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理少年时就读于东吴大学吴兴附属中学，当中学即将毕业时，立志献身传道。1934年秋，在中华监理会年议会主席江长川牧师的保荐下，进入金陵神学院。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金陵神学院停办，部分师生迁往内地。孙彦理与同学一起西迁，被湖南桃源县中华基督教会青年服务部招聘为干事，为驻当地中国士兵服务，半年后赶去成都投奔在成都复校的金陵神学院。由于经济原因，他一半时间担任成都陕西街礼拜堂干事，部分时间在神学院读书，同时还在华西大学及燕京大学借读，直到1944年读完神学院B.Th.的学分毕业。当时四川资中教会因为没有牧师牧会，故在1941年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上，按立孙彦理为资中福音堂牧师。他曾休学两年专务圣工，到1943年2月回成都陕西街礼拜堂担任主任牧师。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受信徒迎，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冬回上海时即被派为慕尔堂协理牧师，并且兼任海涵堂（上海中西女中校牧）主任牧师。

1949年冬，上海景林堂牧师退休，孙彦理调任为景林堂主任牧师，同时兼任海涵堂牧师。1952年，人民政府规定宗教必须退出学校，孙乃受派成立沪西礼拜堂。1953年，卫理公会派孙牧师为上海教区教区长，经常下乡帮助所属教会，兼理沪西礼拜堂。

1958年上海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沪西礼拜堂并入国际礼拜堂（Community Church），孙彦理被上海三自爱国委员会派遣担任黄浦区联合礼拜筹委会主席，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

文革期间教堂被封闭，孙彦理参加黄浦区自立生产组劳动，靠劳力养生，在运动中历尽各种冲击和折磨，然而他持守信仰矢志不变。1979年文革结束后恢复为沐恩堂（Muen Church即慕尔堂）主任牧师；未几并担任上海市三自爱国委员会和上海市教务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日常教务。1985年夏，华东神学院成立于上海，孙彦理被推举为院长；1986年又当选为上海市教务委员会主席。1988年6月被祝圣为上海教会主教，同时担任沐恩堂顾问。

孙彦理数十年来为教会献上忠心与事奉，有口皆碑，被认为是一位说话不多，作事不少的忠厚牧师。他委身奉献于教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童年信主，入读神学到传道，然后做牧师、教区长。从四川回上海后，一直在卫理公会华东年议会事奉神。因为他年轻忠心，很快被选为上海教区教区长，除了勤恳于海涵堂和沪西礼拜堂工作外，还负责上海教区四围各堂的事工，带领同工和会众，为抗日战争中处于荒凉状态的教会带来复苏和振兴。他每年举办卫理公会的青年夏令会或全市基督教的联合夏令会，鼓励教会青年献身作传道。

二、从1958年到文革前夕，上海教会在联合礼拜中信徒减少，各种周间聚会被取消，"极左政策"成为重压。孙彦理从卫理公会教区长转为上海黄浦区联合礼拜领导人，在艰难处境下，他总是尽力维护教会的正常活动。他从不趋势媚俗，至今一群老信徒都认为他始终像一位主的忠心牧人，敬虔、谨慎地同信徒一样持守着信仰。

三、从1979年到离世归主，孙彦理逐步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在担任上海教务委员会主席及华东神学院院长期间，他全心全力地要把教会复兴起来。无论开会讲话，还是写作，他都是讲有利于教会的言论，发表有助于信徒信仰的主张。在1983年出版发行的《赞美诗（新编）》中有他所写的五首赞美诗，其中的"生活美好歌"为信徒广为喜欢和传唱。他在担任华东神学院院长时，经常劝勉四省一市的青年信徒献身，鼓励他们不一定要追求做名牧师、大牧师，而是应该追求做忠心牧师。他自己亲自讲授"耶稣生平"课，亲撰讲义，将一位好牧人的榜样树立在学生眼前。他的晚年是其一生中最为洒脱、最为喜悦的一段时光。

孙彦理主教于1995年4月6日蒙召归天，享年81岁。

何福堂共有七子六女，在儿子中，何启排行第五。他自幼勤奋好学，长于数学，英文尤佳。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1872年，赴英国留学，几年后进入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攻读医科，完成医学学士学位后，遵照贵族出身的未婚妻雅丽氏（Alice Walkden）的建议，进入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攻读法律，最后取得大律师资格。毕业后，何启与雅丽氏在伦敦结婚。

1882年，何启偕新婚妻子雅丽氏返回香港，初以行医为业，为香港首位华人执业医生。后从事律师工作，不久被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1890年，何启又被港督委任为立法局议员。那时，他不仅是医生、律师和政界名人，而且是一个闻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不幸的是，何启夫人雅丽氏于婚后三年死于伤寒，遗下一个女儿。在丧偶之痛下，何启决定兴建一所医院以纪念爱妻。除此原因外，何启亦早有在华人中间发展西医事业的理想。早在雅丽氏逝世之前，在香港的伦敦会医疗传教士已有意在香港设立一所西医医院。何启因本身家世有伦敦会的背景，自己又是伦敦会华人自立会的会友，故在雅丽氏亡故后，捐出妻子的遗产，与伦敦会合建医院。何启决意将这所医院办成一所宣教医院，由伦敦会管理，院长必须是伦敦会派来的医疗传教士。医院于1887年2月正式投入服务，命名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取"以利益救济人"之义，命名为"雅丽氏利济医院"。院内的西医学院（香港大学前身）于1887年10月正式成立，由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任院长，有"热带医学之父"之称的万巴德医生 (Dr Patrick Manson)任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e）任秘书。该医院由此成为香港首家为贫苦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雅丽氏利济医院既是一所具有宣教性质的医院，自然注重传福音工作，这方面的事工主要由华人自立会（即后来的道济会堂）的王煜初牧师和黎福池宣教师负责。西医书院亦有志于改革中国。

孙中山于1887年由广州博济书院转往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成为该书院的第一批学生（共九人），其中有七位是基督徒。他们成立了主日查经班，查考路加福音，因为路加是一位"人所爱戴的医生"。到1891年，即孙中山毕业的前一年，该书院所有的同学都归信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毕业后多能活出基督的爱心，奉教会之差派到各处服务。孙中山除行医外，亦很注重赈济贫病的工作，四处赠医施药。他后来更进一步将福音精神和救国理想结合起来，由医疗工作转而从事革命事业。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前教务长万巴德，后教务长康德黎，还有何启、王煜初和谭臣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未来兴中会的革命事业准备了支持者。当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时，即经康德黎和万巴德多方营救方得脱险。何启当时是法医科教授，既是孙中山的老师，也是孙中山在道济会堂的亲密教友。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改革者、革命家，曾与中央书院的友人胡礼恒合撰《新政论议》、《新政安衡》和《革命新论》等书，批判中国传统礼法和旧学，提出西法救世的主张，高举民权，倡议清廷变法及改革官僚制度。他的西法和民权思想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基础，因他肯定基督教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有裨益，故建议在教育方面要像西方那样加上"天学"，即基督教神学。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十分喜欢何启的着作，"深受何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提倡新政，革除旧弊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何启给予坚定的支持，掩护兴中会在香港设立的据点，并参与筹划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负责起草对外宣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何启又联同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草拟《平治章程》，密谋孙中山和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成立独立政府，后因李鸿章应诏北上而告流产。

何启对香港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1904年，何启又创立了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产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产科医院之一。1906年，由于雅丽氏医院和那打素医院合併后，病床仍显不足，于是何启之胞姐何妙龄捐款兴建了新医院，命名为"何妙龄医院"（Ho Miu Ling Hospital）。何妙龄之夫，即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至1954年，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那打素医院、及何妙龄医院合併成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后来迁至香港大埔现址。

1909年何启出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其所办的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1910年何启荣获英国政府颁授的爵士勳衔，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何启也是广华医院倡建者之一。该医院最终于1911年成立后，何启曾担任其董事会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邀请何启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的外交顾问。除公职外，他还投资地产，晚年与区德，曹允善等人合作，设立启德地产公司，向政府投得九龙湾，自行填海，建筑民宅。1929年，港府在该地投资兴建机场，取名为"启德机场"。

何启于1914年7月21日病逝于香港，享年55岁，葬于跑马地坟场。

丁父在北京任职时，由于参与对日的情报工作，尽管当时对工作内容并不十分清楚，却因缘际会地与靳云鹏、卫兴武、魏海楼成为莫逆之交。日后靳云鹏曾担任国务总理， 其它两位也是北洋军政府皖系的大将，颇受陆军部重用。丁母因其流利的英文，曾经做过清宫福晋的英文老师。1921年陆军部成立航空署，在对外购买飞机时，需要有一位能用英文应付对外事务的负责人。丁父因着妻子的缘故，在宦途上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一任的航空署署长。后因段祺瑞要求丁父派军机攻击孙传芳和吴佩孚时，丁父以军机只能轰炸外国人，而不能炸自己人而拒绝听命，从而辞去官职。

丁父辞官后，在朋友的建议下开了一家"正阳银号"，经营得法，使得丁家在钱财上一无所缺，维持着优渥的生活。在这样氛围中长大的丁惟柔，有着当时女子少有的开阔的见识与坚毅的心志。由于丁父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于子女的教育自然相当重视。虽然他宦途顺遂，但他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观念也成为丁惟柔一生的信念，帮助她度过许多难关；但也同样成为她性格上的一个阻碍，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丁惟柔在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风骨、爱心、宽容，在在都对她日后的处世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丁家的孩子就在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下出生长大，尽管宅院之外时局动荡，在高墙之内自有一份宁静安适，日子过得平静安稳，生活也不免奢华。但丁惟柔却是其中的异类，她只要一碗面，或吃个麻酱烧饼就觉得很满足。因为家里的孩子中只有丁惟柔一个不爱往外跑，常待在家里，所以丁母在管理家中大小事务时总带着她。耳濡目染之下，丁惟柔也学得了一些管家的技巧。

由于父母受惠于西式教育，丁家孩子当然也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教育。丁惟柔读过一年的幼儿园。读完小学之后，又进入师大女附中，课业要求十分严格，她样样都以高分作为目标，尽力达到自定的标准。高中时，丁惟柔离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正当此时，丁母病重，大姊耐不住性子在家照顾，她就毅然离开学校，天天陪伴母亲。可惜丁母病况仍不见改善，而于1932年4月辞世。此后，当家的权力与责任自然就转到了这位"二小姐"身上，一个仅仅十来岁的女孩就当了家，管理着一家上上下下二十几口人的生活，其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在此时画下了句点。

丁母虽然一生顺遂，但是一直以未能习医引以为憾，丁惟柔其实对医科并无多大兴趣，可是为着完成丁母的心愿，就以习医为第一志愿，考取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然而校方认为她体重过轻，质疑她的体力是否能够负荷沉重的课业，遂与她立下一个条件：若不能在半年内增加十磅就必须转至它系。但不管丁惟柔如何保养自己，体重总不见上升，半年后不得已只好转入物理系。其实她对物理就很有兴趣，因其本性就极为理智，所以分外着迷于井然有序的物理世界。也因习得物理专业，在日后生计遭逢困难时，即以教授物理为生，使她深深体会到万贯家产不如一技在身。

大学期间，许多女孩开始寻求未来的对象，丁惟柔也不例外，但她有自己的择偶标准，诸如不能小气、要有学问、为人正直清廉等都在其中。对于交往的对象都要审视一遍，如果不符就不继续交往。此时她认识了华东煤矿的朱家二少，不仅家财万贯，又有大方的气度，颇符合丁惟柔的条件，因此两人持续交往。可惜因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两家失去了联系，婚事也因此耽搁下来。由于丁父是政府的高级参谋，丁家随着政府与学校的撤退到了四川成都。在那里，丁惟柔于1940年完成了大学课业，进入重庆的嘉华水泥公司担任经理之职。在这段时间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丁世祺先生。

