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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富義

( Fuyi Ba , Emil Fischbacher )
1903 ~ 1933

把生命獻給新疆少數民族的英國醫療宣教士。

巴富義於1903年8月9日生於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市一個企業家的家庭。其父母敬虔愛主,共生了8個兒女,他排行第六,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在父母的熏陶下,巴家兒女們從小就去教會參加主日學和各種聚會,認識救恩,並受洗歸主。巴富義12歲時,當被問及長大後要做什么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做宣教士"。

父親在事業上很成功,且非常熱心于海外宣教。他希望兒女中能有五位成為宣教士,并樂意支持他們費用,不用宣教差會支持。巴富義的長姊巴若蘭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首先加入中華內地會,作為內地會宣教士工作了13年之久。她在山西時,曾與中國名牧楊紹唐牧師在洪洞神學院同工,一起培訓中國傳道人。後來她從內地會退休成為自由宣教士,到中國各處主領培靈奮興會,在信仰上對倪柝聲產生過影響,並曾在文字、翻譯事工上與倪柝聲同工。著名的聖光學校尹任先校長亦得到過她的幫助。巴富義的弟弟巴輔勝教士(Theodore Fischbacher)在他以身殉職後亦加入內地會,並在中國娶妻生子,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離開中國。

巴富義中學畢業後,考入醫學院讀書。先後取得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學的L.R.C.P和L.R.C.S.資格後,在不同醫院里工作。接著自己在曼徹斯特開業,行醫濟世,前程似錦。

1931年5月,巴富義從英文版《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讀到一篇短文,是由一位在宣教工場上的宣教士"致青年人"的一封公開信。其中一段話深深打動了他:

"我們呼籲需要200位宣教士,經過了近兩年尚未達此目標。你對這呼籲有何反應?或許你因不同的見解而反對,可是有沒有想過,你若反對,當主再來的那一天,你將怎樣回應他呢?"

巴富義原本是打算到非洲宣教的。但讀過這封信後,他心中有聲音催促他立即寫信給《億萬華民》的編輯,把自己受感要去中國宣教的心愿告訴他們。稍後,他寫下這樣的見證:"我反復思量:我學醫到底是為了傳福音,還是為了做醫生?當看到今年六月份的《億萬華民》呼籲宣教士投身到中國去時,這呼召一直縈繞我心,揮之不去"。就這樣,他加入到內地會的宣教行列,成為200名宣教士之一。

1931年12月31日,巴富義乘船離英前往中國,到達上海時已是1932年2月1日。當時上海剛剛發生了"一·二八事變",因戰事他們這批人滯留上海,不能及時趕赴安徽安慶語言學校參加語言訓練。滯留期間,巴富義參與救治國軍傷兵。

幾經耽擱,他們總算乘上滿載難民的船,沿長江逆流而上,抵達安慶。隨即投入緊張的語言訓練中去。他們這期學習語言者,有來自歐美國家共72人。兩個月語言訓練課程結束後,巴醫生和英國的趙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美國的石愛樂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澳洲的柏愛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共六位,一起被分派的新疆的迪化(今烏魯木齊市)。

在內地會,巴富義與其他宣教士一樣,憑信心生活,婉拒父親要在經濟上對他的支持。他寫信給父親說:"......如今我已加入信心差會,一切皆禱告仰望主的供應。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接受你的好意,不是受別人的影響,乃是基於我與神之間的關系"。
在上海滯留等待赴新疆時,姐姐巴若蘭從山西洪洞趕來與弟弟相聚。分別多年,兩人有美好的交通與分享。言談中,姐姐明顯感到弟弟靈性上的長進。

由於赴疆路途遙遠,且戰禍連連,各路交通受阻,最后巴富義等宣教士決定自己開車赴新疆。先由新疆資深宣教士胡進潔牧師(Rev. George W. Hunter)到北京,與巴富義從天津購買兩輛福特貨運車。然后,眾人到北京集合,各人做了分工,購足配件與給養。經過充分的準備,終於在1932年9月13日正式啟程。他們從河北省張家口市出發,穿過長城進入內蒙古。1800英里的行程,道路崎嶇難行,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途中還不時遭遇風沙、雷雨的襲擊,但他們義無反顧,穿山越嶺,跨過江河,穿過茫茫戈壁。一路雖經歷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但同時也經歷了神奇妙的帶領和眷顧。直到10月14日他們才進入新疆境界;10月17日到達哈密。就在目的地在望之際,他們又趕上新疆回族首領馬仲英之叛亂。在道路不通,燃油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又幾經周折、迂回,直到11月9日才到達迪化。

