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于1785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肯尼蒙特（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6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由于家境贫穷，米怜幼时即需出外牧羊。长年与羊群、牧童为伍，使他举止粗野，污言秽语成习。幸于当地得遇敬虔之基督徒的帮助与引领，不但学得编筐与理麻等谋生之技，而且始知基督信仰之真道。米怜16岁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热心追求，灵修、祷告不辍，更立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
1809年，24岁的米怜决志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遂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当时伦敦会正在物色人选去中国协助马礼逊工作。当米怜与遴选委员们面谈后，却被认为不符合去中国做宣教士的资格。因为他们觉得米怜举止言行较粗俗，文化素质也比较低。而去中国这种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宣教，一定要像利玛窦、马礼逊那样的饱学之士，而且受过医学和科学方面的训练才够资格。他们担心他去中国会给马礼逊帮倒忙，给宣教工作带来损害，甚至遴选委员中有一人说：“你去或许做个杂役还合适”。米怜前往中国宣教之心迫切，随即回答道：“只要是关于宣教的服事，无论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我愿去洗衣、烧饭，做马礼逊博士的仆人，服侍他，只要让他专心传道，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他的勇气和谦卑感动了委员们，最后被宣道会所接纳，并送他去高士坡宣教学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训练。米怜以行动证明了自己，1812年毕业后，即被按立为牧师。同年8月，与丽切尔小姐（Rachel Cowie）结婚，不久便带着新婚妻子登船启程前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中国。
米怜携夫人于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成为第二位来华新教宣教士。他们的到来，使在华孤军作战逾六年之久的马礼逊夫妇备感欢欣。在他们抵达澳门的当天，马礼逊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 “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来，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为事实了，真令我乐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愿望，并且经常为此事祷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来，除去她的寂寞，与她一起忠诚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会因米怜夫人的到来而喜出望外”。由于澳门葡萄牙总督不准米怜在澳门居住，他只好留下妻子与马礼逊夫人同住，自己转往广州。马礼逊先安排、帮助米怜学习中文，以便日后能一起将圣经翻译为中文。
学习中文对初到的米怜极具挑战性，他曾如此形容说：“一个人要想学好中文，必须具有铜的躯体、铁的肺腑、橡树的头、弹簧的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般的记忆和玛土撒拉的寿数”（注：玛土撒拉是圣经中最为长寿的人物）。留守在澳门的米怜夫人，于1813年10月14日生下长女Rachel Amelia。
由于米怜在广州也不被准许长久居留，天主教背景的葡国政府又不欢迎新教传教士留居澳门。六个月后米怜只好离开中国，前往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寻找合适地方作为永久性宣教基地。
1814年，米怜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当时统治马六甲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拨地给他们兴建宣教总部。1815年4月，米怜携眷前往马六甲开拓宣道工场，同行的还有马礼逊所推荐的刻板印刷工匠梁发。在这次航程中，米怜夫人又诞下双胞胎男婴，其中之一，就是后来伦敦会著名宣教士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这对孩子的出生，为漂泊异域的夫妻俩平添了无限的喜乐。
为突破清廷严禁传教及禁印福音书刊的法令，米怜一到马六甲就开设印刷所，在梁发帮助之下印刷中文圣经、布道书册及福音单张，并和马礼逊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自任编辑。米怜说：“当宣教士不能亲自向人传福音时，他的责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书刊）出去。谁说这些平安的使者不会先把主的道路铺直，不会把一个民族为主预备好呢？” 1817年11月，马礼逊和米怜二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为成立“恒河以东宣教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拟定了计划书，呈送伦敦宣道会审阅。计划书的内容包括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发行中文月刊、开办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印刷事业等等。
梁发因工作关系常有机会读到圣经，以及米怜编写的福音书册，更为米怜的身体力行而大受感动，不久决志信主，并于1816年11月3日从米怜接受洗礼归信耶稣基督，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第二位信徒（注：首位是蔡高），后来马礼逊按立他为牧师，从而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可称为米怜“属灵的儿子”，他后来不但成为马礼逊在华传道的好助手，也成为不同宗派来华宣教士的福音伙伴。
从事圣经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马礼逊和米怜绝非易事。首先他们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的语言，即以深奥的文言文翻译；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以便于人民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间文体，即浅白通畅的的文言文来翻译圣经。米怜在其《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中，道出马礼逊决定采用这种文体的理由: “他决定采用中间文体，是因为这种文体在各方面都最适宜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若干庄严肃穆，却没有使这些书籍难以明白的极端简洁；另一方面，对一切稍微懂得阅读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中。既不会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懂，也不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米怜功不可没。虽然米怜长时期漂泊于澳门、广州和南洋群岛之间，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并很快协助马礼逊翻译、修订中文圣经。从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可知，米怜已经为马礼逊修订新约至《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完成了《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翻译，并且计划在1818年完成他所负责的旧约十二卷书。1819年10月，米怜完成了由《撒母耳记上》至《约伯记》等十卷书的翻译初稿。同年11月，他宣布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旧约其他经卷的翻译，都是由马礼逊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其中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他如释重负般的欣喜与感恩：“藉着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了……。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籍而固执于私人的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都是翻译一本如《圣经》这样的书所不可或缺的。……丁道尔（按：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被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经上达于天，得蒙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得见吧！”