丁世祺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后赴美国宾州大学进修，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当时驻美大使胡适之手下任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回到中国大后方，这才有机会认识了丁惟柔。两人彼此间都有相当好感，只是丁惟柔一直认为不应该辜负朱家二少，因此迟迟不接受丁世祺。直到再次与朱二少重逢，双方正式分手后，丁惟柔才决定与丁世祺共度一生。而丁父因着丁世祺是同姓又没有显赫的家世及丰厚的家产，担心丁惟柔嫁后会吃苦，故不愿意答应这门亲 事。但丁惟柔独有主见，深知金钱与家世不可依恃。而丁世祺学养丰富，只要他们共同努力，日子再艰难也无可畏惧。于是她向父亲清楚地表达自己要嫁给丁世祺的决心。丁父最终只有接受，于是二人在1942 年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丁惟柔婚前曾与丁世祺表明她在婚后是不可能单单做一个家庭主妇，而要继续她的工作。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一结婚就怀孕，五年连生了四个孩子，而且每次怀孕的过程都极为辛苦，甚至不能下床，工作的梦想当然也就破灭了。再加上丁先生的事业渐次开展，官场的应酬也随之增多起来。丁惟柔只好努力扮演好丁太太的角色。

抗战期间，丁世祺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一名高级主管。早在美国读书期间，他就已是"仁社"中的一员。"仁社"是由一批爱国青年留学生组成，吸引很多在学识和操守上都很杰出的青年才俊加入，目的在于彼此激励、帮助，以共同报效国家。尹仲容、严家淦、孙运璇、李国鼎等国民政府要人当时都是"仁社"的成员。身处大后方时，"仁社"成员多有联系，相互砥砺。此外，丁惟柔因着妹妹的缘故而认识了蒋经国之妻蒋方良，渐而成为好友。丁氏夫妇遂成为蒋经国容许蒋方良来往的少数家庭之一，他们亦多次与蒋经国会面。

1949年，大陆易手后，丁家迁到香港。滞港期间，长子安世不幸罹患痢疾而夭折，这件事对丁氏夫妇打击很大。时局混乱，他们决定离开官场，重回一介布衣的生活。 
1950 年底，丁家移居日本，先与友人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尔后投资经营餐馆业。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丁惟柔出任饭店经理。在她苦心经营与努力下，餐馆事业蒸蒸日上。但在此人生环境转型阶段，夫妻俩开始摩擦不断。丁惟柔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内心却非常痛苦。一直笃信个人力量的她，此时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丁家初到日本之时，丁惟柔结识了一位陆太太，她当时珠光宝气的市侩习气给丁惟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饭店开张后不久，一个截然不同的陆太太出现在饭店，寒暄之下，丁惟柔发现她过去的许多恶习都消失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她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丁惟柔心中充满狐疑，因为她过去从未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大的转变。丁惟柔那时内心的煎熬使她渴求得到同样的安慰，于是在陆太太的安排之下，蔡孟坚夫人与后来在台北灵粮堂担任执事的徐刘玉棠女士前来探访丁惟柔， 并且邀请她参加周日的主日崇拜。教会中的平安与宁静吸引着丁惟柔，从此，她与孩子们就按时去教会，孩子们在主日学中获得很多乐趣，但是她自己却一直没有受洗的打算。当时香港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常到日本讲道，在一次与丁惟柔的谈话中，使向来重视理性思考的她重新来看待信仰的本质在于信心，就在跟随赵世光牧师做决志祷告中，以前有着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气魄的她突然发现自己之渺小，第一次认知到自己的软弱。最后当赵牧师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时，她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愿意。自此神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命。1954年8月23 日，在赵世光牧师的施洗下，丁惟柔正式成为基督徒。因着领受到神无微不至的爱，她开始能够体会到自己丈夫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故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由于她明显的转变，她的婆婆与孩子们相继受洗。

在个性上向来自负又极重孝道的丁世祺对基督教不拜祖先的教导极为排斥，坚决不上教会。丁惟柔心里坚信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因此，她绝口不与先生辩论，私下却一直为着丈夫迫切祷告，等待上帝的作为。当时丁世祺在生意上屡遭挫折，甚至常常需要她的支持，为此他心里常常不是滋味，又急于想用工作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1965 年，丁世祺在阿富汗开设工厂，却因厂长的疏失造成与德国合作伙伴几十万美金的损失，这对他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意志消沉，甚至想一死了之。但就在他远赴德国交涉的路途上，神使用一对德国老夫妇将他带到了教会，使得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里看到了神的光，明白神能除去我们身上枷锁。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了基督信仰----神真正的响应了丁惟柔的祷告。

1961年对丁惟柔来说，是一个神带领她到另一个属灵高原的年份。那时餐馆的生意稳定兴隆，一切似乎都步入轨道。正当丁惟柔每天在餐厅事业与教会服事中忙得不可开交时，一位教会的老朋友来请她做他向银行贷款的保人。因为是多年老友，她就一口答应下来。又因餐厅太忙走不开，所以她就把图章交给老友，让他自行办理手续。想不到的是，这位友人竟然在未得丁惟柔允许下贷了五千万日币；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没多久那位朋友宣告破产，丁惟柔因着担保的缘故必须要偿还五千万，餐厅也就将被银行收去 抵押拍卖。消息传出，许多人都说她信教信迷了才会上这个当，这话听在丁惟柔的耳中分外刺耳。于是，她怀着一颗纠结的心向神祷告。第二天，她读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7 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甚么不情愿受欺呢．为其么不情愿吃亏呢"。顿时她明白了神的心意，当下决定不告她的友人。由于银行也自知理亏，主动愿意降低利息让丁惟柔分期摊还。面对庞大的债务，虽然每个月丁惟柔为着摊还的金额想方设法，但她内心却很平安，因为她相信神会带领她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在外人眼里，一切如常，完全感受不到她所承受的压力。非但如此，她还尽力投身在教会服事之中；同时她调整了自己的事业，选择房屋租赁作为日后的事业重心。后来在一笔交易中，她所购得的土地竟一下子增值了四千万。丁惟柔心里清楚：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成就这事。这件事使她在信仰上从理性的选择一跃成为感性的经历，她对神的信心也愈发成长了。这也促成她日后更愿意大笔奉献，因为她深刻体认到得失之间，一切都出于神。

丁惟柔所在的东京国际教会是一所以华人为主的教会，在教会开始之际，就有许多宣教士与之配合，再加上起初的执事们多有显赫的背景，学问很好，又见过世面，经过历练，胸怀比较宽广，为人处世上又比较圆融，教会就在神的保守与众人无私的付出下开始了宣扬主道的历程。 1972年后，他们日本华人中留学生的需要，因此建立了以牧养留学生为特色的教会。因为留学生大都停留时间较短，如何提供及时而实际的关怀与扎实的教导训练，为他们打好信仰的根基，就成了教会工作的重点。丁惟柔在其中更是站在接触留日学子的第一线，积极主动的关怀远渡重洋的游子，这样的事工数十年不辍，久而久之，被人尊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

由于丁惟柔积极参与教会服事，与许多宣教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因着这层关系使她跨入了国际事工的领域。一开始她参与日本地区的布道大会的筹备工作，负责财务；之后又陆续参与了1974 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福音大会，以及 1983 年和 1986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福音会议。基于她经营餐厅的经验，每次总是负责财务与伙食相关的工作。在与各国同工的配合中，她拓展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也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参与这些国际性会议同时，也意外的参加了海外中国教会所推展的一项运动----全球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福"）。中国教会基本上倾向于各自发展，原任中国信徒布道会会长的王永信牧师有心联合全球华人教会共同推动对教会成长有益的探讨，于是借着洛桑会议的机会与与会的华人代表共同研商其可行性。经激烈的讨论与同心的祷告后，大家决定凭信心成立华人事工中心，并在1976年于香港召开了第一次全球华人事工研讨会。丁惟柔参与了该运动的创始事工，且一直担任华福的财务同工。她亦积极参加每次会议，成为华福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丁惟柔的夫君于 1974 年9月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之后不久，丁惟柔打开自己家中的大门，使丁家成为另一个显明神荣耀的所在。当许多留日学生面对生活、学业的压力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丁惟柔就邀请他们每周日下午到家中聚餐，一慰乡愁。两年后更开始了小组聚会的模式，除了敬拜赞美外，还邀请不同的人来分享生命的见证，从而使慕道友与初信的弟兄姊妹对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认识。若是有人遭遇任何问题，丁惟柔都能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设想，引导对方面对问题，竭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丁妈妈的家"成了一个既温暖又能增长灵性、解决困难的地方。在与年轻人接触愈来愈频繁的过程中，丁惟柔的家渐渐成为一个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地方。丁惟柔又是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人，她所主导的小组查经贴切于生活，又富于生命深度。丁惟柔身体力行，实际活出神的教训。信仰在她身上不是高不可攀的教义，而是蕴藏在生命中的一股真实的力量，许多人的生命也因此而改变，这正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最好见证。丁惟柔在自家所推行的事工直到她过世前从未曾间断，即使她不在日本，她也会做好安排使所有聚会能正常进行。"丁妈妈的家"永远不打烊。

丁惟柔综其一生的经验，对服事主的人有三条鼓励的建议：一是要明白"我什么都不能，但我所信的神什么都能"。凡事靠主，凡事谦卑，靠神来做神的工作。第二，我们会不断地遇到困难，但神会替你解决，要靠祷告。困难越大，祷告越迫切，万般无奈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困难都会过去。第三，不要离开神的旨意，不是出于神的事，再方便都不能做。特别是在小事上，要站在神面前，不要站在世界上边。宁可吃亏，也要站在神面前。在大事上犯错不容易，在小事上就不一定了。魔鬼的试探是从小事上开始的，先利诱，后捆绑；在小事上交托，不被利诱，在大事上就不会失脚。

丁惟柔为主尽力奔跑，直到2007年6月9日病逝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享年93岁。当时教会同工及家属围绕在病床边，由教会姜宝升牧师宣读启示录21:1-5经文，为她做最后的祈祷。她在安详中逐渐停止呼吸，回到父神的怀抱。

1921年，冯秀媛从启秀女中毕业，进入南京中华女子神学院深造。毕业后执教于母校启秀女中，1926年后任该校校长。启秀女校英才辈出，有如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原名李淑秀）；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任徐州培真中学及杭州中国神学院等校英文教师的生培新；从江苏医学院毕业、南京鼓楼医院眼科医师黄锡婉；全国知名的小儿科专家丁文祥（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上海新华医院、仁慈医院院长），以及南京江苏省肿瘤医院任内科主任医师靳顺珍等，不胜枚举。

冯秀媛处事果断，为人真诚，睿智勤勉，勤俭朴素，在宿州有很好的口碑，有"宿城女杰"之美誉。她也是教会牧师的得力助手，为教会办事忠心耿耿、谦卑顺服，安徽各地教会，乃至上海、南京等地教会咸慕其名。抗日战争前夕，她与山东省寿光县籍李丘山长老之子李晨钟牧师结婚。李晨钟牧师，早年毕业于湖南省长沙圣经学校，宿州有影响的教会负责人和社会活动家，后定居南京任南京中学英文教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宿县县长拟接管原启秀女中校产，以改为官办女中。冯秀媛闻讯奔赴南京，以教会名义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交涉，后请安徽省教育厅下文明令宿县政府将校产交给教会。因此，她被宿州人士誉为安徽的"吴贻芳"（吴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为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

冯秀媛女士在启秀女校担任校长一职有近二十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对宿州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底至1951年间，冯秀媛还担任过教会民爱医院院长。1955年，在泗县中学任副校长。1958年申请退休后居于南京。1977年病逝，终年75岁。

1897年，伏格思转到正阳关与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创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设立了诊所，由医疗宣教士劳敬修医生（Dr. J. E. Williams）负责。因着医疗服务，使当地民众对宣教士的态度大为改观。

1898年9月，伏格思与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结婚。郭姑娘来自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原是美国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后加入内地会，二人随即奉派到江苏省清江浦（今淮阳市）宣教。

