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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根济

( Ma Genji , 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 ~ 1888

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医疗宣教士。1875年来华,先后在湖北汉口和天津行医传道,济世救人;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交往甚密,在天津先后创立了西医院和医学堂因其杰出的医学成就和贡献,获清政府颁赠御赐双龙宝星勋章一枚。


一、早年生活

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于1850年8月25日出生于英国的亚尔茅斯(Yarmouth)一个基督教家庭里。父亲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是苏格兰人,母亲玛格丽特·麦肯齐则是威尔士人。双方的父母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当马根济还是个婴儿时,全家搬到了布里斯托(Bristol),父母亲皆积极投入当地教会的圣工,也为家庭创造出敬虔的宗教环境。孩提时代的马根济比较安静却易动感情,富有同情心。他从小进入布里斯托的一所私立学校学习,但他并不怎么爱读书,15岁便离开学校到一个商人事务所当职员。这时他也开始有规律地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聚会活动,其生活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后来他向自己的好朋友邓肯(Colonel Duncan)透露他要到海外为基督宣教的心志,邓肯就向他推荐了一本书《双重医治——何谓医疗宣教?》(The Double Cure; or, What is a Medical Mission?)。阅读过后,马根济就决定辞掉工作而去读医学,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将来到中国去宣教。他的这一决定得到父母的赞同与支持。

1870年10月,马根济进入布里斯托医学院学习,在四年时间里,先后从伦敦和爱丁堡获得MRCS和LRCP学位证书。在爱丁堡医学院读书时,马根济得遇爱丁堡医疗传道会成员楼医师(Dr. Lowe)。早前马根济已经通过阅读早期在华医疗传教士的传记,萌生了赴华宣教之意,如今楼医师告诉他中国对医疗宣教士的迫切需要,以及在汉口的一家医院需要人去掌管等消息,更加坚定了他去中国做医疗宣教士的决心。于是,马根济决定加入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1875年,25岁的马根济接受伦敦会的差派,以一个医疗宣教士身份,前往中国的汉口从事医疗宣教工作。同年4月8日,马根济登上格林里昂号(Glenlyon)轮船,启航前往中国。


二、在汉口的医疗宣教工作

1875年6月8日,马根济抵达汉口,受到伦敦会资深宣教士、有“华中使徒”之誉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夫妇的欢迎。汉口位于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湖北省的中部,当时被称为中华帝国的心脏。初时,马根济在差会医院和药局辅助雷德医生,同时他每天还要上中文课。因为当时许多中国人并不相信西医和西药,所以马根济受到极大的歧视甚至敌视。但在他做了汉口教会的执事长之后,加之他良好的服务,这种不信任就逐渐缓解了。同年8月,马根济染上严重的疟疾,但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康复,不久他就成为医院的主任医师。虽然他在医院已经够忙的了,但他心里还挂着在汉口周围和农村地区需要医疗救助的广大民众。他带着他的同事深入到那些眼病最为流行的地区里的村庄,为百姓解除疾苦。开始时,他们受到百姓的敌视,甚至遭到人身攻击。1876年春节,马根济随同杨格非应一位中国基督徒之邀前往乡间行医传道,不料在途中遭遇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着他们,向他们怒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伴随而来的是石头泥块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举步维艰。幸亏在几个中国信徒的护卫下,他们才得以全身而退。但他们并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回程途中,马根济继续为人看病,杨格非也照常向人传福音。回到汉口后,他们去见湖北督抚,督抚遂在大片地区发了告示。待他们下次再出去时,情况大为好转,所到之处,受到欢迎,对洋大夫的好评很快传遍了湖北。马根济医治好了数百大烟鬼,和数以千计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几年后,那些当初反对他们的百姓中间亦有人归信基督,村子里也建起了礼拜堂,令他们大得安慰。

1876年12月,马根济到上海与特拉弗斯小姐(Miss Travers)结婚,他们是在布里斯托学习期间认识的。婚后他们一同回到汉口从事日常工作:马根济每天在医院里平均要看一百位病人,而特拉弗斯小姐则开始学习中文。有一段时间霍乱爆发,马根济每天医治更多的病人,外科手术也明显增多,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西医西药越来越信任了。


