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堂共有七子六女，在兒子中，何啟排行第五。他自幼勤奋好学，長於數學，英文尤佳。何啟早年就讀於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1872年，赴英國留學，幾年後進入阿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攻讀醫科，完成醫學學士學位後，遵照貴族出身的未婚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的建議，進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攻讀法律，最後取得大律師資格。畢業後，何啟與雅麗氏在倫敦結婚。

1882年，何啟偕新婚妻子雅麗氏返回香港，初以行醫為業，為香港首位華人執業醫生。後從事律師工作，不久被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1890年，何啟又被港督委任為立法局議員。那時，他不僅是醫生、律師和政界名人，而且是一個聞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

不幸的是，何啟夫人雅麗氏於婚後三年死於傷寒，遺下一個女兒。在喪偶之痛下，何啟決定興建一所醫院以紀念愛妻。除此原因外，何啟亦早有在華人中間發展西醫事業的理想。早在雅麗氏逝世之前，在香港的倫敦會醫療傳教士已有意在香港設立一所西醫醫院。何啟因本身家世有倫敦會的背景，自己又是倫敦會華人自立會的會友，故在雅麗氏亡故後，捐出妻子的遺產，與倫敦會合建醫院。何啟決意將這所醫院辦成一所宣教醫院，由倫敦會管理，院長必須是倫敦會派來的醫療傳教士。醫院於1887年2月正式投入服務，命名為"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取"以利益救濟人"之義，命名為"雅麗氏利濟醫院"。院內的西醫學院（香港大學前身）於188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史釗活（Frederick Stewart）任院長，有"熱帶醫學之父"之稱的萬巴德醫生 (Dr Patrick Manson)任教務長，康德黎（James Cantlie）任秘書。該醫院由此成為香港首家為貧苦華人提供西醫治療的醫院。雅麗氏利濟醫院既是一所具有宣教性質的醫院，自然注重傳福音工作，這方面的事工主要由華人自立會（即後來的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和黎福池宣教師負責。西醫書院亦有志於改革中國。

孫中山於1887年由廣州博濟書院轉往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成為該書院的第一批學生（共九人），其中有七位是基督徒。他們成立了主日查經班，查考路加福音，因為路加是一位"人所愛戴的醫生"。到1891年，即孫中山畢業的前一年，該書院所有的同學都歸信了耶穌基督，而且他們畢業後多能活出基督的愛心，奉教會之差派到各處服務。孫中山除行醫外，亦很注重賑濟貧病的工作，四處贈醫施藥。他後來更進一步將福音精神和救國理想結合起來，由醫療工作轉而從事革命事業。

孫中山在西醫書院讀書期間，與前教務長萬巴德，後教務長康德黎，還有何啟、王煜初和譚臣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為未來興中會的革命事業準備了支持者。當孫中山在1896年"倫敦蒙難"時，即經康德黎和萬巴德多方營救方得脫險。何啟當時是法醫科教授，既是孫中山的老師，也是孫中山在道濟會堂的親密教友。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改革者、革命家，曾與中央書院的友人胡禮恒合撰《新政論議》、《新政安衡》和《革命新論》等書，批判中國傳統禮法和舊學，提出西法救世的主張，高舉民權，倡議清廷變法及改革官僚制度。他的西法和民權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為基礎，因他肯定基督教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大有裨益，故建議在教育方面要像西方那樣加上"天學"，即基督教神學。孫中山在西醫書院時，十分喜歡何啟的著作，"深受何啟主張學習西方科技，提倡新政，革除舊弊的思想影響"。

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後，何啟給予堅定的支持，掩護興中會在香港設立的據點，並參與籌劃興中會的廣州起義，負責起草對外宣言。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何啟又聯同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草拟《平治章程》，密謀孫中山和興中會與李鴻章合作，成立獨立政府，後因李鴻章應詔北上而告流產。

何啟對香港的發展做出過重大的貢獻。1904年，何啟又創立了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產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產科醫院之一。1906年，由於雅麗氏醫院和那打素醫院合併後，病床仍顯不足，於是何啟之胞姐何妙齡捐款興建了新醫院，命名為"何妙齡醫院"（Ho Miu Ling Hospital）。何妙齡之夫，即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至1954年，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那打素醫院、及何妙齡醫院合併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後來遷至香港大埔現址。

1909年何啟出任香港大學助捐董事會主席，1913年将其所辦的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1910年何啟榮獲英國政府頒授的爵士勳銜，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何啟也是廣華醫院倡建者之一。該醫院最終於1911年成立後，何啟曾擔任其董事會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邀請何啟返回廣東，擔任廣東省都督胡漢民的外交顧問。除公職外，他還投資地產，晚年與區德，曹允善等人合作，設立啟德地產公司，向政府投得九龍灣，自行填海，建筑民宅。1929年，港府在該地投資興建機場，取名為"啟德機場"。

何啟於1914年7月21日病逝於香港，享年55歲，葬於跑馬地墳場。

丁父在北京任職時，由於參與對日的情報工作，儘管當時對工作內容並不十分清楚，卻因緣際會地與靳雲鵬、衛興武、魏海樓成為莫逆之交。日後靳雲鵬曾擔任國務總理， 其他兩位也是北洋軍政府皖系的大將，頗受陸軍部重用。丁母因其流利的英文，曾經做過清宮福晉的英文老師。1921年陸軍部成立航空署，在對外購買飛機時，需要有一位能用英文應付對外事務的負責人。丁父因著妻子的緣故，在宦途上更上一層樓，成為第一任的航空署署長。後因段祺瑞要求丁父派軍機攻擊孫傳芳和吳佩孚時，丁父以軍機只能轟炸外國人，而不能炸自己人而拒絕聽命，從而辭去官職。

丁父辭官後，在朋友的建議下開了一家"正陽銀號"，經營得法，使得丁家在錢財上一無所缺，維持著優渥的生活。在這樣氛圍中長大的丁惟柔，有著當時女子少有的開闊的見識與堅毅的心志。由於丁父出身於書香門第，對於子女的教育自然相當重視。雖然他宦途順遂，但他堅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樣的觀念也成為丁惟柔一生的信念，幫助她度過許多難關；但也同樣成為她性格上的一個阻礙，有著極強的自我意識。丁惟柔在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風骨、愛心、寬容，在在都對她日後的處世風格有著極大的影響。

丁家的孩子就在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環境下出生長大，儘管宅院之外時局動盪，在高牆之內自有一份寧靜安適，日子過得平靜安穩，生活也不免奢華。但丁惟柔卻是其中的異類，她只要一碗麵，或吃個麻醬燒餅就覺得很滿足。因為家裡的孩子中只有丁惟柔一個不愛往外跑，常待在家裡，所以丁母在管理家中大小事務時總帶著她。耳濡目染之下，丁惟柔也學得了一些管家的技巧。

由於父母受惠於西式教育，丁家孩子當然也進入新式學校接受教育。丁惟柔讀過一年的幼稚園。讀完小學之後，又進入師大女附中，課業要求十分嚴格，她樣樣都以高分作為目標，盡力達到自定的標準。高中時，丁惟柔離家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正當此時，丁母病重，大姊耐不住性子在家照顧，她就毅然離開學校，天天陪伴母親。可惜丁母病況仍不見改善，而於1932年4月辭世。此後，當家的權力與責任自然就轉到了這位"二小姐"身上，一個僅僅十來歲的女孩就當了家，管理著一家上上下下二十幾口人的生活，其無憂無慮的童年也在此時畫下了句點。

丁母雖然一生順遂，但是一直以未能習醫引以為憾，丁惟柔其實對醫科並無多大興趣，可是為著完成丁母的心願，就以習醫為第一志願，考取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然而校方認為她體重過輕，質疑她的體力是否能夠負荷沈重的課業，遂與她立下一個條件：若不能在半年內增加十磅就必須轉至它系。但不管丁惟柔如何保養自己，體重總不見上升，半年後不得已只好轉入物理系。其實她對物理就很有興趣，因其本性就極為理智，所以分外著迷於井然有序的物理世界。也因習得物理專業，在日後生計遭逢困難時，即以教授物理為生，使她深深體會到萬貫家產不如一技在身。

大學期間，許多女孩開始尋求未來的對象，丁惟柔也不例外，但她有自己的擇偶標準，諸如不能小氣、要有學問、為人正直清廉等都在其中。對於交往的對象都要審視一遍，如果不符就不繼續交往。此時她認識了華東煤礦的朱家二少，不僅家財萬貫，又有大方的氣度，頗符合丁惟柔的條件，因此兩人持續交往。可惜因著中日戰爭的爆發，兩家失去了聯繫，婚事也因此耽擱下來。由於丁父是政府的高級參謀，丁家隨著政府與學校的撤退到了四川成都。在那裡，丁惟柔於1940年完成了大學課業，進入重慶的嘉華水泥公司擔任經理之職。在這段時間里，他經人介紹認識了丁世祺先生。

丁世祺畢業於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後赴美國賓州大學進修，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在當時駐美大使胡適之手下任事。抗日戰爭爆發後抱著共赴國難的決心回到中國大後方，這才有機會認識了丁惟柔。兩人彼此間都有相當好感，只是丁惟柔一直認為不應該辜負朱家二少，因此遲遲不接受丁世祺。直到再次與朱二少重逢，雙方正式分手後，丁惟柔才決定與丁世祺共度一生。而丁父因著丁世祺是同姓又沒有顯赫的家世及豐厚的家產，擔心丁惟柔嫁後會吃苦，故不願意答應這門親 事。但丁惟柔獨有主見，深知金錢與家世不可依恃。而丁世祺學養豐富，只要他們共同努力，日子再艱難也無可畏懼。於是她向父親清楚地表達自己要嫁給丁世祺的決心。丁父最終只有接受，於是二人在1942 年步入婚姻殿堂，開啟了他們人生的新篇章。

丁惟柔婚前曾與丁世祺表明她在婚後是不可能單單做一個家庭主婦，而要繼續她的工作。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們一結婚就懷孕，五年連生了四個孩子，而且每次懷孕的過程都極為辛苦，甚至不能下床，工作的夢想當然也就破滅了。再加上丁先生的事業漸次開展，官場的應酬也隨之增多起來。丁惟柔只好努力扮演好丁太太的角色。

抗戰期間，丁世祺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一名高級主管。早在美國讀書期間，他就已是"仁社"中的一員。"仁社"是由一批愛國青年留學生組成，吸引很多在學識和操守上都很傑出的青年才俊加入，目的在於彼此激勵、幫助，以共同報效國家。尹仲容、嚴家淦、孫運璿、李國鼎等國民政府要人當時都是"仁社"的成員。身處大後方時，"仁社"成員多有聯繫，相互砥礪。此外，丁惟柔因著妹妹的緣故而認識了蔣經國之妻蔣方良，漸而成為好友。丁氏夫婦遂成為蔣經國容許蔣方良來往的少數家庭之一，他們亦多次與蔣經國會面。

1949年，大陸易手後，丁家遷到香港。滯港期間，長子安世不幸罹患痢疾而夭折，這件事對丁氏夫婦打擊很大。時局混亂，他們決定離開官場，重回一介布衣的生活。
 
1950 年底，丁家移居日本，先與友人合作發展對外貿易，爾後投資經營餐館業。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丁惟柔出任飯店經理。在她苦心經營與努力下，餐館事業蒸蒸日上。但在此人生環境轉型階段，夫妻倆開始摩擦不斷。丁惟柔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內心卻非常痛苦。一直篤信個人力量的她，此時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

在丁家初到日本之時，丁惟柔結識了一位陸太太，她當時珠光寶氣的市儈習氣給丁惟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飯店開張後不久，一個截然不同的陸太太出現在飯店，寒暄之下，丁惟柔發現她過去的許多惡習都消失了，細問之下才知道她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在耶穌基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平安與喜樂。丁惟柔心中充滿狐疑，因為她過去從未見過一個人有如此大的轉變。丁惟柔那時內心的煎熬使她渴求得到同樣的安慰，於是在陸太太的安排之下，蔡孟堅夫人與後來在台北靈糧堂擔任執事的徐劉玉棠女士前來探訪丁惟柔， 並且邀請她參加週日的主日崇拜。教會中的平安與寧靜吸引著丁惟柔，從此，她與孩子們就按時去教會，孩子們在主日學中獲得很多樂趣，但是她自己卻一直沒有受洗的打算。當時香港靈糧堂的趙世光牧師常到日本講道，在一次與丁惟柔的談話中，使向來重視理性思考的她重新來看待信仰的本質在於信心，就在跟隨趙世光牧師做決志禱告中，以前有著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氣魄的她突然發現自己之渺小，第一次認知到自己的軟弱。最後當趙牧師問她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做生命的救主時，她毫不猶豫的回答說：願意。自此神徹底地改變了她的生命。1954年8月23 日，在趙世光牧師的施洗下，丁惟柔正式成為基督徒。因著領受到神無微不至的愛，她開始能夠體會到自己丈夫內心的煎熬與掙扎，故在態度上有了極大的轉變。由於她明顯的轉變，她的婆婆與孩子們相繼受洗。