1900年，义和团乱起，伏格思夫妇带着他们一岁的儿子撤离。乱定之后，于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于山东烟台芝罘学校需要教师，于是他又偕家搬往烟台。同年8月16日，女儿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们一家四口返国述职。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内地会年会上提出三项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继续建立教会，让中国人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两个宣教站之间，多设立路边福音堂，全日开放，由宣教士及中国传道人驻守，不用讲道方式，只做个人谈道；3. 以宣教站为中心，到远近村镇和地区播撒福音的种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来中国时，已经是五口之家了。他们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负责整个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来往行人传福音；下午教导、查经。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布道会。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颍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连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灾。由于农作物歉收而引发大饥荒，灾民遍野。伏格思和众宣教士一道，带着从世界各国募集的救援物资，赶赴灾区赈济灾民。伏格思个人经手的钱款，就救助了两万多灾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来与他同心与共的爱妻却因抢救灾民感染上伤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遗下两儿两女，大儿子12岁，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半。

1913年，伏格思继续在颖州工作，同时兼顾正阳关和太和县，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为令他焦虑的是鸦片问题。因鸦片价格连年上升，当地许多农民种植鸦片，亦吸食鸦片。故伏格思痛陈"鸦片烟毒是中国最大的灾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中国对这毒蛇的危机，仍未知其利害"（《舍命的爱》，第398页）。

1913年7月，伏牧师与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结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师，1906年来华。婚后，夫妇二人同心在颍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离华返加述职。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妇述职回来后，总部改派他们到正阳关工作。伏牧师看到当地百姓拜偶像之风盛行，就极力引导他们，劝诫他们离弃偶像，归信真神。伏师母在妇女宣教工作上，成为伏牧师的好帮手。为暸解当地情况，伏师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访，带领妇女聚会，同时在妇女中发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妇同心协力赈济灾民。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带领信徒向百姓放粮，救助了了一万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芜湖参加全省联合培灵布道大会，亲眼见证了神的作为。布道会在一个可容纳1,500人的大竹棚内举行，讲员是内地会饶裕泰牧师（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个主日崇拜中，约有900多位基督徒参加。下午的福音聚会，约有1,200多学生参加。其后每天晚上，都有大约1,300至1,400人到会聆听信息。整个培灵布道会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会里，共有1,020人决志归主。

除教会事工外，他们还兴办了小学，使当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伏师母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外，每个主日她还要负责妇女主日学。

1926年底，正阳关的宁静生活被北伐战争所打乱。1927年4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正阳关。城内学校、庙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数千军人所进驻。内地会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军队征用。当军队出发后，军部红十字会又立即入驻，用来治疗处理伤兵。同时，反基督教学生也涌入城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宣传。同年七、八月间，曾发生多起军队要强行占领宣教站的行动，但都蒙神奇妙保护，得以安然度过。此后他们也受到散兵、游寇抢劫之威胁，甚至到粮尽援绝之地步，但均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加之长期劳累，伏师母于1930年底染病卧床。次年年初稍见好转，1月24日学校开课，她还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学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虽然从怀远医院请来长老会医生为其诊治，但病情还是加剧，延至4月3日，伏师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岁。伏牧师暮年再度丧偶，倍感伤痛与孤独。

1931年夏天，正阳关再次遭遇巨大水灾，从伏牧师7月的信中，可见当时水灾之严重："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没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较高的地段外，其它商店水都漫过柜台。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的最高处，并且建筑时地基还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没有漫到我们的前门......。我们家住满了灾民，皆是信徒和家属，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福音堂已被警察征用，因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个谷地都是水，泛滥的地区蔓延数百哩，淹没逾千亩每年夏季皆有稻麦收成的农田。这是我见过淮河第四次水灾所造成的饥馑荒年，不知道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会不会带来空前绝后的饥荒？......。 还有离我们不远，从红军而来的威胁也大。......红军是极端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所有传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们的辖区里，他们可以指派任何人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他们就是社会的执法者"（同上，第405页）。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灾过后，又是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国际水灾救济总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国内地会借用伏格思，负责正阳关的赈灾工作。此时伏牧师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国宣教已经36年，本该退休返国了。但当他看到饥民遍野，又临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他联络所有商店代作银庄，并且租用粮仓，散发救济金，分派粮食给灾民。

1932年5月11日，传言红军将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劳，纷纷把救济金交还伏牧师。这时，崔牧师（Pastor Tsui）和众信徒也都劝他赶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坚持留下来继续赈灾工作，并准备第二天分发救济金给灾民。崔牧师见此，也留下来陪他。次日清晨，约有张国焘所部1,000多红军入城，伏、崔两位同时被捕。当时在场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伏牧师，因为近几个月来，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他们不至饿死。军官虽然耐心地倾听众人的哀求，但还是扣押了他们。15日晨，红军带着伏、崔两位牧师一同撤退。于是，大批民众再次拦路要求释放伏牧师，但军官坚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们。

伏格思被捕后，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寿州，将消息报告给美国北长老会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转达给上海内地会总部。红军撤离后不久，崔牧师在押解途中脱险归来。而关于伏格思的下落，却不断有消息传来：

5月17日，与伏牧师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电告上海总部说："证实红军把伏牧师从正阳关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请代祷。"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称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颇受优待，有骡马代步；并且一日两餐，与红军首领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红军却让伏格思站在高台上示众，而伏牧师则趁机向群众传福音。

另据寿县仲姑娘来信说，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师的挚友。因挂虑伏牧师的安危，于5月底，独自到红军部队驻防地寻找伏牧师，却被误认为奸细，遭红军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红军作见证，述说伏牧师如何领他归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于醉酒和赌博。最后红军没有允许冼弟兄见伏牧师，却把他释放了。

7月12日，内地会的《亿万华民》主编报导，经过中国政府、英国领事、国际水灾救济总署署长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内地会和当地人民的极力营救，迄今仍无结果。红军扣押伏牧师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赎金，而是以他作为对付政府军围剿的挡箭牌。

7月28日，上海内地会秘书报导称，共产党向政府提议，用伏牧师和另一位被囚的信义会宣教士李宝德（Bert N. Nelson），与当时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讯的国际共产党嫌犯牛兰夫妇（Mr. & Mrs. Noulens）来作政治性交换。9月1日，再报导称，汉口内地会曾接到伏牧师的一封来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话，要求寄给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认识伏牧师的中国人也称，在河南的光山见过他。

无论如何，国际水灾救济总署尽了最大的努力，四处寻访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亲自奔走于外交部，以及中国各军政部门之间。1933年1月31日，他写信给伏格思的子女说：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切地证实伏牧师的生死下落，但在两个月前，当我返回中国的时候，接到一份比较可靠的报告，言及红军在政府军猛烈攻击下，遂杀害了伏牧师。......因为没法证实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陕交界的红军手中？当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时，或许可以获得进一步消息......。我很遗憾没有机会与令尊见面......。但是在安徽省最严重的灾区里，有一位如令尊这样可靠而又能干、全心全力投入的人来主持赈灾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为了照顾总署的财物，他早可以逃出了。......这一切总署深感歉疚，并要对令尊负全部的责任。如果不幸伏牧师因公殉职的话，我会请求总署为他举行一个最为深切的追悼会。......我曾征求内地会总干事的意见，想伏牧师也会认为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救济最严重的灾区......。（同上，第409页）"

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

韩德生于1908年8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府（今台州市），父母均为早期内地会医疗宣教士。父亲韩涌泉医生（Dr. John A. Anderson）于1889年11月乘船离开英国，12月14日抵达中国；母亲卢医生（Alexandrina Ross）则于1893年4月14日从英国抵华。1895年10月22日，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同赴江苏省镇江从事医疗传道工作。1897年，他们转往浙江台州，参与建立福音站、男女医院，以及多处诊疗所，医病救人，广传福音，一直工作到1924年年底才退休。

韩氏夫妇共养育四个儿女，韩德生排行老么。年幼时，即在父母的带领下信主，进入内地会在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读书。毕业后，韩德生回到英国去读大学；随后步父母之后尘而学医。1927年，他在凯锡克奋兴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更进一步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遂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

韩德生的未婚妻盖尔姑娘（Miss Marjorie E. L. Kerr），同样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年少时在母亲的带领下信主后，即立志到海外去传福音。年轻时入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基督徒团契中，她将自己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她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后，她成为一名教师。1933年，她和韩德生在一次基督徒奋兴大会上，清楚明白主引导他们到中国去宣教。于是他们响应神的呼召，双双加入内地会，并于1934年初离开英国，于3月中旬到达上海。经过初步的中文学习后，韩德生被分派到山西省长治鸿恩医院（Wilmay Memorial Hospital）工作；盖尔姑娘则被派往长治以北的襄垣工作。1935年3月26日，即抵华一周年后，他们在天津市举行了婚礼。婚后同赴长治鸿恩医院从事医疗宣教工作。

鸿恩医院于1931年落成开业，是当年山西省东南部唯一的现代化医院，服务范围和对象包括周围七个县镇及偏远农村约二百万人口。韩德生到达时，该院有窦润生医生夫妇（Dr. & Mrs. Paul E. Adolph）和赖灵生医生夫妇（Dr. & Mrs. E. Warren Knight），及两位护士马光启姑娘（Miss Doris M. L. Madden）和翟松美姑娘（Miss Marguerite Dickie），还有三位宣教士杜岫云姑娘（Miss Gertrude Trudinger）和邓赖思夫妇（Mr. & Mrs. James A. Dunachie）等九位同工；再加上当地的贝医生（Dr. Beh）、护士、麻醉师、男、女传道和职员等约20人。大家分工合作，配搭事奉。窦润生医生夫妇任驻院医师，为病人实施治疗和手术。韩德生初到时，做窦医生的助手。邓赖思夫妇是医院的经理，负责各项杂务。赖灵生医生夫妇主管外勤，经常以流动医院方式，到附近城镇医病传道。特别在大型庙会之时，他们更是把流动医院带到百姓当中，一面医病，一面举行帐幕佈道会。杜岫云姑娘负责各福音堂的妇女工作并几组妇女祈祷会。为使母亲们专心听道，翟松美姑娘从旁协助，照顾、教导孩童。每逢主日，则由窦师母负责儿童主日学。此外，他们还常常和中国同工一起到监狱里向男、女囚犯传福音，以福音教导他们改邪归正。

韩德生成家后，赖灵生一家迁往临汾医院。自此，韩德生协助窦医生主持院务工作，并接手主持流动医院，工作颇为繁重。1935年夏，英国的倪忠道女医生（Dr. Helen R. Neve）被分派前来加入他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韩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不仅抢救了无数人的肉身生命，更使千万人的灵魂得拯救。

1936年9月底，因窦润生医生回美国进修，由韩德生主持院务。1937年内战停止，国共联合抗日，社会相对安定些，医院业务和宣教工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七七事变"骤起，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8日，山西太原失守，日军继续南下佔领太谷、平遥等地。在山西境内的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山地游击战，殊死抗击强大的入侵之敌，但伤亡数字亦比日军高得多。因此，救护伤兵就成了医疗宣教士的当务之急。鸿恩医院的三位医生不遗余力地抢救八路军受伤将士。在药品、医疗器材奇缺的情况下，他们以基督的爱心，倾尽全力救护他们。亲赴前线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芮美恩（Miss Rose S. Rasey）写道："每天主赐我力量来对付诸多难题，有时得跪在地上照顾他们（伤员）。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求主给我够用的恩典，盼望能救护更多人"（《捨命的爱》，第274页）。当然，在救护时，她们仍不忘把大幅福音图画挂在墙上安慰伤病者。

1938年鸿恩医院的伤员、病人实在太多，病房不够，许多患者只得在户外接受治疗。因应需要，他们又在潞城增设了一所医院，亦由韩德生负责兼顾。根据医院记录，当时两所医院除了五千个门诊病人外，还有留医住院的五百多个病人。如此繁重的救死扶伤工作，使韩医生透支了过多的体力，但他一直沉默苦干，力撑时艰，亲手医治了成千的伤患。1939年6月21日，他终因病人传染而罹患伤寒，不治而逝，当时他尚未满31岁。遗下年轻的妻子，四岁半的长女和未满周岁的幼女。韩德生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和灵魂，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直至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1919年张雪岩回国后，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有志青年，他一方面盼望着祖国的强盛，另一方面也看到当时社会的腐败，以及民不聊生的惨状。为谋生计，他受聘于广文中学担任英语教员。在此期间，他与文华中学校长、美国宣教士维里华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其影响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从而成为基督徒。

