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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素珍

( Suzhen Bei , Miss Dorothy Jean Bidlake )
1899 ~ 1929

貝素珍於1899年7月11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Seattle,Washington),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她從小就從父母領受聖經的教導,參加教會各種團契活動。1911年秋,夏博士(Dr. Norman B. Harrison)到西雅圖擔任大學長老會教會(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在家庭和教會的雙重影響下,貝素珍成長得很快。父母的信仰與品行,深深地影響了她的屬靈生命。同時她所在的教會在西雅圖大學區又是一個信仰純正、富有生命力的教會,給了她非常扎實的真道栽培。12歲時,貝素珍受洗歸主。當時許多青年基督徒投身于海外宣教,這一運動深深感染了她。

年齡稍長後,貝素珍決心奉獻自己,加入到海外宣教的行列。爲裝備自己,她先進入洛杉磯聖經學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學習,然後再到芝加哥深造。期間,她以"主需要我們"爲題,寫下她的心願:

"當我們順服主的引領,聖靈便叫我們甘心樂意地做主特別安排的事工,願意在主的旨意裏,擺上自己作活祭。無論主領我何往,我只要全心全意地信靠他,這便是真正的得勝。

主的命令就是'去',他的應許是'我就常與你們同在',這樣我們還要甚麽呢?神竟然需要我們,這是何等的福氣!其實是我們每時每刻都需要主,一生一世都需要他!如今主耶穌把傳好資訊的大使命交付給我們,他頭上留下的荊棘冠冕的傷痕,手上的釘痕,把我們從罪中釋放出來,賜聖靈給我們,並且將來還要帶我們進入榮耀裏。我們怎能令他失望呢?

三十年前,我的祖母已經是中華內地會禱告團契的成員,也訂購了《億萬華民》雜誌。加上我的父母,十年來都非常注重宣教事工。四年前,我們家還招待過一位內地會的宣教士,這位敬虔愛主的客人,他的一舉一動令我印象深刻。心想我若蒙召作宣教士的話,一定要選內地會。

兩年前,當我在洛杉磯聖經學院求學時,......一天,當我讀到陶恕博士(Dr. R. A. Torrey)的《聖經所教導的是甚麽?》(What the Bible Teaches?)一書,指出那些不認識神的人將來的結局時,我才清楚神的呼召。當時我的健康很差,非常軟弱,於是我求主:倘若我的健康復元,主若賜我壯健體魄,我便會應召前往。

我還記得那天是星期六,向主做了這樣的禱告後,想不到星期一就收到內地會寄來的申請表。到如今,對主的呼召,我一點都不再疑惑。我清楚這個異象:要到中國去宣教;我唯一的動機就是:搶救更多的靈魂歸向主耶穌"。

貝素珍隨即得到中華內地會的接納,啓程前往中國。1923年9月抵達上海,隨後轉往揚州接受初級語言訓練。結業後,貝素珍被派往大西北----甘肅省蘭州。該省除漢族外,還有許多西藏人、蒙古人和二百多萬回教徒。1924年7月26日,在蘭州南部五十多裏的狄道(今臨洮)的宣道會總部,舉行了第二屆甘肅全省宣教士聯合夏令會,共有來自17個宣教站的53位宣教士參加,分別代表了內地會、宣道會和北美瑞挪會(Scandinavian Alliance)等三個宣教差會;同時還有40多位來自各地的信徒代表。這次會議讓貝素珍大開眼界,也瞭解到大西北宣教工場之大。

經過一年多的學習,1925年春,貝素珍被轉派到伏羌(今甘谷)宣教站,與李桂香姑娘(Miss Hilda E. Levermore)同工。該地位於甘肅東南部,秦州(今天水市)以西22英里處。夏季時,她們二、三個人一組,到遠近村鎮傳福音,舉行露天街頭佈道。她們往往先以唱詩吸引人,待人們聚攏後,即開始講道。冬季時,冰天雪地,無法舉行戶外佈道。她們就每到一地,先支搭起臨時帳篷,然後敲鑼打鼓吸引路人進來聽道。除早晚外聚會,她們有時還特別爲婦女舉行聚會。

1925年是貝素珍宣教工作最爲起勁的一年,但這一年也是中國社會最爲動蕩不安的一年。除軍閥混戰外,各地接二連三地發生事件,如上海的五卅慘案、漢口慘案、以及廣州沙基慘案等。由此引發出罷工、罷市、及罷課風潮,形成空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反基督教運動也夾雜其中,以致許多地方的宣教士都受到威脅。

貝素珍在這期間所寫的家書中提到"基督將軍"馮玉祥,這一年他被委任爲甘肅省軍務督辦,兼任西北邊防督辦。但那些貪腐的官僚和將官卻起來反叛他(1926年)。但"這有紀律、有訓練的'基督徒部隊'卻蒙福佑,不僅沒有失敗,反而節節勝利。......數日之間,多得如蟻般的三萬馮軍進入城市,秋毫無犯,與別的軍隊迥然不同"。