在個性上向來自負又極重孝道的丁世祺對基督教不拜祖先的教導極為排斥，堅決不上教會。丁惟柔心裡堅信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因此，她絕口不與先生辯論，私下卻一直為著丈夫迫切禱告，等待上帝的作為。當時丁世祺在生意上屢遭挫折，甚至常常需要她的支援，為此他心裡常常不是滋味，又急於想用工作上的成就來證明自己。1965 年，丁世祺在阿富汗開設工廠，卻因廠長的疏失造成與德國合作夥伴幾十萬美金的損失，這對他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因此意志消沈，甚至想一死了之。但就在他遠赴德國交涉的路途上，神使用一對德國老夫婦將他帶到了教會，使得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裡看到了神的光，明白神能除去我們身上枷鎖。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了基督信仰----神真正的回應了丁惟柔的禱告。

1961年對丁惟柔來說，是一個神帶領她到另一個屬靈高原的年份。那時餐館的生意穩定興隆，一切似乎都步入軌道。正當丁惟柔每天在餐廳事業與教會服事中忙得不可開交時，一位教會的老朋友來請她做他向銀行貸款的保人。因為是多年老友，她就一口答應下來。又因餐廳太忙走不開，所以她就把圖章交給老友，讓他自行辦理手續。想不到的是，這位友人竟然在未得丁惟柔允許下貸了五千萬日幣；更為令人吃驚的是，沒多久那位朋友宣告破產，丁惟柔因著擔保的緣故必須要償還五千萬，餐廳也就將被銀行收去 抵押拍賣。消息傳出，許多人都說她信教信迷了才會上這個當，這話聽在丁惟柔的耳中分外刺耳。於是，她懷著一顆糾結的心向神禱告。第二天，她讀到了哥林多前書6章7 節："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為其麼不情願喫虧呢"。頓時她明白了神的心意，當下決定不告她的友人。由於銀行也自知理虧，主動願意降低利息讓丁惟柔分期攤還。面對龐大的債務，雖然每個月丁惟柔為著攤還的金額想方設法，但她內心卻很平安，因為她相信神會帶領她走過這段艱難的日子。在外人眼裡，一切如常，完全感受不到她所承受的壓力。非但如此，她還盡力投身在教會服事之中；同時她調整了自己的事業，選擇房屋租賃作為日後的事業重心。後來在一筆交易中，她所購得的土地竟一下子增值了四千萬。丁惟柔心裡清楚：除了神，沒有人能夠成就這事。這件事使她在信仰上從理性的選擇一躍成為感性的經歷，她對神的信心也愈發成長了。這也促成她日後更願意大筆奉獻，因為她深刻體認到得失之間，一切都出於神。

丁惟柔所在的東京國際教會是一所以華人為主的教會，在教會開始之際，就有許多宣教士與之配合，再加上起初的執事們多有顯赫的背景，學問很好，又見過世面，經過歷練，胸懷比較寬廣，為人處世上又比較圓融，教會就在神的保守與眾人無私的付出下開始了宣揚主道的歷程。 1972年後，他們日本華人中留學生的需要，因此建立了以牧養留學生為特色的教會。因為留學生大都停留時間較短，如何提供及時而實際的關懷與紮實的教導訓練，為他們打好信仰的根基，就成了教會工作的重點。丁惟柔在其中更是站在接觸留日學子的第一線，積極主動的關懷遠渡重洋的遊子，這樣的事工數十年不輟，久而久之，被人尊稱為"日本留學生之母"。

由於丁惟柔積極參與教會服事，與許多宣教士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之後因著這層關係使她跨入了國際事工的領域。一開始她參與日本地區的佈道大會的籌備工作，負責財務；之後又陸續參與了1974 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福音大會，以及 1983 年和 1986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福音會議。基於她經營餐廳的經驗，每次總是負責財務與伙食相關的工作。在與各國同工的配合中，她拓展了更為寬廣的視野，也學習到許多寶貴的功課。在參與這些國際性會議同時，也意外的參加了海外中國教會所推展的一項運動----全球華人福音運動（簡稱"華福"）。中國教會基本上傾向於各自發展，原任中國信徒佈道會會長的王永信牧師有心聯合全球華人教會共同推動對教會成長有益的探討，於是藉著洛桑會議的機會與與會的華人代表共同研商其可行性。經激烈的討論與同心的禱告後，大家決定憑信心成立華人事工中心，並在1976年於香港召開了第一次全球華人事工研討會。丁惟柔參與了該運動的創始事工，且一直擔任華福的財務同工。她亦積極參加每次會議，成為華福運動中頗具影響力的領袖之一。

丁惟柔的夫君於 1974 年9月因心臟病突發而辭世。之後不久，丁惟柔打開自己家中的大門，使丁家成為另一個顯明神榮耀的所在。當許多留日學生面對生活、學業的壓力及未來的不確定性時，丁惟柔就邀請他們每週日下午到家中聚餐，一慰鄉愁。兩年後更開始了小組聚會的模式，除了敬拜讚美外，還邀請不同的人來分享生命的見證，從而使慕道友與初信的弟兄姊妹對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認識。若是有人遭遇任何問題，丁惟柔都能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設想，引導對方面對問題，竭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丁媽媽的家"成了一個既溫暖又能增長靈性、解決困難的地方。在與年輕人接觸愈來愈頻繁的過程中，丁惟柔的家漸漸成為一個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地方。丁惟柔又是一個身教重於言教的人，她所主導的小組查經貼切於生活，又富於生命深度。丁惟柔身體力行，實際活出神的教訓。信仰在她身上不是高不可攀的教義，而是蘊藏在生命中的一股真實的力量，許多人的生命也因此而改變，這正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最好見證。丁惟柔在自家所推行的事工直到她過世前從未曾間斷，即使她不在日本，她也會做好安排使所有聚會能正常進行。"丁媽媽的家"永遠不打烊。

丁惟柔綜其一生的經驗，對服事主的人有三條鼓勵的建議：一是要明白"我什麼都不能，但我所信的神什麼都能"。凡事靠主，凡事謙卑，靠神來做神的工作。第二，我們會不斷地遇到困難，但神會替你解決，要靠禱告。困難越大，禱告越迫切，萬般無奈的時候，要來到神的面前呼求，困難都會過去。第三，不要離開神的旨意，不是出於神的事，再方便都不能做。特別是在小事上，要站在神面前，不要站在世界上邊。寧可吃虧，也要站在神面前。在大事上犯錯不容易，在小事上就不一定了。魔鬼的試探是從小事上開始的，先利誘，後綑綁；在小事上交託，不被利誘，在大事上就不會失腳。

丁惟柔為主盡力奔跑，直到2007年6月9日病逝於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醫院，享年93歲。當時教會同工及家屬圍繞在病床邊，由教會姜寶陞牧師宣讀啟示錄21:1-5經文，為她做最後的祈禱。她在安詳中逐漸停止呼吸，回到父神的懷抱。

1921年，馮秀媛從啟秀女中畢業，進入南京中華女子神學院深造。畢業後執教於母校啟秀女中，1926年後任該校校長。啟秀女校英才輩出，有如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原名李淑秀）；北京輔仁大學畢業後任徐州培真中學及杭州中國神學院等校英文教師的生培新；從江蘇醫學院畢業、南京鼓樓醫院眼科醫師黃錫婉；全國知名的小兒科專家丁文祥（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上海新華醫院、仁慈醫院院長），以及南京江蘇省腫瘤醫院任內科主任醫師靳順珍等，不勝枚舉。

馮秀媛處事果斷，為人真誠，睿智勤勉，勤儉樸素，在宿州有很好的口碑，有"宿城女傑"之美譽。她也是教會牧師的得力助手，為教會辦事忠心耿耿、謙卑順服，安徽各地教會，乃至上海、南京等地教會咸慕其名。抗日戰爭前夕，她與山東省壽光縣籍李丘山長老之子李晨鐘牧師結婚。李晨鐘牧師，早年畢業於湖南省長沙聖經學校，宿州有影響的教會負責人和社會活動家，後定居南京任南京中學英文教師。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宿縣縣長擬接管原啟秀女中校產，以改為官辦女中。馮秀媛聞訊奔赴南京，以教會名義通過美國駐華使館向國民黨中央政府交涉，後請安徽省教育廳下文明令宿縣政府將校產交給教會。因此，她被宿州人士譽為安徽的"吳貽芳"（吳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長，為中國首位大學女校長）。

馮秀媛女士在啟秀女校擔任校長一職有近二十載，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積極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對宿州教育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5年底至1951年間，馮秀媛還擔任過教會民愛醫院院長。1955年，在泗縣中學任副校長。1958年申請退休後居於南京。1977年病逝，終年75歲。

1897年，伏格思轉到正陽關與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創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設立了診所，由醫療宣教士勞敬修醫生（Dr. J. E. Williams）負責。因著醫療服務，使當地民眾對宣教士的態度大為改觀。

1898年9月，伏格思與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結婚。郭姑娘來自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原是美國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後加入內地會，二人隨即奉派到江蘇省清江浦（今淮陽市）宣教。

1900年，義和團亂起，伏格思夫婦帶著他們一歲的兒子撤離。亂定之後，於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於山東煙臺芝罘學校需要教師，於是他又偕家搬往煙臺。同年8月16日，女兒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們一家四口返國述職。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內地會年會上提出三項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繼續建立教會，讓中國人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兩個宣教站之間，多設立路邊福音堂，全日開放，由宣教士及中國傳道人駐守，不用講道方式，只做個人談道；3. 以宣教站為中心，到遠近村鎮和地區播撒福音的種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來中國時，已經是五口之家了。他們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負責整個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來往行人傳福音；下午教導、查經。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佈道會。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潁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連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災。由於農作物歉收而引發大饑荒，災民遍野。伏格思和眾宣教士一道，帶著從世界各國募集的救援物資，趕赴災區賑濟災民。伏格思個人經手的錢款，就救助了兩萬多災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來與他同心與共的愛妻卻因搶救災民感染上傷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遺下兩兒兩女，大兒子12歲，最小的兒子只有5歲半。

1913年，伏格思繼續在穎州工作，同時兼顧正陽關和太和縣，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為令他焦慮的是鴉片問題。因鴉片價格連年上升，當地許多農民種植鴉片，亦吸食鴉片。故伏格思痛陳"鴉片煙毒是中國最大的災害！......許多人家破人亡，傾家蕩產。而中國對這毒蛇的危機，仍未知其利害"（《捨命的愛》，第398頁）。

1913年7月，伏牧師與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結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師，1906年來華。婚後，夫婦二人同心在潁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離華返加述職。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婦述職回來後，總部改派他們到正陽關工作。伏牧師看到當地百姓拜偶像之風盛行，就極力引導他們，勸誡他們離棄偶像，歸信真神。伏師母在婦女宣教工作上，成為伏牧師的好幫手。為暸解當地情況，伏師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訪，帶領婦女聚會，同時在婦女中發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婦同心協力賑濟災民。在聖誕節前夕，他們帶領信徒向百姓放糧，救助了了一萬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蕪湖參加全省聯合培靈佈道大會，親眼見證了神的作為。佈道會在一個可容納1,500人的大竹棚內舉行，講員是內地會饒裕泰牧師（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個主日崇拜中，約有900多位基督徒參加。下午的福音聚會，約有1,200多學生參加。其後每天晚上，都有大約1,300至1,400人到會聆聽信息。整個培靈佈道會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會里，共有1,020人決志歸主。

除教會事工外，他們還興辦了小學，使當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機會接受基本教育。伏師母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此外，每個主日她還要負責婦女主日學。

1926年底，正陽關的寧靜生活被北伐戰爭所打亂。1927年4月初，國民革命軍攻佔了正陽關。城內學校、廟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數千軍人所進駐。內地會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軍隊徵用。當軍隊出發後，軍部紅十字會又立即入駐，用來治療處理傷兵。同時，反基督教學生也湧入城中，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基督教宣傳。同年七、八月間，曾發生多起軍隊要強行佔領宣教站的行動，但都蒙神奇妙保護，得以安然度過。此後他們也受到散兵、游寇搶劫之威脅，甚至到糧盡援絕之地步，但均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兵荒馬亂，天災人禍，加之長期勞累，伏師母於1930年底染病臥床。次年年初稍見好轉，1月24日學校開課，她還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學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雖然從懷遠醫院請來長老會醫生為其診治，但病情還是加劇，延至4月3日，伏師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歲。伏牧師暮年再度喪偶，倍感傷痛與孤獨。

1931年夏天，正陽關再次遭遇巨大水災，從伏牧師7月的信中，可見當時水災之嚴重："這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天災，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沒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過櫃臺。我們的房子位於全市的最高處，並且建築時地基還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沒有漫到我們的前門......。我們家住滿了災民，皆是信徒和家屬，因為他們已無家可歸。福音堂已被警察徵用，因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個谷地都是水，氾濫的地區蔓延數百哩，淹沒逾千畝每年夏季皆有稻麥收成的農田。這是我見過淮河第四次水災所造成的饑饉荒年，不知道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會不會帶來空前絕後的饑荒？......。 還有離我們不遠，從紅軍而來的威脅也大。......紅軍是極端的無神論者，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所有傳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們的轄區裡，他們可以指派任何人執行他們的命令，而他們就是社會的執法者"（同上，第405頁）。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災過後，又是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國際水災救濟總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國內地會借用伏格思，負責正陽關的賑災工作。此時伏牧師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國宣教已經36年，本該退休返國了。但當他看到饑民遍野，又臨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賑災工作中去。他聯絡所有商店代作銀莊，並且租用糧倉，散發救濟金，分派糧食給災民。