圣经译完后，手稿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最后的修订和印刷工作又耗时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圣经才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1824年，该圣经译本由马礼逊亲自带回英国，呈献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上。可惜米怜在1822年病逝，未及见到这本中文圣经的出版。他在离世前几个星期写信给马礼逊，赞誉说:“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马礼逊极富远见，当他在广州、澳门等地埋首于翻译圣经、编纂字典之时，就已经设想在东南亚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国大门打开之日的同时，致力于文字出版工作，并计划建立基督教书院，培养人才。米怜的到来使他的构想得以实现。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长米怜的主持下举行了奠基典礼。从马礼逊草拟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该校设立的目标:“本校实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学。一方面可让来自欧洲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让恒河以东的学生学习英文、欧洲文学和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交趾支那、东马来群岛的华人聚居地、琉球地区、高丽和日本。本校将会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导学生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务求能够给予学生深远的影响”。此外，马礼逊在为英华书院签订的契约书中，更直接表明，该院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将会被派往恒河以东的亚洲各国，引领人们归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历时25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汤雅各（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 高大卫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书院的教师，西学由宣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此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之数，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虽然当时在马六甲的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西籍学生不多。华人中虽然大部分人讲闽南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 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44年改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57年后，即于1913年复校，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英才。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中西校友中较为后人所知，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数位: 如中国文字印刷出版事业的先驱、第一位基督教牧师梁发；香港早期企业家、革命家何启的父亲、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袁德辉；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唐廷枢，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亲宋佛俭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汉学家亨德（William Hunter），着有《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史珍贵资料；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因其各方面出色的成就与贡献，米怜荣获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颁赠荣誉神学博士学位（D. D.），故有米怜博士之称。从一个牧养童成为一个神学博士，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取得惊人之成就，非常人所能为。
1819年1月，米怜夫人再产下一个男孩，惟产后不久，不幸染上热病及痢疾，于3月20日去世，年仅35岁，遗下四个年幼子女，其中最大的不满6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米怜悲痛万分，常常以泪洗面。米怜本人亦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但他强撑病体，在忙于各方面工作之余，还要兼负母职，照顾幼儿稚女，其艰难可想而知。在1821年9月26日写给马礼逊的信中，米怜坦诚相告：“亲爱的罗伯特：我病倒了。现在才有点力量给你写信。卧床快一个礼拜了，严重的咳嗽，头痛，心痛和肝病，折磨着我。……医生竭力劝我出海旅行，这是最快捷、可靠的有效疗法，我也相信这样做会使我复元。但是，我怎能离开这里呢？工作由谁来接替？印刷还要等半年，才可告一段落。英华书院的工作不能停顿，……刊物要继续出版，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作。……请原谅我写这封短信。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皆由祂决定”。
1822年3月，米怜不得不遵医嘱，暂时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怜回到马六甲准备继续工作，未料想两天后便离开了世界，年仅37岁。马礼逊的妻子玛丽，从英国返回澳门之后便染上霍乱，早于1821年6月10日辞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马礼逊备感忧伤。从马礼逊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可见他内心的痛苦与坚韧: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怜夫妇来到澳门，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岁便离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独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总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是临阵退缩的，甚至连最不幸的玛丽也是回到中国之后才死亡，这令我心感欣慰”。