1922年，张雪岩为实践其实业救国之抱负，放弃其教师工作，到天津正记轮船公司任职。但不久因目睹公司老板勾结外商欺压工人而愤然辞职。接着他又尝试走投军报国之路，到南京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队伍；1928年又回乡组建革命军。但旧军阀军队的腐败黑暗，终使他在痛苦郁闷中离开军队。1929年春，他受聘于上海广学会担任助理编辑，此间他经常发表文学作品，曾荣获李提摩太文学奖。1930年9月，张雪岩在老朋友维里华森的帮助下进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深造；1933年毕业后重返上海，在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工作，不久出任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1934年8月，张雪岩辞去青年会工作，与孙恩三一起回到济南创办了旨在普及科学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田家》半月报。其办报宗旨正如他所写："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张雪岩在《田家》半月报上写道："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基本生活需要，都靠农民的生产创造。就是最现代化、最科学的机械工业，也是依赖农民生产挖掘出来的原料。所以说农民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文化发展的源泉，一点也不夸张，丝毫不算过火。......至于自古到今创造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功德齐天的农民，倒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鄙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张雪岩通过将在国外考察到的情况和中国的现状对比，意识到：中国以农民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国家经济大部分仍旧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于是他把科学教育救国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由八年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我们了解了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是一个农村大众文化水准提高的问题，新中国的国力潜在于这三万万多人口中，倘若能将他们的认识水准普遍提高， 能分辨善恶，了解是非，并能提高科学生产技能，提高生活水准，过合理的科学生活，农业工业化的口号自然可以逐步实现，把中国变成真正现代化科学的强国。"基于此，他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下乡："下乡吧，教员和学生，医生和护士，牧师和传道人，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家，分给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他们的生产技 能，提高其生活水准，促进其健康的发展。"

张雪岩先后担任《田家》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田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面向农民的报纸，成为中国农民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以及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媒介。该报实为16开本的综合性杂志（1949年后改称为《田家半月刊》），办报目的是报道国际国内以及地方的新闻；教导农民科学种田和健康生活；倡导家庭和谐，各尽其责；宣传基督教义，建立本色化的教会。主要栏目有言论、天下大事、农业生产、卫生、宗教、读者园地、学习专页等，该报的口号是"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它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社址设在齐鲁大学院内，名曰:"田家村"。《田家》以农民为办报对象，办报经费由教会资助，作为民国时期适合农民阅读的杂志，该报刊是最成功的，发行量最大时达到十几万份之多，它将基督教信仰与乡村教育理念作了很好的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张雪岩一生清苦，童年痛苦的生活，使他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坚定了他献身农村，一心要改变农村面貌的信念。他为《田家》操劳16年，正是这种信念的体现。

为充实自己，张雪岩在1937年8月，暂时离开《田家》出国深造。他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再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张雪岩全身心都系在《田家》上，即使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也一边读书，一边为《田家》募捐和撰稿。1940年9月，张雪岩学成回国。当时正值抗战期间，他去到大后方成都，在继续编辑《田家》 半月报之同时，出任齐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所得收入大都用在了办报上。

《田家》问世后，也成为农村基督徒们最爱读的刊物，因为《田家》成为生活在落后农村的信徒们的喉舌，并且为真理、为正义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在八年抗战期间，《田家》还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文章，张雪岩本人就撰写了《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以及《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号召广大民众，只有全民团结，一致对外，才能最后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他又撰写了《庆新年哀国是》、《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哭国运招国魂》、《为什么要打仗》、以及《反对内战》等文章，呼吁停止内战，"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 第一、自由第一"。

张雪岩亦热心于爱国民主运动，投身于人民权利保障的工作。他痛恨黑暗的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与一切邪恶势力与权威作斗争，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及世界和平努力奋斗。1944年底，他同许德珩、潘菽等人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45年9月3日，创建了"九三学社"。张雪岩被推举为理事，后任常务理事。在1946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中，他和郭沫若、李公仆等人一道遭受到殴打。1946年5月，《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发表谈话：坚决反对"警员制"， 反对国民党独裁，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1948年他在《田家》上发表社论，"人类要相谅相爱，才能和平相处。达到此目的，非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实现真正意义的人民的民主政治不可"。

张雪岩是一位不受任何势力左右的、具有自主精神的基督徒。抗战胜利后，张雪岩针对国内和国际形势写了"基督胜利了没有"一文，指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两千年前耶稣揭橥的人类互爱的和平教旨。所以举世信徒，自古到今都一致将'和平'的王冠加在他的头上。但回顾历史，旷观今世，究竟谁在统治着世界，不是基督教拥戴信奉的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乃是毁灭人类的'战争恶魔'"。他"特把耶稣请来向全世界信徒发问：你们真信我吗？"对于教会革新运动，张雪岩不遗余力。1948年他写了"教会应当革命了"的文章，呼吁基督徒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宣传科学民主的宗教方针，建立公平理想的社会，创造牺牲无我的教会。
   　　
因其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48年初，应美国教会的邀请，在吴昑的帮助下，张雪岩取道香港到达美国。1949年夏，他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返回祖国，应邀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复刊了《田家》半月刊。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之后，在《田家》上发表两篇热情盛赞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成立的文章。此后张雪岩为宣传国家政策不遗余力，奔走各地，四处演讲，在教会中宣传"共同纲领"的精神，推动教会开展工作。由于工作繁重、操劳过度，于1950年1月28日，他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年仅49岁，其遗体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如今在他的故乡山东潍坊市寒亭区设有"张雪岩纪念馆"， 馆内陈列着张雪岩所用过的书籍，其中厚厚的一本《新旧约全书》尤其引人注目；还有他参与编写的书籍、刊物，如《田家半月报》、《圣经及教会人物》、《灵修进程》等资料。他写给以马内利神学院诸位同学的"基督精兵"赠言亦收藏在馆内。

金宝珍先进入江苏扬州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约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当时该宣教站宣教范围涵盖800平方哩，却只有内地会宣教士云登夫妇（Mr. & Mrs. Gilbert Vinden），带同一位男传道和一位看门的老婆婆而已。金宝珍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也深受鼓舞。

金宝珍到达四川时，正值中国内战频仍之际。战争造成物价上涨，商品奇缺，以及连年饥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发生了"万县惨案"，因英国轮船撞沉民船而被当地官府扣留，英国炮舰轰击万县城，造成一千多间民房和商店被焚毁，五千余军民死伤。"万县惨案"令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帝情绪高涨，直接威胁到外国侨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等国领事馆下令撤侨，特别要求那些身在内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带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其中大部分来自四川省，但金宝珍和部分宣教士仍坚持留守在当地。由于在云南宣教的薛牧师（Rev. Morris Slichter）和他三岁的女儿路得（Ruth）惨遭强盗杀害，导致更多的宣教士撤离。同年5月，金宝珍亦撤退到上海。在撤离途中，金宝珍与来自澳洲的内地会宣教士韦显明（Norman J. Amos）相识。韦显明于1924年11月初抵达中国，当时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间，二人相处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订定终身，并于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韦显明夫妇重返四川。因当时金宝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随夫远去合江，况成都又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故留在成都待产。同年9月4日，他们的长子保罗（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们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约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当时整个宣教站只有他们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坏了的宣教站，重新争取当地人的好感，其劳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离彭山和成都不是太远，方便他们与附近地区的宣教士联络和来往。1930年初，韦显明与彭山的云登教士、嘉定的顾明德教士（Thomas Cook）、打箭炉的叶长清师母（Mrs. James H. Edgar），以及成都的董辅仁师母（Mrs. John R. Sinton）和蓝保惠姑娘（Miss Maison E. Cleveland）等人联合举办了为期12天的帐幕布道大会，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后的两年中，韦氏夫妇的大女儿海伦（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后在成都出生。金宝珍一方面担负起照顾丈夫和儿女的责任，一方面还要在宣教工作上为丈夫分忧解难，同心协力见证神。1932年元月，韦显明再次邀请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联合举办帐幕布道会。他们分工合作，韦显明和顾明德、云登等宣教士负责布道，韦师母和顾师母等人则负责带领妇女和儿童聚会。虽然时值寒冬，但十天的布道会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参加，进一步打开了这一带的宣教之门。

1932年3月，韦氏夫妇将宣教站迁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启用新址时，他们连续举办了十个晚上的布道会，每个夜晚都挤满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听道。因为新宣教站位于商业区繁华地段，故此他们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1932 年7月，韦师母搭乘公共汽车时遭遇意外，几乎丧命。日后她曾作见证说，经历这次死荫的幽谷后，她坦然面对死亡，心里再无半点的惧怕。不久霍乱流行，韦师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乱病毒，虽经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极力抢救，但12小时后，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凶恶的霍乱还是夺走了她肉身的生命，离世时她刚满30岁。她在中国从事宣教和服务将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了。遗下她的丈夫和一子两女，当时长子仅四岁，小女儿只有一岁半。

熟悉金宝珍的内地会四川的副监督董辅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时，认为她有过人的观察力，信仰坚定，是非分明，对生活充满乐观。那些与之相处过的妇女们对金宝珍的去世尤为悲痛，因为她经常与她们分享神的话，在生活上关心、帮助她们。就连一个对她存有敌意的佣人，最终也因她的爱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

当年金宝珍预备到中国宣教之时，神用约书亚的话激励她："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9）。她在中国的七年，诚然是如此经历的。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接着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护外侨的安全，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颜懿廉、康月娥和席爱仁三位姑娘没有撤退，仍坚持留在永新工作。从她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们坚持留下来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捨己的爱》，第358页）。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墙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三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墙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在战乱中，她们所办的男校仍然开课；而女校则不得不暂时停课，因为她们无法保证女孩子们的安全。1927年10月，颜懿廉她们为当地和附近农村的信徒举行了两天的聚会，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灵命。周六还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时有130多人参加。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颜懿廉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9年10月，当战事稍缓后，她们重返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没过多久，共产党红军又卷土重来，于11月27日重占永新。颜懿廉和康月娥二人只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在其12月10日发出的信中，颜懿廉详细描述了她们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帮助下逃出永新，抵达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们来劝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县长、邮政局和电信局的职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离此地。当天下午，我们到一个住在镇边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劝我们应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时已很混乱，路上并不安全。于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请人背我们过河，进入一农村暂避。在我们家当了25年的厨子和一位年轻助手，也到此处避难。11月27日清晨，枪声四起，数小时后，红军进佔永新，封锁全镇，进行恐怖政策。并分散往四周的农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枪决、或是拿赎金放人。全部道路设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杀勿论。

我们在河边的一所泥屋躲藏了两天，晚上则回去睡在农村房顶的储物室；村民开始对我们感到不安。12月1日，红军突然到这农村搜查，我们在房顶也听到楼下士兵的声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声，不住祷告，并且躺着不动，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废物。士兵到处仔细搜查，连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开来看，甚至爬上房顶，搜查过储物室，却蒙主保护没有发现我们。虽然我绞尽脑汁设法逃避，但是真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经历过那天的惊险，房东怕连累了他，要我们立刻离开。我说：‘我们现在就回去镇上，免得连累你。’但他没有听进去，却和厨子及助手想出一个主意来。在村外有一个厕所，半夜把我们带出去，在厕所内加上一道砖牆，把我们围在里面，仅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当他们砌上最后一块砖时，我感觉如约拿在鱼腹中一样。藉着清晨从墙隙透射进来的阳光，我念了当天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7-9）。我从心里不禁喊出‘阿们’来。

在这夹墙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则倚牆而坐，这样如坐监牢般的熬过了两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厨子和助手来拆下砖牆，带我们一起逃难。康姑娘穿上农妇装，我扮作农夫，带着圣经和一些银钱，趁着黑夜，在阡陌间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时，我们向八哩外的一个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来接应，带我们翻山越岭，到达安全地带，享受了一顿饭后，便躺下休息。厨子和助手则回农村取回行李杂物。不料，当天红军再到农村，抓了厨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们在何处。于是，下午5时，厨子和助手跑回来，告诉我们：‘快起来立刻逃走吧！’

