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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 Dai Desheng ,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死于湖南长沙,葬于江苏镇江。


一、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二、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Barton-on-Humber)拜访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望之时,祂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捨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我作什麽,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 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不曾离开我”。从那时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佈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 “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三、早年中国宣教经历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Dumfries)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天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时,我才完全明白: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之重大”。母亲日后也回忆说:“戴德生看见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来安慰我,说: ‘亲爱的母亲,不要哭,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分别,很快我们就会再相见的。想一想,我离开您,不为名、不为利,乃为一个荣耀的目标——引领中国人认识耶稣’”。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飢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祂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Maria Dyer),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于马礼逊墓旁。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次年7月,长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他凭着信心,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经历神的信实。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门诊,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l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四、创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同行的还有宁波教会的王来君弟兄,负责在航程中照顾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国后,还要协助戴德生翻译圣经。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讚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迴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五、“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戴德生率“兰茂密尔团体”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于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1868年他为一位名叫叶钟杰的鞋匠施洗,使之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同年,他兴办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结婚后,其夫人又兴办一所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他们又创办一所西医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医院。藉着学校和医院,使福音逐渐广传于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扬州教案起因于法国宣教士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所开设的育婴堂。1868年育婴堂内有数十名幼儿相继夭亡,导致谣言满城流传,激起民众反教浪潮,殃及内地会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众冲入内地会教会,焚屋劫财,造成李爱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爱妹(Emily Blatchley)、玛丽亚四人受伤。当时玛丽亚已怀孕六个月,急难中跳楼求生,失血甚多。事发之时,戴德生不求助于英国领事,反求助于扬州官府,骚乱方得平息。乱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承办此一教案,调查结果曰:“…… 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之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士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后,戴德生和内地会以基督之爱化解仇恨,无任何报复之念,亦不寻求赔偿。但英国政府与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为藉口,以炮舰政策对付中国,却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举实违戴德生本意,戴德生于事发之时不求助英国领事,而求助扬州官府,正是他不愿意英国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任柽园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哩路,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陝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苏彝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裡,他已行过一万五千哩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 (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为《亿万华民》杂志撰文“传给万民”,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此后他的北欧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国宣教士大会”上,他都一再分享这一信息,结果导致了内地会与其他差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酿成千名宣教士征召运动。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应邀前往澳洲主领聚会,内地会澳洲分会遂应运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1891年1至4月之间,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七队人马,共78人抵达上海;另有北欧来的北美瑞挪会两队50人也赶来加入到中国宣教行列,他们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时,内地会几位资深宣教士的第二代兴起,步其父辈的后尘先后来到中国。首先是戴家: 继戴存仁于 1881年到中国之后,戴存爱(Maria Taylor)、戴存义(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后加入内地会。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组织建设上,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地设立分会;更有挪威、瑞典、芬兰、德国等各国伙伴差会加入,从而使中国内地会成为不分宗派,不分国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为一的国际性差会。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中国的一败再败,激起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来华。刚抵上海,病痛就又发作。待稍微好转后,他于同年11月即启程赴重庆,参加1899年1月“华西宣教士大会”。会后病重,珍妮为他跪祷祈求,竟获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戴德生又远赴澳洲,推行“前进运动”。1900年4月,戴德生应邀到纽约联合宣教士大会上主讲“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届时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亦出席欢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顿主领聚会,会间突然体力不支,思绪中断,这是他身体严重耗损的结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作者:李亚丁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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