1932年5月11日，傳言紅軍將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勞，紛紛把救濟金交還伏牧師。這時，崔牧師（Pastor Tsui）和眾信徒也都勸他趕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堅持留下來繼續賑災工作，並準備第二天分發救濟金給災民。崔牧師見此，也留下來陪他。次日清晨，約有張國燾所部1,000多紅軍入城，伏、崔兩位同時被捕。當時在場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體跪在紅軍軍官面前，懇求釋放伏牧師，因為近幾個月來，他是全城唯一關心和救濟他們的人，使他們不至餓死。軍官雖然耐心地傾聽眾人的哀求，但還是扣押了他們。15日晨，紅軍帶著伏、崔兩位牧師一同撤退。於是，大批民眾再次攔路要求釋放伏牧師，但軍官堅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們。

伏格思被捕後，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壽州，將消息報告給美國北長老會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轉達給上海內地會總部。紅軍撤離後不久，崔牧師在押解途中脫險歸來。而關於伏格思的下落，卻不斷有消息傳來：

5月17日，與伏牧師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電告上海總部說："證實紅軍把伏牧師從正陽關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請代禱。"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稱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頗受優待，有騾馬代步；並且一日兩餐，與紅軍首領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紅軍卻讓伏格思站在高臺上示眾，而伏牧師則趁機向群眾傳福音。

另據壽縣仲姑娘來信說，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師的摯友。因掛慮伏牧師的安危，於5月底，獨自到紅軍部隊駐防地尋找伏牧師，卻被誤認為奸細，遭紅軍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紅軍作見證，述說伏牧師如何領他歸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於醉酒和賭博。最後紅軍沒有允許冼弟兄見伏牧師，卻把他釋放了。

7月12日，內地會的《億萬華民》主編報導，經過中國政府、英國領事、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署長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內地會和當地人民的極力營救，迄今仍無結果。紅軍扣押伏牧師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贖金，而是以他作為對付政府軍圍剿的擋箭牌。

7月28日，上海內地會秘書報導稱，共產黨向政府提議，用伏牧師和另一位被囚的信義會宣教士李寶德（Bert N. Nelson），與當時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審訊的國際共產黨嫌犯牛蘭夫婦（Mr. & Mrs. Noulens）來作政治性交換。9月1日，再報導稱，漢口內地會曾接到伏牧師的一封來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話，要求寄給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認識伏牧師的中國人也稱，在河南的光山見過他。

無論如何，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盡了最大的努力，四處尋訪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親自奔走於外交部，以及中國各軍政部門之間。1933年1月31日，他寫信給伏格思的子女說：

"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證實伏牧師的生死下落，但在兩個月前，當我返回中國的時候，接到一份比較可靠的報告，言及紅軍在政府軍猛烈攻擊下，遂殺害了伏牧師。......因為沒法證實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陝交界的紅軍手中？當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時，或許可以獲得進一步消息......。我很遺憾沒有機會與令尊見面......。但是在安徽省最嚴重的災區裡，有一位如令尊這樣可靠而又能幹、全心全力投入的人來主持賑災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為了照顧總署的財物，他早可以逃出了。......這一切總署深感歉疚，並要對令尊負全部的責任。如果不幸伏牧師因公殉職的話，我會請求總署為他舉行一個最為深切的追悼會。......我曾徵求內地會總幹事的意見，想伏牧師也會認為是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去救濟最嚴重的災區......。（同上，第409頁）"

伏格思牧師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歲。

韓德生於1908年8月29日出生於浙江省台州府（今台州市），父母均為早期內地會醫療宣教士。父親韓湧泉醫生（Dr. John A. Anderson）於1889年11月乘船離開英國，12月14日抵達中國；母親盧醫生（Alexandrina Ross）則於1893年4月14日從英國抵華。1895年10月22日，二人在上海結婚，婚後同赴江蘇省鎮江從事醫療傳道工作。1897年，他們轉往浙江臺州，參與建立福音站、男女醫院，以及多處診療所，醫病救人，廣傳福音，一直工作到1924年年底才退休。

韓氏夫婦共養育四個兒女，韓德生排行老么。年幼時，即在父母的帶領下信主，進入內地會在山東煙臺的芝罘學校讀書。畢業後，韓德生回到英國去讀大學；隨後步父母之後塵而學醫。1927年，他在凱錫克奮興大會（Keswick Convention）上，更進一步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遂將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主。

韓德生的未婚妻蓋爾姑娘（Miss Marjorie E. L. Kerr），同樣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中長大，年少時在母親的帶領下信主後，即立志到海外去傳福音。年輕時入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在學校基督徒團契中，她將自己交托給主，求主引導她的一生。在愛丁堡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她成為一名教師。1933年，她和韓德生在一次基督徒奮興大會上，清楚明白主引導他們到中國去宣教。於是他們響應神的呼召，雙雙加入內地會，並於1934年初離開英國，於3月中旬到達上海。經過初步的中文學習後，韓德生被分派到山西省長治鴻恩醫院（Wilmay Memorial Hospital）工作；蓋爾姑娘則被派往長治以北的襄垣工作。1935年3月26日，即抵華一周年後，他們在天津市舉行了婚禮。婚後同赴長治鴻恩醫院從事醫療宣教工作。

鴻恩醫院於1931年落成開業，是當年山西省東南部唯一的現代化醫院，服務范圍和對象包括周圍七個縣鎮及偏遠農村約二百萬人口。韓德生到達時，該院有竇潤生醫生夫婦（Dr. & Mrs. Paul E. Adolph）和賴靈生醫生夫婦（Dr. & Mrs. E. Warren Knight），及兩位護士馬光啟姑娘（Miss Doris M. L. Madden）和翟松美姑娘（Miss Marguerite Dickie），還有三位宣教士杜岫雲姑娘（Miss Gertrude Trudinger）和鄧賴思夫婦（Mr. & Mrs. James A. Dunachie）等九位同工；再加上當地的貝醫生（Dr. Beh）、護士、麻醉師、男、女傳道和職員等約20人。大家分工合作，配搭事奉。竇潤生醫生夫婦任駐院醫師，為病人實施治療和手術。韓德生初到時，做竇醫生的助手。鄧賴思夫婦是醫院的經理，負責各項雜務。賴靈生醫生夫婦主管外勤，經常以流動醫院方式，到附近城鎮醫病傳道。特別在大型廟會之時，他們更是把流動醫院帶到百姓當中，一面醫病，一面舉行帳幕佈道會。杜岫雲姑娘負責各福音堂的婦女工作並幾組婦女祈禱會。為使母親們專心聽道，翟松美姑娘從旁協助，照顧、教導孩童。每逢主日，則由竇師母負責兒童主日學。此外，他們還常常和中國同工一起到監獄里向男、女囚犯傳福音，以福音教導他們改邪歸正。

韓德生成家後，賴靈生一家遷往臨汾醫院。自此，韓德生協助竇醫生主持院務工作，並接手主持流動醫院，工作頗為繁重。1935年夏，英國的倪忠道女醫生（Dr. Helen R. Neve）被分派前來加入他們。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韓德生和他的同工們不僅搶救了無數人的肉身生命，更使千萬人的靈魂得拯救。

1936年9月底，因竇潤生醫生回美國進修，由韓德生主持院務。1937年內戰停止，國共聯合抗日，社會相對安定些，醫院業務和宣教工作也逐漸恢復正常。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七七事變"驟起，抗日戰爭爆發。同年11月8日，山西太原失守，日軍繼續南下佔領太谷、平遙等地。在山西境內的八路軍，與日軍進行山地游擊戰，殊死抗擊強大的入侵之敵，但傷亡數字亦比日軍高得多。因此，救護傷兵就成了醫療宣教士的當務之急。鴻恩醫院的三位醫生不遺余力地搶救八路軍受傷將士。在藥品、醫療器材奇缺的情況下，他們以基督的愛心，傾盡全力救護他們。親赴前線戰地醫院的女護士芮美恩（Miss Rose S. Rasey）寫道："每天主賜我力量來對付諸多難題，有時得跪在地上照顧他們（傷員）。我的腰都快直不起來了。求主給我夠用的恩典，盼望能救護更多人"（《捨命的愛》，第274頁）。當然，在救護時，她們仍不忘把大幅福音圖畫掛在墻上安慰傷病者。

1938年鴻恩醫院的傷員、病人實在太多，病房不夠，許多患者只得在戶外接受治療。因應需要，他們又在潞城增設了一所醫院，亦由韓德生負責兼顧。根據醫院記錄，當時兩所醫院除了五千個門診病人外，還有留醫住院的五百多個病人。如此繁重的救死扶傷工作，使韓醫生透支了過多的體力，但他一直沉默苦幹，力撐時艱，親手醫治了成千的傷患。1939年6月21日，他終因病人傳染而罹患傷寒，不治而逝，當時他尚未滿31歲。遺下年輕的妻子，四歲半的長女和未滿周歲的幼女。韓德生為拯救中國人的生命和靈魂，付出了重大的犧牲，直至付出自己年輕的生命

1919年張雪巖回國後，正值"五四運動"時期。作為有志青年，他一方面盼望著祖國的強盛，另一方面也看到當時社會的腐敗，以及民不聊生的慘狀。為謀生計，他受聘於廣文中學擔任英語教員。在此期間，他與文華中學校長、美國宣教士維理華森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受其影響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從而成為基督徒。

1922年，張雪巖為實踐其實業救國之抱負，放棄其教師工作，到天津正記輪船公司任職。但不久因目睹公司老板勾結外商欺壓工人而憤然辭職。接著他又嘗試走投軍報國之路，到南京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隊伍；1928年又回鄉組建革命軍。但舊軍閥軍隊的腐敗黑暗，終使他在痛苦郁悶中離開軍隊。1929年春，他受聘於上海廣學會擔任助理編輯，此間他經常發表文學作品，曾榮獲李提摩太文學獎。1930年9月，張雪巖在老朋友維理華森的幫助下進入南京金陵神學院深造；1933年畢業後重返上海，在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工作，不久出任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1934年8月，張雪巖辭去青年會工作，與孫恩三一起回到濟南創辦了旨在普及科學文化，提高農民素質的《田家》半月報。其辦報宗旨正如他所寫："農民是國本，知識是力量"。張雪巖在《田家》半月報上寫道："農民是人類最大的恩人，因為人類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農民的生產創造。就是最現代化、最科學的機械工業，也是依賴農民生產挖掘出來的原料。所以說農民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文化發展的源泉，一點也不誇張，絲毫不算過火。......至於自古到今創造人類生活需要促進人類文化發展的功德齊天的農民，倒被人們遺忘漠視甚至歧視鄙視，這是多麽不應該的事！"張雪巖通過將在國外考察到的情況和中國的現狀對比，意識到：中國以農民立國，農民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國家經濟大部分仍舊建立在農業基礎上。於是他把科學教育救國同農民問題聯系起來，"由八年抗戰的痛苦經驗中我們了解了中國問題的根本所在，是一個農村大眾文化水準提高的問題，新中國的國力潛在於這三萬萬多人口中，倘若能將他們的認識水準普遍提高， 能分辨善惡，了解是非，並能提高科學生產技能，提高生活水準，過合理的科學生活，農業工業化的口號自然可以逐步實現，把中國變成真正現代化科學的強國。"基於此，他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下鄉："下鄉吧，教員和學生，醫生和護士，牧師和傳道人，藝術家，音樂家，電影家，分給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改善他們的生產技 能，提高其生活水準，促進其健康的發展。"

張雪巖先後擔任《田家》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等職務。《田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面向農民的報紙，成為中國農民學習新文化、新知識，以及了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媒介。該報實為16開本的綜合性雜誌（1949年後改稱為《田家半月刊》），辦報目的是報道國際國內以及地方的新聞；教導農民科學種田和健康生活；倡導家庭和諧，各盡其責；宣傳基督教義，建立本色化的教會。主要欄目有言論、天下大事、農業生產、衛生、宗教、讀者園地、學習專頁等，該報的口號是"農民是國本，知識是力量"，它隸屬於華北基督教農村事業促進會文字部，社址設在齊魯大學院內，名曰:"田家村"。《田家》以農民為辦報對象，辦報經費由教會資助，作為民國時期適合農民閱讀的雜誌，該報刊是最成功的，發行量最大時達到十幾萬份之多，它將基督教信仰與鄉村教育理念作了很好的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張雪巖一生清苦，童年痛苦的生活，使他深知農民生活的艱辛，堅定了他獻身農村，一心要改變農村面貌的信念。他為《田家》操勞16年，正是這種信念的體現。

為充實自己，張雪巖在1937年8月，暫時離開《田家》出國深造。他先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再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獲得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張雪巖全身心都系在《田家》上，即使在美國留學期間，他也一邊讀書，一邊為《田家》募捐和撰稿。1940年9月，張雪巖學成回國。當時正值抗戰期間，他去到大後方成都，在繼續編輯《田家》 半月報之同時，出任齊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所得收入大都用在了辦報上。

《田家》問世後，也成為農村基督徒們最愛讀的刊物，因為《田家》成為生活在落後農村的信徒們的喉舌，並且為真理、為正義發出了強有力的呼聲。在八年抗戰期間，《田家》還發表了大量喚醒民眾抗日救國的文章，張雪巖本人就撰寫了《我們要永遠紀念雙十》、《中華民族不可動搖的自尊自信》、《正義之聲》、《軍事第一與士氣民氣》、《國內戰局與國人信念》，以及《紀念抗戰五周年》等文章，號召廣大民眾，只有全民團結，一致對外，才能最後取得勝利。抗戰勝利後，他又撰寫了《慶新年哀國是》、《求上帝保佑青年學生》、《哭國運招國魂》、《為什麽要打仗》、以及《反對內戰》等文章，呼籲停止內戰，"和平第一、建國第一、民主 第一、自由第一"。

