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於1785年生於蘇格蘭阿伯丁郡的肯尼蒙特（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6歲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由於家境貧窮，米憐幼時即需出外牧羊。長年與羊群、牧童為伍，使他舉止粗野，污言穢語成習。幸於當地得遇敬虔之基督徒的幫助與引領，不但學得編筐與理麻等謀生之技，而且始知基督信仰之真道。米憐16歲悔改歸信耶穌基督，受洗加入教會之後熱心追求，靈修、禱告不輟，更立志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上帝。
1809年，24歲的米憐決志奉獻自己做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遂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當時倫敦會正在物色人選去中國協助馬禮遜工作。當米憐與遴選委員們面談後，卻被認為不符合去中國做宣教士的資格。因為他們覺得米憐舉止言行較粗俗，文化素質也比較低。而去中國這種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宣教，一定要像利瑪竇、馬禮遜那樣的飽學之士，而且受過醫學和科學方面的訓練才夠資格。他們擔心他去中國會給馬禮遜幫倒忙，給宣教工作帶來損害，甚至遴選委員中有一人說："你去或許做個雜役還合適"。米憐前往中國宣教之心迫切，隨即回答道："只要是關於宣教的服事，無論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幹。......我願去洗衣、燒飯，做馬禮遜博士的僕人，服侍他，只要讓他專心傳道，我什麼事都可以做"。他的勇氣和謙卑感動了委員們，最後被宣道會所接納，並送他去高士坡宣教學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訓練。米憐以行動證明了自己，1812年畢業後，即被按立為牧師。同年8月，與麗切爾小姐（Rachel Cowie）結婚，不久便帶著新婚妻子登船啟程前往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中國。
米憐攜夫人於1813年7月4日抵達澳門，成為第二位來華新教宣教士。他們的到來，使在華孤軍作戰逾六年之久的馬禮遜夫婦備感歡欣。在他們抵達澳門的當天，馬禮遜在日記中表達了欣喜之情: "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來，是我七年來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為事實了，真令我樂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願望，並且經常為此事禱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來，除去她的寂寞，與她一起忠誠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會因米憐夫人的到來而喜出望外"。由於澳門葡萄牙總督不准米憐在澳門居住，他只好留下妻子與馬禮遜夫人同住，自己轉往廣州。馬禮遜先安排、幫助米憐學習中文，以便日後能一起將聖經翻譯為中文。
學習中文對初到的米憐極具挑戰性，他曾如此形容說："一個人要想學好中文，必須具有銅的軀體、鐵的肺腑、橡樹的頭、彈簧的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般的記憶和瑪土撒拉的壽數"（注：瑪土撒拉是聖經中最為長壽的人物）。留守在澳門的米憐夫人，於1813年10月14日生下長女Rachel Amelia。 由於米憐在廣州也不被准許長久居留，天主教背景的葡國政府又不歡迎新教傳教士留居澳門。六個月後米憐只好離開中國，前往爪哇、馬六甲和檳榔嶼，尋找合適地方作為永久性宣教基地。
1814年，米憐成功地在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當時統治馬六甲的荷蘭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撥地給他們興建宣教總部。1815年4月，米憐攜眷前往馬六甲開拓宣道工場，同行的還有馬禮遜所推薦的刻板印刷工匠梁發。在這次航程中，米憐夫人又誕下雙胞胎男嬰，其中之一，就是後來倫敦會著名宣教士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這對孩子的出生，為漂泊異域的夫妻倆平添了無限的喜樂。
為突破清廷嚴禁傳教及禁印福音書刊的法令，米憐一到馬六甲就開設印刷所，在梁發幫助之下印刷中文聖經、佈道書冊及福音單張，並和馬禮遜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自任編輯。米憐說："當宣教士不能親自向人傳福音時，他的責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書刊）出去。誰說這些平安的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不會把一個民族為主預備好呢？" 1817年11月，馬禮遜和米憐二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為成立"恆河以東宣教差會"（The Ultra-Ganges Mission）擬定了計劃書，呈送倫敦宣道會審閱。計劃書的內容包括開辦免收學費的中文書院、發行中文月刊、開辦中文、馬來文和英文的印刷事業等等。
梁發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讀到聖經，以及米憐編寫的福音書冊，更為米憐的身體力行而大受感動，不久決志信主，並於1816年11月3日從米憐接受洗禮歸信耶穌基督，成為中國基督教新教第二位信徒（注：首位是蔡高），後來馬禮遜按立他為牧師，從而成為中國教會歷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可稱為米憐"屬靈的兒子"，他後來不但成為馬禮遜在華傳道的好助手，也成為不同宗派來華宣教士的福音伙伴。
首先他們要考慮的是採用何種文體來翻譯聖經。當時有人主張採用中國經典的語言，即以深奧的文言文翻譯；也有人主張採用通俗的白話文翻譯，以便於人民大眾閱讀。最後，馬禮遜決定採用《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間文體，即淺白通暢的的文言文來翻譯聖經。米憐在其《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中，道出馬禮遜決定採用這種文體的理由: "他決定採用中間文體，是因為這種文體在各方面都最適宜用在廣泛流傳的書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書籍的若干莊嚴肅穆，卻沒有使這些書籍難以明白的極端簡潔；另一方面，對一切稍微懂得閱讀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語的低俗粗鄙中。既不會使目不識丁的人感到難懂，也不會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米憐功不可沒。雖然米憐長時期漂泊於澳門、廣州和南洋群島之間，但他一直在努力學習中文，並很快協助馬禮遜翻譯、修訂中文聖經。從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記中可知，米憐已經為馬禮遜修訂新約至《希伯來書》第八章，也完成了《約書亞記》和《士師記》的翻譯，並且計劃在1818年完成他所負責的舊約十二卷書。1819年10月，米憐完成了由《撒母耳記上》至《約伯記》等十卷書的翻譯初稿。同年11月，他宣佈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工作。
舊約其他經卷的翻譯，都是由馬禮遜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其中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感覺出他如釋重負般的欣喜與感恩："藉著上帝的恩典，舊約新約全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今天完成了......。為了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我不僅長時間工作和謝絕社交，還保持耐心、毅力、鎮靜與不偏頗的判斷。既不會因為這是新的工作而執迷於偏愛的情感，也不會因為它是古代的經籍而固執於私人的成見。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聖言。這些條件，都是翻譯一本如《聖經》這樣的書所不可或缺的。......丁道爾（按：因翻譯聖經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燒死的殉道者）被綁在柱子上快要被燒死時，曾高聲禱告說：'主啊，求你打開英王的眼睛，讓他能看見！'他的祈求似乎已經上達於天，得蒙應允了。如今，讓我們以熱誠作出同樣的懇求，使中國的皇帝也能看得見吧！"
聖經譯完後，手稿送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最後的修訂和印刷工作又耗時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聖經才以傳統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為《神天聖書》。1824年，該聖經譯本由馬禮遜親自帶回英國，呈獻在英國聖經公會的年會上。可惜米憐在1822年病逝，未及見到這本中文聖經的出版。他在離世前幾個星期寫信給馬禮遜，讚譽說:"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拯救許多人的靈魂"。
馬禮遜極富遠見，當他在廣州、澳門等地埋首於翻譯聖經、編纂字典之時，就已經設想在東南亞設立一個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國大門打開之日的同時，致力於文字出版工作，並計劃建立基督教書院，培養人才。米憐的到來使他的構想得以實現。
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長米憐的主持下舉行了奠基典禮。從馬禮遜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該校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所謂恆河以東的國家，包括中國、交趾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居地、琉球地區、高麗和日本。本校將會有系統地向學生傳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導學生東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識，務求能夠給予學生深遠的影響"。此外，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恆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從1818年創立，到1843年遷往香港，在馬六甲歷時25年。前後七任校長，皆為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依序為米憐、宏富禮（James Humphrey）、高大衛（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湯雅各（Jacob Tomlin）、伊雲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漢學家的資格，例如: 高大衛翻譯《四書》；修德回英國後出任倫敦大學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認的漢學大師。書院的教師，西學由宣教士擔任，中學則由華人學者擔任。此外也聘請馬來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師，充分表現出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七位，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雖然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但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米憐的共識: 這所學校是為中國、為將來而設的。
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1844年改名為英華神學院；1856年停辦。57年後，即於1913年復校，直到今日，為中國近代教會與社會培育出無數英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中西校友中較為後人所知，甚至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有數位: 如中國文字印刷出版事業的先驅、第一位基督教牧師梁發；香港早期企業家、革命家何啟的父親、第二位華人牧師何進善；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的首席英文秘書袁德輝；中國近代著名買辦唐廷樞，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親宋佛儉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禮、高大衛先後擔任母校校長；漢學家亨德（William Hunter），著有《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等書，為早期中外關係史珍貴資料；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因其各方面出色的成就與貢獻，米憐榮獲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D. D.），故有米憐博士之稱。從一個牧養童成為一個神學博士，並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取得驚人之成就，非常人所能為。
1819年1月，米憐夫人再產下一個男孩，惟產後不久，不幸染上熱病及痢疾，於3月20日去世，年僅35歲，遺下四個年幼子女，其中最大的不滿6歲，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米憐悲痛萬分，常常以淚洗面。米憐本人亦因長期勞累，積勞成疾，身患多種疾病。但他強撐病體，在忙於各方面工作之餘，還要兼負母職，照顧幼兒稚女，其艱難可想而知。在1821年9月26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米憐坦誠相告："親愛的羅伯特：我病倒了。現在才有點力量給你寫信。臥床快一個禮拜了，嚴重的咳嗽，頭痛，心痛和肝病，折磨着我。......醫生竭力勸我出海旅行，這是最快捷、可靠的有效療法，我也相信這樣做會使我復元。但是，我怎能離開這裡呢？工作由誰來接替？印刷還要等半年，才可告一段落。英華書院的工作不能停頓，......刊物要繼續出版，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作。......請原諒我寫這封短信。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皆由祂決定"。
1822年3月，米憐不得不遵醫囑，暫時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憐回到馬六甲準備繼續工作，未料想兩天後便離開了世界，年僅37歲。馬禮遜的妻子瑪麗，從英國返回澳門之後便染上霍亂，早於1821年6月10日辭世。這一連串的打擊使馬禮遜備感憂傷。從馬禮遜1822年10月5日的日記中，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與堅韌: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歡迎米憐夫婦來到澳門，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歲便離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獨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總是好的，因為他們都是在福音的應許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崗位上。他們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的大業，直到最後一天。他們沒有一個是臨陣退縮的，甚至連最不幸的瑪麗也是回到中國之後才死亡，這令我心感欣慰"。
米憐夫婦死後皆葬於馬六甲。米憐太太的墳墓現今仍在馬六甲的一個古墳場內；至於米憐的遺體, 據信是埋葬在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下面。
]]>戴德生（Hudson Taylor）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結婚之日早晨，聖經中的一句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進入他的內心，使他大受感動，生命得到重生。從此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
戴雅各夫婦婚後，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為邦士立循道宗教會的傳道。1786年，83歲的約翰衛斯理到邦士立佈道時，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後，戴雅各帶領當地信徒，在附近針疊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禮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John Taylor）是長子，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以紡織為業，養家糊口。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輕時開始學醫，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1831年與賀雅美（Amelia Hudson）結婚。婚後，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賀爾艦長（Captain Basil Hall）所寫的《遊記》(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他們在禱告中許願：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結果神遂其所願，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從孩提到年少，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戴德生後來追述說："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對我的雙親有著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們都已進入安息，然而，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
母親賀雅美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16歲時即外出擔任家教。同戴雅各結婚後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後又生二男二女，惜兩個男孩先後夭折，只有兩個女兒存活下來。母親敬虔的榜樣，為戴德生和兩個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屬靈根基。
戴德生年少時，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Chinese）一書，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
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為此，母親和大妹賀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為他迫切禱告，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直到他得救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Barton-on-Humber）拜訪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後，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絕不停止禱告。數小時後，母親內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時刻，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一文所感動，日後他說:"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開朗，明白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說:"兩週後母親回來了，我告訴她，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她說她已知道，並已高興了兩週，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
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並急迫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多年後他回憶說:"我清楚記得，我是何等地喜樂！我將我的愛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對衪的感激之情。當我無望之時，祂已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讓我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一些捨已的事，無論多麼艱難、多麼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歡心。我清楚記得，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深深地臨到我，我確知衪已悅納了我的奉獻。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我深深記得，當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時，那不能言說的敬畏與喜樂充滿了我。我雖不知衪要我作什麼，我卻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屬於自已，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
這一重生得救的經歷，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1849年9月，大妹賀美開始到寄宿學校讀書。同年 12月的一個夜晚，戴德生寫信給賀美(Amelia Hudson Taylor)，說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當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願：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無論遭遇什麼事情，他都願意為主擺上。日後他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在全能神面前與衪立約，我幾乎要退縮，但已是不能，......從那時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國，直到如今，這信念不曾離開我"。從那時起，他聽到主的聲音對他說:"你為我到中國去"；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為中國而活。他母親說:"從那一時刻開始，他的決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學習，無一不以此為目標；也不論遭遇任何困難，他的志向總不動搖"。
從立志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以度簡樸生活；加大運動量，以鍛練身體；外出佈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學醫。19歲時，戴德生離家到赫爾(Hull)，從師於哈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刻苦的生活。母親為其健康擔憂，他回信說："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 ......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專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屍體時，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他後來作見證說: "我起先覺得憂愁，因為不能到中國去；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不會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說，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無論病況如何嚴重，我必能脫險"。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為"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脫離該差會而獨立。1831-1835年，當中國仍門戶緊閉時，郭實臘穿華服，操華語、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1844年他創立"漢會"(Chinese Christian Union)，專門雇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介紹中國，鼓動宣教，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1850年，郭實臘返歐期間，於倫敦創辦並發行了《海外佈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並深受激勵。1852年5月"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後，當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時，他曾如此說: "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國傳道會"的差派，準備啟程前往中國宣教。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約，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敦費士號"（Dumfries）輪船，啟程前往上海，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多年後，戴德生憶述當天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從母親內心絞出來的哭聲，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時，我才完全明白: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之重大"。母親日後也回憶說:"戴德生看見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來安慰我，說: '親愛的母親，不要哭，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分別，很快我們就會再相見的。想一想，我離開您，不為名、不為利，乃為一個榮耀的目標----引領中國人認識耶穌'"。