三、在天津的医疗宣教工作

1879年,由于妻子的身体日渐衰弱,马根济相信换个环境会使她的身体更好,于是申请调到较为乾燥的华北去工作。1879年2月,马根济奉调去天津担任伦敦会教会医院院长,于是他携眷从汉口搬到天津,此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名叫麦琪(Maggie)。天津离北京不远,实际上是首都的门户,也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早在1861年1月,英国驻天津军队在天津法租界紫竹林一带设立了一个随军门诊部。1868年12月1日,该门诊部主管权转交给英国伦敦会并定名为“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当马根济抵津后才发现,这里的医疗资源远较汉口落后,医院缺少经费,设施简陋,药品也严重不足,使上任伊始的马根济一时陷入困境之中。后经与同僚商量,决定上书李鸿章,恳求援助,以期这位倡导洋务运动的开明重臣能够支持西医西药的发展,为医院增加设备、扩充业务。呈文由一位英国驻华外交官转达李鸿章后,却迟迟未见回音,令马根济颇感失望。

1879年8月1日,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当天,医院的宣教士们举行例常的祷告会,大家再次为上呈与李鸿章的信函代祷。不料就在祷告会结束时,李鸿章派来的差役匆匆赶到,邀请马根济立即赶往总督官邸为李夫人看病。原来李鸿章之妻莫氏已患病多日,所患的是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多次遍访中医郎中医治,服过多种药物,皆未见效。眼看着夫人病情危殆,中医们束手无策之际,李鸿章心急如焚,才决定召西医一试,遂致函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请他帮忙寻找西医。此时的中国尚未接受西洋医学,在华的西医大夫屈指可数,几经周折,毕德格为李鸿章找到了马根济和美以美会驻北京的女西医师郝维德(Miss Howard),专程前来为莫氏治病。

在以后的六天中,这两位西洋大夫全力以赴,完全按照西医程序确定治疗方桉,并在治疗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手摇电机仪器,再以祷告和药物相配合,莫氏的病情很快好转,仅月余,竟至痊癒。此番妙手回春的医术使李鸿章眼界大开,马根济趁热打铁,邀请李鸿章去他的诊所参观,就在那里,李鸿章与其随行官员并天津重要士绅亲眼目睹了马根济操刀的“手术秀”——颈部肿瘤切除。当病人脖子上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肿瘤被成功摘除时,全场震惊。此事不但令中国医学界见识了西医的能力,也令满清官员和天津的百姓折服。从此,马根济声名大噪,不但成为李鸿章的家庭医生,也成为许多达官贵人的医疗顾问,更成为天津百姓心目中的再世华佗,各地病人纷纷慕名前来就医。


四、创立西医院

随着李鸿章夫人病得痊癒,李鸿章对西医的信心与兴趣大增。不久,李鸿章决定在天津创建一所西医院,地点选在三岔口的大王庙(今南运河北路的曾公祠西侧),此即近代天津开办西医院之滥觞。起初只是个施医舍药的免费西医门诊所,“凡局之经费,皆中堂之仁施”;马根济被聘主其事。该院始一建成即取得了成功,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称,马根济在“析津大王庙曾爵帅祠院之旁设立医院”,“四远之人,不远千里而至者,踵相接也”。据《津门杂记》记载,到该医院“求诊之人,络绎不绝,或投以丹丸,或与之针砭,痹则起以电机,赘疣则施以劀杀,疲癃尽起,微肿全除”。但由于大王庙西医院只有门诊部,没有住院部,加之规模偏狭,难以收留远道来诊患者。李鸿章遂采纳马根济的建议,决定在伦敦会医院基础上,扩建新院;在马根济主持的“紫竹林医寓之旁,捐建养病院一所”。也就是说,要兴建一所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的综合性正规化西医院。
 
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天津卫的官绅、商人和洋人买办纷纷捐款。此番李鸿章共募集白银6千两,再加上他亲自捐献的4千两,共计1万两银子。清光绪六年(1880年)秋,新的西医院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Rue de Takou,今大沽北路口腔医院为其遗址)落成,名为“伦敦会施医院”,也叫“天津医病馆”或“天津养病院”,津门俗称其为“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这是一座殿阁式、歇山顶的中国传统建筑,大厅里悬挂着李鸿章亲笔手书的楹联:“为良相,为良医,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不久,大王庙门诊部也迁来此地。这就是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之前身。

1880年11月1日这座医院正式开业时,李鸿章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辞,包括长芦运司、海关道及各国领事、税司等官员在内的7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所医院的医疗设施。《天津通志》中有如此之记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医院设挂号房、司账房、割症房、养病房,还设立了诊脉发药房。为满足社会所需,该院还增设施种牛痘、戒除烟瘾等业务。医院开诊后,带有明显的慈善性质。其中头等病房满足达官显贵之需,但医疗费昂贵。院方将收取的高额费用用于贴补住三等病房的穷困患者。根据天津市档案馆档案记载,马根济对于前来就医的病人,只收挂号费,不收医药费,生活贫困者则连挂号费也免交。在医院经费不足时,只收一部分药费(比如病人用四天的药只收银元3角),生活贫困者免交药费。再加上马大夫医术精湛,前来求医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档案里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冬天求医者每天有200余人;夏天则多至每天400—500人,医院裡150余张病床基本上天天满员。1886年,马大夫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称,当年住院人数为556人,其中眼科最多,达164人。每位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是21天。其间共进行手术589次,其中眼科手术达到212次;还为数千人接种了疫苗。由于医院里医师数量有限,马根济除了想方设法筹集捐款之外,每天都忙碌在各个病房之间。马根济对于住院的病人格外重视,因为他们有较多时间接触医院中的福音工作,因而接受基督信仰的比例也较高。