米怜夫妇死后皆葬于马六甲。米怜太太的坟墓现今仍在马六甲的一个古坟场内；至于米怜的遗体, 据信是埋葬在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下面。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望之时，祂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捨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我作什麽，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 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不曾离开我”。从那时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佈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 “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飢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祂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Maria Dyer），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于马礼逊墓旁。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次年7月，长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他凭着信心，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经历神的信实。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门诊，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l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迴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于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1868年他为一位名叫叶钟杰的鞋匠施洗，使之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同年，他兴办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结婚后，其夫人又兴办一所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他们又创办一所西医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医院。藉着学校和医院，使福音逐渐广传于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扬州教案起因于法国宣教士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所开设的育婴堂。1868年育婴堂内有数十名幼儿相继夭亡，导致谣言满城流传，激起民众反教浪潮，殃及内地会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众冲入内地会教会，焚屋劫财，造成李爱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爱妹（Emily Blatchley）、玛丽亚四人受伤。当时玛丽亚已怀孕六个月，急难中跳楼求生，失血甚多。事发之时，戴德生不求助于英国领事，反求助于扬州官府，骚乱方得平息。乱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承办此一教案，调查结果曰：“…… 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之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士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后，戴德生和内地会以基督之爱化解仇恨，无任何报复之念，亦不寻求赔偿。但英国政府与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为藉口，以炮舰政策对付中国，却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举实违戴德生本意，戴德生于事发之时不求助英国领事，而求助扬州官府，正是他不愿意英国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任柽园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哩路，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陝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苏彝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裡，他已行过一万五千哩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 (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为《亿万华民》杂志撰文“传给万民”，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此后他的北欧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国宣教士大会”上，他都一再分享这一信息，结果导致了内地会与其他差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酿成千名宣教士征召运动。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应邀前往澳洲主领聚会，内地会澳洲分会遂应运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1891年1至4月之间，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七队人马，共78人抵达上海；另有北欧来的北美瑞挪会两队50人也赶来加入到中国宣教行列，他们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时，内地会几位资深宣教士的第二代兴起，步其父辈的后尘先后来到中国。首先是戴家: 继戴存仁于 1881年到中国之后，戴存爱(Maria Taylor)、戴存义(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后加入内地会。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组织建设上，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地设立分会；更有挪威、瑞典、芬兰、德国等各国伙伴差会加入，从而使中国内地会成为不分宗派，不分国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为一的国际性差会。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中国的一败再败，激起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来华。刚抵上海，病痛就又发作。待稍微好转后，他于同年11月即启程赴重庆，参加1899年1月“华西宣教士大会”。会后病重，珍妮为他跪祷祈求，竟获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戴德生又远赴澳洲，推行“前进运动”。1900年4月，戴德生应邀到纽约联合宣教士大会上主讲“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届时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亦出席欢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顿主领聚会，会间突然体力不支，思绪中断，这是他身体严重耗损的结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马礼逊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手艺，做工以帮补家计，工余时间读书求学。他的舅父尼克尔森（James Nicholson）是当地一位备受敬重的校长，成为马礼逊的启蒙老师。马礼逊勤奋好学，颇受舅父喜爱。