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費士號"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戴德生登岸後，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後，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開始宣教工作。但僅三個月，租屋就被炮彈炸毀。當時正逢"小刀會"起義軍佔據上海，與清軍對峙。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不但生活艱苦，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禱告祈求神的護佑。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眼見火藉風勢，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在這危急時刻，天竟下起雨來，這才使他倖免於難。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說:"(那時我)寒冷、飢餓、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實，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事實上，這正是我倒空自己，學習謙卑的時候。經歷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在祂帶領之下，勇往直前，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國傳道會"差派巴格爾醫師（Dr. William Parker）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間，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佈道。在其第八次，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為便於接近中國人，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編辮子，並穿上華服。不出所料，這次佈道效果果然明顯。在他給妹妹的信中，談到這次剃髮、梳辮的經歷:"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染髮五六個小時，......到梳頭之時，痛苦達於極點。......就因為受苦，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
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廣東汕頭佈道。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賓惠廉也受他影響，改穿中國服裝，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與那裡的"中國傳道會"宣教士祝恩賜（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學習過"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裡結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又得知差會出現赤字，遂於1857年5月，脫離"中國傳道會"，開始獨立傳道。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著兩幅對聯: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以便以設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寧波宣教期間，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瑪麗亞（Maria Dyer），並與之相愛。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在艾迪綏女士(Mary Ann Aldersey)創辦的教會女校中任教。她的父親台約爾（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來華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於澳門，葬於馬禮遜墓旁。1858年1月20日，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腦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婚後，二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次年7月，長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爾醫生返回英國，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寧波醫院。他憑著信心，和八個當地教會的中國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經歷神的信實。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門診，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聽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1859年底，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進醫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過。2月l4日他寫信給父母，請求他們在循道會中發出呼籲，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獻身前來中國宣教。他寫道:"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此地人民不斷沉淪，神卻不斷祝福我們的工作，只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需要人來幫忙。......父親啊！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同一天，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這封信中，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衪所作的，會嫌太多嗎?"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未滿週歲的小存恩，搭乘"禧年號"輪船從上海啟程回英國。同行的還有寧波教會的王來君弟兄，負責在航程中照顧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國後，還要協助戴德生翻譯聖經。當他們抵達倫敦後，戴德生立即著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三週後才踏上返鄉之路，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Dr. Andrew Clark）診斷，戴德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必須留在英國休養，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時期。在此期間，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1）1862年，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2）1861年5月，完成寧波語《讚美詩集》，1863年10月，與高富牧師（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來君的協助下，翻譯、修訂羅馬拼音版"寧波語新約聖經"。（3）如其禱告所求，於1862-1865年間，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他們是宓道生夫婦（James & Martha Meadows，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樂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敵（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筆（George Crombie）與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內地會"的創立，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從1864年底開始，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寫作。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看到這種情況，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卻無機會聽信福音，以致靈魂不得拯救，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後來，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與他共赴中國，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存入十磅英金，"中國內地會"於焉成立。接著，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中國內地會"之異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屆"蘇格蘭基督徒靈修大會"（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與會眾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出版，並在第二屆"密爾美靈修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上分發，引起很大迴響。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創刊，報導內地會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蘭茂密爾團體"啟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約翰夫婦(John & Ann Stevenson)與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國，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共計有8位，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史稱"蘭茂密爾團體"(Lammermuir Party)。
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65-1875）：紮根時期。戴德生率"蘭茂密爾團體"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11月，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內設禮拜堂、診所、藥房、辦公室和印刷室等。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身著中國服裝，男束髮辮。雖然因此曾被人嘲笑為"豬尾巴宣道會"，他們仍堅持如此行，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
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去溫州宣教。由於他只有一條腿，當地人以"獨腳番人"稱他，但他憑著對神的信心，以及對人的愛心，把福音帶給當地人。1868年他為一位名叫葉鍾傑的鞋匠施洗，使之成為溫州第一個基督徒。同年，他興辦一所男校----崇真小學。1870年結婚後，其夫人又興辦一所女校----育德女學。1880年，他們又創辦一所西醫院，此乃溫州最早的西醫院。藉著學校和醫院，使福音逐漸廣傳於溫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福音已在溫州紮下根來。
1868-1871年間，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先是揚州教案；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
揚州教案起因於法國宣教士金緘三（Joseph Seckinger）所開設的育嬰堂。1868年育嬰堂內有數十名幼兒相繼夭亡，導致謠言滿城流傳，激起民眾反教浪潮，殃及內地會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眾衝入內地會教會，焚屋劫財，造成李愛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愛妹（Emily Blatchley）、瑪麗亞四人受傷。當時瑪麗亞已懷孕六個月，急難中跳樓求生，失血甚多。事發之時，戴德生不求助於英國領事，反求助於揚州官府，騷亂方得平息。亂後，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承辦此一教案，調查結果曰："...... 嬰孩死傷雖多，並無挖眼挖心之弊，是醫生與乳媽之咎，並無教士之過。育嬰乃法國教堂之事，尤非英國教士之過。......揚城百姓之疑可釋，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後，戴德生和內地會以基督之愛化解仇恨，無任何報復之念，亦不尋求賠償。但英國政府與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為藉口，以砲艦政策對付中國，卻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舉實違戴德生本意，戴德生於事發之時不求助英國領事，而求助揚州官府，正是他不願意英國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帶，每到夏季酷暑難耐，百病叢生。西教士與其家屬，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3月，剛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戴德生忍受著巨大的喪妻之痛，將愛妻埋葬於鎮江，墓碑上刻著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兒女獻於祭壇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我眼裡的光，心中的樂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後一天，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就是將一臂摟抱著我的頸項，一手放在我頭上，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當我獨處房中，久不見愛妻身影，不聞在英兒女之腳步聲，恐怖的空虛感向我襲來，至此我方明白為什麼主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晝夜，當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祂就火速來到，安慰我。......我對神的同在與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領受，有時我不禁好奇:瑪麗亞在主的懷中，是否也能有如我這般深刻的體會?"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婦等人。福珍妮是"蘭茂密爾團體"中人，已在中國宣教五年，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後，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來華。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著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達到自立、自養、自傳。任檉園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由於他忠心愛主，勤懇作工，帶領許多人信主，故被稱為浙江教會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國內地的更大需要，在禱告中求神再預備五十或一百個中國傳道人，以便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打開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門。1874年5月底，戴德生與祝名揚（Charles Judd）進入武昌，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根據地。
據統計，"中國內地會"在第一個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個教會，56個宣教站與佈道所；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76位中國同工。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階段（1875-1885）：內地拓荒時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病重時幾至癱瘓。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他每天對著牆上的中國地圖，迫切為九省禱告；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誠奉獻、火般熱心，樂意為主生活、為主工作、為主受苦，甚至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國。結果神給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共30位，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隊啟程來華，神此時也為他們打開內地宣教之門。1876-1877一年半之內，大約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總行程三萬哩路，創下諸多個"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個進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個深入內地的女宣教士；賜醫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內地會第一所醫院；金輔仁夫婦（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對定居於內地（陝西漢中）的夫婦；麥卡悌（John McCarthy）成為第一個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國華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整整持續了四年，同時伴有蝗災與瘟疫的發生，其中尤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巡撫曾國荃如此描述說: "赤地千有餘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適逢大旱，遂投身於賑災事宜。隨後，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但她把他們托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便帶著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救助孤兒、棄兒。
1879年戴德生在山東煙台養病期間，感覺到那裡依山傍水，氣候宜人，遂萌生創立學校之念，以供內地會子弟就讀。後與祝名揚一起購置土地，購買建材，建造校舍及修養所。1881年1月學校正式開學，名之為"芝罘學校"，當時學生只有祝名揚的三個兒子。1882年招收學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預校等三個部門。學校授課一律採英國學制，高中畢業須經牛津考試，及格者可升入英國任何大學。數年後，芝罘學校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至1942年，芝罘中學男女兩校，共栽培學生2,116人，其中內地會子弟756人，畢業後獻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變後，芝罘被日軍關閉，校產為日軍接收，全校師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其中包括戴德生兒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師和奧運短跑冠軍李岱爾(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時間裡，老師們以他們全部的愛關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
從1879年開始，戴德生不顧自己的病體，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探視深入內地各處的同工。所到之處，給同工們帶去具體的幫助與關愛。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他已行過一萬五千哩以上的路程。雖然舟車勞頓，十分辛苦，但他內心卻充滿了極大的喜樂， 1880年7月他寫信給母親說:"看到福音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我心中的喜樂不可言喻。這事工值得我們為之生，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為此，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在任職倫敦內地會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協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地會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長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長子海國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倆同日啟程赴中國太原，成為日後"海家班"在華宣教的先驅者。
至1885年時，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蘇)、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國內地會"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遠至雲南、西藏。根據海恩波在《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一書中的統計，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141個宣教站或佈道所，學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國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764人。
第三階段（1885-1895）：國際化時期
在這一階段，內地會開始走向國際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佈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劍橋七傑"之獻身，在英美造成轟動；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差派宣教士來華；接著又有歐洲差會加入，成為伙伴差會。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蘇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地，成立諮詢委員會，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國際化的宣教機構。
"劍橋七傑"，即何斯德(D. E. Hoste)，施達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蓋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與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們之中，有出身貴族、巨商，有運動明星、皇家軍官，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甚至放棄巨額遺產，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把他們的青春、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他們抵華後，數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肅，甚至西藏，拓荒佈道，建立教會。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席勝魔原係一秀才，吸食鴉片成癮，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David Hill)帶領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鴉片，還廣設"天招局"，助人戒煙。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席勝魔得益良深。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為主內至交，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剛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準備加入內地會。禱告會上，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1890年2月，內地會總部落成，門前紀念碑上刻著:"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祂的國度而建"。此後四十年間，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到1929年時，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樓房不敷使用，遂將之變賣，另建新樓於新閘路，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正式成立"中國諮詢委員會"，任命范約翰(John Stevenson)為內地會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為司庫，宓道生(James J. Meadows)為浙江省監督，衛養生(James Williamson)為副監督，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安徽省監督。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 (1)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為徵召宣教士，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處奔波呼籲，足跡遍布整個英國。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國多年，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宣教大會"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並獲得一致通過:"本大會在此，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並且還繼續造成，對中國人民身體、道德與社會，無可計數的傷害，擔負起責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不遺餘力。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擔任"反鴉片協會"幹事一職，編輯《全國正義》雜誌，並著有《吸食鴉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與《英國的罪惡與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書。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來到倫敦，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傳遞內地會的異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經遴選後，最後選定14位，由戴德生親自帶領，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啟程前往中國，史稱北美"蘭茂密爾"團體。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諮詢委員會"於多倫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為《億萬華民》雜誌撰文"傳給萬民"，呼籲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此後他的北歐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國宣教士大會"上，他都一再分享這一信息，結果導致了內地會與其他差會之間的伙伴關係，並且釀成千名宣教士徵召運動。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應邀前往澳洲主領聚會，內地會澳洲分會遂應運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跟隨戴德生前往中國。1891年1至4月之間，來自歐洲、美國、加拿大的七隊人馬，共78人抵達上海；另有北歐來的北美瑞挪會兩隊50人也趕來加入到中國宣教行列，他們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時，內地會幾位資深宣教士的第二代興起，步其父輩的後塵先後來到中國。首先是戴家: 繼戴存仁於 1881年到中國之後，戴存愛(Maria Taylor)、戴存義(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後加入內地會。