感谢主的看顾，找到两位本地男子，愿意带我们在黑夜里逃亡。于是我们拿着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经过了一个红军哨站，刚好那天撤哨，平安无事，找到一农村歇一歇。
早上9时抵达河边，准备雇船转水路走。平日这里有许多船只停泊，可是今天连一艘船也没有。于是我们就在河边休息吃早餐。那时，一个小孩从我们刚经过的福音站跑来，急匆匆地说：‘爸爸被红军抓了去，他们还来我们家搜查，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有16个人正追过来，要逮捕你们哩！’

果然，枪声远远传来，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继续从陆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枪声仍是断断续续的从后面传来，但到了离永新约27哩的大路上，我们竟遇到一批永新认识的人站岗，非常高兴见到我们，还问及他们在永新亲人的情况，可惜我们无法回答。原来这班人是永新的团练，较早搬迁到这里定居的，我们在永新住了30年，怎会不认识他们呢？因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故我们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达永阳（Yung Yang），离开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兴的盛大欢迎我们，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抵达吉安时，万人空巷的欢迎我们脱险归来，沿途挤满了从永新逃出来的难民，大家能生还都深感庆幸。深信主听了各地信徒为我们献上的祷告，以致魔鬼不能伤害我们。或在夜间，或在极其危险之中，我们徒步走了47哩……”（同上，第361-362页）。

1929年12月31日，颜懿廉留下她最后的一封短简，谈及永新宣教站工作及状况：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会堂、宣教士住宅，及三处福音堂的聚会所，皆被共产党焚毁。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两间学校校舍，则被军队征用。虽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来崇拜，从没间断。至于镇外，只有福音堂仍继续经常聚会，其他学校和传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康姑娘和我回去，受到弟兄姊妹热烈的欢迎。在这不大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了近两个月。在信徒家里和残存的小会堂中继续主日和周日的聚会，信徒的心又火热起来。镇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来，受勉励后回到家里举行聚会。

11月27日，共产党再度占据永新，中、外同工到各处躲藏了十天。虽经历各种艰险，幸而最后全体逃抵安全地区。

宁冈、莲花和永新以及附近各地区，直到年底，仍在共产党的控制中。一切有关基督教的活动和工作全被禁止，大多数信徒或逃亡、或躲藏，有两位信徒遇害，另一位仍在狱中”（同上，第363页）。

1930年初，红军迫近吉安。颜懿廉、康月娥和席爱仁一起随大批难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们选择水路，乘船沿赣江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年迈的康月娥不堪忍受惊吓、冻馁与苦虐，被捕三天后即息劳归主；颜懿廉和席爱仁也随之先后被害。颜懿廉在江西永新传扬基督福音长达27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所爱的中国和人民。

1886年至1891年，金纯仁先在理氏学院(The Leys)读书，其后进入剑桥大学凯氏学院(Caius)继续攻读，三年后以甲级自然科优异成绩毕业(Honors in Part I of the Natural Science Tripos)。1891年夏，金纯仁考入伦敦医院附属之医学院，经过五年苦读与实习，于189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取内外全科医学士(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M.B.，B.Ch.)证书。

金纯仁父亲早年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在宣教工作上彼此相知，首批到中国宣教的爱尔兰宣教士就是由他介绍给内地会的；而且两家又有姻亲关系，金先生的长女金乐婷姑娘(Miss Geraldine Guinness)是戴先生的二儿媳，即戴存义夫人(Mrs. F. Howard Taylor)。

1897年2月10日，金纯仁辞别双亲，以医生宣教士的身份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宣教。临别时，金母叮嘱他说：“我儿，你该知道我一生的心愿，就是我的每个儿女都能奉主的差遣，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戴德生也与他握别说：“我恭贺你到中国去，你虽会遇到诸般试探，但神会伴你经过一切试炼。最重要的是，你会更多、更深地认识衪”。

1897年3月27日，金纯仁抵达上海，先到南京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然后和柏永森教士(Mr. C. Howard Bird)一起被派往河南襄县(今襄城)宣教站工作。主持该宣教站的是盖思明教士夫妇(Mr. & Mrs. Arch Gracie)，还有包崇德教士(Mr. Robert Powell)与他们的同工。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可以接触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直接向他们传福音。两年后，他曾到东部的周家口(今周口市)及陈州府(今淮阳)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戴存义医生夫妇在陈州府已开始医疗工作。1899年，金纯仁又被派往南部的赊旗店(今社旗县)工作。

1900年7月初，在赊旗店宣教站所举行的一次盛大洗礼中，有38位男信徒和32位女信徒受洗。但就在这时，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到赊旗店，金纯仁仍带领信徒平静地聚会，在讲道时勉励他们多多亲近主，不要惧怕。但因义和团四处寻找洋人，滥行杀戮，金纯仁和其他宣教士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在中国信徒的保护下，他们虽历经艰险，但终能安抵上海，脱离险境。随后他转往烟台，在那里的医院工作一年半之久。

义和团暴乱平息后，金纯仁于1902年初从烟台重返赊旗店，但路上仍不安全，在河南境内的一段陆路，他还是靠着当地官府派兵护送，才得以到达赊旗店。不久，他和包崇德教士一起，到河南省会开封设立宣教站和医疗所。此前，西方宣教士一直被禁止到开封传福音。早在1900年初，包崇德多次尝试进入开封传道未果，只有一次获准进城售卖圣经和福音单张。有一天，一位慈祥、和蔼的朱先生来找他，向他讲述了一个感人的见证：

“16年前，周家口的中国售经员王先生(Mr. Wang)受宋福安教士(Mr. William E.Shearer)派遣,到开封府出售福音书。当时朱先生对福音书很有兴趣，正与王谈话时，城里一位老夫子王广福先生（Mr. Wang Kwang-fu）突然怒气冲冲的走过来，推翻了书摊，狠揍了王售经员一顿，并且吩咐人把书堆在一起放火烧掉。朱先生见状，急忙把几本福音书和一些单张揣进口袋里带走了。回到家里，当他仔细阅读过这些福音书后，很想信主。后来听说有宣教士在黄河以北传道，就特地走了四天路程到那里找到宣教士，询问如何得救。宣教士告诉他有关主耶稣的救恩，领他祷告、决志作基督徒。回家后，他又把福音传讲给自己的太太、儿子、儿媳、以及女儿和女婿，使他们都先后归信基督。他们全家人本来都吸食鸦片烟，但信主后全都戒掉了”。

就这样，包崇德认识了朱先生。故当金纯仁随包崇德到开封后，经这位朱先生协助，租到房屋，于1902年6月开始了福音聚会和诊疗室。同年7月9日柯维则医生（Dr. Sidney H. Carr)被分派到这里与他们同工。诊疗所开业后，门庭若市，以致每天不得不限制病人就诊的数目。仅数月后，当地人就开始接纳他们。金医生在信中作见证说：“神打开了福音的门，现上我们的前院挤满了听福音的人。星期天下午，包先生与我并三、四位同工，到露天的集市上传福音，人们安静而又有兴趣地聆听。昨天晚上，我们的前院坐满了群众，非常留心听道。还有上流社会人士和学者都来我们的家，与我们讨论圣经。……希望不久后可以在城外买一块地，建一所医院”。

但就在这时，金纯仁不幸染上严重致命的疾病——白喉。情急之下，唯有靠着祷告，并且在柯维则医生尽心竭力地医治和照顾下，他竟神奇地在一周之内得以复元，众皆感奋。大病初愈后，需要调养，于是，金纯仁于1902年12月初返英述职，并且在内地会年会上，报告河南省的医疗宣教工作，呼吁在开封府筹备建立一所新医院。

1903年夏，世界基督教学联会主席费莱斯(Dr. & Mrs. Karl Fries)邀请他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游。在那里，与费夫人的外甥女沙珍妮姑娘(Miss Jane af Sandeberg)相识，成为密友。

1904年12月21日，金医生回到中国。翌年4月底，戴德生先生到河南探访七个内地会福音站。金医生遂于5月29日陪同戴德生、姐夫戴存义、大姐和沙姑娘，一起到湖南省长沙。没料到6月3日，戴德生在长沙内地会宣教站参加过欢迎会后，于当晚猝然辞世，归回天家。

1905年9月22日，金纯仁与沙姑娘在上海结婚。蜜月旅行后回到中国，被暂时安排到河南陈州府宣教站工作。1906年6月，府台之子颈部生瘤，特地找金医生给他动手术。在治疗过程中，金纯仁不仅割除他的瘤，使他恢复了健康，同时也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心上。

1906年1月，河南开封福音医院正式开业。9月金纯仁夫妇重回开封，与柯维则医生携手合作。那年来院就医的病人超过4,000人，做了219次手术。他们带着几个医学生和中国助手，除了医病和个人谈道外，还时常举行佈道会。不久，他们的主日崇拜就有120多人参加，其中已有23位受洗。

1908年，金纯仁与多位同工到北部卫辉府(今卫辉市)探望加拿大长老会着名的宣教士古约翰(Mr. Jonathan Goforth)。回来后，他们为开封教会带来属灵的复兴。大家在聚会中公开悔改认罪，许多人生命得着改变。他们的感人见证也吸引更多的人归主。不久，金纯仁夫妇也把医疗宣教工作带到离开封30英里外的中牟县。

1906年10月30日，金氏夫妇的长女欢欣（Joy）出生于福音医院。其后，次子立时(Henry)和小女儿掌珠(Mary)也相继出生。

1911年4月金纯仁携家第二次返英述职，到1912年11月再来中国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不再是清朝，而是中华民国了。此后，他积极参与赈灾、红十字会、反鸦片烟会等工作，并担任河南公共卫生委员会书记，不遗余力地推动公共卫生事业。自福音医院开办以来，远近居民均来就医，经常人满为患。于是医院不断扩建，如候诊室、医生诊疗室、配药房、外科包扎、药品库以及会堂等。正当医院蒸蒸日上之际，柯维则医生却在医治病人过程中，不幸染上致命的伤寒(Typhus Fever),于1913年4月8日去世。他的死对医院打击很大，也使金纯仁痛失一位挚友。

1913年11月6日，年仅25岁的英国女医疗宣教士美德纯医生(Miss Jessie McDonald, M.D)抵达中国。她到扬川接受初步语言训练后便来开封府，成为福音医院第一位女医生。另一位英国女宣教士施爱仁姑娘(Miss Mabel E. Soltau)在英国完成护士课程后，也来到开封加入福音医院的行列，和美德纯医生成为一对好搭档。正当此时，一位由美国女基督徒捐建的现代化女病院正式落成启用。1915年，吉培生医生（Dr. Douglas M. Gibson）也奉派到福音医院工作，使医院实力大增。

他们也非常注重中国本土医生、护士和传道人的培养和训练。朱华南(Chu Hwa-nan)、何慎乾(Ho Hsiang-kin)和高建成(Kao Kin-cheng)三位医学生学成后，均成为医疗宣教士。朱华南成为本地教会长老；何慎乾回到他老家周家口，担任起牧养教会的责任；而高建成则远赴甘肃省兰州，在博德恩医院协助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建立医院后，继续西行，到甘州建立诊疗所和教会，把福音传到中国遥远的西北地区。驻院传道人宋深广仅在1916年就带领了128名男病人归主，他把每个人都详细记在生命记录簿(Book of Life)上，并经常写信与他们联络。

开封福音医院远近驰名，尤以外科闻名，以致偏远地区的人都来就医或手术。据1919年记载，有附近七省的病人入住医院；在河南省107个县中，只有五个县的人没有到过该医院。1919年，河南省省长的母亲和他的侍妾先后生病，到福音医院接受美德纯医生诊治，均告痊癒。不久，省长5岁大的儿子生重病，险些丧命。亏得众医护一面祈求上帝，一面全力救治，最终挽救了孩子的生命。病愈后，这孩子向施姑娘表示长大也要做个医生传道人。省长为此向医院捐献了4000元钱，以表谢意。