張雪巖亦熱心於愛國民主運動，投身於人民權利保障的工作。他痛恨黑暗的封建社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與一切邪惡勢力與權威作鬥爭，始終不渝地為爭取民族解放、社會進步及世界和平努力奮鬥。1944年底，他同許德珩、潘菽等人在重慶發起並組織了"民主與科學座談會"，在此基礎上，他們於1945年9月3日，創建了"九三學社"。張雪巖被推舉為理事，後任常務理事。在1946年2月重慶"校場口事件"中，他和郭沫若、李公仆等人一道遭受到毆打。1946年5月，《新華日報》記者采訪他時，他發表談話：堅決反對"警員制"， 反對國民黨獨裁，呼籲全國人民起來制止內戰。1948年他在《田家》上發表社論，"人類要相諒相愛，才能和平相處。達到此目的，非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與實現真正意義的人民的民主政治不可"。

張雪巖是一位不受任何勢力左右的、具有自主精神的基督徒。抗戰勝利後，張雪巖針對國內和國際形勢寫了"基督勝利了沒有"一文，指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兩千年前耶穌揭櫫的人類互愛的和平教旨。所以舉世信徒，自古到今都一致將'和平'的王冠加在他的頭上。但回顧歷史，曠觀今世，究竟誰在統治著世界，不是基督教擁戴信奉的和平之君----耶穌基督，乃是毀滅人類的'戰爭惡魔'"。他"特把耶穌請來向全世界信徒發問：你們真信我嗎？"對於教會革新運動，張雪巖不遺余力。1948年他寫了"教會應當革命了"的文章，呼籲基督徒為真理和正義而奮鬥，宣傳科學民主的宗教方針，建立公平理想的社會，創造犧牲無我的教會。
　　
因其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1948年初，應美國教會的邀請，在吳昑的幫助下，張雪巖取道香港到達美國。1949年夏，他放棄了國外的優越生活，返回祖國，應邀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復刊了《田家》半月刊。1949年10月1日，他參加了在天安門舉行的開國大典之後，在《田家》上發表兩篇熱情盛讚新政協的召開和新中國成立的文章。此後張雪巖為宣傳國家政策不遺余力，奔走各地，四處演講，在教會中宣傳"共同綱領"的精神，推動教會開展工作。由於工作繁重、操勞過度，於1950年1月28日，他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去世，年僅49歲，其遺體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

如今在他的故鄉山東濰坊市寒亭區設有"張雪巖紀念館"， 館內陳列著張雪巖所用過的書籍，其中厚厚的一本《新舊約全書》尤其引人註目；還有他參與編寫的書籍、刊物，如《田家半月報》、《聖經及教會人物》、《靈修進程》等資料。他寫給以馬內利神學院諸位同學的"基督精兵"贈言亦收藏在館內。

金寶珍先進入江蘇揚州語言學校學習中文約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當時該宣教站宣教范圍涵蓋800平方哩，卻只有內地會宣教士雲登夫婦（Mr. & Mrs. Gilbert Vinden），帶同一位男傳道和一位看門的老婆婆而已。金寶珍的到來，使他們非常高興，也深受鼓舞。

金寶珍到達四川時，正值中國內戰頻仍之際。戰爭造成物價上漲，商品奇缺，以及連年饑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發生了"萬縣慘案"，因英國輪船撞沉民船而被當地官府扣留，英國炮艦轟擊萬縣城，造成一千多間民房和商店被焚毀，五千餘軍民死傷。"萬縣慘案"令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反帝情緒高漲，直接威脅到外國僑民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英、美等國領事館下令撤僑，特別要求那些身在內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帶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其中大部分來自四川省，但金寶珍和部分宣教士仍堅持留守在當地。由於在雲南宣教的薛牧師（Rev. Morris Slichter）和他三歲的女兒路得（Ruth）慘遭強盜殺害，導致更多的宣教士撤離。同年5月，金寶珍亦撤退到上海。在撤離途中，金寶珍與來自澳洲的內地會宣教士韋顯明（Norman J. Amos）相識。韋顯明於1924年11月初抵達中國，當時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間，二人相處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訂定終身，並於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韋顯明夫婦重返四川。因當時金寶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隨夫遠去合江，況成都又有設備完善的醫院，故留在成都待產。同年9月4日，他們的長子保羅（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們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約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當時整個宣教站只有他們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壞了的宣教站，重新爭取當地人的好感，其勞苦與艱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離彭山和成都不是太遠，方便他們與附近地區的宣教士聯絡和來往。1930年初，韋顯明與彭山的雲登教士、嘉定的顧明德教士（Thomas Cook）、打箭爐的葉長清師母（Mrs. James H. Edgar），以及成都的董輔仁師母（Mrs. John R. Sinton）和藍保惠姑娘（Miss Maison E. Cleveland）等人聯合舉辦了為期12天的帳幕佈道大會，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後的兩年中，韋氏夫婦的大女兒海倫（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後在成都出生。金寶珍一方面擔負起照顧丈夫和兒女的責任，一方面還要在宣教工作上為丈夫分憂解難，同心協力見證神。1932年元月，韋顯明再次邀請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聯合舉辦帳幕佈道會。他們分工合作，韋顯明和顧明德、雲登等宣教士負責佈道，韋師母和顧師母等人則負責帶領婦女和兒童聚會。雖然時值寒冬，但十天的佈道會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參加，進一步打開了這一帶的宣教之門。

1932年3月，韋氏夫婦將宣教站遷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啟用新址時，他們連續舉辦了十個晚上的佈道會，每个夜晚都擠滿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聽道。因為新宣教站位於商業區繁華地段，故此他們有機會向更多的人傳福音。

1932 年7月，韋師母搭乘公共汽車時遭遇意外，幾乎喪命。日後她曾作見證說，經歷這次死蔭的幽谷後，她坦然面對死亡，心裡再無半點的懼怕。不久霍亂流行，韋師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亂病毒，雖經兩位醫生和一位護士極力搶救，但12小時後，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兇惡的霍亂還是奪走了她肉身的生命，離世時她剛滿30歲。她在中國從事宣教和服務將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勞苦，與主同在了。遺下她的丈夫和一子兩女，當時長子僅四歲，小女兒只有一歲半。

熟悉金寶珍的內地會四川的副監督董輔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時，認為她有過人的觀察力，信仰堅定，是非分明，對生活充滿樂觀。那些與之相處過的婦女們對金寶珍的去世尤為悲痛，因為她經常與她們分享神的話，在生活上關心、幫助她們。就連一個對她存有敵意的佣人，最終也因她的愛心，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

當年金寶珍預備到中國宣教之時，神用約書亞的話激勵她："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9）。她在中國的七年，誠然是如此經歷的。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進佔南京，接著發生外僑被殺的"南京事件"。為保護外僑的安全，歐美使領館下令撤僑，許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顏懿廉、康月娥和席愛仁三位姑娘沒有撤退，仍堅持留在永新工作。從她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她們堅持留下來的理由："......經過長時間的等候禱告，確實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們留下來看守這個宣教站。倘若我們離開，房子必定擠滿那些極不容易請走的人。當然，許多信徒聽見我們的決定後非常高興，因為這是神答應了他們的禱告"（《捨己的愛》，第358頁）。但當時的環境確實充滿著危險，大街路旁的墻上張貼著"打倒基督教"的標語，一些極端分子處心積慮地要搶奪她們的財產。三位女宣教士還要想方設法和政府軍周旋，因他們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站在門前阻止那些不守規矩、試圖爬墻入內偷摸東西，或騷擾破壞的官兵；同時她們還要盡可能地與軍官們保持和睦關係，與他們聊天，送福音書和單張給他們，或為他們診病，以爭取他們的友善。

在戰亂中，她們所辦的男校仍然開課；而女校則不得不暫時停課，因為她們無法保證女孩子們的安全。1927年10月，顏懿廉她們為當地和附近農村的信徒舉行了兩天的聚會，以堅固他們的信心和靈命。周六還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時有130多人參加。

永新地處國、共兩軍爭奪的要地，自1928年以後，永新幾經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設施幾乎被摧毀殆盡，顏懿廉她們不得不隨當地百姓四處逃難。1929年10月，當戰事稍緩後，她們重返永新，打算在斷壁殘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沒過多久，共產黨紅軍又卷土重來，於11月27日重占永新。顏懿廉和康月娥二人只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在其12月10日發出的信中，顏懿廉詳細描述了她們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幫助下逃出永新，抵達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們來勸我們立刻離開，因為縣長、郵政局和電信局的職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離此地。當天下午，我們到一個住在鎮邊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勸我們應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時已很混亂，路上並不安全。於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請人背我們過河，進入一農村暫避。在我們家當了25年的廚子和一位年輕助手，也到此處避難。11月27日清晨，槍聲四起，數小時後，紅軍進佔永新，封鎖全鎮，進行恐怖政策。並分散往四周的農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槍決、或是拿贖金放人。全部道路設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殺勿論。

我們在河邊的一所泥屋躲藏了兩天，晚上則回去睡在農村房頂的儲物室；村民開始對我們感到不安。12月1日，紅軍突然到這農村搜查，我們在房頂也聽到樓下士兵的聲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聲，不住禱告，並且躺著不動，因為我們周圍都是廢物。士兵到處仔細搜查，連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開來看，甚至爬上房頂，搜查過儲物室，卻蒙主保護沒有發現我們。雖然我絞盡腦汁設法逃避，但是真是謀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經歷過那天的驚險，房東怕連累了他，要我們立刻離開。我說：'我們現在就回去鎮上，免得連累你。'但他沒有聽進去，卻和廚子及助手想出一個主意來。在村外有一個廁所，半夜把我們帶出去，在廁所內加上一道磚牆，把我們圍在里面，僅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當他們砌上最後一塊磚時，我感覺如約拿在魚腹中一樣。藉著清晨從牆隙透射進來的陽光，我念了當天的經文：'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里作難，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4：7-9）。我從心里不禁喊出'阿們'來。

在這夾牆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則倚牆而坐，這樣如坐監牢般的熬過了兩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廚子和助手來拆下磚牆，帶我們一起逃難。康姑娘穿上農婦裝，我扮作農夫，帶著聖經和一些銀錢，趁著黑夜，在阡陌間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時，我們向八哩外的一個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來接應，帶我們翻山越嶺，到達安全地帶，享受了一頓飯後，便躺下休息。廚子和助手則回農村取回行李雜物。不料，當天紅軍再到農村，抓了廚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們在何處。於是，下午5時，廚子和助手跑回來，告訴我們：'快起來立刻逃走吧！'

感謝主的看顧，找到兩位本地男子，願意帶我們在黑夜里逃亡。於是我們拿著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經過了一個紅軍哨站，剛好那天撤哨，平安無事，找到一農村歇一歇。
早上9時抵達河邊，準備僱船轉水路走。平日這里有許多船隻停泊，可是今天連一艘船也沒有。於是我們就在河邊休息吃早餐。那時，一個小孩從我們剛經過的福音站跑來，急匆匆地說：'爸爸被紅軍抓了去，他們還來我們家搜查，把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有16個人正追過來，要逮捕你們哩！'

果然，槍聲遠遠傳來，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繼續從陸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槍聲仍是斷斷續續的從後面傳來，但到了離永新約27哩的大路上，我們竟遇到一批永新認識的人站崗，非常高興見到我們，還問及他們在永新親人的情況，可惜我們無法回答。原來這班人是永新的團練，較早搬遷到這里定居的，我們在永新住了30年，怎會不認識他們呢？因為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故我們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達永陽（Yung Yang），離開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興的盛大歡迎我們，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抵達吉安時，萬人空巷的歡迎我們脫險歸來，沿途擠滿了從永新逃出來的難民，大家能生還都深感慶幸。深信主聽了各地信徒為我們獻上的禱告，以致魔鬼不能傷害我們。或在夜間，或在極其危險之中，我們徒步走了47哩......"（同上，第361-362頁）。

1929年12月31日，顏懿廉留下她最後的一封短簡，談及永新宣教站工作及狀況：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會堂、宣教士住宅，及三處福音堂的聚會所，皆被共產黨焚毀。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兩間學校校舍，則被軍隊徵用。雖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來崇拜，從沒間斷。至於鎮外，只有福音堂仍繼續經常聚會，其他學校和傳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康姑娘和我回去，受到弟兄姊妹熱烈的歡迎。在這不大安全的環境下工作了近兩個月。在信徒家里和殘存的小會堂中繼續主日和周日的聚會，信徒的心又火熱起來。鎮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來，受勉勵後回到家里舉行聚會。

11月27日，共產黨再度佔據永新，中、外同工到各處躲藏了十天。雖經歷各種艱險，幸而最後全體逃抵安全地區。

寧岡、蓮花和永新以及附近各地區，直到年底，仍在共產黨的控制中。一切有關基督教的活動和工作全被禁止，大多數信徒或逃亡、或躲藏，有兩位信徒遇害，另一位仍在獄中"（同上，第363頁）。