其次是海家: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長子海國祿、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啟(Benjamin C. Broomhall)，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Mary Gertrude)和海寬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啟的兒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別於1921、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戴、海兩家的第二代，被分別派往江西、河南與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先是長女金樂婷（Geraldine Guinness）於1888年來到中國；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此後，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她擅於並勤於寫作，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他的兒子金立時(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魚愛光(Charles Thomas Fishe)、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衛養生、祝名揚，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加入內地會。其中，麥卡悌之子麥有德（Frank McCarthy），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祝名揚的兩個兒子，祝康寧(Frederick Judd)與祝家寧(Charles Jr.)，還有孫女祝美蘭(Kathryn Judd)，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國同工417位，福音站121個，會堂233所；教堂149所，學校46所；中國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組織建設上，先後在加拿大、美國和澳洲等地設立分會；更有挪威、瑞典、芬蘭、德國等各國伙伴差會加入，從而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不分國籍，在基督裡真正合而為一的國際性差會。
第四階段（1895-1905）：世代交替時期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政局瞬息萬變。中國的一敗再敗，激起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時常焦慮。他的身體，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助理主任，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雖然年老體衰，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繼續傳遞下去。同時他探望各個部門，為交接班作準備。他說:"我的目標，就是讓各個部門沒有我，仍然可以運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來華。剛抵上海，病痛就又發作。待稍微好轉後，他於同年11月即啟程赴重慶，參加1899年1月"華西宣教士大會"。會後病重，珍妮為他跪禱祈求，竟獲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戴德生又遠赴澳洲，推行"前進運動"。1900年4月，戴德生應邀到紐約聯合宣教士大會上主講"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屆時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亦出席歡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頓主領聚會，會間突然體力不支，思緒中斷，這是他身體嚴重耗損的結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前往瑞士休養。正當此時，在中國爆發了"義和團之亂"。7月初，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成為內地會首先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遇難。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隸19人，浙江11人，山東、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計為189人。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
當消息傳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幾乎支撐不住。他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著基督之愛，持守不索賠、不懷恨、不報仇的原則，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休養期間，戴德生心繫中國，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未料跌倒背傷重犯，以致不能行動。1902年11月，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於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啟程前往中國----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適逢"中國諮詢委員會"召開春季大會，故得以會見何斯德、范約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隨即前往揚州，度過復活節後，又前往鎮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然後乘船到漢口，與好友丁韙良（W. A. P. Martin）、楊格非(Griffith John)會面，並留下珍貴鏡頭，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會與同工，所到之處，深受歡迎與愛戴。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兩天後他在長沙去世，享年73歲，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當他離世時，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宣教站、佈道所與會堂合為1,424個，學校150所。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中國內地會之父"，也被視為"信心差會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52年後，他帶著中國人的愛，歸返天家。然而，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兒孫，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從未中斷，並且還將持續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他的兒子戴永冕（James II）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先後在河南、陝西、台灣等地，拓荒佈道，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校，為教會培訓人才；他的兒子戴紹曾（James III）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珍珠港事變後，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他的兒子戴繼宗（James IV）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繼宗"一樣，繼續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繼續關心祖宗所關心的中國。如今華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們的第六代正在成長。幾年前，戴繼宗與妻子帶著年幼的兒子戴承約，來到鎮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禱告，求那大大感動戴德生的靈，繼續感動承約，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樣，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給中國人。神的愛，藉著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後世子孫，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馬禮遜自幼便跟隨父親學習手藝，做工以幫補家計，工餘時間讀書求學。他的舅父尼克爾森（James Nicholson）是當地一位備受敬重的校長，成為馬禮遜的啟蒙老師。馬禮遜勤奮好學，頗受舅父喜愛。
馬禮遜自童年始即接觸到福音，因為他的父親經常帶領全家舉行家庭禮拜，以聖經真理教導眾兒女。馬禮遜13歲時，即能背誦聖經《詩篇》中最長的一篇，即第119篇。1798年，16歲的馬禮遜受洗加入新城堡市的長老宗教會。他曾述及自己的得救經歷: "大約在五年前，我認識到自己有罪。在那段時間，我曾經與一些壞孩子交往，生活變得放縱和世俗化。當我自我反省時，知道這是錯誤的行為，我的內心感到不安，我也開始關注靈魂的問題。我害怕會因自己犯罪而被罰下地獄，我也懼怕死亡。所以我向上帝禱告，祈求祂赦免我的罪過，引導我歸向基督。從那時起，我的生活改變了，心靈也更新了"。信主之後的馬禮遜，積極參加教會的查經、禱告和團契活動。除認真研讀聖經外，他最喜歡閱讀的是海外宣教士的傳記。他還經常借閱《海外宣道雜誌》（The Missionary Magazine）和《福音雜誌》（The Evangelical Magazine），關注那些在海外異域傳道的宣教士消息。他在日記中特別提到幾位在西太平洋傳道的宣教士，被當地土人殺害的事情。可見，長大後要到海外傳福音的種子，已悄然撒入少年馬禮遜的心田。
1801年，年僅19歲的馬禮遜受到聖靈感動，決志成為一名宣教士，到異國他邦傳福音。在向差會提出申請之前，他寫出一份題為"一個立志宣教的候選人的思考"的志願書，在上帝面前他誠實地捫心自問十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基督是否已經差遣了我？"、"我是否已有基督所教導的、對人們靈魂應有的深切同情心？"、"我是否深感自己何等不配，而甘心樂意順服基督和被祂使用？"、"我能否向基督保證: 我決不貪求個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貪圖別人的金銀財物；不追求個人的榮譽，只追求基督的榮耀？......"。當他確信自己內心對這些問題的肯定回答後，他寫道: "在遭受恥辱、逼迫、饑餓、衣不蔽體，甚至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時，我要以喜悅的心情結束生命，決不動搖。我寧願與基督同生死，而決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在上帝面前說實話，決不撒謊。我要傳播上帝的真理，決不宣揚我個人，所傳揚的乃是基督。我願為基督做教會的僕人，為要彰顯基督的救贖，引領人們來到祂面前"。
同時，馬禮遜也刻意為將來的宣教做準備。1801年6月，他開始從長老教會的萊德勒牧師（W. Laidler）學習基本的速記法、系統神學、拉丁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他在日記中許下這樣的心願: "我不知道何時能學完，只有上帝知道。這是我的願望，如果上帝把我留在世上的話，我會等到祂所賜的機會，為傳揚基督的福音做出努力。上帝啊！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你那裡。倘若你喜悅的話，求你藉著救主耶穌基督向我這個罪人施恩，在我開始這項學習計劃的時候，賜福與我。阿們"。
1802年11月，馬禮遜向倫敦霍士敦學院（Hoxton Academy）遞交了入學申請書，並陳明了自己申請入學的原因: "我有著誠摯的願望，要成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使罪人從黑暗走向光明，脫離撒但的權勢而歸向至善全能的上帝，這願望是我願意成為牧師的原因。我願成為建立教會的工具；我願捨己，走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上帝清楚知道祂要揀選什麼人來做祂的器皿，願祂的旨意成就！"
馬禮遜如願以償，入學申請獲准。1803年的1月6日，就是他21歲生日的第二天，馬禮遜到達倫敦，開始他在霍士敦學院兩年的神學生涯。在學期間，他在師生中間結交了不少要好的朋友。弗萊徹牧師（Joseph Fletcher）在回憶馬禮遜的在校生活時，如此評價說："他有極嚴謹的靈修生活和毫不炫耀的敬虔，他從來不在同學面前表現自己，而是真誠地與上帝深交。同時，他對海外傳教事工的興趣已非常明顯"。馬禮遜的同窗好友克羅尼（J. Clunie）牧師，也在他的著作《從中國傳來的聲音》中憶述說: "當時在校內沒有任何一位同學，能夠與馬禮遜的三項最偉大的特質相比，那就是: 對上帝純真的敬虔，堅持不懈的勤奮精神，以及處事的認真與熱誠"。
1804年5月，馬禮遜正式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希望成為一個宣教士。在申請信中他如此表露自己的心聲: "自從我進了神學院，每念及此，都覺得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間，一直為此事禱告。......我知道主耶穌要我們把福音傳遍天下，因為上帝的救恩是賜給各族各方，和說不同語言的人。......我認為這是我的職責：要做一個從事這項聖工的候選人。這樣，上帝才會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馬禮遜的申請很快被倫敦宣道會所接受，並推薦他前往高士坡宣教學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裝備，受教於濮固博士（Dr. Bogue）門下。同年9月，高士坡宣教學院的董事會通過決議，差派馬禮遜前往中國宣教。其後在兩年多時間裡，馬禮遜為赴中國宣教做了精心的準備。1805年，他前往倫敦，學習醫學、天文學和中國語言。他的中文啟蒙老師容三德（Yong Sam-tak）是中國廣東人，時在倫敦學習英文。他對馬禮遜的要求非常嚴格。兩人並合力抄錄了一份收藏於大不列顛博物館的新約中文譯稿，該譯稿由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巴設(Jean Basset)於1700年左右譯成，其中有《四福音》、《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等書卷。
三個星期後，1807年1月28日，馬禮遜肩負著宣教使命，啟程前往中國。由於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拒絕他搭乘該公司的輪船直航中國，他只好從倫敦的格雷夫桑港（Graresend)）搭乘"雷米敦茨號"（Remittance）貨船，繞道美國紐約前往中國。經過三個多月的海上航程，馬禮遜於同年4月12日抵達紐約。在美國各地逗留三個星期後，馬禮遜轉乘"三叉戟號"（The Trident)）貨輪再次出發。在辦理出境手續時，船長得知他要去中國宣教，即以懷疑的口吻對馬禮遜說:"馬禮遜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變中國人崇拜偶像的陋習嗎?"馬禮遜毫不猶疑地回答說:"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做成這一切"。
在太平洋上顛簸了近四個月之後，馬禮遜於1807年9月4日，抵達中國的澳門，9月8日到達廣州。人雖然安全到達了，但他所面臨的卻是重重困難與挑戰。首先的難處是居住問題，他在寫給倫敦宣道會的信中寫道："現在不僅是中國人禁止我這樣的英國人住在廣州，連澳門的葡萄牙人也禁止我住在這裡，但我堅信上帝會安排我住在中國人中間。澳門的史丹頓爵士（George Staunton）告訴我，在澳門的天主教傳教士們，都認為我是為反對他們而來的"。因此，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馬禮遜不敢暴露自己英國人的身份，充作美國人，與美國商人們住在一起。
生活上的適應更非易事。馬禮遜的親密的助手米憐博士(Dr. William Milne)，在他的《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書中，對馬禮遜的早期生活有如下之描述: "他開始嘗試進食中國菜餚，並與他的中文老師一起用膳。他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盞瓦制的油燈，又把一本書豎立在燈旁來擋風。......他學中國人留長指甲，腦後垂辮，用筷子進食；他穿中國式的長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區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難和挑戰莫過於學習中文，因為當時清廷嚴禁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違者處死。馬禮遜幾經周折，才尋得一位名叫李察庭（Li Tsak-ting）的秀才，從他學習中國文字、寫作和廣東方言。其後，他又先後從容光明（Abel Yung）和桂有霓（Kwei U-ne）學習官話，但時間都不很長久。任期最長的中文老師是葛茂和（Ko Mow-ho），從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止，前後歷八年半之久，是馬禮遜最為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師。葛茂和性情隨和，老成持重，官話、方言皆通，是他把馬禮遜帶入中國的經典世界。葛茂和於1817年離開後，馬禮遜還曾先後受教於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教授官話課程的朱靖（Choo Tsing）。
馬禮遜靠著堅定的信仰和堅強的毅力，克服了語言和生活上的種種困難，終於立足於這塊陌生的東方土地上，開拓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他的表現贏得倫敦宣道會高度的評價，在該會1809年的年度報告中，對馬禮遜發出如此之讚許: "這位由本差會派往中國的宣教士，他所表現出來的堅忍、剛毅、勤奮、虔敬的精神，讓董事們都非常滿意。我們深信，他所獻身的那偉大事業，必會取得圓滿的成就，這是可以樂觀的預期的。......以他的見識，那幾乎無人能夠懂得的語言他早已入門，他也必將那極難掌握的中文運用自如"。
1809年2月20日，馬禮遜在澳門與瑪麗·莫頓小姐(Mary Morton) 結婚，同時收到東印度公司的聘書，被聘為英國商行的翻譯員。瑪麗是愛爾蘭人，在馬禮遜眼中，她是個溫柔端莊的女性。在寫給父親的信中，馬禮遜對自己的婚姻有如此描述:"由於我已和一位我所愛的女子結婚，她又是那麼真誠地依戀著我，所以你不必再為我獨自一人生活而感到擔憂。我心中一直牢記上帝呼召我傳福音的使命。我堅信自己不會因結婚而妨礙了上帝給我的使命，相反地，我親愛的妻子瑪麗會幫助我"。
不幸的是，瑪麗身體孱弱，常受疾病纏擾。加之馬禮遜因工作上的需要，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時間需居住在廣州。礙於當時的法例，他又不能攜眷同行。因此，夫婦倆飽受分離之苦。馬禮遜在日記中，經常流露出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更為不幸的是，他們的頭生男嬰夭折了，這使他們的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同時，馬禮遜因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用，也招致其本國的人們的誤解與批評，以為他已經放棄了傳福音的神聖使命。因此，馬禮遜不得不為此向差會做出詳細解釋。在寫給差會的信中，他說明了自己受職為東印度公司職員的四個理由: (1) 使他可以安全地在中國居留； (2) 該職務對他學習中文有很大的幫助；(3) 可以減輕英國教會在經濟上資助他的負擔； (4) 使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不再仇視宣教士，減少阻力。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他才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用的。馬禮遜如此行雖然有其利，但亦有其弊。他曾在日記中訴其苦衷: "公司的職務令我耗費了許多時間在那些與我的首要目標完全無關的工作上。每當我翻譯公司的公文時，我就想到我是本應利用這些時間來編著字典的......。一方面我要忠於公司的職務，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耽延我的首要目標的工作，這實在是一件難事！......倘若不是為了要完成我所效命的宣教大業，我情願回到英國和蘇格蘭去，領取那區區五十鎊的年薪"。即便面對諸般的難處和痛苦，馬禮遜從未違背那從天上來的召命，靠著堅定的信仰和堅強的毅力，勤勉工作，奮力前行。
從事聖經翻譯對於初步掌握中文的馬禮遜絕非易事。首先他要考慮的是採用何種文體來翻譯聖經。當時有人主張採用中國經典的語言，即以深奧的文言文翻譯；也有人主張採用通俗的白話文翻譯，以便於人民大眾閱讀。最後，馬禮遜決定採用《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間文體，即淺白通暢的的文言文來翻譯聖經。米憐在其《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中，道出馬禮遜決定採用這種文體的理由: "他決定採用中間文體，是因為這種文體在各方面都最適宜用在廣泛流傳的書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書籍的若干莊嚴肅穆，卻沒有使這些書籍難以明白的極端簡潔；另一方面，對一切稍微懂得閱讀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語的低俗粗鄙中。既不會使目不識丁的人感到難懂，也不會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馬禮遜的中文聖經，主要譯自於英文譯本，但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參考了希伯來和希臘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參考了那份巴設譯稿。他最早譯成的書卷是《使徒行傳》，於1810年面世；隨後在1811年出版了《路加福音》； 1812年出版了《保羅書信》。1813年9月20日，馬禮遜寫信向倫敦宣道會報告已經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而且會很快印行出版。分析馬禮遜的中文譯本，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詞彙是從巴設譯本吸納過來的，如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詞，這些詞彙直沿用到今天。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馬禮遜的助手米憐博士（William Milne）功不可沒。米憐比馬禮遜小兩歲，於1785年出生在蘇格蘭的坎尼蒙特市（Kennethmont）。1813年7月，受倫敦會派遣，米憐攜新婚妻子麗切爾（Rachel Cowie）來華協助馬禮遜。對於米憐夫婦的到來，馬禮遜夫婦備感欣慰。在他們抵達澳門的當天，馬禮遜在日記中表達了欣喜之情: "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來，是我七年來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為事實了，真令我樂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願望，並且經常為此事禱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來，除去她的寂寞，與她一起忠誠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會因米憐夫人的到來而喜出望外"。
由於葡萄牙總督不准米憐夫婦在澳門居住，他們只好轉往廣州。無奈在廣州也不被准許長久居留，六個月之後即離開中國，前往爪哇、馬六甲和檳榔嶼，尋找合適地方作為永久性宣教基地。雖然米憐在一年多時間裡漂泊於澳門、廣州和南洋群島之間，但他一直在努力學習中文。從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記中可知，米憐已經為馬禮遜修訂新約至《希伯來書》第八章，也完成了《約書亞記》和《士師記》的翻譯，並且計劃在1818年完成他所負責的舊約十二卷書。1819年10月，米憐完成了由《撒母耳記上》至《約伯記》等十卷書的翻譯初稿。同年11月，他宣佈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工作。
舊約其他經卷的翻譯，都是由馬禮遜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其中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感覺出他如釋重負般的欣喜與感恩："藉著上帝的恩典，舊約新約全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今天完成了......。為了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我不僅長時間工作和謝絕社交，還保持耐心、毅力、鎮靜與不偏頗的判斷。既不會因為這是新的工作而執迷於偏愛的情感，也不會因為它是古代的經籍而固執於私人的成見。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聖言。這些條件，都是翻譯一本如《聖經》這樣的書所不可或缺的。......丁道爾（按：因翻譯聖經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燒死的殉道者）被綁在柱子上快要被燒死時，曾高聲禱告說：'主啊，求你打開英王的眼睛，讓他能看見！'他的祈求似乎已經上達於天，得蒙應允了。如今，讓我們以熱誠作出同樣的懇求，使中國的皇帝也能看得見吧！"
聖經譯完後，手稿送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最後的修訂和印刷工作又耗時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聖經才以傳統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為《神天聖書》。1824年，該聖經譯本由馬禮遜親自帶回英國，呈獻在英國聖經公會的年會上。可惜米憐在1822年病逝，未及見到這本中文聖經的出版。他在離世前幾個星期寫信給馬禮遜，讚譽說:"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拯救許多人的靈魂"。