天津市口腔医院日前发现了清光绪六年的建院纪念碑,碑首碑身为一体,碑首雕有云纹,篆文为“博施济众”。碑文题为“新建养病院碑记”,并镌刻有“英医马君根济”等字,记载了马根济在天津施医的经过。另有碑座,落款镌“龙飞光绪六年庚辰秋九月毂旦敬立”。


五、创办医学堂培养西医

马根济在兴办医院的同时,一直想创建一所医学校,向中国人传授西医西药,培养医生。由于西医院在津门成功创办,李鸿章亦备受鼓舞,并与时俱进地提出“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马根济兴办西医教育的主张与李鸿章可谓一拍即合。1881年,恰逢清廷因故召回在美国留学的公派留学生,马根济遂通过李鸿章,从中招收8名学生来津。1881年12月15日,医学馆在总督医院内成立并开学,其英文校名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该校的办学结构和方法,课本、考试和论文等,皆彷效西方医校。学校教习由马根济和英美驻津的海军外科医生共同担任;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学生分为甲乙两种,分别定学制四年和三年,课程包括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物学。教学内容以实用性为主,并把当时社会流行且中医较难医治的疾病作为教学重点。临床教学则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上。与当时欧美的教育水准相比较,其教育形式、内容和质量相差并不大。这是晚清时期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校,即“北洋医学堂”之前身。

1883年,马根济第一次返英休假5个月,与在英国的妻子和女儿相聚。早前他妻子因为健康原因携女儿回英国休养。当马根济于1884年重回中国时,适逢6位学生经过3年学习后,从医学堂毕业。其中第一名学生林联辉和第二名学生徐清华留校任教,其余4名学生均成为医官,被分派至陆军或海军部队担任军医。

虽然马根济得到不少教会以外的支持,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寓宣教于医疗的原则。作为一个医疗宣教士,他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医学馆里,除了以其精湛的医术治病救人外,亦更为关心人的灵魂是否得救。他自己工作再忙,也勤读圣经不倦。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读过的圣经上,却从头到尾都布满了他所注的眉批。

1886年秋,所有在华医疗宣教士决定成立“中华博医会”,马根济是发起这一组织的杰出组织者之一,并且协助编辑出版该会会刊《博医会报》,也曾为会刊撰稿。因其在中国的医疗成就和贡献,马根济荣获御赐双龙宝星勋章一枚。


六、英年早逝

1888年2月(清光绪十四年二月),马根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加之从病人身上感染天花而逝世,年仅38岁。噩耗传出,令李鸿章痛心不已;整个天津和周边地区的人们都为之惋惜,因为那时的马大夫“名驰于津埠远迩,妇孺舆台,莫不审知”。他那“贫民医药之救,本慈善之怀,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无私奉献精神令中国人称颂并纪念,因此他的丧礼规模空前,备极哀荣。马根济去世后,李鸿章也停止了对总督医院的经济资助,医院遂被英国伦敦会收买。医学馆则由清政府所接收,成为后来的“北洋医学堂”。


七、马大夫纪念医院

清宣统三年(1911年),英国伦敦会设立劝募基金并成立委员会筹建新院建筑。1912年,在天津法租界工部局赞助下,伦敦会施医院的旧有房屋全部被拆除并始建新楼。1924 年1月18日,新医院主楼落成,建筑面积为4810平方米,内部设有内科、外科和眼科的诊察室、换药室和手术室,医院亦改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1928年,伦敦会又捐款建成两座医师住宅楼。1930年,马大夫纪念医院北楼建成并投入使用。1931年,又加建一座后三楼。1935年,医院南楼建成并投入使用。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马大夫纪念医院参与战地救护工作并接收伤兵和难民。1940年,医院被日军占领并改为“同仁会天津诊疗班”。1945年,天津市政府将其更名为“天津临时第一医院”;同年12月1日,天津市政府将其归还英国伦敦会并恢复旧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时任院长的雷爱德将医院交由天津市人民政府管理并更名为“天津市人民医院”。后来又被一分为三,分别是天津口腔医院(建于马大夫医院旧址)、天津肿瘤医院和天津骨科医院。

作者:李亚丁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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