1930年初，紅軍迫近吉安。顏懿廉、康月娥和席愛仁一起隨大批難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們選擇水路，乘船沿贛江北上，欲逃往樟樹鎮（今清江）避難。卻不幸在途中被紅軍發現而被捕。年邁的康月娥不堪忍受驚嚇、凍餒與苦虐，被捕三天後即息勞歸主；顏懿廉和席愛仁也隨之先後被害。顏懿廉在江西永新傳揚基督福音長達27年之久，最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她所愛的中國和人民。

1886年至1891年，金純仁先在理氏學院(The Leys)讀書，其後進入劍橋大學凱氏學院(Caius)繼續攻讀，三年後以甲級自然科優異成績畢業(Honors in Part I of the Natural Science Tripos)。1891年夏，金純仁考入倫敦醫院附屬之醫學院，經過五年苦讀與實習，於189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獲取內外全科醫學士(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M.B.，B.Ch.)證書。

金純仁父親早年與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在宣教工作上彼此相知，首批到中國宣教的愛爾蘭宣教士就是由他介紹給內地會的；而且兩家又有姻親關係，金先生的長女金樂婷姑娘(Miss Geraldine Guinness)是戴先生的二兒媳，即戴存義夫人(Mrs. F. Howard Taylor)。

1897年2月10日，金純仁辭別雙親，以醫生宣教士的身份加入內地會到中國去宣教。臨別時，金母叮囑他說："我兒，你該知道我一生的心願，就是我的每個兒女都能奉主的差遣，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戴德生也與他握別說："我恭賀你到中國去，你雖會遇到諸般試探，但神會伴你經過一切試煉。最重要的是，你會更多、更深地認識衪"。

1897年3月27日，金純仁抵達上海，先到南京語言學校學習中文，然後和柏永森教士(Mr. C. Howard Bird)一起被派往河南襄縣(今襄城)宣教站工作。主持該宣教站的是蓋思明教士夫婦(Mr. & Mrs. Arch Gracie)，還有包崇德教士(Mr. Robert Powell)與他們的同工。在行醫的過程中，他可以接觸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直接向他們傳福音。兩年後，他曾到東部的周家口(今周口市)及陳州府(今淮陽)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時，戴存義醫生夫婦在陳州府已開始醫療工作。1899年，金純仁又被派往南部的賒旗店(今社旗縣)工作。

1900年7月初，在賒旗店宣教站所舉行的一次盛大洗禮中，有38位男信徒和32位女信徒受洗。但就在這時，義和團風暴已席卷到賒旗店，金純仁仍帶領信徒平靜地聚會，在講道時勉勵他們多多親近主，不要懼怕。但因義和團四處尋找洋人，濫行殺戮，金純仁和其他宣教士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在中國信徒的保護下，他們雖歷經艱險，但終能安抵上海，脫離險境。隨後他轉往煙臺，在那里的醫院工作一年半之久。

義和團暴亂平息後，金純仁於1902年初從煙臺重返賒旗店，但路上仍不安全，在河南境內的一段陸路，他還是靠著當地官府派兵護送，才得以到達賒旗店。不久，他和包崇德教士一起，到河南省會開封設立宣教站和醫療所。此前，西方宣教士一直被禁止到開封傳福音。早在1900年初，包崇德多次嘗試進入開封傳道未果，只有一次獲準進城售賣聖經和福音單張。有一天，一位慈祥、和藹的朱先生來找他，向他講述了一個感人的見證：

"16年前，周家口的中國售經員王先生(Mr. Wang)受宋福安教士(Mr. William E.Shearer)派遣,到開封府出售福音書。當時朱先生對福音書很有興趣，正與王談話時，城里一位老夫子王廣福先生（Mr. Wang Kwang-fu）突然怒氣沖沖的走過來，推翻了書攤，狠揍了王售經員一頓，並且吩咐人把書堆在一起放火燒掉。朱先生見狀，急忙把幾本福音書和一些單張揣進口袋里帶走了。回到家里，當他仔細閱讀過這些福音書後，很想信主。後來聽說有宣教士在黃河以北傳道，就特地走了四天路程到那里找到宣教士，詢問如何得救。宣教士告訴他有關主耶穌的救恩，領他禱告、決志作基督徒。回家後，他又把福音傳講給自己的太太、兒子、兒媳、以及女兒和女婿，使他們都先後歸信基督。他們全家人本來都吸食鴉片煙，但信主後全都戒掉了"。

就這樣，包崇德認識了朱先生。故當金純仁隨包崇德到開封後，經這位朱先生協助，租到房屋，於1902年6月開始了福音聚會和診療室。同年7月9日柯維則醫生（Dr. Sidney H. Carr)被分派到這里與他們同工。診療所開業後，門庭若市，以致每天不得不限制病人就診的數目。僅數月後，當地人就開始接納他們。金醫生在信中作見證說："神打開了福音的門，現上我們的前院擠滿了聽福音的人。星期天下午，包先生與我並三、四位同工，到露天的集市上傳福音，人們安靜而又有興趣地聆聽。昨天晚上，我們的前院坐滿了群眾，非常留心聽道。還有上流社會人士和學者都來我們的家，與我們討論聖經。......希望不久後可以在城外買一塊地，建一所醫院"。

但就在這時，金純仁不幸染上嚴重致命的疾病----白喉。情急之下，唯有靠著禱告，並且在柯維則醫生盡心竭力地醫治和照顧下，他竟神奇地在一周之內得以復元，眾皆感奮。大病初愈後，需要調養，於是，金純仁於1902年12月初返英述職，並且在內地會年會上，報告河南省的醫療宣教工作，呼籲在開封府籌備建立一所新醫院。

1903年夏，世界基督教學聯會主席費萊斯(Dr. & Mrs. Karl Fries)邀請他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一遊。在那里，與費夫人的外甥女沙珍妮姑娘(Miss Jane af Sandeberg)相識，成為密友。

1904年12月21日，金醫生回到中國。翌年4月底，戴德生先生到河南探訪七個內地會福音站。金醫生遂於5月29日陪同戴德生、姐夫戴存義、大姐和沙姑娘，一起到湖南省長沙。沒料到6月3日，戴德生在長沙內地會宣教站參加過歡迎會後，於當晚猝然辭世，歸回天家。

1905年9月22日，金純仁與沙姑娘在上海結婚。蜜月旅行後回到中國，被暫時安排到河南陳州府宣教站工作。1906年6月，府台之子頸部生瘤，特地找金醫生給他動手術。在治療過程中，金純仁不僅割除他的瘤，使他恢復了健康，同時也把福音的種子撒在他的心上。

1906年1月，河南開封福音醫院正式開業。9月金純仁夫婦重回開封，與柯維則醫生攜手合作。那年來院就醫的病人超過4,000人，做了219次手術。他們帶著幾個醫學生和中國助手，除了醫病和個人談道外，還時常舉行佈道會。不久，他們的主日崇拜就有120多人參加，其中已有23位受洗。

1908年，金純仁與多位同工到北部衛輝府(今衛輝市)探望加拿大長老會著名的宣教士古約翰(Mr. Jonathan Goforth)。回來後，他們為開封教會帶來屬靈的復興。大家在聚會中公開悔改認罪，許多人生命得著改變。他們的感人見證也吸引更多的人歸主。不久，金純仁夫婦也把醫療宣教工作帶到離開封30英里外的中牟縣。

1906年10月30日，金氏夫婦的長女歡欣（Joy）出生於福音醫院。其後，次子立時(Henry)和小女兒掌珠(Mary)也相繼出生。

1911年4月金純仁攜家第二次返英述職，到1912年11月再來中國時，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不再是清朝，而是中華民國了。此後，他積極參與賑災、紅十字會、反鴉片煙會等工作，並擔任河南公共衛生委員會書記，不遺余力地推動公共衛生事業。自福音醫院開辦以來，遠近居民均來就醫，經常人滿為患。於是醫院不斷擴建，如候診室、醫生診療室、配藥房、外科包紮、藥品庫以及會堂等。正當醫院蒸蒸日上之際，柯維則醫生卻在醫治病人過程中，不幸染上致命的傷寒(Typhus Fever),於1913年4月8日去世。他的死對醫院打擊很大，也使金純仁痛失一位摯友。

1913年11月6日，年僅25歲的英國女醫療宣教士美德純醫生(Miss Jessie McDonald, M.D)抵達中國。她到揚川接受初步語言訓練後便來開封府，成為福音醫院第一位女醫生。另一位英國女宣教士施愛仁姑娘(Miss Mabel E. Soltau)在英國完成護士課程後，也來到開封加入福音醫院的行列，和美德純醫生成為一對好搭檔。正當此時，一位由美國女基督徒捐建的現代化女病院正式落成啟用。1915年，吉培生醫生（Dr. Douglas M. Gibson）也奉派到福音醫院工作，使醫院實力大增。

他們也非常注重中國本土醫生、護士和傳道人的培養和訓練。朱華南(Chu Hwa-nan)、何慎乾(Ho Hsiang-kin)和高建成(Kao Kin-cheng)三位醫學生學成後，均成為醫療宣教士。朱華南成為本地教會長老；何慎乾回到他老家周家口，擔任起牧養教會的責任；而高建成則遠赴甘肅省蘭州，在博德恩醫院協助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E. King)建立醫院後，繼續西行，到甘州建立診療所和教會，把福音傳到中國遙遠的西北地區。駐院傳道人宋深廣僅在1916年就帶領了128名男病人歸主，他把每個人都詳細記在生命記錄簿(Book of Life)上，並經常寫信與他們聯絡。

開封福音醫院遠近馳名，尤以外科聞名，以致偏遠地區的人都來就醫或手術。據1919年記載，有附近七省的病人入住醫院；在河南省107個縣中，只有五個縣的人沒有到過該醫院。1919年，河南省省長的母親和他的侍妾先後生病，到福音醫院接受美德純醫生診治，均告痊癒。不久，省長5歲大的兒子生重病，險些喪命。虧得眾醫護一面祈求上帝，一面全力救治，最終挽救了孩子的生命。病愈後，這孩子向施姑娘表示長大也要做個醫生傳道人。省長為此向醫院捐獻了4000元錢，以表謝意。

1918年聖誕節前，金純仁年僅八歲的小女兒掌珠，突患急性盲腸炎，送院急救竟告不治而逝，令夫婦倆傷痛萬分。聖誕節過後，他們懷著悲傷的心情，送長女歡欣和兒子立時回到山東煙臺的芝罘學校。途經上海時，金師母忽覺喉嚨疼痛，並且發高燒不退。金醫生見狀，知其染患猩紅熱(Scarlet Fever) ，立刻送醫隔離治療。同時長女也感到喉嚨痛和輕微發燒，金醫生只好也將兒子與她隔離開，自己親自陪伴在她身邊。經全力救治，母女倆相繼痊愈。為使剛剛經歷喪女之痛的金氏夫婦靠近在芝罘學校讀書的兒女，內地會安排他們到芝罘學校醫院，代替該院返國述職的霍序福醫生夫婦(Dr. & Mrs. Alfred Hogg)。而魏禮科醫生夫婦(Dr. & Mrs. Robert N. Walker)則被派去開封府接替金氏夫婦的工作。

1923年2月10日，金純仁一家四口第三次返國述職。同年5月8日，金醫生在中國內地會宣教年會上作見證，講述如何藉助醫療工作傳福音的情況。1925年夏，金醫生攜全家參加凱錫克五十周年奮興會(Keswick Jubilee Convention)，使他的靈性再次得到奮興。同年9月11日，他們在倫敦與留在英國讀大學的長女道別後，偕兒子返回中國。

當金純仁回到闊別五年的開封福音醫院之時，正是中國各派系軍閥混戰之際，醫院里躺滿了傷兵和因戰禍而受傷的平民。金純仁回來後馬上和美德純、吉培生和魏禮科四位醫生，夜以繼日地搶救傷員。1927年3月，金純仁在對一位患有傷寒病的傷兵緊急施救時，自己不幸被傳染。當時又正逢領事館下令撤僑，故耽擱兩天後，金純仁才得以乘上火車，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急救。可惜為時已晚，1927年4月12日，這位在中國勞苦30年，搶救了無數老百姓生命的基督徒醫生，卻因感染上傷寒(Typhus Fever)而安息在了中國河南這塊土地上。他的親密同工吉培生醫生如此懷念金純仁說："雖然他的心靈因中國的悲慘戰禍而傷痛，但他並不氣餒。可惜因其身心過度勞累，以致沒有足夠的體力戰勝病魔。他熱愛中國，甚至為中國人犧牲了生命，可以無愧地接受基督賜給他的冠冕。......金醫生是基督耶穌的精兵，一位熱愛傳福音的使者，又是病人最真摯的朋友。我們為他的離世而哀悼，為他已得到的獎賞而高興，並要效法他留給我們的美好榜樣，至死忠心"。這段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金純仁醫生的奉獻人生。

1915年春，北美中國內地會到多倫多遴選宣教士時，薛當即申請報名。但在體檢時，醫生發現他心臟有嚴重問題，不合格去中國做宣教士。他平靜地問醫生說："我可能活多久呢?" 醫生回答說："大概十年吧"。沒想到他竟如此回答說："如果我可以在中國服事主十年後死去，還是十分值得的"。雖然如此，他的申請還是被婉拒了。無奈中，他向遴選委員會提出請求："到中國宣教是神對我的呼召，我會自行前往。唯一請求內地會的，就是同意把奉獻款代為寄到中國去"。委員會見他情真意切，就答應把他的申請寄往中國上海內地會總部，由他們來決定。最後，總部復電："來"。就這樣，他被接納為中國內地會宣教士。