英國聖經公會和倫敦宣道會對馬禮遜聖經譯本給予高度的肯定，馬禮遜亦為此獲得崇高的榮譽。在1824年至1826年回返英國述職的兩年期間，馬禮遜獲得英王喬治四世的召見，並且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早在1817年，馬禮遜因其宣教方面的成就即已獲得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頒授的榮譽道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馬禮遜所編字典的英文名字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書分為三部分、六大冊，合計將近五千頁。第一部分中文名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漢英字典，共有三冊。第二部分中文名為"五車韻府"，是按聲韻排列的漢英字典，佔兩冊。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漢字典，只有一冊。整部字典由馬禮遜獨自編纂，前後歷十五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
馬禮遜最初的構想，不僅是編一部字典，而是編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大辭典。後來因為進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後兩冊，就大多是簡單的字義解釋而已。但其可貴之處，在於它收錄了大量民間的俗話俚語，幫助後人了解當時民間語言的表達與觀念。
馬禮遜為翻譯聖經與編纂字典這兩大文化工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他採購了許多中文圖書，現在這批中文圖書存放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稱為"馬禮遜文庫"。在他的信件與日記中，不難看出他時常流露出欣喜與痛苦交織的心情。例如，在給差會的報告中，他寫道:"我希望我在幽閉禁錮中的工作，對於傳播上帝的真理給中國數以億計的人，會有些效用。一想到這裡，心中就快樂了"。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又如此說:"我現在致力於翻譯及編纂中文字典，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的勇氣與毅力幾乎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極疲倦，執筆不易。假使我可以耡犁換掉筆桿，我的健康會更好些"。
印刷出版這套巨著的花費巨大，非馬禮遜個人所能夠承擔。幸虧東印度公司極為肯定這部字典的價值，不但為其提供印刷的資金，還由英國派專人到澳門來主其事。1823年，整部字典終於付梓印行，總共印製出750套，除公司留下100套外，其餘650套都歸馬禮遜所有。馬禮遜除將一部分贈送教會、親友外，其餘的則委託英國、法國、印度、馬六甲、澳門等地書局或朋友銷售，每套售價二十英鎊。不久，這套字典被翻譯成日文，成為日本了解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工具。
除了《英華字典》外，馬禮遜還編著有《通用漢言之法》，是第一本有關中文文法的專書；《廣東省土話字彙》，是一本廣東話的字典。這些都是他對中國語文和方言的重大貢獻。
在其它文字事業方面，馬禮遜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1833年，他在澳門出版了《雜文編》週刊；同年與荷蘭宣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的宣教士郭實臘（Karl F. A. Gutzlaff）合作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馬禮遜的其他中、英文著作，包括教義問答、祈禱文、詩歌集、講道集、文法書等，為數不下三十多種。
1814年，米憐成功地在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當時統治馬六甲的荷蘭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撥地給他們興建宣教總部。從1815年4月開始，米憐夫婦就移居馬六甲開拓宣教工場。1817年11月，馬禮遜和米憐二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為成立"恆河以東宣教差會"（The Ultra-Ganges Mission）擬定了計劃書，呈送倫敦宣道會審閱。計劃書的內容包括開辦免收學費的中文書院、發行中文月刊、開辦中文、馬來文和英文的印刷事業等等。
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米憐的主持下舉行了奠基典禮。從馬禮遜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該校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所謂恆河以東的國家，包括中國、交趾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居地、琉球地區、高麗和日本。本校將會有系統地向學生傳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導學生東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識，務求能夠給予學生深遠的影響"。此外，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恆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從1818年創立，到1843年遷往香港，在馬六甲歷時25年。前後七任校長，皆為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依序為米憐、宏富禮（James Humphrey）、高大衛（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湯雅各（Jacob Tomlin）、伊雲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漢學家的資格，例如: 高大衛翻譯《四書》；修德回英國後出任倫敦大學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認的漢學大師。書院的教師，西學由宣教士擔任，中學則由華人學者擔任。此外也聘請馬來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師，充分表現出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七位，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雖然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但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米憐的共識: 這所學校是為中國、為將來而設的。
書院中除教學設備外，還有印刷出版部門。馬禮遜視文字出版工作為突破中國對外封鎖的重要利器，故許多中英文、馬來文的福音書冊，包括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及馬禮遜、米憐譯的中文聖經《神天聖書》，皆印自於英華書院。
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1844年改名為英華神學院；1856年停辦。57年後，即於1913年復校，直到今日，為中國近代教會與社會培育出無數英才。英華書院中西校友中較為後人所知，甚至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有數位: 如中國文字印刷出版事業的先驅、第一位基督教牧師梁發；香港早期企業家、革命家何啟的父親、第二位華人牧師何進善；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的首席英文秘書袁德輝；中國近代著名買辦唐廷樞，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親宋佛儉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禮、高大衛先後擔任母校校長；漢學家亨德（William Hunter），著有《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等書，為早期中外關係史珍貴資料；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1827年，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的郭雷樞醫生（T. R. Colledge）的大力支持下，在澳門又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館。由於求診人數眾多，連中國內地的眼病患者也前去求醫，所以在1833年，馬禮遜在廣州再開設另一眼科醫館，以解決當地病人之需。因受馬禮遜的影響，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s）差派伯駕醫生（Peter Parker）到中國，於1835年開設博濟醫院於廣州，此為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
1823年12月，也就是在中文聖經問世後不久，馬禮遜回到英國述職，這是他在中國工作了16年之後，第一次回國述職和休息。期間，馬禮遜續娶伊麗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為妻。1825年，攜妻和兩名前妻所生的子女重返中國，繼續從事宣教、教育、寫作和翻譯等工作。
1827年12月，馬禮遜致函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請求他們差派宣教士來華宣教。其後數年間，有美國、英國和荷蘭的宣教士相繼來華，其中包括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郭實臘（Karl F. A. Gutzlaff）和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等人。1832年9月4日，馬禮遜與裨治文聯名致信給歐美和其它地區教會，報告二十五年來福音在中國的傳播情況。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獨自來到人地生疏的中國，在只有幾個朋友，卻有很多敵人的情況下傳福音。然而靠著上帝的恩典，他覓得一處安靜的住所，一直工作到如今。起初，他以為學好中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這困難終究被克服了。我已學懂中文，並且知道可以繼續研習，務要精益求精。字典、文法書、單詞彙編和其它譯作，都已完成面世。......中國人再不會被遺棄了"。在信的結尾，馬禮遜發出如此呼籲: "主的眾僕人一同委身於這宣教大業，他們雖來自不同的國家，隸屬不同的宗派，卻能夠合作無間，友愛相待，團結合作。我們盼望可以藉著這份報告，喚起全世界基督教會的注意，一同努力向四億個住在東亞地區的人傳揚福音"。
馬禮遜自青年時期即已立定心志，要忠心於主的宣教使命，至死不渝。他做到了，在中國事奉二十七載，他未負所托，未虛度寸陰，把自己的青春、才智與愛完全獻給了中國人，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宣教事業開創了良好的開端，奠下了堅實的基礎。1834年8月1日，身患熱病和其他復雜病症的馬禮遜，在廣州息了他在地上的勞苦，回返天家，在世享年52歲。他的葬禮高貴而隆重，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以及全體派駐廣州的歐美人士，都出席了葬禮，並親自護送靈柩到碼頭。副商務監督羅便臣（George Robinson）親自陪同馬儒翰護送靈柩至澳門，將馬禮遜安葬在他的前妻瑪麗的墓旁。
馬儒翰在護送父親的靈柩前往澳門時，在船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繼母，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親愛的父親已經完成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一直工作到今天，然後黑夜臨到，他已安息在耶穌的懷抱中了，那永生的膀臂已經擁抱了他。他已經脫離痛苦，在天國裡享受著永恆的喜樂。他靠著那位被釘十字架然後升天的救主，已經戰勝了死亡和墳墓。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裡？墳墓啊，你的勝利在哪裡？"
撰刻在馬禮遜墓碑上的一段話，概括了馬禮遜的一生: "馬禮遜，道學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他在中國服務了二十七年，編纂和出版了《華英字典》，創辦了在馬六甲的華英書院，完成了中文版的聖經，並於生前親見其完成的譯稿出版，和大量派發給中國人。如今他在耶穌裡安睡了。他是在1872年1月5日在英國諾森伯蘭出生，1807年由倫敦傳道會派往中國傳教。他在澳門東印度公司任中文翻譯員長達二十五年之久，1834年8月1日在廣州逝世。從今以後，那在主裡面死去的人有福了。這是聖靈說的，他們將在工作之後得到安息，而他們所作之工將由後人延續下去"。
馬禮遜死後，其妻伊麗莎白根據馬禮遜遺留的日記、信件、報告和文章等資料，再加上她個人的回憶，編撰了《馬禮遜回憶錄》，於1839年在倫敦出版，是為研究馬禮遜生平事蹟的重要文獻。
馬禮遜共遺下子女八人，與中國近代史有關的只有同前妻所生的馬儒翰和續弦所生的馬理生（Martin C. Morrison）兩人。馬儒翰於1814年生於澳門，16歲時即擔任英商譯員，編著有《英華行名錄》和《對華商務指南》等書。由於他中文出色，才華出眾，20歲時即被律勞卑任命為商務監督的秘書兼翻譯。鴉片戰爭後，馬儒翰曾先後擔任英國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譯，參與中英之間的談判，以及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與簽訂。1843年8月，因患急性瘧疾在澳門突然去世，年僅29歲。
馬理生出生於1826年，曾先後出任駐華商務監督秘書兼翻譯；英國駐廣州、廈門和福州領事館領事。1870年因病逝世，年僅44歲。
]]>1855年，郭顯德在美國長老崗中學讀書時，受到敬虔愛主的校長竇乃遜（Donaldson）的影響而受洗歸入基督。1860年，郭顯德從美國傑佛遜大學畢業後，進入阿利傑尼（Allegny）神學院深造二年。1862年秋，郭顯德又進入美國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神學院，專心攻讀神學。此時他決心將自己奉獻給主，一生服侍主。
在一個假期裏，郭顯德去探訪一位年長愛主的姐妹，老姐妹告訴他，為他禱告已經很久，盼望他能作一個宣教士，奉獻他的全心、全人在拯救靈魂的偉大工作上。因此他深受感動，決定把自己獻上，回應主的呼召，到異國他鄉去為主工作。他在公開的大會上向眾人見證他的蒙召與奉差，要到遙遠的中國去傳教。他的許多同學、朋友，甚至神學院的老師都勸他不要輕舉妄動，但他的心志卻不動搖。他說："自此我的意志更加堅定，沒有人能更改主要我到中國的神聖呼召！"
郭顯德清楚他必須要在知識和經驗上來裝備自己，讓主更嚴格地訓練他的生活和生命。於是他趁空閑時，帶領許多兒童查考聖經，向鄰近地區的工人傳福音；又應邀去向軍人們傳福音，幫助戰爭中的傷患者寫家信，與臨死的人一同禱告。藉著這些愛心的服侍，他受了許多寶貴的訓練，對他以後在中國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幫助。
1863年6月4日，郭顯德和利滋•克柏遜小姐（Lizzie Culbertion）結婚，然後受美國北長老會派遣，前往中國。1863年7月3日，郭顯德夫婦及其他傳教士一同由紐約乘船啟程，經過漫長的海上行程，於同年12月17日到達上海，略為休息之後，即啟程前往山東。
1864年1月，郭顯德夫婦和狄考文(Calvin Mateer)夫婦到達登州，協助梅理士（Chas R. Mills）建立登州教會。郭顯德一邊學習中文，一邊開荒布道。初始時，他們很難找到棲身之處，先後住過寺廟、橋洞底下、鬼宅。他帶領第一位信主的人是一個買豆腐的小販。八個月後，郭顯德遷移到福山縣珠璣村，雖然當地的百姓不願意來聽福音，但郭顯德堅忍、耐心地工作著，一有機會就向人傳福音。他在這裏所結的第一個果實，是一個名叫王琗的讀書人，這位弟兄後來成為郭顯德工作上得力的助手。
1865年10月，郭顯德被差遣往煙臺，先是搭棚講道，後來又在廟旁邊買到了來中國後的第一座房子，整修後作禮拜堂，但聽道的人逐漸加增，房子幾乎容納不下。郭顯德就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下了煙臺南山玉皇頂東坡的一大片山坡，並改名為毓璜頂。1866年5月動工建造禮拜堂，1867年2月，美北長老會撥來建教堂款美金500元。同年7月，毓璜頂教堂正式落成，有信徒18人。10月，美國北長老會總部批準正式成立"煙臺長老公會"，郭顯德為首任牧師。
1870年開始，工作的果效逐漸明顯，有許多人因郭顯德身上滿了基督的馨香之氣，而樂於和他接近，到禮拜堂聽道。每年春秋兩季是郭顯德下鄉傳道的日子，每次下鄉都要步行一千裏以上，走遍山東省各城各鄉、大小村落。每到一個地方，都像保羅一樣，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講主耶穌的救恩。
1875年，郭顯德以5200元購下同樂街20號37間房，創辦博物院福音堂，陳列珍禽異獸和礦石標本、掛圖、各種珊瑚等，規定先聽道，後參觀，以啟迪民智，成為煙臺的第一所博物院，一年參觀人數就有七萬五千至十萬人之多。
經歷了兩次喪妻之痛後，讓郭顯德和他的繼配夫人蘇紫蘭深感創辦醫院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由於蘇紫蘭是護士出身，他們便於1890年在毓璜頂開辦了一家小型診療所，一方面為傳教士服務，另一方面也為周圍前來診病的居民開藥治療。
1896年，郭顯德將他所創建的文先和會英小學合並擴充為會文書院。他在中、美籍助手的幫助下，先後於福山、牟平、棲霞、萊陽、海陽、煙臺創辦小學40余所，以及醫院、博物院、花邊、罐頭等事業和實業。所辦學校均設有宗教課，學生要學聖經，做祈禱。益文中學的辦學宗旨明確規定為"培養基督人才"。郭顯德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傳道人，如丁立美是他早期的學生，賈玉銘則是他後期的學生。
郭顯德在中國山東生活、傳教、工作長達56年，以其對福音的熱誠和超人的愛心與忍耐,不顧生死,步行千里，下鄉布道時與苦力、貧民同眠共食；又廣行善事，終於打開了山東傳福音之門。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許多地方都是整村的人得救。甚至在義和團之亂時期，民間流行說："外國人不殺郭顯德，中國人不殺趙鬥南(郭顯德的學生)"。他一生譽播四方，連義和團也為之心折。他也多次受到中、美兩國政府的贊揚。光緒年間，清廷頒予郭顯德雙龍嘉木勛章1枚。1914年，民國政府頒發給郭顯德"雙龍嘉禾"獎章一枚。1885年，美國傑佛遜大學贈予神學博士學位；1902年，美國華盛頓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906年，任紐約長老會總會主席；1907年，在白宮受到羅斯福總統接見。
1920年1月7日，郭顯德在煙臺逝世，享年84歲，葬於毓璜頂北坡的"美國公墓"。其時毓璜頂一帶人山人海，送葬者千人。墓碑保存至今，文曰："郭公顯德，大美國名教師也。遵救主聖名，遠涉重洋，來煙臺五十六載，傳福音足遍山東。如巴拿巴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歷險阻而不顧，置生死於度外，作鹽作光，濟世濟人，設教興學，成績昭著，施洗信徒不下三千。今牧師功圓果滿，駕返天國，其道範遺訓永垂不朽。聖經有云：有智能具備訓眾歸善者，必輝光在天，明耀若星，永世弗替。 主歷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生，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七日終。"
郭顯德的一生恰如其名，在生活上顯揚了基督的美德，是何等難得！而他工作的果效，也存留在他所愛的中國土地上。美籍傳教士益文學校校長畢維廉為了紀念郭的功績，向益文學校歷屆校友發起募捐，於1922年建成一棟三層樓房，定名"思郭樓"。
]]>1936年，邵鏡川被選為中華基督教宣道會華中區委辦長(即主席)，負責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省，以及上海市的教會工作。1938-1941年間，抗日戰爭處於危急階段，各省教會幾乎全部處在日本侵佔的淪陷區內。邵鏡川不顧個人安危，經常往返於大後方和淪陷區之間，堅固同工與信徒的信心，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在他的辛勤奔波勞碌之下，宣道會教會在長江流域各宗派教會之中，是最為穩定、信徒失散最少的。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差會的經濟支持幾乎斷絕，各省教會的處境更為艱難。即便在這種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為振興教會，培養青年傳道人，邵鏡川仍克服重重阻力，堅持把聖經學院遷往漢壽縣，恢復辦學。消息傳出後，隨即有近二十名青年基督徒入學。此後三年期間，雖日軍多次進犯洞庭湖地區，並發生了聞名中外的"常德大會戰"。雖然聖經學院的師生，多次被迫逃難，輾轉流亡，但聖經學校的師生們仍然堅持學習，直到日本侵略者佔領整個洞庭湖地區，並長驅直入廣西、貴州，學院才被迫停辦。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後，舉國歡騰。邵鏡川立刻回到常德城內，開始教會的重建和恢復工作。抗戰期間，常德教會的西差會住宅及女子學校等均被夷為平地，禮拜堂雖幸免於難，但後面的房舍卻被炸毀。邵鏡川在恢復信徒的聚會的同時，亦重新修建各處房舍，使遭受最嚴重破壞的常德教會很快便恢復生機。
1946年，邵鏡川赴香港參加恢復宣道會在華工作的會議。積數十年的經驗，他深知傳道人的培養，是興旺福音事工的重要基礎。況且抗戰勝利後，教會百廢待興，人才需要是當務之急，因此他在會上力主恢復武昌聖經學院，獲得一致通過。1947年，他著手籌備聖經學院夏季課程，當即有蘇、皖、湘、鄂等省數十位青年報名入學，獻身於傳道事工。當時在學院任教的有沙毅牧師(宣道會全國委員會主席)、樊希光牧師和谷賢民牧師等。
1949年，邵牧師被公推為全國宣道會執行委辦會成員之一。1949年5月，武漢市解放。在新政權下，聖經學校照常開課培訓傳道人。但到1952年，形勢發展對教會愈加不利。由於中美交惡，差會經濟來源中斷，在中國的宣教活動也受到限制。局勢所迫，聖經學院終告停辦。這所聖經學院在邵鏡川主持下前後歷三十年之久，功績卓著，為宣道會教會培養了不少宣教人才。
1952年之後，教會活動雖然繼續進行，但卻困難重重，步履維艱。1957年"反右運動"後，教牧人員屢遭批判，許多人被判監禁或勞動改造，教會的房產被沒收、佔用或拆毀。在這種情況下，邵鏡川被迫離開原來居住的糧道街教會，寄住在幼女家，靠子女的接濟生活。但他仍舊持守信仰，保持一個主的僕人的忠心與節操。1964年9月，邵鏡川突患腦溢血，中風失語，此後癱瘓臥牀達六年之久，最後於1970年5月歸回天家，在世享年89歲。邵鏡川牧師雖然離開人世，但他對主的忠心，對教會和神學事業的貢獻，以及他高尚的品德和終生不渝的信仰，為後人所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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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4月22日，裨治文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貝勒徹爾鎮(Belchertown)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母皆为美國公理會教會的信徒。由於家境貧寒，裨治文課餘時間還要幫助父親耕種田地。13歲時，在一次佈道大會上，裨治文悔改歸主。不久進入安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讀書。在學期間，他有機會閱讀到一些關於海外宣教的雜誌，使他對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瞭解，遂萌發出獻身作宣教士的念頭。
1826年，裨治文進入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神學畢業後，於1829年9月，他成為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宣教士，接受差遣前往中國宣教。同年10月6日，裨治文被按立為牧師。面對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場的挑戰，裨治文所屬教會的牧師寇曼(Lyman Coleman)鼓勵他要"高聲地向成千上萬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國人傳福音，讓他們得聞救恩的樂歌"。
促成美部會差派宣教士到中國的關鍵人物是英國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美國基督徒商人奧利芬（David W. C. Olyphant）。奧氏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曾在梅森的紐約教會擔任長老。1820年來華經商；1827年在廣州成立自己的公司，名為"Olyphant & Company"。他與馬禮遜關係密切，積極協助馬禮遜在華宣教工作。1827年11月，馬禮遜與奧利芬決定聯手促成美國在華宣教事業，同時分別致函美部會請求建立中國傳教團。奧利芬在信中具體要求派兩名傳教士來，分別向中國人及來華外國船隻上的水手傳福音。他們的請求得到肯定的回應，美部會派遣的裨治文與代表美國海員之友協會（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雅裨理（David Abeel）於1829年10月14日搭乘 "羅馬號"(Roman)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在旅程中，裨治文記下這樣一句話："我雖然很渺小，但我的行為將會影響許多人，甚至影響整個中國"。
經過三個多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等人於1830年1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當時在華僅有的兩位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夫婦的熱烈歡迎。那時，他們已在澳門和廣州兩地開荒工作了23年之久。這對初出茅廬的裨治文來說，實在是很大的鼓舞。
同年2月25日，裨治文轉往廣州。在美國租界內找到合適的房子居住後，即投入工作。他首先在馬禮遜所創的一所小教會裡做牧師，向租界內居住或工作的外國人傳福音，同時開始學習中文。他視馬禮遜為前輩，非常尊重他。在馬禮遜的幫助和指導下，他度過學習中文、認識中國及適應生活的初期階段。裨治文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宣教士，他不僅有奉獻的精神和事奉的熱誠，更知道語言和文化對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經常找機會與在租界內工作的中國人聊天，藉此操練中文會話。有時甚至冒著被捕的危險，向他們傳講福音。如是經過一年多時間，裨治文的中文有了顯著的進步。除語言學習外，他還注重對中國文化、宗教及習俗之研究，為的是"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由於當時中國政府禁止其臣民與外國人來往，宣教士不得公開宣教，他們只得以文字和分發書刊的方式傳播福音。奧利芬藉商務回國之機，發動紐約曼哈頓區布立克街長老教會的會眾捐款，為裨治文購置一整套印刷設備交由美部會起運，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1832年5月，裨治文在馬禮遜和奧利芬的鼓勵與支持下，創刊發行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是"喚起全世界基督徒對中國人靈魂覺醒之注意"。其讀者主要是在中國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也供西方凡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國商人和知識分子閱讀。5月31日，創刊號問世。1832年11月，美部會理事會秘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讚揚說："《中國叢報》是一份極有價值的刊物，辦得非常好。我很高興你決定讓本刊進入第二年。它在美國傳播關於中國的資訊並激發對你的宣教工作的興趣，影響力很大，遠超過我們期望之上"。
《中國叢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等相關知識，也記述宣教士們在東南亞各地如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巴達維亞等城市的宣教活動。該雜誌除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內容外，且屢次刊文針砭時弊，力陳婦女纏足，以及吸食鴉片之危害；以致廢除婦女纏足成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標，並卓有成效。反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為中國仗義執言，並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