1918年圣诞节前，金纯仁年仅八岁的小女儿掌珠，突患急性盲肠炎，送院急救竟告不治而逝，令夫妇俩伤痛万分。圣诞节过后，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送长女欢欣和儿子立时回到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途经上海时，金师母忽觉喉咙疼痛，并且发高烧不退。金医生见状，知其染患猩红热(Scarlet Fever) ，立刻送医隔离治疗。同时长女也感到喉咙痛和轻微发烧，金医生只好也将儿子与她隔离开，自己亲自陪伴在她身边。经全力救治，母女俩相继痊愈。为使刚刚经历丧女之痛的金氏夫妇靠近在芝罘学校读书的儿女，内地会安排他们到芝罘学校医院，代替该院返国述职的霍序福医生夫妇(Dr. & Mrs. Alfred Hogg)。而魏礼科医生夫妇(Dr. & Mrs. Robert N. Walker)则被派去开封府接替金氏夫妇的工作。

1923年2月10日，金纯仁一家四口第三次返国述职。同年5月8日，金医生在中国内地会宣教年会上作见证，讲述如何藉助医疗工作传福音的情况。1925年夏，金医生携全家参加凯锡克五十周年奋兴会(Keswick Jubilee Convention)，使他的灵性再次得到奋兴。同年9月11日，他们在伦敦与留在英国读大学的长女道别后，偕儿子返回中国。

当金纯仁回到阔别五年的开封福音医院之时，正是中国各派系军阀混战之际，医院里躺满了伤兵和因战祸而受伤的平民。金纯仁回来后马上和美德纯、吉培生和魏礼科四位医生，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1927年3月，金纯仁在对一位患有伤寒病的伤兵紧急施救时，自己不幸被传染。当时又正逢领事馆下令撤侨，故耽搁两天后，金纯仁才得以乘上火车，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急救。可惜为时已晚，1927年4月12日，这位在中国劳苦30年，抢救了无数老百姓生命的基督徒医生，却因感染上伤寒(Typhus Fever)而安息在了中国河南这块土地上。他的亲密同工吉培生医生如此怀念金纯仁说：“虽然他的心灵因中国的悲惨战祸而伤痛，但他并不气馁。可惜因其身心过度劳累，以致没有足够的体力战胜病魔。他热爱中国，甚至为中国人牺牲了生命，可以无愧地接受基督赐给他的冠冕。……金医生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位热爱传福音的使者，又是病人最真挚的朋友。我们为他的离世而哀悼，为他已得到的奖赏而高兴，并要效法他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至死忠心”。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金纯仁医生的奉献人生。

1915年春，北美中国内地会到多伦多遴选宣教士时，薛当即申请报名。但在体检时，医生发现他心脏有严重问题，不合格去中国做宣教士。他平静地问医生说：“我可能活多久呢?” 医生回答说：“大概十年吧”。没想到他竟如此回答说：“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服事主十年后死去，还是十分值得的”。虽然如此，他的申请还是被婉拒了。无奈中，他向遴选委员会提出请求：“到中国宣教是神对我的呼召，我会自行前往。唯一请求内地会的，就是同意把奉献款代为寄到中国去”。委员会见他情真意切，就答应把他的申请寄往中国上海内地会总部，由他们来决定。最后，总部复电：“来”。就这样，他被接纳为中国内地会宣教士。

1915年10月19日，薛牧师抵达上海。在上海等候期间，他认识了来自美国肯德基州路易维尔（Louisville，Kentucky）的宣教士柳道成姑娘（Miss Irma L. Newcomb），当时她刚刚从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即来华宣教。二人相识后，甚相契合。随后，柳姑娘被分派到湖北老河口工作；而薛牧师先到安庆语言学校接受训练后，如愿被派往贵州安顺宣教。二人书信往返四年后，于1919年11月4日在重庆成婚。婚后一起回到安顺，同心从事宣教工作。

当薛牧师于1916年春到达安顺时，党居仁刚刚离世不久，安顺宣教站由资深宣教士裴忠谦牧师夫妇（Rev. & Mrs. Isaac Page）负责。还有一位医疗宣教士费济华医生（Dr. Edward S. Fish），专门负责宏恩医院（Abounding Grace Hospital）的工作。在第一年里，裴忠谦时常带着薛骑马到各苗族村寨探访布道，或派发福音书和单张，他们的主要宣教对象是苗族人。从裴忠谦身上，薛牧师学到不少东西。

1917年，裴忠谦奉派到贵州省西部威宁一带开设新宣教站，留下薛牧师和费医生二人负责安顺宣教站的事工。当时在安顺宣教区共有4个汉人和12个苗族人福音站，汉、苗同工共12位，最远的福音站要走五天的路程。他们以福音站为据点，经常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1918年春，薛牧师重新拟定全盘计划，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宣教工作。

1918年春夏之间，薛牧师和一位苗族传道人一起，巡视整个安顺宣教区。看到许多苗族人生活非常穷苦，所住茅舍异常简陋。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名叫贵池（Kweichi）的中茶族人（Chong Chia Tribe）村寨，那里的居民多沉迷于鸦片烟和赌博。薛牧师见此情形心中焦急，极力在他们中间传福音，以唤醒他们的灵魂，脱离鸦片和赌博的捆绑。8月，薛牧师很高兴地为一位秀才施洗。这位秀才姓黄，是他的语言老师，原是衙门的诉讼师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染上毒瘾和赌瘾，使得他倾家荡产，几乎沦为乞丐。但他因才学出众，故仍能以授课糊口。薛牧师和费医生非常关心他，向他传福音之同时，也安排他在医院或宣教站做些杂工。起初他虽然明白福音道理，但还是深陷罪中难以自拔。终于在一天早上，他为宣教士们的真诚所感，决心信从基督。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见他确实已彻底悔改归主，才给他施洗。后来费医生聘用他在男病房中传福音。

1918年9月，贵州省内地会宣教士会议在贵阳举行，薛牧师藉此机会认识许多同工，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1919年2月农历新年时，他到定番（今惠水县）汉人福音站，举行新春培灵会。随后，又与一位杨传道（Evangelist Yang）前往大定府（今大方县）举办培灵会，大批少数民族民众从远近地区赶来，有100多人受了洗。会后，他们继续北上，直到四川边界。他们除了赶路辛苦外，还常常不分白日和夜晚，只要一有机会就聚会讲道，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聚会地点有时在没有窗户的茅舍，有时就在牛粪堆旁。但他们看到那么多灵魂需要拯救，就乐此不疲。
回到安顺后不久，薛牧师又偕费医生到水城（今六盘水市）一带巡回医疗布道。他们一面为人看病，一面传福音，收效甚佳，全程下来，共有93人受洗归主。

在安顺宣教，最为困难的是要求信徒不种罂粟，不吸食鸦片。因当时内战，军阀需要军饷，而鸦片一本万利，种罂粟的收益要比种植其它任何农作物高出数倍，最易致富。所以地主们租地给农民，只要他们种植鸦片；收租也只收鸦片烟。加之鸦片烟盛行，人们很难抵得住鸦片的诱惑。薛牧师为此到处奔走呼号，虽然四面受敌，但他毫不退后。也有信徒为此肯付代价，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1920年12月3日那一天，全贵州各教会同心向神祷告，呼求主的拯救！

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开战，云、贵、川三省亦随之陷入内战的漩涡，各方军队来往不断。1921年三、四月间，两派军队在安顺爆发大战，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宣教站内住满了难民和伤兵。薛牧师时常冒着枪林弹雨照顾、安抚受难群众，向他们传福音。他还应当地父老乡亲之请求，出面向交战双方军队为百姓求情，要求他们息兵罢战。

兵荒马乱之中，不少人被迫落草为寇，因此社会治安不靖。宣教士和传道人出门传福音，难免遭遇盗贼的危险，因此许多聚会都无法如期举行。直到1923年4月，薛牧师他们才得以在安顺为各地同工和义工举行一次为期三周的查经班。与会者中间有13位义工，分别来自大花苗（Big flowery Miao） 、小花苗（Small Flowery Miao）、汉苗（Han Miao）和中茶等四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各地教会的骨干，平日务农，其余时间管理教会，主日时主持崇拜。他们很需要这样的造就与培训。

安顺宣教站还有男女学校两所，到1923年时，男校有学生100名；女校60名。除一般学科外，学校也开设圣经课。多年来，薛牧师他们苦心经营，默默耕耘，以期从学生中间多结些果子。

薛牧师自1919年11月结婚成家后，安顺宣教站因此多了一位同工，薛牧师也多了一位好帮手。1921年4月26日，长子约翰（John Milton）在安顺出生。1923年3月，师母忽患严重眼疾，需立刻到上海求医。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盗贼猖獗，极不安全。他们虽然谨慎选择路线，但沿途还是先后遭遇三伙强盗打劫，虽损失一些财物，却能保全性命，抵达上海。待眼疾痊愈后，薛氏一家三口获总部批准返国述职，于7月14日返抵加拿大。1924年3月19日，幼女路得（Ruth Irene）在多伦多出生。9月12日，他们带着儿子约翰和仅六个月大的女婴路得再次来华，经上海返回安顺。

1926年5月，上海总部执行委员会万守阶教士（William H. Warren）到贵州访问少数民族教会。薛牧师陪同他先后到腾藤（Tenten）、亭南（Tingnan）、岚龙冲（Lanlongchiao）、和日宽（Heorikuan），以及方麻葩（Fangmapa）等地看望教会和信徒。所到之处，他们受到信徒热烈欢迎。为了参加聚会，许多信徒翻山越岭，带着干粮远道而来。为使薛、万二人免遭强盗袭击，有一次，竟有三、四十个苗族信徒全副武装远道前来迎接他们。每到一地，他们都与信徒一起聚会、讲道、唱诗赞美神；或同守圣餐纪念主；或在清澈的溪流中为信徒施洗。整个行程充满神的带领和祝福。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不久发生了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障外国侨民的安全，欧美使领馆先后发布命令撤侨。薛牧师接到命令后，偕全家起行，先到云南府（今昆明市）与美国宣教士盖美莲姑娘（Miss Mary I. Craig）会合，然后结伴同行。4月初，他们到达云南边境的罗平。8日晨，由百名军人护送他们离开罗平。然而，9日下午，他们突然遭到山间盗贼的伏击，薛牧师与其幼女路得惨遭强盗杀害。盖美莲事后记下当时的情形：

“当三个强盗逼近我们时，我们对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请不要伤害我们。但他们完全不理会，一个强盗对抱着3岁路得的薛师母开抢，子弹射向路得的头部，从她左耳而出，穿入薛师母的左手腕，裂开一条伤口，她便倒在地上。同时，另一强盗拿他的刺刀直戳薛牧师。当时我正照顾着惊惶失措的小约翰，并没有留意薛牧的师被刺，见他躺在地上，以为他只是晕倒而已，还想去叫醒他。但薛牧师的仆人告诉我，他是被刺杀的，看到他左肩下很大的伤口，我知他是实时被刺死亡的。小路得15至20分钟后，在昏迷中去世。就这样，我们的弟兄抱着他的女儿，一起回到天家”（《舍命的爱》，第388页）。

从1916年4月薛牧师被派到贵州，到1927年4月9日在云南遇害时止，薛牧师已超过他“十年在中国服事主”的心愿。同年5月3日夜晚，在多伦多锡安堂为薛牧师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内地会的代表李道田牧师（Rev. Edgar A. Brownlee）追忆了薛牧师在贵州的工作：“从他到安顺开始，共有1,081位受洗，并有979位常守圣餐。在这宣教区内，他负责监督8间教会和16个由中国同工主持的福音站。除他以外，还有四位宣教士同工。负责六间学校和一间医院……”（同上）。