1915年10月19日，薛牧師抵達上海。在上海等候期間，他認識了來自美國肯德基州路易維爾（Louisville，Kentucky）的宣教士柳道成姑娘（Miss Irma L. Newcomb），當時她剛剛從慕迪聖經學院畢業即來華宣教。二人相識後，甚相契合。隨後，柳姑娘被分派到湖北老河口工作；而薛牧師先到安慶語言學校接受訓練後，如愿被派往貴州安順宣教。二人書信往返四年後，於1919年11月4日在重慶成婚。婚後一起回到安順，同心從事宣教工作。

當薛牧師於1916年春到達安順時，黨居仁剛剛離世不久，安順宣教站由資深宣教士裴忠謙牧師夫婦（Rev. & Mrs. Isaac Page）負責。還有一位醫療宣教士費濟華醫生（Dr. Edward S. Fish），專門負責宏恩醫院（Abounding Grace Hospital）的工作。在第一年里，裴忠謙時常帶著薛騎馬到各苗族村寨探訪佈道，或派發福音書和單張，他們的主要宣教對象是苗族人。從裴忠謙身上，薛牧師學到不少東西。

1917年，裴忠謙奉派到貴州省西部威寧一帶開設新宣教站，留下薛牧師和費醫生二人負責安順宣教站的事工。當時在安順宣教區共有4個漢人和12個苗族人福音站，漢、苗同工共12位，最遠的福音站要走五天的路程。他們以福音站為據點，經常兩個兩個的出去傳福音。1918年春，薛牧師重新擬定全盤計劃，以便更有效地推動宣教工作。

1918年春夏之間，薛牧師和一位苗族傳道人一起，巡視整個安順宣教區。看到許多苗族人生活非常窮苦，所住茅舍異常簡陋。有一次，他們到了一個名叫貴池（Kweichi）的中茶族人（Chong Chia Tribe）村寨，那里的居民多沉迷於鴉片煙和賭博。薛牧師見此情形心中焦急，極力在他們中間傳福音，以喚醒他們的靈魂，脫離鴉片和賭博的捆綁。8月，薛牧師很高興地為一位秀才施洗。這位秀才姓黃，是他的語言老師，原是衙門的訴訟師爺，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只是因為染上毒癮和賭癮，使得他傾家蕩產，幾乎淪為乞丐。但他因才學出眾，故仍能以授課糊口。薛牧師和費醫生非常關心他，向他傳福音之同時，也安排他在醫院或宣教站做些雜工。起初他雖然明白福音道理，但還是深陷罪中難以自拔。終於在一天早上，他為宣教士們的真誠所感，決心信從基督。經過一年多的觀察，見他確實已徹底悔改歸主，才給他施洗。後來費醫生聘用他在男病房中傳福音。

1918年9月，貴州省內地會宣教士會議在貴陽舉行，薛牧師藉此機會認識許多同工，並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寶貴的經驗。1919年2月農曆新年時，他到定番（今惠水縣）漢人福音站，舉行新春培靈會。隨後，又與一位楊傳道（Evangelist Yang）前往大定府（今大方縣）舉辦培靈會，大批少數民族民眾從遠近地區趕來，有100多人受了洗。會後，他們繼續北上，直到四川邊界。他們除了趕路辛苦外，還常常不分白日和夜晚，只要一有機會就聚會講道，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聚會地點有時在沒有窗戶的茅舍，有時就在牛糞堆旁。但他們看到那麼多靈魂需要拯救，就樂此不疲。

回到安順後不久，薛牧師又偕費醫生到水城（今六盤水市）一帶巡迴醫療佈道。他們一面為人看病，一面傳福音，收效甚佳，全程下來，共有93人受洗歸主。

在安順宣教，最為困難的是要求信徒不種罌粟，不吸食鴉片。因當時內戰，軍閥需要軍餉，而鴉片一本萬利，種罌粟的收益要比種植其它任何農作物高出數倍，最易致富。所以地主們租地給農民，只要他們種植鴉片；收租也只收鴉片煙。加之鴉片煙盛行，人們很難抵得住鴉片的誘惑。薛牧師為此到處奔走呼號，雖然四面受敵，但他毫不退後。也有信徒為此肯付代價，為主作出美好的見證。1920年12月3日那一天，全貴州各教會同心向神禱告，呼求主的拯救！

1920年，直、皖兩係軍閥開戰，雲、貴、川三省亦隨之陷入內戰的漩渦，各方軍隊來往不斷。1921年三、四月間，兩派軍隊在安順爆發大戰，造成許多平民傷亡。宣教站內住滿了難民和傷兵。薛牧師時常冒著槍林彈雨照顧、安撫受難群眾，向他們傳福音。他還應當地父老鄉親之請求，出面向交戰雙方軍隊為百姓求情，要求他們息兵罷戰。

兵荒馬亂之中，不少人被迫落草為寇，因此社會治安不靖。宣教士和傳道人出門傳福音，難免遭遇盜賊的危險，因此許多聚會都無法如期舉行。直到1923年4月，薛牧師他們才得以在安順為各地同工和義工舉行一次為期三周的查經班。與會者中間有13位義工，分別來自大花苗（Big flowery Miao） 、小花苗（Small Flowery Miao）、漢苗（Han Miao）和中茶等四個少數民族。他們都是各地教會的骨干，平日務農，其余時間管理教會，主日時主持崇拜。他們很需要這樣的造就與培訓。

安順宣教站還有男女學校兩所，到1923年時，男校有學生100名；女校60名。除一般學科外，學校也開設聖經課。多年來，薛牧師他們苦心經營，默默耕耘，以期從學生中間多結些果子。

薛牧師自1919年11月結婚成家後，安順宣教站因此多了一位同工，薛牧師也多了一位好幫手。1921年4月26日，長子約翰（John Milton）在安順出生。1923年3月，師母忽患嚴重眼疾，需立刻到上海求醫。當時，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盜賊猖獗，極不安全。他們雖然謹慎選擇路線，但沿途還是先後遭遇三伙強盜打劫，雖損失一些財物，卻能保全性命，抵達上海。待眼疾痊愈後，薛氏一家三口獲總部批準返國述職，於7月14日返抵加拿大。1924年3月19日，幼女路得（Ruth Irene）在多倫多出生。9月12日，他們帶著兒子約翰和僅六個月大的女嬰路得再次來華，經上海返回安順。

1926年5月，上海總部執行委員會萬守堦教士（William H. Warren）到貴州訪問少數民族教會。薛牧師陪同他先後到騰藤（Tenten）、亭南（Tingnan）、嵐龍沖（Lanlongchiao）、和日寬（Heorikuan），以及方麻葩（Fangmapa）等地看望教會和信徒。所到之處，他們受到信徒熱烈歡迎。為了參加聚會，許多信徒翻山越嶺，帶著干糧遠道而來。為使薛、萬二人免遭強盜襲擊，有一次，竟有三、四十個苗族信徒全副武裝遠道前來迎接他們。每到一地，他們都與信徒一起聚會、講道、唱詩贊美神；或同守聖餐紀念主；或在清澈的溪流中為信徒施洗。整個行程充滿神的帶領和祝福。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攻佔南京，不久發生了外僑被殺的"南京事件"。為保障外國僑民的安全，歐美使領館先後發佈命令撤僑。薛牧師接到命令後，偕全家起行，先到雲南府（今昆明市）與美國宣教士蓋美蓮姑娘（Miss Mary I. Craig）會合，然后結伴同行。4月初，他們到達雲南邊境的羅平。8日晨，由百名軍人護送他們離開羅平。然而，9日下午，他們突然遭到山間盜賊的伏擊，薛牧師與其幼女路得慘遭強盜殺害。蓋美蓮事後記下當時的情形：

當三個強盜逼近我們時，我們對他們說，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請不要傷害我們。但他們完全不理會，一個強盜對抱著3歲路得的薛師母開搶，子彈射向路得的頭部，從她左耳而出，穿入薛師母的左手腕，裂開一條傷口，她便倒在地上。同時，另一強盜拿他的刺刀直戳薛牧師。當時我正照顧著驚惶失措的小約翰，並沒有留意薛牧的師被刺，見他躺在地上，以為他只是暈倒而已，還想去叫醒他。但薛牧師的僕人告訴我，他是被刺殺的，看到他左肩下很大的傷口，我知他是即時被刺死亡的。小路得15至20分鐘後，在昏迷中去世。就這樣，我們的弟兄抱著他的女兒，一起回到天家"（《捨命的愛》，第388頁）。

從1916年4月薛牧師被派到貴州，到1927年4月9日在雲南遇害時止，薛牧師已超過他"十年在中國服事主"的心願。同年5月3日夜晚，在多倫多錫安堂為薛牧師舉行的追思禮拜上，內地會的代表李道田牧師（Rev. Edgar A. Brownlee）追憶了薛牧師在貴州的工作："從他到安順開始，共有1,081位受洗，並有979位常守聖餐。在這宣教區內，他負責監督8間教會和16個由中國同工主持的福音站。除他以外，還有四位宣教士同工。負責六間學校和一間醫院......"（同上）。

強盜們除殺害了薛牧師和小路得外，還俘虜了薛師母、小約翰和蓋美蓮。當他們在附近村莊停留時，在薛師母的哀求下，強盜們允許她們把薛牧師和小路得的屍體搬回村里，稍加洗滌，一起放入一口木棺中。之後的一周，強盜帶著她們逃避官軍的追捕。4月16日清晨，強盜們釋放了蓋美蓮，卻仍把薛師母和小約翰扣作人質。後來在多方交涉與營救之下，母子倆才終於在約兩周後獲釋回到昆明。5月6日，他們與其他宣教士一起繞道越南，撤退到上海。

蓋美蓮獲釋後，立刻寫下"雲南慘劇"（The Yunnan Tragedy）一文，其中一段這樣描述道："薛師母在如此悲傷中，仍然堅定不移。雖然經歷這樣重大的打擊，她對神沒有半點怨言，並且深信衪引導前面的路。我想沒有人可以想像，當她孤單地和小約翰仍落在惡人的手上時，是何等痛苦的遭遇。但是，我們堅信，父神知道這一切，也一定會與她一同度過，永不會離開她！"（同上，第389頁）正如蓋美蓮所堅信的，堅強的薛師母並沒有因這場慘禍而退縮，相反地，她繼承丈夫未竟的事業，一直留在中國工作，直到1931年8月8日才退休返國。

平陽府是山西南部的重鎮。早於1895年，威爾遜醫生（Dr. William Millar Wilson）就來到這里，租屋開設了一所臨時醫院和戒毒所，並附設了一所小型醫學院，邊行醫，邊傳道，同時培訓二、三位中國醫學生。1900年，義和團亂起，威爾遜醫生和夫人克莉絲汀（Christine），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亞力（Alexander）一起，被義和團民殺害。亂定後，威爾遜之弟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本著耶穌基督的愛與饒恕之心，以德報怨，捐贈一筆巨款，要求在平陽府興建一所醫院來紀念其兄長一家。為此，李鴻懿教士購置下一塊地，其上是一些殘舊寺院和破爛房屋。但苦等多時，沒有合適人選前來建院。直到柯維忠到來後，他們才於1907年秋正式開始籌建工作。翌年5月7日，山西省內地會監督陸義全牧師（Rev. A. Lutley）主持了奠基典禮，基石上以中英文鐫刻著："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約翰福音10：10）。

醫院開工興建後，由文望道教士（Mr. Samuel G. Wiltshire）負責監工。一切工作就緒後，柯維忠得有時間前往上海，於1908年6月24日，與胡如芳姑娘（Miss Dorothy M. Hunnybun）結婚。胡姑娘也是來自英國的內地會宣教士，於1904年11月到達上海，在揚州語言學校經過半年的語言訓練後，被派往山西省大寧宣教站工作。因其生病，柯維忠曾多次前去為她治療。二人因此相識相愛，遂結百年之好。

1909年2月，威爾遜紀念醫院落成，取中文名"善勝醫院"，正式開業。該醫院包括診療中心、大禮堂、可容納120至130人的候診室、診療室、手術室和藥房等。此外，還有多個病房，以及專為戒毒者設立的兩個禁煙房。開業時，山西省各地宣教士和信徒，以及平陽府縣長、士紳及工商各階層人士，皆前來觀禮恭賀。

善勝醫院是當時平陽府一帶唯一設備完善的醫院，其服務範圍涵蓋三百萬人。醫院開業後不到兩個月，醫院就已人滿之患。但整個醫院的的醫護人員卻只有柯醫生、護士白淑貞和助護柯師母三人，此外還有幾位中國醫護人員助手而已。他們每天早上六點半齊聚在柯維忠家里，舉行晨禱會。九點，醫院開始營業。上午門診，每周四次；下午施行手術，處理其它醫療事務。當病人候診時，他們就以圖文並茂的福音單張向病人及其家屬傳福音。院內設有中國男女傳道人。

1909年秋，柯維忠由於工作過勞，體力透支而病倒，同時伴有心臟病癥狀。因此他不得不放下工作，於1909年10月18日回英國休息治療。1910年4月19日，在內地會年會上，柯維忠報告了善勝醫院的情況，呼籲更多的醫療宣教士獻身於中國宣教。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E. King）即回應他的呼籲而踏上中國宣教之途的，並曾一度到善勝醫院協助柯維忠。