《中國叢報》創刊於廣州，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戰後再遷回廣州。裨治文一直擔任《中國叢報》的主編，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其後，由宣教士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約九個月的時間便離職。從1848年10月起，美國宣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編職務，直到1851年12月《中國叢報》停辦為止。《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於1851年7月信中說："我認為《中國叢報》是關於現在進展中的中國宣教事業半世紀來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意見的寶庫。我切盼我們所有重要的圖書館都擁有整套的本刊"。《中國叢報》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
裨治文不僅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漢學家。他具有熱誠的奉獻精神，特別的語言天賦，以及對文化的透視力。他用中、英兩種文字從事著述，向中、西方介紹彼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1838年，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著作《英理哥合省國志略)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不僅是一本地理書，更介紹了美國的歷史和制度，其用意在於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此書前後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在1846年，書名改為《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在廣州出版；另一次則在1862年，書名再次更名為《聯邦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上海再版。
1841年，裨治文用英文寫就《廣東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在澳門問世。此書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這部巨著面世當年，美國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裨治文其他中文著述還有《真假兩岐論》、《永福之道》、《復活要旨》、《靈生詮言》和《耶穌獨為救主論》等書。此外，裨治文亦將中國的《孝經》翻譯為英文。
1847年以後，裨治文移居上海，参與聖經的翻譯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為止。他曾先後參與三部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第一部是《新遺詔書》，該譯本基本上是從馬禮遜的《神天聖書》修訂而成的。1834年，在馬禮遜逝世後不久，裨治文便開始與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馬儒漢(John R. Morrison)三人合作，著手進行馬禮遜譯本《神天聖書》的修訂工作。1837年，名為《新遺詔書》的新約聖經在巴達維亞出版。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商討出版一部"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裨治文與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國公理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大會決定對《新遺詔書》再次修訂，並且重新翻譯舊約。裨治文作為廣州/香港傳教區的翻譯委員，被委派加入專責小組，與宣教士憐為仁(William Dean)一起處理某些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
1851年，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譯舊約聖經，同時參與《委辦譯本》新約的修訂工作。1859年，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修訂後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舊約譯本》以四冊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後歲月裡，還曾致力於將新約的歷史書卷翻譯為官話。可惜，該官話譯本不知何故，未能傳於後世，只能從其他宣教士的書信中，得知裨治文確曾從事這項譯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後不久，美國公理會宣教士白漢理(Henry Blodget)曾寫信給他的差會說: "裨治文博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有六、七年的時間是常常忙於預備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官話口語譯本。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他所遺留下來的這部分聖經的手稿"。此外，美國宣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寫給美國聖經公會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這部官話譯本，是他與克陛存合作翻譯的。
裨治文來華之初，在其頭腦中，中國人只是一個"簡單、落後和無知的拜偶像的民族"。但自從踏上中國的土地後，他所面對的異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使他的世界觀得以改變。他開始明白"這是一場對抗無知的現代化戰爭，決勝關鍵不僅是在於獲得屬靈的真理，也在於獲得屬世的知識"。同時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來提升人類心靈和解救人類脫離懲罰的一種方法"。這些觀念上的改變，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協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
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1834年11月，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廣州正式成立。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他們決意"以智慧作為炮火"，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和國情。
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藉此"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除裨治文外，郭實臘和馬儒漢等宣教士，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美國商人奧利芬，英國商人麥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後出任該會的會長,他們同時也是經濟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那在中國以外、正在改變中的世界"。後來，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出版中西書刊；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5年1月，即馬禮遜逝世後半年，裨治文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以及一些在廣州的歐、美商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籌備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擬章則等事宜，裨治文擔任該臨時委員會的召集人和書記。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協會"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選為理事會執行秘書。他在成立典禮上致詞時說：為要完成馬禮遜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未竟之願，該組織要在中國"興辦西式教育事業"，因為當"教育在中國普及化之後，全中國的人民將會受益，而我們的傳教事業最終也會成功"。從中可見該會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府"馬禮遜紀念學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門正式開學。第一期學生共有六人，皆為寄宿生。他們的學費、書費和食宿費等，均由馬禮遜教育協會全額提供。校長為撒母耳·勃朗(Samuel Brown)，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且在紐約已有多年執教經驗。他的新婚妻子來華前也是一位教師，她願意與丈夫同心負起領導學校之責。
馬禮遜紀念學校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有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化學、音樂和初級機械原理等，當然還設有聖經課程。該校學生雖因不習八股文章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們畢業後可進入香港的洋行充當買辦或譯員。
1845年9月，馬禮遜教育協會舉行第七屆年會，裨治文被選為會長。翌年，勃朗校長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國養病之機，帶同容閎、黃寬和黃勝等三人前往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芒松學校（Monson Academy）進修。其中除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輟學回國外，容閎與黃寬兩位均於兩年後從芒松學校畢業。容閎繼續前往耶魯大學深造，而黃寬則前往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黃寬苦讀七年後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得醫學博士榮銜的西醫。他先後在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廣州的惠愛醫院，以及博濟醫院服務，並於1867年擔任博濟醫院代理院長。容閎畢業回國後致力於推動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學生到美國讀書，以便學成後能改造中國，振興國運"。經過了十七年的努力，滿清政府終於在1871年接納了容閎的建議，派遣120名中國幼童，分二批到美國留學，容閎則被聘為留美學生監督。十九世紀後，容閎更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於裨治文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而馬儒漢於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們皆私務纏身，因此在舉行過第十屆年會後，馬禮遜教育協會便自動解散，而馬禮遜紀念學校也從此停辦。
裨治文攜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並印行學報。不久，該會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會長。
1850年4月，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1881年，由於美國公理會與美國基督教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間發生分歧與衝突，裨文女校的部分師生轉到美國聖公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則被美國基督教女公會接管。1931年，該校以"裨文女子中學"之名向上海教育局註冊立案；1953年，中國政府予以接管，改名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取消女中，再次更名為"上海市第九中學"。
1838年2月，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該會成立的目的，旨在"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麥嘉締（D. B. McCaetee）等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重要的醫療宣教士，都曾經是中國醫藥傳道會的成員。
1839年3月10日，湖廣總督林則徐抵達廣州履任欽差大臣，頒令外商禁止販賣鴉片。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和風俗等情況，林則徐特意聘用了四位華人為他翻譯外國書刊，並為他作傳譯，其中一位就是梁發的兒子梁進德。通過閱讀，林則徐始知裨治文，並很想與他結交並使用他。由於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所以林則徐曾派梁進德走訪當時仍在澳門的裨治文，請他前往廣州相敘，以及協助林則徐把一份照會交給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並請義律轉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種植罌粟，使鴉片商人無法毒害中國人民。裨治文雖然婉拒了林則徐的這項要求，但這份照會的全文則一字不漏地登載於1839年5月的《中國叢報》。裨治文還在報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們要告發英國，因她帶頭從事鴉片貿易。這個號稱是開明的、跟從基督的國家，竟給尚陷在黑暗中、信奉異教的中國種植和生產有害的東西，且以此（鴉片貿易）補充她的國庫。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顛倒。我們深信，這個以善行和信仰原則作為基礎的基督教國家，將會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對地與她當有的責任和榮譽不符的事情----遭受長期的苦楚。（英國政府）在一個異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沒有原則，這只會使他們（中國人）在反抗基督徒時落入不道德的試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銷毀。裨治文是應邀前往現場觀看銷煙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則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毀。......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懷畏。並有咪唎堅之夷商經（King）與別治文（即裨治文）、弁遜（Benson）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遷禀，求許入柵瞻視......"。
裨治文也將林則徐在銷煙現場所說的話，登錄在《中國叢報》上，其中有云: "凡經營正當之貿易與夾帶鴉片之惡行確無牽涉之船隻，應給予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隻，必嚴加查究，從重處罰，決不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無阻撓。至於惡者，惟有及早離惡從善，不存癡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時在《中國叢報》上撰文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廣東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將林則徐頒佈的禁煙令全文登載出來，可見他對林則徐的禁煙之舉是積極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雙方談判，清廷方面的代表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與衛三畏雖則擔任顧盛的譯員，參與條約的擬定與翻譯工作，結果是"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其中第十七條款規定，基督教可在五個開放口岸設立禮拜堂並傳道。有論者認為該條款得以納入此條約中，與裨治文等人在中國民間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與滿清官員之間的交情不無關係。由於耆英和潘仕成兩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為美國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的病人，通過接觸與交往，他們對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當美方爭取在中國的傳教權益時，耆英和潘仕成並沒有提出反對，而且在他們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理由。故有論者認為，這些與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煙，與滿清官員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瞭解有間接的關係。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無法繼續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鴿號"(Wild Pigeon)輪船離開中國，6月16日抵達紐約。這是他們在華工作三十年中，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國逗留期間，裨治文無法忘懷在中國的事業。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便於同年10月12日離開美國，於翌年的5月3日抵達上海。隨即投入到譯經、寫作、學術及外交等工作。1854年5月，裨治文随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從上海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回上海後發表《調查報告》，否定太平天國。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舉行的皇家亞洲學會會議，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終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終年60歲。自其神學畢業應召來華，歷時30年之久。他的突然離世，令人深感震驚。其摯友衛三畏從澳門寫信給伊莉莎說："當我細讀你寄來的幾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數天對他的情況所作的描述時，那有關過去的種種回憶，都湧現在我的腦海中。裨治文與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他是我親愛的朋友----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夠永遠與他在一起享受上帝。......他那不屈不撓的堅忍和那恆久不變的愛心，時常鞭策著我，要我以他作為學習的榜樣"。裨冶文逝世後，伊莉莎返回美國一段時間。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燈市口創辦了貝滿女校，以紀念亡夫裨治文。1945年時名為"私立貝滿女子中學"。1950年代之後，該校先後更名為"五一女中"、"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學"；現為北京166中學。貝滿女中為中國培育出許多英才，原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作家謝冰心、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人，皆出自貝滿女中。伊莉莎於1871年10月去世，享年66歲。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時為中國社會和人民所作出的貢獻，為後人所記念。他不僅把基督福音之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啟迪了中國社會。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橋人"（Bridge-Man）。
]]>史祈生自幼生性好動，不喜安靜讀書，有時還會闖禍，是人人見了都會頭痛的頑童。1932年，年僅12歲的史祈生進入熱心事主的大姊夫陳養謙的仁濟診療所作學徒，大姊夫對史祈生的成長影響很大。1934年秋天，貪玩的史祈生隨母親、二哥、三姐一起到廈門參加宋尚節博士的奮興佈道大會。一心想出去玩耍的史祈生擠坐在二哥三姐之間無心聽道。忽然宋博士指著他說："拉撒路出來！你死了，臭了，用布綁住了！主耶穌吩咐你出來！出來！趕快從墳墓裏出來！"史祈生蒙聖靈光照，看到自己的污穢、罪惡，於是流淚痛哭，擠到臺前認罪悔改，同時也把自己奉獻給神。生命改變之後，史祈生特別去拜訪從汕頭來閩南各處講道的林佩軒先生，請他改個新名，紀念自己的重生和獻身。林送給他提摩太前書6章19節，並以其中"持定生命"一語為根據，給他改名為"持生"。後來史祈生覺得還是母親起初命的名字最好，所以又改回來了。
1936年夏天，史祈生以旁聽生的身份進入設在上海的伯特利神學院學習。他一反過去不能靜坐讀書的脾性，用功學習，又樂於參加學校一切活動，成績便突飛猛進。一學期後，校方就自動將他轉為正式生。史祈生在那裏不但受到師友的靈性影響，在生活上也經歷了信心的鍛煉。1937年夏，因抗日戰爭的爆發，史祈生被迫疏散回鄉，在家鄉熱心傳福音。1939年，史祈生進入已搬遷到香港的伯特利神學院復學，1941年1月畢業後，被香港剛成立的閩南語教會延攬為第一位傳道人。
香港淪陷後，日偽政府下令人民返鄉。史祈生與幾位同學認為這是隨走隨傳的好機會，於是組織"以勒佈道團"，走遍廣東的許多大小城鎮，蒙神賜福，結了許多福音果子。四、五個月後，佈道團化整為零，史祈生獨自走遍潮汕一帶，也去了梅縣、五華等客家地方，最後經曲江到江西的贛縣，才結束了這段隨走隨傳的生涯。史祈生在贛縣作了一年的隨軍牧師後，又被廣東基督教聯合中學聘為宗教主任，深受師生們的愛戴。
抗戰勝利後，史祈生在返鄉途中仍用隨走隨傳的方法，一路的工作蒙神大大賜福。在廈門、鼓浪嶼主領的一連串聚會，是在宋尚節博士以後最為盛大的一次，影響久遠，被稱為"宋尚節第二"、"小宋尚節"。因受聚會處的吸引，史祈生於1947年曾在廣州和菲律賓馬尼拉聚會處事奉，後脫離。
1948年6月13日，中國布道會假上海天安堂，由會長計志文牧師主禮為史祈生舉行按牧典禮。同年底，史祈生到新加坡。1949年，被聘為禧年堂的牧師。同年11月10日，史祈生與相識六年之久的內地會牧師之女歐陽仁（後筆名滌然）結婚，育有兩男兩女：長子曉明、次子曉昕，長女曉虹、次女曉晴。
史祈生在禧年堂作了十年的駐堂牧師。起初的會務近乎開荒工作，在他的殷勤服事下，會務漸趨正規，後來會友達到四百余人。他毫無成見地開放教會，先後接待了王載、趙世光、趙君影、計志文、蘇佐揚、吳勇、吳恩溥等十幾位佈道家，當時的禧年堂成了新加坡奮興佈道會的中心，也是佈道家們的駐足點。
史祈生每個主日都是有系統性的講道，他認為這樣既可以造就信徒，也可以逼著自己去研讀全部聖經，對人對己都有益；所以終其一生他都用這個方法在自己牧養的教會裏講道。他的講章後來編輯成書出版：《聖經綜要》、《耶穌所行的神跡》、《耶穌所講的比喻》、《舊約的神跡》、《十誡》、《主禱文十四講》、《聖經中寶貴的應許》等十幾本。
1958年8月，史祈生全家離開事奉長達十年的禧年堂，去到美國紐約的中國城，開始新的事奉。史祈生首先在華人福音會牧會，他那有活力的講道吸引了許多人。在那裏，他不但開始了福音團契和國語禮拜（原有粵語禮拜），還自己編排、油印了福音性刊物《福音月刊》，免費寄發到全世界。
1961年10月1日，史祈生假柏街（Park Row）158號的恩望教會(Grace and Hope Mission)，成立了紐約中華海外宣道會(Oversea Chinese Mission)。五年後，史祈生憑信心購買了位於喜士打街（Hester Street）的十層大廈----占士兒童中心，共有五萬四千平方英尺，可說是海外華僑教會中使用面積最大的了。他們於1966年聖誕節前搬進了占士中心，舉行了一連串的慶祝節目。史祈生不但十分註重主日崇拜，也在教會裏先後成立了粵語團契、英語團契、伉儷團契、雅歌團契和姊妹團契等各種團契。到1974年，參加禮拜的人已超過千人。他還一直註意在外地的宣教工作，1973年在教會正式成立宣道小組，1975年在臺北購堂成立分會。1976年起，又在巴西、千里達、芝加哥、三藩市等地成立分會。
史祈生在紐約市的中國城，默默開墾了十幾年，直到中宣會已稍具規模，有同工們的配搭事奉，他才又開始出去領會。1973年，他和滕近輝牧師同任臺灣第一屆研經培靈大會的講員；又先後去菲律賓、新加坡、南美洲、千里達、香港、韓國、泰國、緬甸、印度、日本和歐洲講道；同時，他也常到北美各地留學生的查經班、華人教會中主領夏令營或其他特別聚會。
1983年夏，史祈生從中宣會退休，不再擔任主任牧師，卻又被同工冠上會督的頭銜。因新加坡禧年堂要舉行"設教百周年"慶祝大會，邀請史祈生夫婦回去參加，所以史祈生安排了三個月的遠東之行。12月15日到達新加坡，不但參加了禧年堂的慶典，還先後去了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臺灣探望舊友。1984年2月19日是主日，史祈生帶病在臺南大林教會傳講"好牧人"信息；晚上在二空教會宣講"以愛為旗"。講道時，他只覺得呼吸困難，使不出力氣來，卻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站在講臺上，傳講神的信息。
1984年7月11日，史祈生病逝於檀香山，時年64歲。16日，在檀香山舉行了安息禮拜，史祈生的親家計馬可為史祈生下了蓋棺定論："我們華人教會中有最會布道的宋尚節，最會解經的倪柝聲，最註重信徒生活的王明道。我要說，史祈生是三者兼而有之。他講道有能力，對會友又有愛心，是一位模範的牧師。"21日，在紐約教會舉行了盛大的追思會，有各教會二十六位牧師和一千多名會友參加。臺北、新加坡、巴西等地的教會也相繼為他舉行了追思會。史祈生墓地銅碑上只寫了簡單的五個字："主僕史祈生"和他的生卒年月日。
]]>在溫期間，蘇慧廉采用教會羅馬字母翻譯《聖經》，譯有溫州方言本《四福音帶使徒行傳》與《新約聖經》。同時編寫方言學習教材Wenchow Romanised Primer；贊美詩集（Revised Hymn Book，Character，and Romanised，1899），並編有《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1899）。在溫期間，他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開始對中國宗教進行初步研究，並動手翻譯《論語》。
1907年，蘇慧廉應李提摩太之邀，離溫赴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山西大學堂是晚清三所新式大學之一，其管理模式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有啟示意義。在山西期間，蘇慧廉完成《論語》英譯。其英譯本《論語》後被收入牛津"世界經典叢書"。因蘇氏對山西大學堂的的卓越功勛，清廷曾封賞二品頂戴並三代二品，並授雙龍寶星勛章。
辛亥革命後，蘇慧廉在漢口籌建華中聯合大學，被聘為校長，後因一戰爆發，此項目夭折。一戰期間，被借調到英國青年會（YMCA）任宗教事務部門主任幹事，在赴法華工（Chinese Labour Corps）中貢獻良多，被北洋政府授予文虎勛章。
1920年蘇慧廉出任牛津大學第三任漢學講座教授。（牛津首任漢學講座教授為理雅各James Legge，也是他的老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牛津就讀期間，蘇氏曾任其博士導師。蘇氏歿後，牛津聘請陳寅恪填補空白。
1925年前後受英國政府聘請，蘇慧廉出任英中庚款咨詢委員會委員，1926年春隨英國庚款代表團訪華，與該委員會中方委員胡適、丁文江、王景春一起在中國各地做調查。當年7月與胡適一起回英國。