强盗们除杀害了薛牧师和小路得外，还俘虏了薛师母、小约翰和盖美莲。当他们在附近村庄停留时，在薛师母的哀求下，强盗们允许她们把薛牧师和小路得的尸体搬回村里，稍加洗涤，一起放入一口木棺中。之后的一周，强盗带着她们逃避官军的追捕。4月16日清晨，强盗们释放了盖美莲，却仍把薛师母和小约翰扣作人质。后来在多方交涉与营救之下，母子俩才终于在约两周后获释回到昆明。5月6日，他们与其它宣教士一起绕道越南，撤退到上海。

盖美莲获释后，立刻写下“云南惨剧”（The Yunnan Tragedy）一文，其中一段这样描述道：“薛师母在如此悲伤中，仍然坚定不移。虽然经历这样重大的打击，她对神没有半点怨言，并且深信衪引导前面的路。我想没有人可以想象，当她孤单地和小约翰仍落在恶人的手上时，是何等痛苦的遭遇。但是，我们坚信，父神知道这一切，也一定会与她一同度过，永不会离开她！”（同上，第389页）正如盖美莲所坚信的，坚强的薛师母并没有因这场惨祸而退缩，相反地，她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一直留在中国工作，直到1931年8月8日才退休返国。

平阳府是山西南部的重镇。早于1895年，威尔逊医生（Dr. William Millar Wilson）就来到这里，租屋开设了一所临时医院和戒毒所，并附设了一所小型医学院，边行医，边传道，同时培训二、三位中国医学生。1900年，义和团乱起，威尔逊医生和夫人克莉丝汀（Christine），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亚力（Alexander）一起，被义和团民杀害。乱定后，威尔逊之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本着耶稣基督的爱与饶恕之心，以德报怨，捐赠一笔巨款，要求在平阳府兴建一所医院来纪念其兄长一家。为此，李鸿懿教士购置下一块地，其上是一些残旧寺院和破烂房屋。但苦等多时，没有合适人选前来建院。直到柯维忠到来后，他们才于1907年秋正式开始筹建工作。翌年5月7日，山西省内地会监督陆义全牧师（Rev. A. Lutley）主持了奠基典礼，基石上以中英文镌刻着：“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约翰福音10：10）。

医院开工兴建后，由文望道教士（Mr. Samuel G. Wiltshire）负责监工。一切工作就绪后，柯维忠得有时间前往上海，于1908年6月24日，与胡如芳姑娘（Miss Dorothy M. Hunnybun）结婚。胡姑娘也是来自英国的内地会宣教士，于1904年11月到达上海，在扬州语言学校经过半年的语言训练后，被派往山西省大宁宣教站工作。因其生病，柯维忠曾多次前去为她治疗。二人因此相识相爱，遂结百年之好。

1909年2月，威尔逊纪念医院落成，取中文名“善胜医院”，正式开业。该医院包括诊疗中心、大礼堂、可容纳120至130人的候诊室、诊疗室、手术室和药房等。此外，还有多个病房，以及专为戒毒者设立的两个禁烟房。开业时，山西省各地宣教士和信徒，以及平阳府县长、士绅及工商各阶层人士，皆前来观礼恭贺。

善胜医院是当时平阳府一带唯一设备完善的医院，其服务范围涵盖三百万人。医院开业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已人满之患。但整个医院的的医护人员却只有柯医生、护士白淑贞和助护柯师母三人，此外还有几位中国医护人员助手而已。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半齐聚在柯维忠家里，举行晨祷会。九点，医院开始营业。上午门诊，每周四次；下午施行手术，处理其它医疗事务。当病人候诊时，他们就以图文并茂的福音单张向病人及其家属传福音。院内设有中国男女传道人。

1909年秋，柯维忠由于工作过劳，体力透支而病倒，同时伴有心脏病症状。因此他不得不放下工作，于1909年10月18日回英国休息治疗。1910年4月19日，在内地会年会上，柯维忠报告了善胜医院的情况，呼吁更多的医疗宣教士献身于中国宣教。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即回应他的呼吁而踏上中国宣教之途的，并曾一度到善胜医院协助柯维忠。

柯维忠康复后，与夫人一起于1911年9月11日返抵上海。在去平阳府途中，特意取道河南开封府，探望在开封福音医院工作多年的哥哥柯维则医生。没想到，此次相见竟是他们在世时的最后一面。

柯维忠返抵平阳府之时，正值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到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柯维忠曾与其他宣教士一起撤退，以避战乱。当1912年2月再次回到山西后，他随即主持红十字会工作，救治伤兵及灾民。由于宣教士在战乱中极力保护难民和救死扶伤，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与爱戴。

1912年3月，善胜医院重开。由于前来诊病的人太多，医院于1913年进行了扩建。柯维忠每日忙于医疗和传道工作，不堪重负。直到是年秋天，季履义医生夫妇（Dr. & Mrs. William Kelly）受派前来协助，才有所缓解。1914年，侯文辅医生（Dr. Stanley Hoyte）也前来加入他们，此后长驻善胜医院。这样，柯维忠可有多一些时间培训中国医学生。

1916年12月，柯维忠携全家第二次返英述职，直到1919年10月才再次返抵平阳府。从柯维忠当年的报告中可知，当时他培训着九位男医学生，而且开始培训中国女护士。在柯师母所带领的查经班里，有一位年轻人竟是原来义和团里的头目！从一个义和团员到基督徒，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啊！

1921年初，直隶（今河北省）、山东、河南、山西和陝西等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一个冬日的黄昏，康富德教士（Ford L. Canfield」外出散步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因病饿而至半死状态的灾民躺在路边，他马上跑回医院告诉柯维忠。柯听后立刻打发几位护士将病人抬回医院救治。在柯维忠的精心治疗下，那人活了过来，在康复期间，他每次见到宣教士时，总是打躬作揖地说：“老爷，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宣教士们很不习惯“老爷”这个称呼，多次纠正他，但他仍坚持如此说，因他是出于内心的敬意。

柯师母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城北小山上的茅舍休假，正准备回家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当我们正在欣赏景色时，忽然，一位妇女跑到我们面前，非常兴奋地，像发现宝藏似的，抬头望他一眼，回头又望我一眼，然后对随着她跑来，比她镇定得多的男士高兴地说：‘真的! 一点没有错，就是你们！他看来苍老一点，你也消瘦了一些，但就是你们!’当时，我们实在想不出她是谁，但她伸出她的手来，指给柯医生看，在八、九年前为她动过的手术，早已完全康复。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她没有忘记在医院所听过的道，所学过的诗歌。她一首一首的唱给我们听。……她听说我们在附近，就匆匆忙忙地来寻找我们。欢天喜地谈了一大堆家事后，她叫那位和善的丈夫拿一篮鸡蛋送给我们，说：‘如果早知是你们，我就做个大蛋糕让你们享用了’。从这件事证实多年在医院所撒的种子，没有白撒，一定有结果收成的”（《捨命的爱》，262页）。

1922年5月初，柯维忠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Chines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会议期间，因突发心脏病，经过两天抢救无效，柯维忠于5月8日逝世于师母的怀中，年仅45岁。他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先去见主了!”。在追思礼拜中，海恩波教士（Marshall Broomhall）如此评价柯维忠说：“他是一位稳重、灵里长进的基督徒。当我到平阳府探访的时候，有两件事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属灵追求和敬虔崇拜，在这方面他都直接影响了当地教会。二是他甘心隐于幕后和提携中国同工，这正合乎此次大会所讨论有关中国教会领袖的主题。他总是设法让杰出的中国同工展露发挥其才智，自己却从不居功。最近我整理以前探访山西省的照片，柯医生被选为全省同工会议的大会主席，但拍团体照时他却站在最后一排”（同上，263页）。

丧失爱妻的希班顿决定卖掉令人伤感的庄园，搬到靠近自己家人的地方居住。但当他带着所得的大笔现金，骑马返家的路上，不幸遭遇歹徒袭击身亡。父母双亡后，13岁的希祝虔到杜兰城与祖母同住，并得以进入当地一所中学就读。他不愿向祖母要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故每天早上五点到一间食品市场打工。身为长子的希祝虔还独自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责任，暑假时到德州的油田去打工，虽然油田的工作非常危险，但是油井的工作待遇优渥。每天中午休息的时间，他自己就找个角落读圣经。在油田的工人，由于离家在外，再加上高危险性的工作，心灵多孤寂忧虑，但他们看到祝虔的脸上，却时常流露出平安与喜乐。终于有一天，有几个人来到祝虔读经的角落，请求祝虔带领他们查经、祷告。应油田工人的请求，祝虔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暑假结束后，他留在油田中继续带领查经祷告和聚会，同时亦应邀到榆景镇（Elmview, Texas）的教堂去牧会，那时他才17岁。

19岁那年，希祝虔辞去德州油田和榆景镇教牧的工作，回到俄克拉荷马的杜兰城，一边打工，一边在东南师范学院读书，同时还在一所乡村教堂讲道。两年半以后，他转到了俄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就读，在那里认识他未来的妻子露易丝（Louise）。希祝虔在俄克拉荷马州大毕业后，又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城的神学院进修。露易丝则照着原来的计划要在三年内拿到学位。就在露易丝毕业那年，即1934年9月6日，他们在露易丝父母――海瑞克夫妇的家中结婚了。

婚后，年轻的希氏夫妇住在肯塔基的马窟镇（Horse Cave, Kentucky），因为当时希祝虔仍在神学院深造，同时在马窟镇牧养教会。有一天，露易丝接到“海外宣道部”麦德理先生（Dr. C. E. Mddry）的电话，约他们马上赶往维吉尼亚州的列治文（Richmond, Virginia），到美南浸信会的总部面谈。原来是浸信会在广州的“两广神道学院”（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梁根（Theron Rankin）博士即将离职，需要一位校长人选来接替他。面谈之后，总会认定希氏夫妇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他们立即辞别了马窟镇的教会，匆匆与亲人道别，于1935年12月13日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前往中国。那年，希祝虔才25岁。

希祝虔和露易丝到达广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广东话（粤语），这是一个非常不易学习的语言。在纪好弼医生（Dr. Rosewell H. Graves）的鼓励下，希祝虔在一年内即打下良好的粤语基础。当语言学习告一段落后，希祝虔一面在两广神道学院教书，一面在东山浸信会堂负责讲道和主日学的工作。他也经常搭乘公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讲道，生活非常忙碌。有一次，希氏夫妇到一个小岛上度周末时，希祝虔不幸染上恶性疟疾，当即被送到香港一家英属医院急救。虽然他昏迷多日，但最终总算被抢救过来。

1936年10月，希氏夫妇第一个女儿诞生了。但这个小生命来到世上只几个小时，便悄悄地走了。他们心中哀痛万分，把她小小的身躯埋葬在附近一个宣教士与家属的墓地里。1937年7月，但他们第二个女儿降临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之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这个小生命也未能留住。他们怀着悲伤心将次女埋葬在她姐姐的旁边。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7月底，北京和天津便告沦陷。由于广州是中国国军的军事基地，因此遭到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希氏夫妇的房子是西式建筑，比一般民房坚固，所以每天有许多人跑到他们家躲避轰炸，屋子里打满了地铺。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怀有身孕的露易丝接受美国领事的命令前往厦门居住。就在广州沦陷后一个星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这是一个男孩，露易丝为他取名为“祝虔·班顿·希”（Eugene Benton Hill），没过多久大家都叫他“小虔”（Little Gene）。

由于日军的侵扰，安全堪忧，露易丝只好带着婴儿从厦门转往香港避难。希祝虔牧师则继续坚守在广州东山郊区，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成立“救饥中心”，救助了无数的难民，同时他也把福音传给患难中的人们，使人克服战争的恐惧，带给人希望与平安。当时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离，整个东山区只剩下他一个“洋人”。每个礼拜日，希祝虔除了在东山教堂，还要去其它几个教堂讲道，他更要尽力地保护当地的百姓。有一天，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八十岁的老妪，每天都遭到日军们的强暴，再加上没有食物，许多人已奄奄一息。他就亲自开着卡车到安老院，把这些老人接到两广浸信医院，安置在隐秘的地下室里住下。有一次，日本兵到医院里搜寻，对着希牧师大吼大叫，并用刺刀刺伤他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为了保护这些老人他险些丧失自己的性命。