柯維忠康復後，與夫人一起於1911年9月11日返抵上海。在去平陽府途中，特意取道河南開封府，探望在開封福音醫院工作多年的哥哥柯維則醫生。沒想到，此次相見竟是他們在世時的最後一面。

柯維忠返抵平陽府之時，正值中國革命風起云涌之際，到處兵荒馬亂，生靈涂炭。在安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柯維忠曾與其他宣教士一起撤退，以避戰亂。當1912年2月再次回到山西後，他隨即主持紅十字會工作，救治傷兵及災民。由於宣教士在戰亂中極力保護難民和救死扶傷，贏得了當地人民的信任與愛戴。

1912年3月，善勝醫院重開。由於前來診病的人太多，醫院於1913年進行了擴建。柯維忠每日忙於醫療和傳道工作，不堪重負。直到是年秋天，季履義醫生夫婦（Dr. & Mrs. William Kelly）受派前來協助，才有所緩解。1914年，侯文輔醫生（Dr. Stanley Hoyte）也前來加入他們，此後長駐善勝醫院。這樣，柯維忠可有多一些時間培訓中國醫學生。

1916年12月，柯維忠攜全家第二次返英述職，直到1919年10月才再次返抵平陽府。從柯維忠當年的報告中可知，當時他培訓著九位男醫學生，而且開始培訓中國女護士。在柯師母所帶領的查經班里，有一位年輕人竟是原來義和團里的頭目！從一個義和團員到基督徒，這是何等大的改變啊！

1921年初，直隸（今河北省）、山東、河南、山西和陝西等北方五省發生嚴重旱災。一個冬日的黃昏，康富德教士（Ford L. Canfield」外出散步時，看見一個衣衫襤褸、因病餓而至半死狀態的災民躺在路邊，他馬上跑回醫院告訴柯維忠。柯聽後立刻打發幾位護士將病人抬回醫院救治。在柯維忠的精心治療下，那人活了過來，在康復期間，他每次見到宣教士時，總是打躬作揖地說："老爺，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雖然宣教士們很不習慣"老爺"這個稱呼，多次糾正他，但他仍堅持如此說，因他是出於內心的敬意。

柯師母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我們在城北小山上的茅舍休假，正準備回家的前一天，發生了一件令人興奮的事。當我們正在欣賞景色時，忽然，一位婦女跑到我們面前，非常興奮地，像發現寶藏似的，抬頭望他一眼，回頭又望我一眼，然後對隨著她跑來，比她鎮定得多的男士高興地說：'真的! 一點沒有錯，就是你們！他看來蒼老一點，你也消瘦了一些，但就是你們!'當時，我們實在想不出她是誰，但她伸出她的手來，指給柯醫生看，在八、九年前為她動過的手術，早已完全康復。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她沒有忘記在醫院所聽過的道，所學過的詩歌。她一首一首的唱給我們聽。......她聽說我們在附近，就匆匆忙忙地來尋找我們。歡天喜地談了一大堆家事後，她叫那位和善的丈夫拿一籃雞蛋送給我們，說：'如果早知是你們，我就做個大蛋糕讓你們享用了'。從這件事證實多年在醫院所撒的種子，沒有白撒，一定有結果收成的"（《捨命的愛》，262頁）。

1922年5月初，柯維忠作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基督教會議（Chines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會議期間，因突發心臟病，經過兩天搶救無效，柯維忠於5月8日逝世於師母的懷中，年僅45歲。他留下最後的一句話是：我先去見主了!"。在追思禮拜中，海恩波教士（Marshall Broomhall）如此評價柯維忠說："他是一位穩重、靈裡長進的基督徒。當我到平陽府探訪的時候，有兩件事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屬靈追求和敬虔崇拜，在這方面他都直接影響了當地教會。二是他甘心隱於幕後和提攜中國同工，這正合乎此次大會所討論有關中國教會領袖的主題。他總是設法讓傑出的中國同工展露發揮其才智，自己卻從不居功。最近我整理以前探訪山西省的照片，柯醫生被選為全省同工會議的大會主席，但拍團體照時他卻站在最後一排"（同上，263頁）。

喪失愛妻的希班頓決定賣掉令人傷感的莊園，搬到靠近自己家人的地方居住。但當他帶著所得的大筆現金，騎馬返家的路上，不幸遭遇歹徒襲擊身亡。父母雙亡後，13歲的希祝虔到杜蘭城與祖母同住，並得以進入當地一所中學就讀。他不願向祖母要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故每天早上五點到一間食品市場打工。身為長子的希祝虔還獨自擔負起照顧弟弟們的責任，暑假時到德州的油田去打工，雖然油田的工作非常危險，但是油井的工作待遇優渥。每天中午休息的時間，他自己就找個角落讀聖經。在油田的工人，由於離家在外，再加上高危險性的工作，心靈多孤寂憂慮，但他們看到祝虔的臉上，卻時常流露出平安與喜樂。終於有一天，有幾個人來到祝虔讀經的角落，請求祝虔帶領他們查經、禱告。應油田工人的請求，祝虔改變了自己的計劃。暑假結束後，他留在油田中繼續帶領查經禱告和聚會，同時亦應邀到榆景鎮（Elmview, Texas）的教堂去牧會，那時他才17歲。

19歲那年，希祝虔辭去德州油田和榆景鎮教牧的工作，回到奧克拉荷馬的杜蘭城，一邊打工，一邊在東南師範學院讀書，同時還在一所鄉村教堂講道。兩年半以後，他轉到了奧克拉荷馬浸信會大學就讀，在那裡認識他未來的妻子露易絲（Louise）。希祝虔在奧克拉荷馬州大畢業後，又到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城的神學院進修。露易絲則照著原來的計劃要在三年內拿到學位。就在露易絲畢業那年，即1934年9月6日，他們在露易絲父母――海瑞克夫婦的家中結婚了。

婚後，年輕的希氏夫婦住在肯塔基的馬窟鎮（Horse Cave, Kentucky），因為當時希祝虔仍在神學院深造，同時在馬窟鎮牧養教會。有一天，露易絲接到"海外宣道部"麥德理先生（Dr. C. E. Mddry）的電話，約他們馬上趕往維吉尼亞州的列治文（Richmond, Virginia），到美南浸信會的總部面談。原來是浸信會在廣州的"兩廣神道學院"（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長梁根（Theron Rankin）博士即將離職，需要一位校長人選來接替他。面談之後，總會認定希氏夫婦是最理想的人選。於是，他們立即辭別了馬窟鎮的教會，匆匆與親人道別，於1935年12月13日搭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前往中國。那年，希祝虔才25歲。

希祝虔和露易絲到達廣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廣東話（粵語），這是一個非常不易學習的語言。在紀好弼醫生（Dr. Rosewell H. Graves）的鼓勵下，希祝虔在一年內即打下良好的粵語基礎。當語言學習告一段落後，希祝虔一面在兩廣神道學院教書，一面在東山浸信會堂負責講道和主日學的工作。他也經常搭乘公車，到附近的村鎮去講道，生活非常忙碌。有一次，希氏夫婦到一個小島上度週末時，希祝虔不幸染上惡性瘧疾，當即被送到香港一家英屬醫院急救。雖然他昏迷多日，但最終總算被搶救過來。

1936年10月，希氏夫婦第一個女兒誕生了。但這個小生命來到世上只幾個小時，便悄悄地走了。他們心中哀痛萬分，把她小小的身軀埋葬在附近一個宣教士與家屬的墓地里。1937年7月，但他們第二個女兒降臨時，正值"盧溝橋事變"之後。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夜晚，這個小生命也未能留住。他們懷著悲傷心將次女埋葬在她姐姐的旁邊。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1937年7月底，北京和天津便告淪陷。由於廣州是中國國軍的軍事基地，因此遭到日軍飛機猛烈的轟炸。希氏夫婦的房子是西式建築，比一般民房堅固，所以每天有許多人跑到他們家躲避轟炸，屋子裡打滿了地舖。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懷有身孕的露易絲接受美國領事的命令前往廈門居住。就在廣州淪陷後一個星期，他們的第三個孩子誕生了，這是一個男孩，露易絲為他取名為"祝虔·班頓·希"（Eugene Benton Hill），沒過多久大家都叫他"小虔"（Little Gene）。

由於日軍的侵擾，安全堪憂，露易絲只好帶著嬰兒從廈門轉往香港避難。希祝虔牧師則繼續堅守在廣州東山郊區，利用自己美國人的身份，成立"救饑中心"，救助了無數的難民，同時他也把福音傳給患難中的人們，使人克服戰爭的恐懼，帶給人希望與平安。當時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離，整個東山區只剩下他一個"洋人"。每個禮拜日，希祝虔除了在東山教堂，還要去其他幾個教堂講道，他更要盡力地保護當地的百姓。有一天，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八十歲的老嫗，每天都遭到日軍們的強暴，再加上沒有食物，許多人已奄奄一息。他就親自開著卡車到安老院，把這些老人接到兩廣浸信醫院，安置在隱秘的地下室裡住下。有一次，日本兵到醫院裡搜尋，對著希牧師大吼大叫，並用刺刀刺傷他的身體，頓時血流如注。為了保護這些老人他險些喪失自己的性命。

1940年，希祝虔與妻兒回到美國度假。但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寶貝兒子小虔不幸從五層樓窗口墜地身亡，當時他還不到兩歲。萬分悲痛中，他們把小虔葬在奧克拉荷馬的祖墳內，然後希祝虔仍按照原計劃到肯塔基的神學院進修。長期勞累，再加上巨大的喪子之痛，希祝虔終於病倒了。醫生檢查之後，發現他已患了嚴重的胃潰瘍，情形非常危險。為了能使身體盡快復原，盡早回到中國宣教工場，他們接受安排，到氣候比較溫暖的德州聖安東尼奧去療養。後來他的胃被切除只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

1940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把美國捲入了世界大戰。由於局勢緊張，希氏夫婦一時無法前往中國。他們只好先回到奧克拉荷馬州待命。1941年9月1日，露易絲又生下了一個男嬰，取名約翰。雖然喜獲麟兒，希祝虔仍然忘不了他在廣州的主內弟兄姊妹，一直焦慮地等待時機奔赴中國。一直到1945年8月，希祝虔才拿到護照。但這次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成行，因為露易絲和小約翰的護照未被批准。

希祝虔是戰後第一批回到中國的宣教士之一，也是第一個回到廣州東山的人。當時的廣州百廢待興，一人要當十人用。由於人手奇缺，希祝虔只好臨時兼任校長，擔負起恢復兩廣神道學院的重任。1946年，西方宣教士陸續回到中國，露易絲和小約翰也於同年6月來到希祝虔身邊。當時"兩廣浸聯會"的主要事工是教育。1946年9月，秋季開學的時候，在東山的本校、以及在鄰近諸省分校的學生，包括高中、初中、小學和幼稚園，總共有8500多學生。不幸的是，國共內戰又起。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之後，西方各國差會紛紛撤離。希祝虔夫婦所屬的"南中國宣道會"（South China Mission）決定留守不動，希祝虔一家也繼續留在東山。廣東解放後，形勢完全改變。共產黨軍隊占據了東山校園，還利用校園廣播站進行宣傳。學校的教職員工都要被集中接受政治教育。最後，中國政府向所有外國宣教士下了逐客令，希祝虔一家於1951年離開他們所愛的中國。

回國後，希祝虔的身體狀況很不好，必須要徹底休養，醫生停止他演講和講道六個月之久。待身體復原後，他馬上到各處演講，讓大家瞭解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他和露易絲雖然心繫中國，但中國的大門畢竟是關閉了。不久，海外差傳部決定開拓新加坡----馬來亞地區，希祝虔夫婦成為最佳人選。1951年10月，他們再度搭上威爾遜總統號，經日本、菲律賓到達香港；再換乘一架小型飛機抵達新加坡。希祝虔在新加坡最早的福音據點在甘榜士叻（Kampong Silat），吸引當地許多青年人，很快教會就興旺起來。不久，一對從香港神學院畢業的年輕夫婦----麥希真和陳永萱，應召前來，成為希祝虔的同工，並成為該教會的牧師和師母。麥希真牧師日後擔任新加坡神學院院長，成為普世華人教會的名牧。

在希祝虔夫婦到達新加坡以前，新、馬地區只有三間浸信教會。他們的到來，是美南浸信會在東南亞工作的起步。作為行政主任，希祝虔穿梭往來於新、馬各島嶼、城市、鄉村和叢林，開拓工場、建立教會、布道、主領聖餐、為人施浸、以及帶領各種聚會。在東南亞五年期間，由於過度的勞累，希祝虔曾發生三次嚴重的胃出血。有一次他連續流了幾天的血，昏迷不醒，以至於連醫生都放棄了，交待露易絲去準備後事。後來雖然奇妙地恢復了，但需要較長時期的休養。直到總會差派提普敦夫婦（Dr. & Mrs. Tipton）接替他們的工作，希祝虔一家才不得不回美國休息。