1928年蘇慧廉受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1935年5月在英國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蘇慧廉學問淵博，著作等身，除翻譯《聖經》、《論語》、《妙法蓮華經》（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編寫教材字典外，其它專業著述還有：1907年，A Mission in China 《中國傳教紀事》。中譯本即將由寧波出版社正式出版。1913年，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儒釋道三教》。1924年，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李提摩太在中國》，民國時即有中譯本，後香港、大陸又陸續有譯本出版，是研究李提摩太的權威著述。1925年，China and the West: A sketch of their Intercourse《中國與西方》。1927年，A History of China《中國簡史》。1928年，China and England《中國與英國》。
蘇慧廉於1935年去世後，他的遺著被陸續出版：1937年，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中國佛教術語辭典》，與何樂益Lewis Hodous合編。該詞典與歐德裏1870年出版的《中國佛教手冊》一起，被西方漢學界稱作絕無僅有的兩本英漢中國佛教術語詞典，至今影響深遠。臺灣曾出過好幾個版本。1951年，The Hall Of Light：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明堂：早期中國王權之研究》。1975年，The three Flod Lotus Sutra (《法華三部經》，蘇慧廉參與校譯。
蘇慧廉的主要漢學著述均被考狄爾（Henri Cordier）編撰的《中國書目》以及袁同禮的《西洋文獻中的中國：考狄爾〈中國書目〉續編》收錄。
蘇氏對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及對中國儒釋道三教以及民間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國佛教經典研究及翻譯方面，成績卓著，當時的漢學家無人能出其右。
蘇慧廉之妻蘇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2），一直協助蘇氏在華傳教。蘇慧廉於辛亥革命後離開中國，她與其女生活在北京，並參與創辦北京培華女校，此為林徽因的母校。蘇路熙著有A passport to China《前往中國》，1931年在倫敦出版。
蘇慧廉與路熙育有一子一女，女兒謝福芸 (Dorothea Hosie，1885-1959) 生於寧波，中青年時在中國生活多年，後成為英國有名的作家。她撰寫了多本關於中國的書，如Two Gentlemen of China《名門》、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中國女士》、Brave New China《義勇中國》等，也曾協助其父整理多部漢學著述。其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漢名謝立山，為英國外交官，曾駐華多年，也著有多部與中國有關的著述。兒子維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劍橋大學博士畢業後，成為醫生，一戰期間，在英國軍隊中做軍醫。後在東英格蘭諾裏奇（Norwich）擔任衛生官員。
]]>1888年2月14日，趙紫宸出生於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的一個小商人家，祖父母都是名門子女。但到趙紫宸父母的年代，家道中落，生活拮據。趙紫宸童年時代曾隨祖母到鄰近的耶穌堂參加過禮拜，少年時曾先後學讀醫書及從商。在15歲時毅然放棄了接受傳統教育的機會，選擇入讀具有新式教學體制、傳授先進文化及科學知識的西式學堂----萃英書院學習，同年他又轉入由美南監理會開辦的東吳大學附屬中學求學，並在幾年後順利考入東吳大學。在東吳的初期，趙紫宸一度對基督教甚為反感，他當時反教的熱忱，為他贏取了"急先鋒"的稱號。1907年，趙紫宸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約翰•穆德（John R. Mott）以及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D. L. Anderson）的影響下受洗成為基督徒。
趙紫宸於17歲（1905年）時奉父母之命，和比他年長兩歲的小商人之女童定珍結婚，生有女兒趙蘿蕤、長子趙景心、次子趙景德、三子趙景倫，兒女皆學有所長。1910年，趙紫宸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留校任教中學的英文、算術、聖經等科目。他的工作表現甚佳，贏得老師和同學的贊賞。有一段時期，他對靈修生活大發熱心，也忙於個人佈道，學生不乏因他的勸導而信教者，半年間，便有十七個學生領洗。經過近兩年家人的反對後，他最終帶領了自己的父母及妻子領洗。但此時他的信仰歷程正處於經驗與理性不協調的階段，時常為如何對宗教經驗作出合理的解釋而一籌莫展。
1914年夏，趙紫宸代表在華的監理會前往美國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參加美南監理會總會會議。同年秋，他進入美國田納西州梵德貝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神學，同時研究社會學和哲學。經過三年多的學習，趙紫宸獲社會學碩士和神學士學位，並因成績優異獲創校者獎牌一面，以資紀念。此時的趙紫宸已成為一位深受美國自由神學洗禮，且帶著監理會傳統意識的中國神學家。
1917年，趙紫宸回國後，擔任東吳大學教授，1922年升任教務長，並兼任文學院院長。面對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理性思潮，以及 "非基督教運動"和北伐戰爭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趙紫宸開始了其建構本色基督教和本色教會的歷程。在這段時期，趙紫宸在其主編的《真理與生命》和《文社月刊》中辟專欄探討基督教本色化問題，宣傳基督教本色化的必要性及途徑。趙紫宸發表了近百篇有關本色神學建設的論文，並出版了《基督教哲學》、《耶穌的人生哲學》、《學仁》、《耶穌傳》等多部具有代表性的神學、文學著作。其中被趙紫宸自稱為"中國人自著的第一本宗教哲學書"的《基督教哲學》和"發明耶穌的人格主義"的《耶穌的人生哲學》是其早期思想的代表作。
1922年，趙紫宸先後參加了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第11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在牯嶺舉行的"全國立志佈道團第一次全國大會"，並發表演說，可見趙紫宸在當時基督教的學術界和教會界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25年，應北京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邀請，趙紫宸接受了該校神學科的教職，於1926年加入燕大。兩年後他繼劉廷芳出任宗教學院院長，直至1952年大學結束為止，共26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曾到國內外教會訪問、佈道，參加各種會議。1932年夏，趙紫宸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一年。1933年，他出席在愛丁堡舉行的一次會議，在會中以"耶穌與上帝的實際"為題，發表演說。他曾三次參加中國基督教代表團出席國際基督教宣教會議（1929年於耶路撒冷；1938年於印度馬都拉斯；1947年於加拿大惠特比）。
1939-1940年，趙紫宸應香港聖公會會督何明華主教（R. Hall）之請，攜眷去昆明，以該地聖公會文林堂傳道一年。1941年7月由昆明抵香港，在同一個禮拜程序中，由何明華先後三次按手，為他舉行了轉會按手禮，指派他為會吏，按立他為會長（即牧師），使他由監理會轉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聘他為華北教區任會長。
當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趙紫宸和燕大十幾位教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下獄半年之久，獄中的經歷構成了改變他神學思想一次重要的契機。六個月的鐵窗生活帶給趙紫宸多次徹底的反省，這種獨對神的體會，把趙紫宸的神學思想推向高峰，以前可依靠的理性、科學、中國文化、宗教經驗，現今一切都要放棄了。他多次表示，在監獄生涯中有神的同在和旨意。這信念給了他生存的勇氣，成了他與死亡掙扎的力量。他更相信神多次在夢中安慰他，顯明他的同在；夢境的應驗，使趙紫宸贊嘆不已說："天地間神奇的事，我不能在宗教之外找尋解釋。科學家對於這些事怎樣講，我全不在乎。"（趙紫宸：《系獄記》，頁71-72）。
1942年6月18日，趙紫宸從日本憲兵隊的牢房出來後，住在北京宣內溝沿基督教聖公會院內，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並向少數神學生講授神學與保羅傳。抗戰勝利後，燕京大學復校，他也恢復了原來該校宗教學院院長的職務，兼任燕京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曾講授過中國哲學和陶淵明、杜甫詩篇的研究，重點講詩中的宗教思想。而此時，中國的基督教界同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教牧人才匱乏、物力財力相對短缺、信徒紛紛離棄教會等。面對國家和教會如此凋敝的景象，趙紫宸重新調整了他的神學立場，對上帝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及救贖的內涵等基督教神學問題重新做出詮釋。這段時期，他相繼出版了《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基督教進解》、《耶穌小傳》、《聖保羅傳》、《系獄記》、《基督教的倫理》、《神學四講》等幾部作品，它們在當今基督教思想界、宗教學界仍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中，"脫出西人傳述之窠臼，樹立漢家獨立之旗旌"的《基督教進解》及作為"中國人在神學上的試作"的《神學四講》是趙紫宸後期思想的代表作。
194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紀念建校二百周年，特授趙紫宸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給予趙紫宸學術地位上的肯定。司禮人唱名說："趙氏為東方基督教學術之最先導、著作家、宗教家、詩人、神秘者。"（參《天風》第79期）。1948年世界基督教會協進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第一次大會時，中國的代表只有趙紫宸一人在會中演說，並且當選為六位主席之一，代表著東南亞後起的教會。期間趙紫宸曾到美國、英國、荷蘭、日本、新加坡、香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教務活動，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後因該協進會的中央委員會發表文件，支持朝鮮戰爭，趙紫宸遂於1951年辭去主席的職務，以示抗議。北平解放後，趙紫宸主動帶領宗教學院師生到教會宣講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並在1949年9月作為中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
在建國初期的教會革新運動中，趙紫宸作為主要教會領袖之一，提出了一系列教會革新的構想。此後他還積極參加基督教"三自"（自治、自養、自傳）愛國運動的發起工作，並在1954年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但自1951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接踵而來的十年浩劫中，趙紫宸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最後於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香港聖公會於1980年2月10日在香港聖約翰座堂為他舉行了追思禮拜。
趙紫宸無論在文學修養和宗教思想上都有較為深遠的影響。他擅長以中國傳統的文化形式表達基督教神學。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戲曲及書法藝術的造詣尤深，曾獲東吳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在基督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述著作外，他的英文論著散見於《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中國基督教年覽》、《國際宣教雜誌（Intern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等書刊。趙紫宸著譯的一些聖詩亦被收入《普天頌贊》和《贊美詩（新編）》等聖詩集。據德國格魯厄博士所著《中國的基督教神學家趙紫宸》一書記載，趙紫宸的著作達170余種。
趙紫宸一生的事業和成就，可謂中國基督教一位傑出的領袖。論神學教育工作，執掌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歷26年，勤奮傳道授業，桃李天下。論演講撰著，皆在弘道宣教有益世道人心，蜚聲中外。以論著推動普世教會合作，又多次出席重要國際會議，深得各國教會領袖所認知。他被舉為普世基督教協會首屆六位主席之一，可說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創辦人，亦是中國基督教界的光榮。
]]>1837年，美國北長老會成立了專事海外宣教工作的海外傳道部，婁偉德便毅然辭去參議員的職位，出任海外傳道部首任執行委員。他尤其關愛中國人的靈魂，早在中國的門戶對外開放之前，他即已託人在法國巴黎預先鑄造好數千個中文字模，以備將來中國開放後，便可立即在中國設立一所印刷廠，藉文字工作來向中國人傳揚福音。1844年，美國北長老會所屬的"美華書館"在澳門成立，婁偉德的夢想得以實現。美華書館於次年遷往寧波；1860年又遷往上海，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僱有二百多位員工，主要承印基督教書籍。1896年，中國人自己經營的商務印書館成立，其創辦人中不少都曾在"美華書館"任過職，而且大都是基督徒。
自從婁家遷居華盛頓之後，婁母因氣候原因常感身體不適。最後聽從醫生勸告，常回賓州的老家居住。因此，在婁理華13歲的時候，隨母回到故鄉賓州，入讀杰弗遜學院(Jefferson College)。1832年11月，母親終因病重不治而辭世，年紀尚少的婁理華倍感憂傷。但母親在離世前所表現出來的安詳與平靜，以及對她的救主的信靠與交託，使婁理華內心大得安慰的同時，也深受觸動，從而促使他開始正視自己的信仰生活。1835年，婁理華決志信主，並開始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
父親婁偉德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兒子中，能有人願意前往中國，直接向中國人傳揚上帝愛的福音。1837年3月，尚在學校讀書的婁理華寫信給父親，透露自己樂意成為一個宣教士的心願:"我的志願是向異教徒傳福音，無論是生是死，矢志不渝。從我決心成為宣教士至今已有兩個月的時間，在我的腦海中從未出現過後悔的念頭。我心中的重擔早已挪開了，現在我只會更熱衷於拓展救主國度的事工。親愛的父親，請為我禱告"。同年9月，婁理華完成了他在杰弗遜學院的學習，隨即決定獻身海外宣教工作。
1838年5月，婁理華進入美國長老會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為期三年的神學和海外宣教課程訓練。在神學院最後一年時，他選定非洲西部作為自己未來的宣教工場。1840年12月，美國北長老會海外傳道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正式接納他為宣教士。1841年，由於中國的宣教工場急需宣教士，該差會就徵詢婁理華的意見，看他是否願意改變計劃，考慮前往中國宣教。
起初，婁理華對於差會的設想頗為掙扎，但經過禱告後，他終於順服差會的意願，並視之為"上帝給予他的呼召，要他前往那個廣大的葡萄園----屬於他救主的葡萄園去工作"。從婁理華稍後寫給父親的信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從掙扎到順服的心路歷程。他如此寫道:"我原先不大願意接受他們要我前往其他國家的建議。然而，倘若他們真的認為中國的需要比非洲大，而且我在中國能夠發揮更大效用的話，我將會不作任何爭辯，歡歡喜喜地的順服他們的決定。若需要，我已準備好在今年秋天出發"。
在婁理華遠赴中國之前，差會特地安排他前往印第安人中間實習，操練佈道與講壇事奉工作。1841年11月9日，婁理華被按立為牧師。翌年1月19日，婁理華從紐約乘坐"女獵人號"(Huntress)船啟程前往中國。出發之前，差會特別為他舉行了一個歡送會，父親還在會中致詞，訓勉即將出征的兒子。
經過四個多月的海上航行，婁理華於1842年5月27日抵達中國。時值中英鴉片戰爭正酣之際，婁理華只好先在澳門登陸，再伺機而行。在澳門期間，婁理華一方面努力學習中文，一方面埋頭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藉此更多瞭解中國的情況。學習中文對婁理華實在是一大挑戰。在他看來，中文是"全世界最難學會的語文"之一，為此他曾灰心、失望過。從他1843年2月24日寫給繼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掙扎:"我曾站在成千上萬說不同語言的人群中，卻不能說出一句他們能夠聽的懂的話。......然而，上帝的愛藉著聖靈臨到我，基督的恩典也夠我用。我會回去嗎？我會後悔來到這裡嗎？絕不！雖然我時常感到孤單，也不時充滿愁苦，但是'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打倒了，卻不至死亡'。......當我們走完了世界的旅程，我們的勞苦將會被記念。啊！這是何等真確的事情！"為了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召命，靠著上帝的恩典，他堅持了下來。鴉片戰爭結束後，"南京條約"簽訂，中國對外開放五個通商口岸，期待已久的西教士們得以進入這五口城市宣教。1845年4月11日，婁理華被分派到寧波工作，與他同行的還有另外四位宣教士。
婁理華擅以文字宣教，早在澳門等待時期，他即已開始寫作。在1844年間，他多次在裨治文所創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發表文章，記敘西教士在中國的宣教經歷。其後，這些文章被編輯成書，在美國出版，名為《秦國之地》(The Land of Sinim)。1845年8月，一部帶有中文字模的印刷機從澳門運抵寧波，從此，婁理華開始其在寧波的文字宣教工作。在他能夠以流暢的寧波方言向人傳福音之前，借助文字宣教尤顯重要。婁理華在這一時期編印的福音性刊物計有：經過簡化的威敏斯特信條；《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和《羅馬書》的註釋等。
1843年8，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商討出版一部"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該譯本被稱為"委辦譯本"或"代表譯本"，由五個宣教區的宣教士分頭進行翻譯。婁理華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中，唯一參加這項合作計劃的寧波宣教區代表，也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輕的一位。他積極參與譯經會議和工作，多次撰文發表自己的譯經原則和觀點。婁理華對中國的宣教前景也充滿期待，巴不得千萬中國人離棄偶像崇拜，歸向真神信仰。他曾如此表白自己的心跡："中國的本身，可以自成一個'世界'。每當我穿越它那美麗的平原和那擁擠的街道時，我都會不期然的發出這樣的感嘆：'何等的一個對基督教一無所知的國家！'......即使我說這裡的寺廟不比賓夕法尼亞的農舍少，這也不見得是誇張之語。我曾在寧波的街頭看見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一個被譽為'一切神明'（All the gods）的偶像。除非這些拜假神的人有機會接受福音，否則他們的結局只會是永遠的沉淪"。
1847年8月19日，婁理華參加過譯經會議之後，從上海乘船返回寧波途中，不幸遭遇海盜劫持。在美國長老會派駐寧波的宣教士盧美仕(A. W. Loomis)寫給婁理華父親的信中，記述了出事的經過:"乘客們看見了海盜船，都感到非常恐懼，婁理華則力勸他們保持鎮定。當海盜船一步一步逼近時，婁理華向他們出示了一面美國國旗，但海盜船仍向他們開火，還強行登上他們的船只。除婁理華之外，每一位水手和體格較為強壯的乘客，都被海盜們毆打，以防止他們做出反抗。海盜們隨後逐一搜劫乘客們的財物。當他們準備撬開婁理華的行李箱時，他主動把鑰匙取出來交給他們說：'不必撬了，鑰匙在這裡'。他們打開了婁理華的行李箱，卻不敢拿走任何物品。然而，他們不停的毆打他的老僕人以洩憤。婁理華雖曾多次央求他們停手，但他們全不理會。過了一段時間，海盜們開始商議要怎樣處理婁理華，因為他們擔心婁理華會在事後向官府報案。最後，他們決定把婁理華活生生的拋下海中。當海盜們把婁理華抬起準備拋下大海之際，他奮力將自己手中拿著的最珍愛的一部希伯來文、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聖經擲到船上，以免書隨人亡。在水中掙扎的婁理華，雖曾多次試圖游近船只，但強盜們用船篙擊打他，使他無法靠近。不久以後，筋疲力盡的婁理華便沉入海中"。這位熱愛中國的年輕宣教士，來華宣教僅僅五年零兩個月，就這樣葬身於洶湧的波濤中，死後連屍體都不知下落，當時他年僅28歲。
1847年9月13日，美國駐華公使正式致函中國兩廣總督，要求盡速緝捕兇徒歸案，並且嚴加懲處。兩廣總督回信表示將會全力緝兇。11月l5日，美國駐華公使接獲通知，表示其中一名海盜經已落網，並已供出其他海盜的名字和他們藏匿之處。1848年9月22日，公使再次接獲通知，犯案的九名海盜已先後落網，其中三人已被處死，其餘六人則被放逐到邊陲之地，終身服苦役。
婁理華慘死於兇狠海盜手中的消息，使各差會的宣教士都深感到震驚和惋惜，婁理華的父親更是悲痛欲絕。婁理華生前的同工兼摯友萊約翰牧師（Rev. John Lloyd），寫信安慰他，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感人肺腑:"親愛的婁老先生，我沒有打算為理華撰寫頌詞，但我實在感覺到，不論是你，是我，或是上帝的教會，都已承受了極大的損失。這損失所帶給您的感受，當然是最深切的。雖然我不能完全體會一個為人父親的喪子之痛，但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這不幸的消息在您心中造成的衝擊是何等的大！我要對您表達深摯的同情，我的心也在為您淌血。我感覺到自己不懂說安慰的話，因為您所受的打擊實在沉重，無論我說什麼，都難以彌補您心中的痛苦。我唯一能夠做的，只是與您一起哭泣。雖然我不能在這悲傷的時刻給您帶來安慰，但是有一位，祂不僅對您深表同情，祂也能安慰您，祂就是理華所愛的耶穌。祂知道您心靈深處的痛苦，祂也知道理華所遭遇的一切......。天父的兒女何等有福！"
為了紀念自己的愛子，婁偉德把婁理華在中國的講章編輯成書， 於1851年在美國出版。該講道集的最後一篇講章，是婁理華用寧波方言寫成的，足見他對寧波方言的熟練，以及他對宣教事業的獻身精神。
在美國長老會早期寧波墓園中，修有婁理華的墳墓，實為衣冠塚。墓前豎立一塊墓碑，記念這位中國基督教近代史上第一位在中國殉道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上面鐫刻碑文云："耶穌聖教教師大美國士人婁禮華先生，生於嘉慶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溯自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始來中國之澳門；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至寧波宣揚聖教。詎知修短所限，僅享年二十九歲（虛歲，編者注），泛海被盜汨沒。凡屬仝人，莫不懷戚。爰為之立石，以識景慕之忱焉。耶穌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婁理華殉道七年後，1854年，他的弟弟，27歲的婁理瑞（Reuben Lowrie）亦踏著哥哥的足跡，帶著新婚的妻子，也帶著對中國人的愛，踏上中國的土地，繼承哥哥未竟的事業，到上海傳揚基督福音。因過度勞累，積勞成疾，於1860年病逝於上海，葬在美國長老會上海墓園中。
]]>1913年，周志禹攜眷遷居上海，開始其執教生涯，繼後創辦承天英華學校於上海。不久校務擴充，改名為承天中學。在其領導之下，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多達千餘人，成為當時上海同等學府中規模最大者之一。
周志禹在基督教信仰上，自幼深受母親的帶領與熏陶，打下良好之根基。1927年，他蒙受上帝呼召，立下志願，終身事奉主，至死不變。同年，他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到威克理夫學院（Wycliffe College）攻讀神學。翌年轉赴美國紐約神學院深造，榮獲道學士學位。
學成回國後，周志禹先後擔任中華基督教勉勵會總幹事、中華萬國讀經會會長、山東華北神學院教授、上海聖經學院院長、中華基督教聖公會牧師，會吏及會吏長，以及中華傳道會國內監督等職。1949年，周志禹移居香港，將中華傳道會在上海出版的《真道雜誌》改為《晨光報》，自任主編。由於其信仰純正，學識淵博，且工作嚴謹，使《晨光報》深受各方教會所喜愛。1950年，中華傳道會開始在香港開展福音工作，周志禹和宋德成牧師一起，不辭辛苦，搶救失喪的靈魂。1951年8月14日，他們建立了西頭村福音堂（即今日活水堂）；同年11月15日又在紅磡區建立紅磡福音堂，由周志禹牧師借出港幣四百大元，自請工人搭建木屋，作為聚會之所（即今日紅磡基督教會）。
1952年9月22日，因應教會需要，周志禹與其同工創立了香港聖經學院（即今日香港神學院），並出任院長。當時雖在經濟上遭遇困難，但他以堅定不移地信心，靠著主克服各樣困難，使學院逐漸完善，穩步擴展。在其任內，因工作繁重，他曾兩次腦充血，均蒙主醫治而脫離危險。作為院長，他對師生要求非常嚴格；但在生活上，他就像一位慈愛的父親，視學生如同子女，愛護備至，悉心栽培，諄諄教導，賞罰分明，為教會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遍及香港、澳門、台灣、東南亞、歐美和澳洲等地，事奉主的教會。
周志禹著述頗多，除了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等講義，以及《上帝救贖法》外，他還寫有許多佈道福音書冊，如《人生的由來》、《人生的歸宿》、《人的靈魂問題》、《人的來世問題》、《怎樣知道有神》、《不要作糊塗人》，以及《聖經是神的話》等。這些書冊為國內外各教會廣為採用。藉著這些書籍，許多失喪的靈魂被尋回，許多弟兄姊妹受到造就。
1965年，在周志禹訪美期間，因其對教會的貢獻，以及在神學教育上的成就，美國紐約神學院授予其榮譽神學博士學位。訪美歸來後，周志禹正式退休，此後擔任香港神學院院督之榮銜，直到去世為止。周志禹在其事奉主46年期間裡，足跡遍及中國、歐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等國家，所到之處，或主領佈道、培靈大會，或講授神學課程，均蒙神大大使用，也使各地教會受益、蒙福。
早在1961年，周志禹夫人因病離世，安息主懷。周志禹於1972年10月間，晨練時不慎失足跌倒，損及心臟，求治於播道醫院，周轉於病榻十月之久，終於在1973年9月7日息勞歸主，在世享年85歲。9月10日下午在九龍殯儀館舉行大殮並安息禮拜，由中華傳道會監督桑安柱牧師主禮，何海濤牧師證道，袁鴻勳牧師述史，周宏光先生致謝。隨即由八位校友扶柩，將其安葬於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大約有三百餘人參加了周志禹牧師的安息禮拜及葬禮。
]]>富善在10歲時悔改歸主，12歲時即決志獻身於宣教。他先後就讀於辛斯戴爾學校(Hinsdale Academy)和在佛蒙特州 (Vermont)百靈頓市(Burlington) 的協和高中(Union High School)。17歲畢業後，即在家鄉附近的一所小學任教。
做了四年小學教師後，富善於1857年考入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這所學院就是引發美國海外宣教熱潮的"干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所在地。早在1806年，該學院四名基督徒學生，一起在校園內干草堆前禱告時看見異象，清楚聽到主的呼召："要越過海洋，到各大陸、各海島去傳福音，使萬民作我的門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爾斯(Samuel Mills)的青年，聯同幾名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畢業生，向美國公理會提出他們的"拯救全球計劃"。結果美國公理會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成立了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譯"美部會")，推動海外宣教工作。