這六位新宣教士被交由在當地工作了23年之久的馬爾昌(Percy C.Mather)教士照管。由於戰亂,迪化物價飛漲,物品奇缺。多虧馬爾昌冒險到城外農村去購買糧食、蔬菜和肉類,才使他們免於挨餓。戰爭使傷亡人員劇增,這時,有鄉紳父老出面,聯同政、商、學和宗教界人士組成紅十字會和慈善會,救助傷兵。在胡進潔牧師的帶領下,所有宣教士都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列中去。他們照顧120多個傷病員,每天從早到晚,非常辛苦。但他們也借此接觸到勞苦人民大眾,把福音傳給他們。

巴富義醫生終日在簡陋的醫院手術室里,為人做手術、療傷,工作量極大,體力大大透支。從1933年4月17日他寫給同做醫生的妹妹的信中,可見一斑:"這是一場混亂的戰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們經過。雖然在槍林彈雨中,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在前省長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動大手術 ......,因為大多是刀傷和槍傷,但傷兵源源不絕......。我首次進入醫院時就見到一個股骨五處裂開的傷兵,實在恐怖!試想想300多名大小傷勢的兵,有許多人尚未獲救護,整個醫院實在骯臟、氣味難聞......。我自己則忙不過來,沒有儀器,甚至沒有藥物,也許要學習神跡醫治吧"。

5月6日他寫給親人的信,是他的最後一封家書,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在世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實處境:"我真的沒有半點自己的時間,因而不常執筆。一天晚上因為有緊急狀況,一位白俄領袖,一位軍官和兩個士兵與我一同騎馬趕去,匆忙中我忘記拿件厚外套。不過那匹馬像野馬般地風馳電掣,使我出了一身大汗。回來時因為戒嚴令,我們在城門外等了半個多小時。這里日間炎熱,但入夜則冷起來,再加上入城後每個崗位都要叫口令才得通過。回到家中後,感到有點著涼。加上忙個不停,睡眠不足。在三間醫院中共有400多位傷兵。在我的特別醫院里就有125個重傷者"。...... 這些傷兵許多人二、三個月沒洗過澡,污穢不堪。他們沒有足夠的營養食物,搶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們這些工作過度的外國人身上。...... 這三個月讓我走進了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中,不然也許要過許多年才有這樣的機會"。

由於巴富義醫生每日接觸許多傷兵,加之身心處於過度勞累之際,結果不幸染上了致命的傷寒。5月11日,正當他在醫院中忙碌時,突感心胸絞痛,疑為心臟病,便回家休養治療,隨後卻發起高燒來。這樣時好時壞地過了兩周,正當漸有起色之際,5月26日夜晚病情卻突然轉壞。到27日清晨,這位愛人如己的醫療宣教士竟不治而逝。從巴醫生1932年2月1日抵達上海,同年11月9日到達新疆烏魯木齊宣教,到1933年5月27日因染傷寒而離世,他在中國總共才度過了一年三個月又26天,而在新疆僅工作了六個月又18天,去世時還不滿30歲。

巴富義醫生因救死扶傷不幸染病而逝的消息傳到英國倫敦辦事處後,引起很大震撼。《億萬華民》的主編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在是年底前發行了紀念巴醫生的傳記,書名是《為何枉費?》(To What Purpose?)。

巴富義的同工柏愛生教士在其6月所寫的報告里,如此記道:"巴醫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毫無保留地去搶救那些受傷的人。他對工作的認真,不僅讓我們深深地受到激勵,並且城里每一個人都對他心懷感激。政府大小官員都公認他真是個義薄云天,舍身取義的人。政府在追悼他的挽聯上面寫著'舍己救人'四個大字"。

作者:李亞丁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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