1955年6月，希祝虔一家在歸程中，順訪聖城耶路撒冷。回到得克薩斯州後不久，希祝虔接受醫生的建議，再次做了胃切除手術，此後他的健康情況明顯地改善。總部安排他去維吉尼亞州，負責總會中宣教教育部門（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Education）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和露易絲馬不停蹄地到各處演說，介紹東南亞的宣教工作。他的工作包括策劃宣教工作、招募新宣教士、募款、編印發行各類期刊、與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們的聯絡通訊，以及供給他們所需等等。在他任期內，宣教教育部擴展了一倍；他也曾作了四次的海外旅行。

1975年底，希祝虔年屆65歲時，正式申請了退休。晚年專心致力於在華人中間的宣教和牧養工作，成為華人的好牧師、好朋友。他幫助列治文華人教會建教堂；幫助在維吉尼亞州、馬利蘭州一些華人教會成長。他曾為列治文的華人主持了27個婚禮和72個喪禮；他甚至幫助華人辦理各樣瑣碎事務，包括到法庭作翻譯，協調糾紛等。希牧師可說是在列治文的華人中，闡釋基督之愛最完備的一個人了。他雖然是一個資深的宣教士和教會領袖，但總是默默地作著幕後的工作，許多人都深深地被他柔和謙卑的樣式所感動。希祝虔那溫煦而又誠實的人格像磁鐵一樣，把來自各個不同背景的華人，緊緊地吸引在一起。

1989年夏天，列治文華人教會開始計劃建堂，並為此選出一個建堂委員會。最初教堂的草圖是由希祝虔設計的，再經由在大學中教授美工設計的容靈光先生把它勾畫成透視圖。據容靈光弟兄說，當他要把完成的透視圖拿出來時，非常的緊張，因為他把希祝虔草圖中的許多地方都更改了，很擔心希祝虔看了會不高興，沒想到，希祝虔看了非常的喜悅，直誇他畫得好，他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才落地。雖然在委員會中沒有哪一個人比希祝虔更適合做主席的了，但是，自從他在中國大陸時開始，就一直禱告期望在中國信徒當中，興起領袖人才來為主做工。所以，他自始至終都扮演著配角，為的是要讓華人弟兄們，有更多操練的機會。雖然，在建堂的舞台上，希牧師甘居幕後，但實際上，他是最為忙碌、也最為重要的人。他不但為維州浸聯會和列治文浸聯會，遊說到兩筆最大的貸款，平時到其它美國教會聚會或講道時，也不忘為華人教會建堂募些款項。由於他如此默默地付出與耕耘，許多會友都以不具名的方式，奉獻出他們的存款。在美國建房子，所要交涉的官僚機構很多。由於建堂委員們平常都要上班，沒有時間與這些機構交涉，於是希祝虔便扛起了這些令人無奈，卻又非做不可的事情。光是為建築許可這一件事，他就往四十分鐘路程以外的郡公所跑了五十次左右。那裡的辦事人員看他每天坐在旁邊，為華人教堂的建築許可耐心地等待著，便對他說："你可騙不了我們，你是一個中國人準沒錯！"除了郡公所以外，其他與電力公司、電話公司、消防局、環保局、包工等的聯絡事項，也都是他在跑腿。大家看他如此辛苦，都勸他多保養自己身體，注意休息。但是他說："你們還有時間，我卻沒有了"。

當一切準備就緒，終於舉行破土典禮後，希祝虔便成了全天候的監工，每天督促包工，查驗各項工作是否作得完善，結果僅用半年時間，整個教堂便差不多完工了。1991年10月12日，列治文華人浸信會舉行了獻堂典禮，參加的人數近三百多人。許多會友都忍不住喜極而泣。此前希牧師自己曾說："列治文華人教會將是神交給我的最後一件工作了"。

1992年聖誕節臨近時節，冰雪交加，氣候寒冷。12月10日那一天，希祝虔在家里準備講章，因為他要於12月13日主日到諾福克的第一華人浸信會講道。午餐後，他和露易絲開車出去買東西，回家的路上，因路滑車子失控，不幸與一輛貨柜車相撞，致使他自肩膀以下的身體都失去知覺。但他的頭腦一直清醒，還一再關心妻子是否受傷，並關照她說："你要打電話給艾伯·劉，告訴他我禮拜天不能去了。也許你可把我寫好的信息寄給他，他可以唸出來，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不久，希祝虔在馬利蘭州的長孫艾倫和他的妻小，在波士頓的次孫布魯士，以及教會的牧師和幾位會友都先後趕到醫院。在眾親友的禱告及交談中，希牧師漸感呼吸困難，於當日晚9：30分安詳地閉上眼睛，離世與主同在了。在世享年82歲。

希祝虔的追思禮拜在星期一舉行，禮拜程序單上面寫著的卻是"慶祝希祝虔牧師的一生"（In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Dr. Eugene L. Hill）。許多與會人士穿著的不是黑色的禮服，而是色澤鮮艷活潑的衣服。可容納近千人教堂里坐滿了黃皮膚、白皮膚和黑皮膚的人，這是希牧師那超越種族的愛把這些人凝聚到一起的。所有認識他的中國人皆深有同感：他比我們中國人更愛中國人，也更能為中國人犧牲。他愛中國人是如此之深，以至他入殮時，身上穿著的是那襲他最喜愛的長袍馬褂。追思禮拜最後由孟渝昭牧師以國語祝福結束："正如當年以利亞離去時以利沙所作的禱告一樣，願主將賜給希老牧師勤懇、忠心、愛主的心，尤其愛中國人靈魂的心志，更加倍的賜給我們。阿們！"在《列治文新聞快遞》報紙上一則報道中，引用了一段列治文浸信聯會主席查爾斯·南恩（Rev. Charles B. Nunn）的感言："希祝虔雖然有一個盎格魯（白種人）的身體，內里所包藏的卻是中國人的靈魂"（He may have an Anglo body, but he had Chinese spirit.）。

1923年冬，經教會會友宋發祥介紹，李德全與時任在北平陸軍檢閱使的馮玉祥相識，彼此情投意合，遂於1924年2月19日結爲夫婦，北平亞斯立堂(今崇文門堂)牧師劉芳為證婚人。婚禮後，李德全問馮玉祥爲什麽喜歡她，馮答曰："我喜歡你的天真率直"。隨後馮反問她爲什麽要嫁給他時，李笑答："是上帝怕你不爲民辦事，派我來監督你的"，此事一時傳爲佳話。婚後李德全肩挑家庭重擔，精心照顧子女，生活樸實無華。她和馮玉祥共養育了一子三女：馮洪達、馮理達、馮穎達和馮曉達。馮洪達早年留蘇，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北海艦隊司令員；馮理達，著名病理學家，曾任海軍總醫院副院長；馮穎達留學於蘇聯列寧格勒醫學院，1950年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工作；幼女馮曉達，1948年不幸與父親一起在黑海輪船上遇難。

1928年，李德全在北平創辦求知中學，並附設小學和幼稚園，招收貧家子女免費入學。1932年與馮玉祥一起在泰山創辦了15所小學。1935年到南京後，她聯合知識界婦女，成立"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1937年3月10日，李德全和宋慶齡一起創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擔任副理事長，宋慶齡擔任理事長。該保育會在抗戰期間搶救戰地兒童，收容教養兒童3萬余人。後又組建"中國婦女聯誼會"，任主席。1946年，李德全赴到美國紐約出席世界婦女大會，提出"聯合世界各國婦女為爭取民主和平而奮鬥"以及"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發動內戰"等提案。1948年回國後，李德全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10月19日，李德全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衛生部部長，成為中國第一個女部長，直至1964年。後來，她還先後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職務。1972年4月23日，李德全因病在北京逝世。

永豐是一塊福音硬土，要得人信主非常不易。她們辛勤工作多年，到1915年時，僅有八人受洗歸主。1916年，安姑娘返國述職，永豐宣教工作的擔子就落在席愛仁一個人身上。長期辛苦勞累使她的體力透支，健康受損，故當安姑娘於1917年回來後，她即返國調養身心，直到1923年再次來華。

1923年2月，席愛仁被安排到樂平工作；1925年又到吉安；1926年初再轉到永新，與康月娥（E. Cajander）和顏懿廉（E. E. Ingman）同工。席愛仁為人安靜，工作勤懇，輔助康月娥料理福音站和男、女校各項事工，成為康月娥的得力助手。

1925年以後，中國政局動蕩不安，軍閥混戰，國民革命軍北伐。1927年4月，在南京又發生外僑被殺的"南京事件"，歐美使領館下令撤僑，許多西方宣教士也紛紛徹到沿海城市。但席愛仁和康、顏三人卻堅持留在永新，沒有撤退。從顏懿廉所遺書信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她們堅持留下來的理由："......經過長時間的等候禱告，確實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們留下來看守這個宣教站。倘若我們離開，房子必定擠滿那些極不容易請走的人。當然，許多信徒聽見我們的決定後非常高興，因為這是神答應了他們的禱告"（《捨己的愛》，第358頁）。但當時的環境確實充滿著危險，大街路旁的墻上張貼著"打倒基督教"的標語，一些極端分子處心積慮地要搶奪她們的財產。三位女宣教士還要想方設法和政府軍周旋，因他們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站在門前阻止那些不守規矩、試圖爬墻入內偷摸東西，或騷擾破壞的官兵；同時她們還要盡可能地與軍官們保持和睦關係，與他們聊天，送福音書和單張給他們，或為他們診病，以爭取他們的友善。

永新地處國、共兩軍爭奪的要地，自1928年以後，永新幾經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設施幾乎被摧毀殆盡，席愛仁她們不得不隨當地百姓四處逃難。1928年5月，共產黨工農革命軍佔領永新，她跟隨康月娥逃往吉安。當戰事稍緩時，她們就立刻回到永新宣教站。1929年11月27日，永新、寧岡和蓮花等地再度落入紅軍手中，整個地區的教會工作均告停止，同時亦有基督徒被殺或被捕的事情發生。當時在永豐宣教站的任姑娘（Miss M. E. Keranen）和農姑娘（Miss T. E. Sihvonen）需要人幫忙，故請求席愛仁過去相助。她不顧自己體弱多病，毅然前往。但途經吉安時，她還是病倒了，只好暫時留在吉安養病。不久，康月娥和顏懿廉亦歷盡艱險逃到吉安，三人得以重聚。

1930年1月底，紅軍進佔吉安。席愛仁拖著病體，與康月娥和顏懿廉一起，隨大批難民北逃。為照顧她和年邁的康月娥，她們改從水路乘船北上，欲逃往樟樹鎮（今清江）避難，卻不幸在途中被紅軍發現而被捕。康月娥因不堪忍受驚嚇、凍餒與苦虐，三天後便與世長辭。不久，席愛仁和顏懿廉也相繼遇害，將其寶貴的生命獻給她所愛、所服務20年之久的中國人民。

1933年，李文鼎被正心中學美籍校長榮我華女士保送到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就讀高中，一切開支由正心中學負擔，並每月另支付八塊銀元作爲生活補貼。這讓家境不太殷實的李文鼎很是感恩，亦非常珍惜這學習機會。在校期間，她各項成績優秀，成為該校的"模範生"。校園的崇拜生活，更使她被基督之愛所激勵，也堅定了她一生奉獻爲主傳道的心志。

高中畢業後，李文鼎先返回正心女中附小任教，不久又赴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深造。後因日軍進逼而流落至西安，幸得沈子高主教救助，容留在培德小學教書。一年後被送至成都華西協和神學院讀書，期間聽過許多著名的神學家、佈道家如趙紫宸博士、沈子高主教，以及施玉方博士的講課和講道，這對她在靈性與學識的增長大有裨益。畢業後返西安傳道。

1944年，李文鼎與重慶衛理公會的羅定興牧師結爲伉儷，之後在重慶戴家巷福音堂傳道。1946年，羅定興受委派赴美國舊金山衛理公會神學院留學深造，不料在途中病故。施玉方博士、重慶靈修學院院長賈玉銘牧師等人都以基督之愛安慰她，她自己亦從聖經的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無語"，深得安慰與激勵。這句話也成為她一生最愛，並激勵她一生的經文。不久之後，痛失愛偶的李文鼎攜子返回故鄉碭山繼續爲主傳道。

1949年，李文鼎在南京金陵神學院進修一年獲碩士學位，然後被派到江甯縣江守鎮福音堂傳道。1956年，衛理公會、聖公會華中聯誼會在南京召開，李文鼎與王淑德、李振英、陳悅音等四人被按立爲牧師，成爲新中國成立後首批女牧師之一。之後即調往江蘇鎮江大西路福音堂，在此事奉主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文鼎遭受迫害，"務工改造"。1970年被遣返故鄉碭山務農，獨子羅明被逼致瘋。1977年，她再次執起教鞭，在孟飯棚中學教授英語九年之久。

1987年，李文鼎主持碭山東關福音堂復建工作（該福音堂始建於1911年，首任牧師爲德國人谷約翰，其後是谷約翰之子谷保羅），自此出任碭山縣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任，管理全縣教會，直至2007年退休。二十年間，碭山縣教會飛速發展，從12個教會、千名會友發展到130多個教會、四五萬余會友。

李文鼎牧師雖因薪水低少而生活窮苦，但事奉勤勉、樂善好施之心不改，爲人感佩。她的中學老師、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世界首位華人植物分類學家胡秀英女士曾多次寫信給她，予以勉勵。

2009年7月2日，李文鼎牧師安息歸天，在世寄居93年。她一生生活清貧，歷經坎坷，忠心事主，服務江蘇、安徽等地教會長達7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