在威廉斯學院就讀期間，一位名叫蕭福樂(W111iam Schaufner)的牧師到學校來佈道，富善聽後深受感動，遂決志做一個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1861年，富善從威廉斯學院畢業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一年後轉到安多弗神學院。在該學院富善選讀了希伯來文，為其日後從事聖經中譯工作奠定了語言基礎。
1864年，富善完成神學學業後不久，於同年9月10日，與來自紐約州的安雅貝(Abbie Ambler)小姐結婚。1865年1月24目，富善接受美部會差派，與新婚妻子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上海。臨行前，當善接受按立成為牧師。
富善極富學習語言的興趣和恩賜，很快就成為宣教士中間北京話講得最為標準和流利的一位。為了更容易與中國人接近，富善留長辮、穿中式長衫；加之他從19歲開始，頭髮即已漸漸變白，故看上去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頗受中國人尊重，為其宣教工作帶來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禮拜堂。當時的通州是一個擁有六、七萬人口，商業繁榮的小城。從那時起，富善每天向當地人民傳講福音，分發福音書冊，如此有六年多之久。
1873年，富善接受美國公理會之委派，到華北大學(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學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擔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學、講道學、教牧神學、教會歷史和舊約歷史等。1874年，華北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富善與史勿夫(Arthur Henderson Smith)和何金寶( Chester Holcombe) 兩位宣教士，奉命前往災區發放來自美國的救濟金。沿途所見災民的悲慘境遇，使他們更覺搶救中國人身體與靈魂的責任之重大。
1879年11月，富善去天津佈道時得遇軻慕慈小姐(Sarah Boardman Clapp)。軻小姐來自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其父軻路德(Luther Clapp)是一位牧師。1877年，軻慕慈畢業於伊利諾州的洛克福德女子神學院( 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Illinois)，因閱讀《教士先驅報》(Missionary Herald)有關中國的報導而回應上帝的呼召，獻身成為宣教士，並於1879年9月3日從舊金山乘船啟程前往中國天津。
1880年3月，軻慕慈接受了富善的求婚。在寫給好友克萊拉( Clara Swann)的信中，她如此介紹自己未來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講的是誰？就是富善牧師，一個高尚的人，年紀比我大，很受眾人的尊敬與愛戴。他的中國話講得很漂亮，很得中國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許因此頭髮和鬍子都變白了。他心地善良，雖富於詩意，卻也很講實際......。他是個既有誠意又守規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奪取了我的心......。"1880年5月18日，富善和軻慕慈在美國公使館官員的見證下，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婚後，富善夫婦同去通州繼續工作，與當時華北大學校長的宣教士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住在同一棟房子裡。軻慕慈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參與福音工作。1881年9月，富善夫婦搬進自己設計而建成的新居所，終於有了一個像樣的家。
大會隨即成立三個執行委員會，除了負責推選具有"勝任的學術能力"的人組成翻譯委員會，進行實際翻譯工作外，還要監督譯事的進行，直到譯完為止。《深文理和合本》和《淺文理和合本》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均各為12人，而《官話和合本》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人數則為10人。富善被分別推選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話和合本》兩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幾經篩選、斟酌，最早期的《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委員會委員除富善外，還有白漢理(Henry Blodget)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文書田(George S. Owen)、海格思(John R. Hykes)、布藍菲(Thomas Bramfitt)和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等七人。
《官話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工作從新約開始，整個譯經過程緩慢而艱辛。他們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這樣的：各譯員獲分配到不同的經卷後，便要在特別為譯經所預備的稿紙上起草譯文的初稿，然後送交其他譯員審閱，由他們加上修改和建議後，再一起開會討論。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輪譯經工作會議於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舉行，會議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傳》的審閱工作。
譯經工作進展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翻譯委員會成員經常有變動，而遞補上來的新成員往往需要時間進入角色，因此工作擔子自然落在富善、狄考文和文書田等有經驗的譯員身上，工作進度因而大受影響。此外，譯員間不同的翻譯原則，以及對書面官話的標準形式的不同看法，經常使譯經討論會議遭遇挫折。由於理念上的差異而產生的爭論，對譯經的進度造成很大的影響。
第二輪工作會議於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舉行，地點是富善在通州的佈道所。出席會議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們完成了《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審閱工作。第三輪工作會議原定於1900年秋天舉行，但因義和團之亂而延遲至12月。出席全部會議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鮑康寧。他們完成了《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譯文。此次會議後，富善、狄考文和鮑康寧三人，就成為新約翻譯工作的核心。
在《官話和合本(新約)》試行版於1905年出版之前，翻譯委員會還另外舉行了三次工作會議。譯員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兩人，是從不缺席任何會議的。即使在1904年舉行的最後一次工作會議時，富善因女兒患病而需提早離開，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張洗心，代表他參加會議。新約試行版面世後，譯員們對該譯本不甚滿意，故決定再行修訂。富善主導並參與了整個的修訂工作。1907年該修訂譯本出版。
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各差傳機構的宣教士們再次齊集上海，舉行譯經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關於聖經翻譯的主要議題，一是《淺文理和合本(新約)》和《深文理和合本(新約)》的合併；二是《官話和合本(舊約)》和《文理和合本(舊約)》的翻譯。大會接納了富善等人所翻譯和修訂的《官話和合本(新約)》，並選出一個五人翻譯委員會，繼續進行《官話和合本(舊約)》的翻譯工作。該譯委會的成員除富善外，還有狄考文、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和林輔華(C. Wilfred Allan)。
狄考文再次被推選為翻譯委員會主席。1908年夏天，第一次工作會議在煙台舉行，狄考文因病提早離開會議，並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後，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擔任了翻譯委員會主席。在1908年11月7日寫給差會的信中，富善曾這樣表白自己對新任命的感受:"自從我們在夏天完成了修訂委員會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經蒙召返回天家，我們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從這時開始，承擔額外的責任。......我是委員會最早期的成員中唯一剩下來的一個"。
1908年下半年，宣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賽珍珠之父)獲邀加入譯委員會，但只工作了三個多月便告辭職，轉而獨自翻譯聖經。在1909年6月至10月在煙台舉行的第二次工作會議上，由安德文(Edwin E. Aiken)填補了賽兆祥的空缺。在1910年7月至9月所舉行的第三次工作會議上，林輔華又因健康欠佳而辭職。1911年初，第四次工作會議因華北爆發瘟疫而未能如期舉行，富善則利用這個機會回美國休假。臨行前，他寫信給執行委員會的總書記文顯理，建議為譯員們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寫道:"當我從美國回來時，將會是七十六歲了，到那時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將滿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過去二十年那樣工作了。除了一次之外，我通常離家去參加委員會會議，隨著委員會在煙台、上海和登州工作。有些譯者要旅行數以百哩（有時甚至超過一千哩）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翻譯工作，是否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呢？無疑，我們的工作至今是在更為艱難的環境下完成的。難道大多數的譯經者都不能住在相同的地方，或相隔不遠的地方嗎？對我自己來說，我不能再承受長途旅程了，而且在未來也不可能遠離家庭而生活。這將意味著，假如不能在此預備住宿和工作，我便必須從委員會中退休。"富善的建議獲得執行委員會的支持，其後從1913年1月開始，所有的譯經者都可以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們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在譯事上取得較理想的進展。1918年6月18日，富善在寫給文顯理的信中，如此描述中國助手們的貢獻:"我們老師的工作是非常寶貴的。他們的價值在於在與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推敲用字，一起感受'一句中文句子的韻律'的本質和感覺。......在措辭的優雅上，我們從他們得到很大幫助"。
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到1917年初，舊約所有經卷翻譯完畢，至此《官話和合本(舊約)》的譯事宣告結束。接著進行的，就是譯本的編輯工作。由於《官話和合本(舊約)》和《官話和合本(新約)》之間，在文筆風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鮑康寧、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對整部聖經譯本進行修訂。
1919年4月22日，《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終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這一年剛好是1890年宣教士大會之後的第三十年。就是在那次大會上，作出了翻譯《和合本聖經》的決議。整個譯事歷時29年，先後有十六位西方譯經者和為數更多的中國譯經者參與。而富善是唯一一位從始至終參與該譯事並活著看到該譯本出版的人。"富善博士為了使聖經翻成白話而據理力爭，結果他得勝了。他給了中國人一本白話的聖經，其貢獻一如馬丁路德把聖經翻成德文一樣。......胡適博士認為白話聖經翻譯的工作，對推動新文化運動有很大的貢獻"（《富善》作者林振時語）。
軻慕慈離世後，富善與女兒、女婿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會為紀念富善來華宣教六十週年，特別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盛會過後不到兩個月，富善便離開人世。林振時在其《富善》一書中，如此記述了富善臨離世前的情況:"盛會過後一個月，女兒全家唱聖詩的時候，唱到一處，老牧師的聲音突然低了下來，然後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賜（按：富善的女兒）向爸爸瞟了一眼，跟著示意大家不要作聲，把爸爸扶上床。就這樣，富善牧師再也沒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況是排便困難，跟著陷入昏迷。再過兩個星期，他就走完在世的路程。那時1925年9月29日，享年八十九歲。"
富善的追思禮拜在北京城內公理會的禮拜堂內舉行，隨後遺體被運往通州的教會墓地安葬。出殯那一天，清華大學的教職員為表示對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木先在該校校園裡轉一圈，然後才運出北京城。當棺木運抵通州時，軻慕慈生前創辦的富育女校的學生，列隊站在墓地通道兩旁，唱著富善所譜寫的聖詩，送別這位她們所敬愛的宣教巨擘。誠然，富善對中國教會所作出的貢獻，亦將永遠被紀念。
]]>陳子褒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文思敏捷，成績優異。1878年，他16歲時便考入府學為庠生。1890年，28歲的陳子褒先後在廣州友石齋和芥隱堂設館教學，招學生七十人，多為應試科舉的生員。
1893年，陳子褒參加鄉試，中第五名，膺五經魁。放榜時，名字排在南海康有為前邊。康有為本來列為第二名，因為他的試文《書同文》沒有沿用朱熹註釋，故改為第八名。陳子褒讀了康有為的這篇文章，自嘆不如，特意前往"萬木草堂"拜謁。談論之間，大大折服，遂拜康有為為師，與梁啟超、陳千秋等一起學習。在康有為門下，陳子褒開始接觸到新知識、新思想，這對他一生影響很大。正如後來他說的："然茍無康先生教導，則茫無門徑，雖十分勤勉，亦無所用之。"
當時，廣州雙門底有間"聖教書樓"，是一位名叫左鬥山的基督徒開設的。他熱衷新學，大量購進上海廣學會、中國教育會翻印、出版的外文書譯本，如《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啟蒙》，以及廣學會著名刊物《萬國公報》等，使"聖教書樓"成為廣州唯一的新學書店。陳子褒經常去那裏看書，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他還開始學習英語。在學習過程中，他讀到英語啟蒙課本的雞、犬、貓等單字，通俗易懂，想到《大學》、《中庸》等書字義深奧，不適宜作兒童啟蒙讀本，心中遂萌生改良兒童教育的念頭。同時他還想到，學校教育以家庭教育為輔，而家庭婦女一般識字不多，應該提倡女學。這些認識，成為他日後致力於婦孺教育、改良課本的動力。
1895年，陳子褒進京參加乙未會試。時值中日戰爭結束，中國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京參加應試的維新派領導人康有為和梁啟超，聯絡十八省應試舉人共同上書光緒皇帝，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敵、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陳子褒參加了這一運動，隨後並加入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鼓吹變法維新。與此同時，他還寫成《婦孺須知》一書。他在"敘"中寫道：此書"模橫門之急就，羼楊雲之方言。通俗是貴，利用斯在。" 說明他編此書的目的，在於適應婦女、兒童啟蒙教育的需要。此後兩年，他又編寫了《婦孺淺解》、《婦孺八勸》、《婦孺入門書》、《幼雅》等書，致力提倡婦孺教育。他在1897年寫成的《俗話說》一文中，首次提出"講俗話"，"寫俗字"，求"實用之學"。他的學生冼玉清後來評論說："此即提倡文學改良之白話化、大眾化也。"
1898年3月，陳子褒參加了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組織的"保國會"。在"百日維新"期間，他還到梁啟超主持的譯書局任事。"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梁逃亡海外，陳子褒也經上海東渡日本，到神戶找到在《東亞報》社擔當主任一職的同學韓文舉，並結識了該報主編僑本海關。僑本是日本著名教育家，也是詩人，各學校的校長多是他的詩友。在他的介紹下，陳子褒到各校參觀、考察日本小學的教學方法。陳子褒很欣賞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創立的"慶應義塾"，推崇該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學方法，決心效法，以教育救中國。同年底，他返回祖國，開始撰文編書辦學，以實踐自己的抱負。
1899年9月10日，途徑香港的陳子褒在香港基督教道濟會堂由皮堯士牧師（Rev. T. W. Pierce）施洗歸信基督。他接受洗禮之後，經常撰寫論說信仰的文章，如《說祈禱》、《耶儒二教之真相》、《基督教之果》等。
1899年，陳子褒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中，提出"文言之禍亡中國"的說法，成為我國提倡報紙使用白話文、語體文的第一人。從那時起，他開始投身教育事業，先在開平縣"鄧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門設館教學。其館址設在荷蘭園正街，初名"蒙學書塾"，後改為"灌根書塾"。他把蒙學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廢止讀經，提倡通俗的白話，改革文言，以使低年級學生易於領會，收到良好效果。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則不廢文言文，照開經義課程，以使學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強民族意識，培養愛國主義思想。
同年，陳子褒在澳門組織中山、新會、臺山等地小學的20多名教師成立"教育學會"(後改名"蒙學會")，以提倡初學啟蒙、推廣改良白話課本為宗旨。他在《教育學會緣起》一文中指出："中國教育既失其本，復遺其末，非全行改革，無以激發國民之誌氣，浚渝國民之智慧。一至謂中國之亡，亡於學究之手，豈謬語哉!"評論深刻，入木三分，發人深省。在創辦學塾的同時，他還註重婦女教育，主張寡婦改嫁，同姓(遠枝)可通婚，並曾倡設平民義學，被人們稱為"福翁"。
1900年夏，陳子褒接受澳門"格致書院"(即廣州嶺南大學前身)漢文總教習鐘榮光的邀請，前往該校主持暑期國文講習班，歷時三屆。這一年，他先後出版了《教育說略》、《婦孺三字書》、《婦孺四字書》、《婦孺五字書》、《婦孺新讀本》、《婦孺論說入門》、《婦孺女兒三字書》等系列教材，並用於教學實踐。他以《婦孺三字經》代替《三字經》，內容全用白話，如"早起身，下床去；先灑水，後掃地"之類；以《婦孺四字書》代替《千字文》；以《婦孺五字書》代替《幼學詩》。這些白話課本，很快就傳入內地，在廣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響深廣。陳子褒用於教學的這些讀本，是我國最早的白話文教科書，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後七年多的時間裏，陳子褒的精力集中在編寫啟蒙課本方面，出版了大量教材，如：《婦孺學約》、《婦孺論說大觀》、《婦孺論說階梯》、《婦孺中國與地略》、《婦孺釋詞粵語解》、《婦孺譯文》、《婦孺信劄材料》、《婦孺閑談》、《婦孺中國史問題》、《幼學文法教科書》、《小學國文教科書》等。1903年，陳子褒主辦的"灌根學塾"首次招收女學生，成為我國男女同校的發端。次年，他主持編輯發行了《婦孺報》、《婦孺雜誌》，時人稱他為改革啟蒙教材的先驅。。
1909年，"蒙學會"組織成立了"子褒同學會"，選卓乃宙為首任會長。同年及以後兩年時間裏，該會出版了《七級字課》的系列教材。1912年至1917年，陳子褒先後出版了一些歷史方面的教材，如《左傳小識》、《補讀史論略》、《史記小識》、《前後漢書小識》、《晉書小識》等，還出版了《灌根小學雜誌》。
1918年，陳子褒將"灌根學塾"遷到香港堅尼道循道會舊址，繼續從事小學教育。不久，學塾易名為"子褒學塾"，最後易名為"子褒學校"，規模日漸擴大。陳子褒主持校務之余，親自參加教學工作，為初級班上字課，為高級班講古文經史，並規定高級班學生必須點讀《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四朝學案》等史籍。他在講課時，聲若洪鐘，終日不倦，所有學生作業，一定親自批改。他特別重視向學生灌註民族思想意識，以民族英雄和宋明理學教育學生。課外時間，他喜歡與學生展開討論，註意引導和啟發學生。1918年至1919年，又出版了《南北史小識》、《左傳小識教授法》、《新唐書小識》等歷史教材。
1919年，陳子褒聯合基督教友顏君裕、周懷璋等創辦了"聯愛會工讀義學"、"聯愛女校"、"聖士提反義學"，擴大了辦學範圍。到1921年，陳子褒又開設"子褒女校"，聘請清代甲午進士桂玷、陳俊卿、曾壁山等20人為教員。子褒學校規模擴大，人才濟濟，聲譽日隆，被公認為香港私塾中的佼佼者，陳子褒則被譽為"東方的裴斯塔洛齊"(裴氏為瑞士著名兒童教育家)。
陳子褒是橫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一位基督徒知識分子，一生獻身於教育事業，未任一官半職。他所創辦的學校，始終未向政府立案，也不設校董會或委員會、教員會，純屬平民化的義舉，可說是一位孤身作戰的教育家。他獻身於婦孺教育工作二十多年，並以"婦孺之仆"作為教育的職誌。他以一生的教育實踐，走出了一條教育創新的道路，誠然是中國教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位代表人物。王齊樂在《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一書，提及陳子褒生平行事的表現有下列六方面的成就：（1）虛心學習，吸取新知。（2）改造教育，腳踏實地，從基層的小學教育著手。（3）提倡婦女教育，提高婦女地位。（4）提倡通俗化教育，大量編著淺易婦孺讀物。（5）主張實驗教學，註重趣味與開智。（6）推廣平民教育，身體力行，努力不懈。他一生中編著的小學教科書有幾十種。除前述公開出版的書籍之外，還寫有一些學術文章。他的遺著由他的學生冼玉清、陳德萋、歐朗若、陳仲偉編校，合編為《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1952年曾在廣州出版。在信仰方面，陳子褒由不信以至於信，不但在教育工作上為主作出美好的見證，並且樂於接受教會的邀請，四處奔勞，為教會事工而盡心竭力。
1922年7月4日，陳子褒在香港般含道子褒學校病逝，終年61歲。安息禮拜由道濟會堂主任張祝齡牧師主禮，遺體安葬於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
]]>比列兹镇属於信義宗教會的教區，富有敬虔主義傳統，郭實臘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資聰慧，勤奋好學，因而備受師長的讚賞。因得獲商人贈閱的《巴色雜誌》（Basle Magazine），讀後深為其中所載的傳教士事蹟所感動，於是在1818年他年僅十五歲時，就决志獻身於海外宣教事業。17歲那年，適逢普鲁士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訪問斯德丁（Stetin），郭實臘向其呈獻一首詩，並表達了自己想成為一個宣教士的心願，從而獲得國王的承諾，資助他進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學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讀書。
1821年1月19日，18歲的郭實臘開始接受神學訓練，院長仁涅克牧師（Rev. Janicke）是一位備受各地教會推崇的敬虔主義者。郭實臘同時還在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選修其他課程，包括學習六種不同國家的語言。在學期間，他廣受敬虔主義、莫拉維弟兄會、福音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等思想的影響。由於仁涅克院長與倫敦傳道會、聖公會傳道會，以及荷蘭傳道會多有聯繫，歷屆畢業生多供各傳道會派遣。於是當郭實臘於1823年6月畢業後，再入荷蘭傳道會所辦的荷蘭傳教學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備日後由該會派往他國做宣教士。1825年，郭實臘專程前往法國巴黎，搜集有關東南亞宣教的資料。隨後他又遠赴英國倫敦，探訪當時正在休假的對華宣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博士。從馬禮遜口中，郭實臘得知很多有關在中國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儀於中國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實臘畢業於荷蘭傳教學院，同年7月20日，由荷蘭傳道會按立為牧師。隨即於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開始了他傳奇的宣教人生。
不久，郭實臘到廖島（Rhio）、新加坡，以及婆羅門洲等地，派發福音單張和書刊，藉此向華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實臘與倫敦傳道會的另一位宣教士湯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國帆船沿馬來半島西岸北上暹羅（今泰國）的曼谷佈道，成為基督教進入暹羅的第一批宣教士。為著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實臘（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來。
1829年，郭實臘被派往蘇門答臘工作。由於"荷蘭傳道會在中國事工上的怯弱，以及無法忍受外來的壓力"，且因與他專向華人宣教的志趣相違，遂決定脫離荷蘭傳道會。此後，他便以獨立宣教士的身份在東南亞宣教。同年，郭實臘在前往馬六甲工作期間，認識了倫敦傳道會的首位女宣教士紐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愛而結為夫婦，並同往曼谷宣教。
1832年2月下旬，郭實臘以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譯員身份，搭乘該公司的"安默士號"（Lord Amherst）船，由澳門啟程再次北上，途經廈門、台灣、福州、高麗和琉球等地，並於9月5日返回澳門。同年10月12日，該公司再次邀請郭實臘跟隨其運載鴉片的"施路夫號"（Sylph）船北上，並許以宣教之需用。郭實臘初時對此行躊躇不決，但為便於深入中國沿海各地宣教，最終他還是接受了邀請。此行沿海北上直抵遼寧奉天，後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經舟山、金門、廈門，於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門。
1833年5月，郭實臘又隨鴉片船"約翰碧嘉號"（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隨鴉片船"科隆楊格號"（Colony Young）進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這次行程。郭實臘自認為無論通過何種途徑，只要便於深入中國內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鴉片船出入中國沿海和內地，並充當譯員。此舉為後人留下攻擊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這或許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1834年4月，郭實臘南返馬六甲，把自己過去數年間，在中國沿海一帶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蘭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歐美各國教會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郭實臘可說是一位多產作家，根據偉烈亞歷（Alexander Wylie）的資料，從1834年開始，郭實臘的著述便陸續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寫成的有61部，以日文寫成的有兩部。此外，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作分別有泰文著作一部，荷蘭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內容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包括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基督教教義、教會歷史、人物傳記、月刊、雜誌、衛道集、貿易通志、文法書和字典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中國史略》、以及《道光皇帝傳》等。在郭實臘早期著述中，他經常以"愛漢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稱。