1940年，希祝虔与妻儿回到美国度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小虔不幸从五层楼窗口坠地身亡，当时他还不到两岁。万分悲痛中，他们把小虔葬在俄克拉荷马的祖坟内，然后希祝虔仍按照原计划到肯塔基的神学院进修。长期劳累，再加上巨大的丧子之痛，希祝虔终于病倒了。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情形非常危险。为了能使身体尽快复原，尽早回到中国宣教工场，他们接受安排，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德州圣安东尼奥去疗养。后来他的胃被切除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

1940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了世界大战。由于局势紧张，希氏夫妇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他们只好先回到俄克拉荷马州待命。1941年9月1日，露易丝又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约翰。虽然喜获麟儿，希祝虔仍然忘不了他在广州的主内弟兄姊妹，一直焦虑地等待时机奔赴中国。一直到1945年8月，希祝虔才拿到护照。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行，因为露易丝和小约翰的护照未被批准。

希祝虔是战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也是第一个回到广州东山的人。当时的广州百废待兴，一人要当十人用。由于人手奇缺，希祝虔只好临时兼任校长，担负起恢复两广神道学院的重任。1946年，西方宣教士陆续回到中国，露易丝和小约翰也于同年6月来到希祝虔身边。当时“两广浸联会”的主要事工是教育。1946年9月，秋季开学的时候，在东山的本校、以及在邻近诸省分校的学生，包括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总共有8500多学生。不幸的是，国共内战又起。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后，西方各国差会纷纷撤离。希祝虔夫妇所属的“南中国宣道会”（South China Mission）决定留守不动，希祝虔一家也继续留在东山。广东解放后，形势完全改变。共产党军队占据了东山校园，还利用校园广播站进行宣传。学校的教职员工都要被集中接受政治教育。最后，中国政府向所有外国宣教士下了逐客令，希祝虔一家于1951年离开他们所爱的中国。

回国后，希祝虔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要彻底休养，医生停止他演讲和讲道六个月之久。待身体复原后，他马上到各处演讲，让大家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他和露易丝虽然心系中国，但中国的大门毕竟是关闭了。不久，海外差传部决定开拓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希祝虔夫妇成为最佳人选。1951年10月，他们再度搭上威尔逊总统号，经日本、菲律宾到达香港；再换乘一架小型飞机抵达新加坡。希祝虔在新加坡最早的福音据点在甘榜士叻（Kampong Silat），吸引当地许多青年人，很快教会就兴旺起来。不久，一对从香港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夫妇——麦希真和陈永萱，应召前来，成为希祝虔的同工，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麦希真牧师日后担任新加坡神学院院长，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名牧。

在希祝虔夫妇到达新加坡以前，新、马地区只有三间浸信教会。他们的到来，是美南浸信会在东南亚工作的起步。作为行政主任，希祝虔穿梭往来于新、马各岛屿、城市、乡村和丛林，开拓工场、建立教会、布道、主领圣餐、为人施浸、以及带领各种聚会。在东南亚五年期间，由于过度的劳累，希祝虔曾发生三次严重的胃出血。有一次他连续流了几天的血，昏迷不醒，以至于连医生都放弃了，交待露易丝去准备后事。后来虽然奇妙地恢复了，但需要较长时期的休养。直到总会差派提普敦夫妇（Dr. & Mrs. Tipton）接替他们的工作，希祝虔一家才不得不回美国休息。

1955年6月，希祝虔一家在归程中，顺访圣城耶路撒冷。回到得克萨斯州后不久，希祝虔接受医生的建议，再次做了胃切除手术，此后他的健康情况明显地改善。总部安排他去維吉尼亚州，负责总会中宣教教育部门（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Education）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和露易丝马不停蹄地到各处演说，介绍东南亚的宣教工作。他的工作包括策划宣教工作、招募新宣教士、募款、编印发行各类期刊、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们的联络通讯，以及供给他们所需等等。在他任期内，宣教教育部扩展了一倍；他也曾作了四次的海外旅行。

1975年底，希祝虔年届65岁时，正式申请了退休。晚年专心致力于在华人中间的宣教和牧养工作，成为华人的好牧师、好朋友。他帮助列治文华人教会建教堂；帮助在维吉尼亚州、马利兰州一些华人教会成长。他曾为列治文的华人主持了27个婚礼和72个丧礼；他甚至帮助华人办理各样琐碎事务，包括到法庭作翻译，协调纠纷等。希牧师可说是在列治文的华人中，阐释基督之爱最完备的一个人了。他虽然是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和教会领袖，但总是默默地作着幕后的工作，许多人都深深地被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所感动。希祝虔那温煦而又诚实的人格像磁铁一样，把来自各个不同背景的华人，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1989年夏天，列治文华人教会开始计划建堂，并为此选出一个建堂委员会。最初教堂的草图是由希祝虔设计的，再经由在大学中教授美工设计的容灵光先生把它勾画成透视图。据容灵光弟兄说，当他要把完成的透视图拿出来时，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把希祝虔草图中的许多地方都更改了，很担心希祝虔看了会不高兴，没想到，希祝虔看了非常的喜悦，直夸他画得好，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地。虽然在委员会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希祝虔更适合做主席的了，但是，自从他在中国大陆时开始，就一直祷告期望在中国信徒当中，兴起领袖人才来为主做工。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配角，为的是要让华人弟兄们，有更多操练的机会。虽然，在建堂的舞台上，希牧师甘居幕后，但实际上，他是最为忙碌、也最为重要的人。他不但为维州浸联会和列治文浸联会，游说到两笔最大的贷款，平时到其它美国教会聚会或讲道时，也不忘为华人教会建堂募些款项。由于他如此默默地付出与耕耘，许多会友都以不具名的方式，奉献出他们的存款。在美国建房子，所要交涉的官僚机构很多。由于建堂委员们平常都要上班，没有时间与这些机构交涉，于是希祝虔便扛起了这些令人无奈，却又非做不可的事情。光是为建筑许可这一件事，他就往四十分钟路程以外的郡公所跑了五十次左右。那里的办事人员看他每天坐在旁边，为华人教堂的建筑许可耐心地等待着，便对他说：“你可骗不了我们，你是一个中国人准没错！”除了郡公所以外，其它与电力公司、电话公司、消防局、环保局、包工等的联络事项，也都是他在跑腿。大家看他如此辛苦，都劝他多保养自己身体，注意休息。但是他说：“你们还有时间，我却没有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终于举行破土典礼后，希祝虔便成了全天候的监工，每天督促包工，查验各项工作是否作得完善，结果仅用半年时间，整个教堂便差不多完工了。1991年10月12日，列治文华人浸信会举行了献堂典礼，参加的人数近三百多人。许多会友都忍不住喜极而泣。此前希牧师自己曾说：“列治文华人教会将是神交给我的最后一件工作了”。

1992年圣诞节临近时节，冰雪交加，气候寒冷。12月10日那一天，希祝虔在家里准备讲章，因为他要于12月13日主日到诺福克的第一华人浸信会讲道。午餐后，他和露易丝开车出去买东西，回家的路上，因路滑车子失控，不幸与一辆货柜车相撞，致使他自肩膀以下的身体都失去知觉。但他的头脑一直清醒，还一再关心妻子是否受伤，并关照她说：“你要打电话给艾伯·刘，告诉他我礼拜天不能去了。也许你可把我写好的信息寄给他，他可以念出来，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不久，希祝虔在马利兰州的长孙艾伦和他的妻小，在波士顿的次孙布鲁士，以及教会的牧师和几位会友都先后赶到医院。在众亲友的祷告及交谈中，希牧师渐感呼吸困难，于当日晚9：30分安详地闭上眼睛，离世与主同在了。在世享年82岁。

希祝虔的追思礼拜在星期一举行，礼拜程序单上面写着的却是“庆祝希祝虔牧师的一生”（In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Dr. Eugene L. Hill）。许多与会人士穿著的不是黑色的礼服，而是色泽鲜艳活泼的衣服。可容纳近千人教堂里坐满了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的人，这是希牧师那超越种族的爱把这些人凝聚到一起的。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皆深有同感：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人，也更能为中国人牺牲。他爱中国人是如此之深，以至他入殓时，身上穿著的是那袭他最喜爱的长袍马褂。追思礼拜最后由孟渝昭牧师以国语祝福结束：“正如当年以利亚离去时以利沙所作的祷告一样，愿主将赐给希老牧师勤恳、忠心、爱主的心，尤其爱中国人灵魂的心志，更加倍的赐给我们。阿们！”在《列治文新闻快递》报纸上一则报道中，引用了一段列治文浸信联会主席查尔斯·南恩（Rev. Charles B. Nunn）的感言：“希祝虔虽然有一个盎格鲁（白种人）的身体，内里所包藏的却是中国人的灵魂”（He may have an Anglo body, but he had Chinese spirit.）。

1923年冬，经教会会友宋发祥介绍，李德全与时任在北平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相识，彼此情投意合，遂于1924年2月19日结为夫妇，北平亚斯立堂(今崇文门堂)牧师刘芳为证婚人。婚礼后，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答曰：“我喜欢你的天真率直”。随后冯反问她为什么要嫁给他时，李笑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婚后李德全肩挑家庭重担，精心照顾子女，生活朴实无华。她和冯玉祥共养育了一子三女：冯洪达、冯理达、冯颖达和冯晓达。冯洪达早年留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司令员；冯理达，著名病理学家，曾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颖达留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幼女冯晓达，1948年不幸与父亲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

1928年，李德全在北平创办求知中学，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招收贫家子女免费入学。1932年与冯玉祥一起在泰山创办了15所小学。1935年到南京后，她联合知识界妇女，成立“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1937年3月10日，李德全和宋庆龄一起创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副理事长，宋庆龄担任理事长。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抢救战地儿童，收容教养儿童3万余人。后又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任主席。1946年，李德全赴到美国纽约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提出“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民主和平而奋斗”，以及“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等提案。1948年回国后，李德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19日，李德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部长，直至1964年。后来，她还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1972年4月23日，李德全因病在北京逝世。

永丰是一块福音硬土，要得人信主非常不易。她们辛勤工作多年，到1915年时，仅有八人受洗归主。1916年，安姑娘返国述职，永丰宣教工作的担子就落在席爱仁一个人身上。长期辛苦劳累使她的体力透支，健康受损，故当安姑娘于1917年回来后，她即返国调养身心，直到1923年再次来华。

1923年2月，席爱仁被安排到乐平工作；1925年又到吉安；1926年初再转到永新，与康月娥（E. Cajander）和颜懿廉（E. E. Ingman）同工。席爱仁为人安静，工作勤恳，辅助康月娥料理福音站和男、女校各项事工，成为康月娥的得力助手。

1925年以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4月，在南京又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纷纷彻到沿海城市。但席爱仁和康、颜三人却坚持留在永新，没有撤退。从颜懿廉所遗书信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们坚持留下来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捨己的爱》，第358页）。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墙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三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墙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席爱仁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8年5月，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占领永新，她跟随康月娥逃往吉安。当战事稍缓时，她们就立刻回到永新宣教站。1929年11月27日，永新、宁冈和莲花等地再度落入红军手中，整个地区的教会工作均告停止，同时亦有基督徒被杀或被捕的事情发生。当时在永丰宣教站的任姑娘（Miss M. E. Keranen）和农姑娘（Miss T. E. Sihvonen）需要人帮忙，故请求席爱仁过去相助。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毅然前往。但途经吉安时，她还是病倒了，只好暂时留在吉安养病。不久，康月娥和颜懿廉亦历尽艰险逃到吉安，三人得以重聚。

1930年1月底，红军进占吉安。席爱仁拖着病体，与康月娥和颜懿廉一起，随大批难民北逃。为照顾她和年迈的康月娥，她们改从水路乘船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康月娥因不堪忍受惊吓、冻馁与苦虐，三天后便与世长辞。不久，席爱仁和颜懿廉也相继遇害，将其宝贵的生命献给她所爱、所服务20年之久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