當時,城內鄉紳父老組織起紅十字會,以救濟難民。有數天之久,他們在教會門前,挂起國旗和紅十字會旗,以便難民中的婦孺可到教會中避難。大約有200多名婦孺得到教會的保護,同時得以聽到福音。"馮軍繼續東行向秦州挺進,......這一支基督徒部隊一面高唱聖詩,一面齊步踏進秦州"。

1927年"南京事件"後,到處彌漫著血雨腥風。三、四月間,歐美國家使領館下令撤僑。甘肅省各地宣教士齊聚蘭州,由博得恩醫院院長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E. King)帶領,一行大小50人,分乘八艘靠充氣羊皮袋漂浮的大木筏,沿著黃河漂流到包頭,再轉乘火車到天津。途中,八艘木筏分別擱淺,金醫生下水搶救,待最後一艘脫險時,他已精疲力竭,不幸失足溺水而亡,令衆同仁哀傷不已。

千辛萬苦抵達上海後,因中國政局動蕩不已,貝素珍遂於1927年12月回美休假,調養身心。在西雅圖,她不辭辛苦地到各教會作見證,與美國基督徒分享自己在中國宣教的見聞與經歷。1929年3月,她重返中國,被分派到位於伏羌東南80英里外的兩當(今兩當縣)新開設的宣教站工作。

1929年4月,貝素珍和白嘉理教士夫婦(Mr. & Mrs. George A. Bell)及兩個孩子、季伯禮教士(Mr. Albert L. Keeble)、護士任梅清姑娘(Miss Irene Reynolds)、生於中國的第二代宣教士羅福生姑娘(Miss Ruth L. Nowack)、及李桂香姑娘,從上海出發,先乘火車到河南開封,再先後轉車到河南府(今洛陽)、陜州(今三門峽市),最後到靈寶,就再沒有火車西行了。

據羅福生姑娘所記,我們可以瞭解到這趟行程的艱辛,也不能不敬佩這些宣教士,爲了主耶穌的緣故,不辭辛勞,把福音傳到中國遙遠的邊疆。

"......(火車的)車門和車窗全都被拆掉,所謂'座位',就是坐在自己攜帶的行李上。地上滿是兩寸厚的灰塵,邊壁更是骯髒不堪......"。

在靈寶,她們只能乘坐騾馬車,向西安進發。一路上

"西北風迎面刮來,沙塵滾滾,令人不停地咳嗽。若開口說話,滿口都是沙塵。唯有閉目養神,靜靜地躺在騾馬車上,顛顛簸簸向西行。......晚上抵達客棧,大家相視不禁放聲大笑,原來每個人都是滿頭滿臉塵土,活像路旁廟裏的泥菩薩!

於是趕快拿臉盆打水洗臉,誰曉得旱災爲患,只能供給一英寸半高臉盆的水,更甚的是,還要兩個人共用這一點點水。心想至少可以躺在炕上,甜蜜又舒適地進入夢鄉吧!誰知客棧內院的牲口夜晚不停地在窗外吃草,也有鄰居的小狗偷偷進來找東西吃,房頂上的老鼠到處亂躥。淩晨二時正,騾夫們呼喝之聲四起,原來是他們起來喂牲口,準備天明趕路"。

他們就這樣走了六天,才到達西安,受到當地宣教士的熱情招待。稍事休息後,又繼續西行到了陜西之鳳翔,在那裏遇到前一批宣教士,三男二女,停滯不前。原來前面的路多是山區,沿途多山賊。後來他們雇了足夠的騾子和騾馱轎子,五個男士騎著騾子,女士和孩子們分乘五輛騾馱轎子,還有馱行李的騾子,合成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他們沿著貼近山邊的山路行,非常危險,很容易失足墮下懸崖。轎子曾翻倒三次,有一次翻到水溝中,次次嚇得人魂不附體。所幸人畜都沒有受傷。五天後,他們到達終於秦州。全程走了五周有餘。

到秦州後,他們分道去往各自的宣教站。因旱災帶來饑荒,引起各種疾病流行。貝素珍在救助災民的過程中,不幸感染上致命的傷寒,雖經當地醫療宣教士全力搶救,但終歸無效,於1929年6月8日去世,時年尚不滿30歲。

年長的李桂香姑娘與貝素珍同工多年,二人形同姐妹。貝素珍病危時,李桂香一直守護在病床邊,照顧她。她如此評價貝素珍說:

"她個性開朗、和善、樂於助人,常常禱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就是她一生的中心。她事奉的目標和禱告的負擔就是十字架的得勝和彰顯。明知饑荒帶來的是一連串的流行病,但當她休假回來,仍欣然前往甘肅省協助開拓一個新的宣教站。她從不懷疑主的旨意,一直奔那擺在她前頭的路程"。

貝素珍彌留之際,對李桂香說:"這是十字架的道路";又說:"祭壇上的一切都準備好了,要獻祭了"。她的確是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了神。

作者:李亞丁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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