马礼逊自童年始即接触到福音，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带领全家举行家庭礼拜，以圣经真理教导众儿女。马礼逊13岁时，即能背诵圣经《诗篇》中最长的一篇，即第119篇。1798年，16岁的马礼逊受洗加入新城堡市的长老宗教会。他曾述及自己的得救经历: “大约在五年前，我认识到自己有罪。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与一些坏孩子交往，生活变得放纵和世俗化。当我自我反省时，知道这是错误的行为，我的内心感到不安，我也开始关注灵魂的问题。我害怕会因自己犯罪而被罚下地狱，我也惧怕死亡。所以我向上帝祷告，祈求祂赦免我的罪过，引导我归向基督。从那时起，我的生活改变了，心灵也更新了”。信主之后的马礼逊，积极参加教会的查经、祷告和团契活动。除认真研读圣经外，他最喜欢阅读的是海外宣教士的传记。他还经常借阅《海外宣道杂志》（The Missionary Magazine）和《福音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关注那些在海外异域传道的宣教士消息。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几位在西太平洋传道的宣教士，被当地土人杀害的事情。可见，长大后要到海外传福音的种子，已悄然撒入少年马礼逊的心田。
1801年，年仅19岁的马礼逊受到圣灵感动，决志成为一名宣教士，到异国他邦传福音。在向差会提出申请之前，他写出一份题为“一个立志宣教的候选人的思考”的志愿书，在上帝面前他诚实地扪心自问十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基督是否已经差遣了我？”、“我是否已有基督所教导的、对人们灵魂应有的深切同情心？”、“我是否深感自己何等不配，而甘心乐意顺服基督和被祂使用？”、“我能否向基督保证: 我决不贪求个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贪图别人的金银财物；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只追求基督的荣耀？……”。当他确信自己内心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后，他写道: “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衣不蔽体，甚至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时，我要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决不动摇。我宁愿与基督同生死，而决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决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所传扬的乃是基督。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僕人，为要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人们来到祂面前”。
同时，马礼逊也刻意为将来的宣教做准备。1801年6月，他开始从长老教会的莱德勒牧师（W. Laidler）学习基本的速记法、系统神学、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在日记中许下这样的心愿: “我不知道何时能学完，只有上帝知道。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上帝把我留在世上的话，我会等到祂所赐的机会，为传扬基督的福音做出努力。上帝啊！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你那里。倘若你喜悦的话，求你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向我这个罪人施恩，在我开始这项学习计划的时候，赐福与我。阿们”。
1802年11月，马礼逊向伦敦霍士敦学院（Hoxton Academy）递交了入学申请书，并陈明了自己申请入学的原因: “我有着诚挚的愿望，要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使罪人从黑暗走向光明，脱离撒但的权势而归向至善全能的上帝，这愿望是我愿意成为牧师的原因。我愿成为建立教会的工具；我愿舍己，走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上帝清楚知道祂要拣选什么人来做祂的器皿，愿祂的旨意成就！”
马礼逊如愿以偿，入学申请获准。1803年的1月6日，就是他21岁生日的第二天，马礼逊到达伦敦，开始他在霍士敦学院两年的神学生涯。在学期间，他在师生中间结交了不少要好的朋友。弗莱彻牧师（Joseph Fletcher）在回忆马礼逊的在校生活时，如此评价说：“他有极严谨的灵修生活和毫不炫耀的敬虔，他从来不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而是真诚地与上帝深交。同时，他对海外传教事工的兴趣已非常明显”。马礼逊的同窗好友克罗尼（J. Clunie）牧师，也在他的著作《从中国传来的声音》中忆述说: “当时在校内没有任何一位同学，能够与马礼逊的三项最伟大的特质相比，那就是: 对上帝纯真的敬虔，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以及处事的认真与热诚”。
1804年5月，马礼逊正式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在申请信中他如此表露自己的心声: “自从我进了神学院，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祷告。……我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为上帝的救恩是赐给各族各方，和说不同语言的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这样，上帝才会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马礼逊的申请很快被伦敦宣道会所接受，并推荐他前往高士坡宣教学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装备，受教于濮固博士（Dr. Bogue）门下。同年9月，高士坡宣教学院的董事会通过决议，差派马礼逊前往中国宣教。其后在两年多时间里，马礼逊为赴中国宣教做了精心的准备。1805年，他前往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言。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容三德（Yong Sam-tak）是中国广东人，时在伦敦学习英文。他对马礼逊的要求非常严格。两人并合力抄录了一份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新约中文译稿，该译稿由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巴设(Jean Basset)于1700年左右译成，其中有《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等书卷。
三个星期后，1807年1月28日，马礼逊肩负着宣教使命，启程前往中国。由于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拒绝他搭乘该公司的轮船直航中国，他只好从伦敦的格雷夫桑港（Graresend)）搭乘“雷米敦茨号”（Remittance）货船，绕道美国纽约前往中国。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程，马礼逊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在美国各地逗留三个星期后，马礼逊转乘“三叉戟号”（The Trident)）货轮再次出发。在办理出境手续时，船长得知他要去中国宣教，即以怀疑的口吻对马礼逊说:“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做成这一切”。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近四个月之后，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中国的澳门，9月8日到达广州。人虽然安全到达了，但他所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与挑战。首先的难处是居住问题，他在写给伦敦宣道会的信中写道：“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连澳门的葡萄牙人也禁止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中间。澳门的史丹顿爵士（George Staunton）告诉我，在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都认为我是为反对他们而来的”。因此，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马礼逊不敢暴露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充作美国人，与美国商人们住在一起。