1837年6月24日，郭實臘與宣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當他們到達鹿兒島時，因遭日本軍艦攔截，只得折返澳門。
在中文聖經翻譯方面，他首先參與修訂了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結果產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譯本。在1834年馬禮遜逝世後不久，這項修訂計劃便告展開，參與修訂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實臘外，還有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個修訂過程中，郭實臘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分工合作，譯事進度順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約的譯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國聖經公會由於不認同四人小組的譯經原則，以及反對麥都思對《神天聖書》的嚴厲批評，所以拒絕資助新約譯本的出版。郭實臘等人惟有自行在巴達維亞印行這部新約聖經，並把它訂名為《新遺詔書》。
新約出版後，他們再接再厲，繼續從事舊約的翻譯。中途由於麥都思的退出，舊約後半部書卷幾乎由郭實臘一人獨力完成。1838年，舊約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訂名為《舊遺詔書》。隨後，郭實臘還對《新遺詔書》進行多次的修訂，最後改稱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1841年，郭實臘返抵澳門。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繼義律就任英國全權特使兼駐華商務監督，郭實臘又受聘為翻譯官，而郭實臘在澳門的宣教工作，則交由美國浸禮宗的宣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璞鼎查以寧波為駐軍總部，並委任郭實臘為舟山行政長官，管理該地的華人事務，歷時七個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當滿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時，郭實臘也是英方的主要譯員之一。在條約談判過程中，郭實臘不時伺機向滿清官員贈送聖經。
1843年8月，擔任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的馬儒漢病逝；9月郭實臘接任為香港撫華道，專責香港華人事務兼辦满清官方事務。1844年，當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簽約時，郭實臘正是當時的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華文翻譯。自此以後，郭實臘一直擔任華文翻譯一職，直到1851年逝世為止。
正當此時，郭實臘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宣教理念，他認為要将福音傳遍中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勸導，來歸信基督教"。他希望華人自己的傳道人進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團體，而由歐洲基督教差會派遣宣教士來華訓練中國傳道人，並予以經濟援助。郭實臘將這一理念付諸實施，於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即"慾漢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漢會創辦時有會員21人，除郭實臘和羅孝全外，其餘都是華人，並由華人擔任主席，實為基督教在華最早由華人主事的組織，體現了郭實臘本色化宣教理念。這組織並非一所傳統的教堂，而是一個傳道員訓練中心，所採用的方法是教導與實踐並重。經過培訓的傳道員考試合格後，被差往遠近地區從事佈道和散發福音單張與書刊等工作。福漢會發展迅速，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傳道員20人。傳道員的足跡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許多地方設立了傳道分站。在郭實臘的呼籲與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國巴勉傳道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禮賢會）的宣教士柯士達（Heinrieh Kuster）和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來到香港，協助郭實臘培訓傳道員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傳道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崇真會）的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應邀來港。1851年，又有巴陵傳道會（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信義會）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來相助。
由於郭實臘一向以"來者不拒"的原則吸納新會員，致使會員良莠不齊，許多會員甚至是吸食鴉片和行為惡劣之人。有些會員在取得傳教書冊後，並沒有前往指定地點分發，卻回來白領薪金；也有些會員出售書冊為自己圖利。郭實臘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及時察覺到這些不良行徑。然而，外界的反應卻非常強烈。1849年10月1日，郭實臘專程前往歐洲，向當地的差傳機構和支持者報告福漢會的進展情況，並就許多問題作出解釋。在旅途中，郭實臘的妻子溫施娣不幸因病離世。同年11月24 日，郭實臘抵達英國，獲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魯士駐英大使和英國國會議員們的熱烈歡迎。其後，郭實臘再前往歐洲十多個國家演說，宣傳福漢會的工作，並且組織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國基督徒青年獻身到中國宣教。1850年11月，郭實臘在倫敦認識了中國婦女會（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處不久即結為夫婦，並於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實臘前往歐洲期間，他把福漢會的工作，交由巴色傳道會的宣教士韓山明負責。然而，由於韓山明、葉納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對郭實臘的某些做法不滿，所以在郭實臘離開後，他們便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並打算集體脫離福漢會。當郭實臘攜妻返回香港時，事情已沒有挽回的餘地，福漢會遂正式分裂，郭實臘為此深受打擊。1851年8月9日，郭實臘在香港因痛風病逝世，年僅48歲。此後不久，福漢會便告解散。
郭實臘的安息禮拜在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其遺體最後安葬於香港跑馬地墳場。香港總督和港府高級官員皆出席了葬禮。香港中環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為紀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其實，郭實臘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對太平天國寄以厚望，因為他們想"藉太平天國，使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度"。而福漢會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及其改革與建設，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
2. 郭實臘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郭實臘等人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其重要性不在於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而在於它是太平天國所採用的譯本。
1847年，太平天國創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隨宣教士羅孝全學道（按：羅孝全是福漢會的成員，曾跟隨郭實臘學習）。王元深在他的著作《聖道東來考》中，如此記述洪秀全與羅孝全二人接觸的經過："翌年羅教士回國，數年後，復來羊城東石角傳道。花縣人洪秀全，涉獵書史，來省應試，偶得耶穌小書數本，週覽後，始知偶像菩薩之謬，不應奉拜，乃往東石角禮拜堂聽講福音，交識傳道者周道行，供給其學道。閱三月，求羅教士與施浸禮，又求借銀五元，羅見其有異志，故卻之，謂其道味尚淺，須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離羊城回家，一去無復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無歸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學道期間，羅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聖經，即郭實臘等人翻譯的《新遺詔書》。若將後來太平天國印行的聖經與《新遺詔書》作一比較，即可看出它們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麥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曾這樣評述太平天國聖經的由來："舊約方面，他們採用郭實臘的譯本，沒有做出只字片語的改動......。新約方面，他們採用我和郭實臘在1835年的譯本......。那是這些譯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義者按他們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採用"。
雖然郭實臘在許多事情上飽受非議，但他在宣教事業上所做的貢獻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沒有郭實臘牧師所創立的福漢會，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禮賢會、崇真會和信義會的存在。後來的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就是受當年郭實臘親手創立的中國傳道會的派遣來中國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為"中國內地會之父"。縱觀其在華二十年之生涯，無論從事宣教佈道、翻譯聖經、著述出版，還是從政傳譯、協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為中外史學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與策略上，更具突破與創新意義，成為普世宣教史上的寶貴遺產。
]]>拉班•掃馬大約於1223年出生於大都（北京）一個信奉景教（Nestorians，唐朝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畏兀兒（維吾爾）族富家。父親昔班是汗八裏景教堂的巡察員。拉班•掃馬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大約於1248年，他到北京城西南50公里外的房山"景教十字寺"隱居修道，當馬可•波羅於1275年到達北京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裏修道27年了，已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景教修道士。1260年，一個名叫拉班•馬可（Rabban Marcos，又譯馬古思）的少年，從其家鄉東勝（內蒙古的托可托，即馬可•波羅所說的"天德"）旅行半個月，前來房山十字寺拜拉班•掃馬爲師，與他一同修道。15年後，師徒倆決意放棄山中的隱修生活，同去耶路撒冷朝聖，從而使拉班•掃馬成爲一個馬可•波羅式的偉大旅行家。他從北京不僅行至中東的耶路撒冷，更遠至法國巴黎。他的歐洲之旅遠遠超出個人朝聖的意義，這是一次中國發現世界，甚至試圖改變世界的偉大之旅。
蒙古世紀有許多西方旅行家從歐洲到中國，卻鮮有東方旅行家從中國到歐洲。而羅馬教廷與蒙古汗國一直在尋找接觸與合作的機會。馬可•波羅說蒙古大汗曾請羅馬教皇差派100位精通七藝的教士到中國來，並讓老波羅兄弟帶回一點耶稣基督聖墓長明燈上的聖油。其後不久，拉班•掃馬和馬可就沿著帝國驿道踏上了西去朝聖的征程，這背後是否有忽必烈大汗的旨意，也未可知。他們西行的第一站是馬可的家鄉東勝，受到那裏的景教徒們的歡迎並挽留。但拉班•掃馬去意堅定，稱自己"已經舍棄了這個世界的一切，只希望成爲完人"。
拉班•掃馬和馬可繼續上路，沿著黃河向西南到達唐古特城（今甘肅敦煌），看到該城"信仰非常熱誠、思想純潔"的景教徒"男女老幼都出來迎接"他們。離開唐古特城後，拉班•掃馬穿過河西走廊與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南部邊緣，即古老的絲綢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兩個月後到達斡端（今新疆和田）。這段旅程非常艱難，大沙漠"天氣幹燥、荒無人煙，水是苦的"，當年多少遠征的士兵因"路絕糧斷"或缺水而死在這荒漠之中。他們在斡端城裏住了6個月，休整後從斡端出發到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斡端與喀什噶爾都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綠洲城市，當年馬可•波羅經過這裏時，見到的是一個繁榮的商都，有發達的商業、手工業、紡織業，以及美麗的花園、葡萄園，清真寺和景教堂等。但拉班•掃馬卻"發現城中沒有居民，因爲該城最近遭到敵人的洗劫"。因爲忽必烈與海都之間的戰爭，毀滅了這裏的一切。
過了喀什噶爾就出了絲綢之路的中國地段，他們來到窩闊台汗國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500多年前大唐的軍隊在此敗給了大食的軍隊，從此這裏就變成穆斯林的世界。高山、荒漠、惡劣的氣候與凶殘的戰爭，使拉班•掃馬師徒經歷了九死一生。無論如何，"他們拿著海都汗王特許給他們的通行證，在極度困難、疲勞和恐懼的情況下來到呼羅珊的塗思城"。
呼羅珊是波斯伊兒汗國的領土，塗思城（今伊朗馬什哈德附近）是呼羅珊最大的城。這裏有《天方夜譚》中著名的哈裏發哈倫•賴世德的墓，還有聖馬賽揚修道院。伊兒汗國，又譯伊利汗國，爲蒙古汗王旭烈兀於1253年所建，奉大元爲宗主。當時蒙古人主要信奉薩滿教和佛教，但皈信基督教者亦不乏其人，如拖雷的夫人唆魯忽帖尼（克烈部人，忽必烈汗、旭烈兀汗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夫人托苦斯，以及高唐王驸馬闊裏吉思（汪古部人）等。景教因此得到蒙古高層統治者的認可與扶持，這一兼事多種宗教的傳統在伊兒汗國中被貫徹下來。其統治者主要信奉佛教，同時對基督教也予以保護與優待，故其境內基督教勢力頗爲興盛。
拉班•掃馬在聖馬賽揚修道院裏住了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在精神與身體上都重新得力之後，就準備出發去報達（今巴格達）拜見景教主教長馬•登哈（Mar Denha）。馬•登哈主教長是當時景教世界的最高領袖，此時正巡幸馬拉加城（今伊朗大不里士城南100公裏處）。拉班•掃馬師徒沿著里海南岸趕到馬拉加，那宏大的拜謁場面令人感動，他們跪在地上，像看見耶稣基督那樣淚流滿面："他們對他說：'上帝倍加憐憫，廣施恩惠於我等，因爲我們看見了我們主教長容光煥發的面孔'。他問他們：'你們從何處來？他們答道：我們從東方衆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裏（今北京）來。我們來此是爲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衆神甫、修士和基督徒的祝福。如果我們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許，我們還要去耶路撒冷'"。
隨後，他們拜訪瞻仰了巴格達及周邊地區的景教聖地和聖物，受到當地景教徒的歡迎。或許因爲他們從遙遠的東方之都汗八裏來，並且可能身負忽必烈大汗的使命，馬•登哈主教長授意他們去伊兒汗國的新都大不里士觐見阿八哈汗。阿八哈是旭烈兀王室的繼承人，崇尚景教。馬•登哈主教長叫拉班•掃馬去見阿八哈汗的意圖，或許是想借助他們二人的特殊身份爭取汗王對景教的進一步的支持。拉班•掃馬在大不里士觐見阿八哈汗並從他那裏得到去耶路撒冷的通行證後，隨即啓程前往亞美尼亞。他們打算取道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從海路去耶路撒冷。但因途遇戰亂，他們不得不折返巴格達。馬•登哈主教長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大熱心讓他們去耶路撒冷，今見及此，就坦言說："這不是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局勢混亂，道路斷絕。你們敬拜了我們國家所有的聖地和聖物。在我看來，一個人以純潔的心靈敬拜了這些，這種敬拜不亞於朝拜耶路撒冷。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忠告，請你們仔細聽好：我想選任拉班•馬可爲大主教，並授予他來自教廷的禮物。至於您拉班•掃馬，我將委任您爲巡察總監，並將差派你們二人回本國去。"
事不容違，1280年，35歲的拉班•馬可被任命爲"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名馬•雅伯拉哈。而拉班•掃馬卻在主教長的祝福中成爲巡察總監。但他們二人都不想回中國去。理由可能有三：一是他們可能負有忽必烈大汗的使命；二是他們尚未完成朝聖之舉，沒到聖地不能回去；三是來路漫漫，天災人禍，九死一生，歸途之凶險難以想像。但馬•登哈主教長最後還是說服了他們。如果不是忽必烈與海都之間的戰事又起，歸途被阻斷，拉班•掃馬師徒可能就啓程回國了。戰事所阻，他們滯留在馬拉加一年。此時的拉班•馬可似乎很走運。他本來是拉班•掃馬之徒，又比他年輕許多，但卻成了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更爲令人稱奇的是，36歲時馬可于翌年在巴格達，竟一躍成爲"東方教會大總管"----主教長馬•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
那是在1281年初，馬•雅伯拉哈（拉班•馬可）前往巴格達接受主教禮服與權杖。當他行至巴格達城外時，遇到一個神秘的人告訴他，馬•登哈主教長去世，如果他策馬速行，還可以趕得上葬禮。結果他不僅趕上了葬禮，而且還被推舉爲主教長，繼承了馬•登哈之宗座位。隨即在巴格達的馬•科卡大教堂就職，稱馬•雅伯拉哈三世。這樣，這位來自東土的朝聖者變成了當時景教世界的主教長。他過去的老師拉班•掃馬，現在卻成爲他的內務總管。至此，他們的旅行似乎已經結束。如果不是五年以後阿魯渾汗要聯合羅馬教廷進攻敘利亞、巴勒斯坦，馬•雅伯拉哈三世推薦拉班•掃馬出使歐洲，拉班•掃馬很可能就會無聲無息的終老於此了。
從1281至1287年這六年間，拉班•掃馬沒有什麽變化，他身邊的世界卻動蕩不安。阿八哈汗去世後，繼位的阿合馬汗要將整個伊兒汗國伊斯蘭化，景教遭受到摧殘，馬•雅伯拉哈三世曾一度變爲囚徒。直到伊兒汗國的新汗王阿魯渾打敗阿合馬，馬•雅伯拉哈三世才得以重掌教權。於是，他們決定遣使去歐洲，希望與羅馬教皇和英、法等國結盟，以便消滅共同的敵人----馬木魯克（原意爲"奴隸，或奴隸出身的人"，是穆斯林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蘇丹，進而攻取敘利亞和耶路撒冷。
馬•雅伯拉哈三世不失時機地向阿魯渾汗推薦了拉班•掃馬。1287年3月，65歲的拉班•掃馬一行帶著信札、禮物從大不里士起行前往羅馬。他們在特烈比宗上船，途徑東羅馬的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受到東羅馬皇帝安東尼庫二世的熱情召見。雖然出使拜占庭幾乎一無所獲，但聖索菲亞大教堂卻令拉班•掃馬驚慕不已。聖索菲亞大教堂是當時世界上最爲壯觀的基督教建築，宏偉的穹窿、券柱；豪華的大理石、輝煌的金底玻璃馬賽克等等，令拉班•掃馬覺得"根本無法用語言描繪"。但他不能流連於此，很快就踏上西去之舟船。
在海上經過兩個多月的艱難航行後，拉班•掃馬一行於1287年6月23日抵達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在那不勒斯稍事逗留後，即轉赴羅馬、梵蒂岡。抵達後方知羅馬教皇何諾留四世已於兩個月前去世，新的教皇尚未選出。
梵蒂岡裏的觐見儀式充滿繁文缛節，紅衣主教們對拉班•掃馬進行了教義诘問。當他們得知景教徒的崇拜儀式與西方基督教大同小異時，顯然有些吃驚。拉班•掃馬向他們說明來意："我從遠方來此不是爲了討論或講述我的信仰，而是爲了晉謁我主羅馬教皇和敬拜聖徒遺物，爲了送交國王與主教長的信件"。由于新教皇尚未産生，紅衣主教們安排拉班•掃馬一行觀光朝聖。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比聖索菲亞大教堂使拉班•掃馬更加震撼，這裏可看的東西更多。最令拉班•掃馬感興趣的是聖彼得的墓，和教皇的"聖彼得宗座位"。在梵蒂岡教士陪同下，拉班•掃馬遍遊了羅馬城內的教堂和聖迹。
由于競爭激烈，新教皇一時選不出來，拉班•掃馬的政治使命無法完成，只好北上巴黎觐見法國國王菲利浦。途經國際化商都熱那亞（威尼斯）時，受到隆重的歡迎。初秋時節抵達巴黎，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中進城。拉班•掃馬休息三天後，觐見了新即位的年輕法王菲利浦四世。法王垂詢過他的使命後，被阿魯渾汗的誠意所感動，慨然允諾派大軍與阿魯渾汗聯合行動，進攻馬木魯克蘇丹。拉班•掃馬如釋重負，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參觀了市內的一切"。
拉班•掃馬於1287年10月初告別巴黎後，隨即前往法國西南部的加斯科尼首府波爾多，觐見英王愛德華一世。英王與他會談後，表示收復聖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責無旁貸。愛德華一世還邀請拉班•掃馬到其宮廷領彌撒，並盛宴招待他。期間，拉班•掃馬還瞻仰了許多教堂聖迹。
離別法國時已是冬季，拉班•掃馬決定返回熱那亞過冬。那裏氣候溫暖，海風和煦，拉班•掃馬將熱那亞比作"花園般的天堂"。此時他出行的使命已完成大半，歐洲兩位最強大的國王已經答應出兵配合伊兒汗國進攻馬木魯克，收復耶路撒冷。剩下的只有教皇了。他期盼著新教皇的産生，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經過半年多的等待，新教皇終於在1288年2月20日選出，就是當初诘問拉班•掃馬教義的那位紅衣主教。新教皇稱爲尼古拉四世。拉班•掃馬聞訊急忙趕往羅馬，受到尼古拉四世的禮遇，並被挽留下來過復活節，更有幸在梵蒂岡領了一次彌撒。當他從教皇手裏領了聖餐，並參與、目睹了復活節期間所有重大儀式，聆聽了教皇佈道的聲音和成千上萬會衆們響徹雲天的歡呼聲，他真是感動、幸福極了。但是作爲使節，此次出使教廷的結果卻令人失望。復活節之後，拉班•掃馬將返回伊兒汗國，教皇分別致書阿魯渾汗和馬•雅伯拉哈三世等人，信中只字不提派遣十字軍配合攻打馬木魯克，以及收復聖地之事，而是再三敦促阿魯渾汗接受基督教洗禮，受洗後"借助主的幫助，收復耶路撒冷指日可待"。在給馬•雅伯拉哈三世的信中，教皇一方面感謝馬•雅伯拉哈三世恩待在東方傳教的天主教聖方濟各會修士；一方面也不失時機地暗示景教的信仰不純正，羅馬教廷對景教教會擁有"像慈母一樣"的絕對的權威性。爲了讓這些景教徒"保持羅馬教會所遵守的純正信仰"，教皇在信中還不厭其煩地闡釋基督教教義，目的是要阿魯渾汗接受洗禮，讓景教主教長、波斯大主教、以及汗王的遺孀修正信仰。
1288年底（一說1289年7月），拉班•掃馬帶著信件與禮物回到波斯。晉見並向阿魯渾汗禀報過出使之行後，受到汗王的嘉獎。由于長期出使在外，掃馬的健康大受虧損。汗王見狀說："我使您太勞累了，因爲您是位老人。此後我們不再讓您離開我們。我們要在宮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裏領禮拜做祈禱。"遂在大不里士宮門旁興建教堂一所，供他崇拜之用。1294年1月10日，拉班•掃馬在祥和的氣氛中，逝世于波斯(今伊朗)北部的一個小鎮（一說在巴格達），享年71歲。
1295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合贊繼承汗位，強力推行伊斯蘭教。他的大臣努魯茲下令摧毀景教教堂，沒收景教徒的財産，屠殺景教徒和猶太人。災難降臨後，馬•雅伯拉哈三世被一夥狂暴的穆斯林半夜從家中拖走，慘遭監禁、倒懸、鞭打等酷刑。若不是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二世相救，馬•雅伯拉哈三世已慘遭極刑。這兩位來自元大都的朝聖者，死去的已經獲得永恒的甯靜，活著的卻經曆暮年的血雨腥風。在一次可怕的劫難後，拉班•馬可對歷史學家拉施德丁說："活著還有什麽用呢？我希望國王命我返回東方我來的地方，或者讓我去法國度我的餘年"。1317年11月13日的冬夜裏，拉班•馬可死在波斯馬米爾耶湖畔的馬拉加城外的修道院裏，終年72歲。死前他傷心地看到巴格達、大不里士、哈馬丹、摩蘇爾、馬拉加的景教教堂全部被破壞，教會財産被洗劫一空，大多數教堂被夷爲平地，景教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拉班•掃馬和馬可之西行受到後世的景仰與愛戴。當他們先後在波斯逝世後，中國大都的景教徒爲紀念其功績，于1320年至1330年間重修了崇聖院，並於1365年立碑紀念，由元末著名學者黃溍撰寫碑文，即《敕賜十字寺碑記》，該碑至今猶存。
拉班•掃馬遠使歐洲，成爲最早訪問那裏的中國旅行家和使者。遺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史書中卻未見任何明確的記載。當年拉班•掃馬從歐洲返回波斯後，用波斯文記載了他的出使經歷與見聞。後來在伊兒汗國伊斯蘭化過程中，拉班•掃馬的遊記、出使報告、日記以及書信全部散佚了。拉班•掃馬，這位可以與馬可•波羅齊名的中世紀偉大旅行家，被歷史遺忘了差不多600年。直到188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羅門先生（Mr. Salomon）從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裏發現了一部敘利亞文手稿《主教長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才使拉班•掃馬的生平與偉績得以彰顯于天下。該手稿記錄了拉班•掃馬的生平與旅行----一次東方人發現西方的旅行。大英博物館購買了手稿，法國出版了最早的法語譯本，以後又有英語、俄語等譯本。遺憾的是，敘利亞文手稿太簡要了，因爲敘利亞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刪節了大量的內容。在拉班•掃馬的原始記載中，一定包含著大量的珍貴史料。如果沒有散佚，如果敘利亞文譯者沒有刪節，這部東西方交流的歷史文獻一定彌足珍貴，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
拉班•掃馬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如果當年教皇響應阿魯渾汗的求助，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而出兵的話，那麽西亞伊斯蘭教世界，以及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歷史都可能重寫。雖然拉班•掃馬和馬可朝拜耶路撒冷的初衷並未實現，但他們的活動卻對近東的宗教與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拉班•掃馬的出使歐洲，進一步溝通了元代東西方的聯系，促進了伊兒汗國與法、英諸國的友好往來，使羅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及各汗國統治者均崇信基督教，以至多次派遣使者到東方來，這對於促進東西方的政治聯系與宗教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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