟狄樂播牧師跪在病床前為他禱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是,狄考文卻從病榻上喊著說:"樂播,提高一點你的信心吧,你要為我能翻譯完舊約,尤其是詩篇而禱告"。然后他請赫士博士來為他的心愿能蒙應允禱告。赫士博士來了,照他的意思禱告。最後狄考文還加上一句:"主啊,愿這祈求蒙你應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穌的懷裡了。事後富善博士說:"我可以想象,當火車火馬載著他往天上去的時候,他會以何等崇敬的心情朝見大君王,並歡呼著他在臨終前的一句話:聖哉,聖哉,聖哉,全能的大君王(True and Mighty)!

狄考文是在青島德國醫院就醫時辭世的,享年72歲。逝後,其遺體被海運至煙臺,下葬於玉皇頂美國長老會墓地。墓碑下方書有"西歷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號,狄大牧師葬於煙臺玉皇頂"字樣。英國浸禮會如此評價他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教育者、優秀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傑出的學者。"亦有國人評價說:"可以說狄考文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基督教傳播、近現代教育事業、博物館公益事業緊密相連。"

狄考文從創辦小學開始,直到中學、大學,在華從事教育工作長達三十多年,在中國宣教史上可謂空前絕後。他在中國總共45年時間,幾乎一直在山東生活、宣教、辦學、救災、著書、科研試驗,備嘗艱辛,不離不棄,實踐了自己決心"把一生獻給中國"的諾言。期間他僅返國四次,而且每次都是為學習、募款、采購、宣講而勞苦奔波。他設法購置和制作了大量現代中、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種實驗設備;為當地百姓和商人們設計制造或聯系購置多種機械,努力謀求提高社會生產力,改善民眾生活。狄考文在中國生活的近半個世紀,恰恰也是中國社會經歷痛苦蛻變的時期,他親歷了這一蛻變過程,也為這一蛻變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有著美好的未來。我很高興有機會做我所能做的使她邁向美好未來的事情。" 誠然,狄考文年輕時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決心向中國傳播上帝之愛,引導中華歸主。為此他信守誓言,兢兢業業,忘我奮鬥直到生命的終點,正因為他愛神,所以他愛中國並中國人民。他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基督福音和上帝之愛,也給中國帶來了合乎時代進步要求的現代文明。人們贊譽他是"大教育家"、"大制造家"、"大著作家",說他是首批向中國人傳授現代西方技藝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學和漢語方面均有造詣的屈指可數"的人物,是一個"多才多藝"、"全面成功之傳奇人物",考諸史實,可謂名至實歸。

根據狄考文自述,對學生講話除外,他一生公開演說與講道8,000餘次。他在中國旅行一萬二千英里,足跡遍及山東和華北、華東某些地方。在鐵路與公路全無的中國農村環境下,他行路全靠步行,或以騾馬代步。而且常常夜宿小店,隨時隨地遭受蚊蟲、跳蚤、臭蟲以及各種傳染病的襲擊。狄考文的元配早亡,繼配也未生子女。他沒有私產,所留下的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和對他感佩終生的學生。學生中很少有人從政,多半人終生從事教育、宣教、社會或鄉村工作,守住自身的崗位,默默耕耘。

信仰、愛心、使命與工作不輟是狄考文一生的座右銘,牧者、學者、教育家、慈善家、翻譯家、著作家等名號加諸其身,實在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山東是孔夫子的故鄉,狄考文亦尊孔子為大師和聖人。其人生步伐亦與孔子同:"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終年也差不多與孔子同歲。

作者:李亞丁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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