生活上的适应更非易事。马礼逊的亲密的助手米怜博士(Dr. William Milne)，在他的《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书中，对马礼逊的早期生活有如下之描述: “他开始尝试进食中国菜肴，并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膳。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盏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立在灯旁来挡风。……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脑后垂辫，用筷子进食；他穿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莫过于学习中文，因为当时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处死。马礼逊几经周折，才寻得一位名叫李察庭（Li Tsak-ting）的秀才，从他学习中国文字、写作和广东方言。其后，他又先后从容光明（Abel Yung）和桂有霓（Kwei U-ne）学习官话，但时间都不很长久。任期最长的中文老师是葛茂和（Ko Mow-ho），从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止，前后历八年半之久，是马礼逊最为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师。葛茂和性情随和，老成持重，官话、方言皆通，是他把马礼逊带入中国的经典世界。葛茂和于1817年离开后，马礼逊还曾先后受教于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教授官话课程的朱靖（Choo Tsing）。
马礼逊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终于立足于这块陌生的东方土地上，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的表现赢得伦敦宣道会高度的评价，在该会1809年的年度报告中，对马礼逊发出如此之赞许: “这位由本差会派往中国的宣教士，他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刚毅、勤奋、虔敬的精神，让董事们都非常满意。我们深信，他所献身的那伟大事业，必会取得圆满的成就，这是可以乐观的预期的。……以他的见识，那几乎无人能够懂得的语言他早已入门，他也必将那极难掌握的中文运用自如”。
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莫顿小姐(Mary Morton) 结婚，同时收到东印度公司的聘书，被聘为英国商行的翻译员。玛丽是爱尔兰人，在马礼逊眼中，她是个温柔端庄的女性。在写给父亲的信中，马礼逊对自己的婚姻有如此描述:“由于我已和一位我所爱的女子结婚，她又是那么真诚地依恋着我，所以你不必再为我独自一人生活而感到担忧。我心中一直牢记上帝呼召我传福音的使命。我坚信自己不会因结婚而妨碍了上帝给我的使命，相反地，我亲爱的妻子玛丽会帮助我”。
不幸的是，玛丽身体孱弱，常受疾病缠扰。加之马礼逊因工作上的需要，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需居住在广州。碍于当时的法例，他又不能携眷同行。因此，夫妇俩饱受分离之苦。马礼逊在日记中，经常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为不幸的是，他们的头生男婴夭折了，这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同时，马礼逊因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用，也招致其本国的人们的误解与批评，以为他已经放弃了传福音的神圣使命。因此，马礼逊不得不为此向差会做出详细解释。在写给差会的信中，他说明了自己受职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四个理由: (1) 使他可以安全地在中国居留； (2) 该职务对他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3) 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在经济上资助他的负担； (4) 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宣教士，减少阻力。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才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用的。马礼逊如此行虽然有其利，但亦有其弊。他曾在日记中诉其苦衷: “公司的职务令我耗费了许多时间在那些与我的首要目标完全无关的工作上。每当我翻译公司的公文时，我就想到我是本应利用这些时间来编著字典的……。一方面我要忠于公司的职务，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耽延我的首要目标的工作，这实在是一件难事！……倘若不是为了要完成我所效命的宣教大业，我情愿回到英国和苏格兰去，领取那区区五十镑的年薪”。即便面对诸般的难处和痛苦，马礼逊从未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召命，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勤勉工作，奋力前行。
从事圣经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马礼逊绝非易事。首先他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的语言，即以深奥的文言文翻译；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以便于人民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间文体，即浅白通畅的的文言文来翻译圣经。米怜在其《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中，道出马礼逊决定采用这种文体的理由: “他决定采用中间文体，是因为这种文体在各方面都最适宜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若干庄严肃穆，却没有使这些书籍难以明白的极端简洁；另一方面，对一切稍微懂得阅读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中。既不会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懂，也不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马礼逊的中文圣经，主要译自于英文译本，但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那份巴设译稿。他最早译成的书卷是《使徒行传》，于1810年面世；随后在1811年出版了《路加福音》； 1812年出版了《保罗书信》。1813年9月20日，马礼逊写信向伦敦宣道会报告已经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而且会很快印行出版。分析马礼逊的中文译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词汇是从巴设译本吸纳过来的，如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词，这些词汇直沿用到今天。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博士（William Milne）功不可没。米怜比马礼逊小两岁，于178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肯尼蒙特市（Kennethmont）。1813年7月，受伦敦会派遣，米怜携新婚妻子丽切尔（Rachel Cowie）来华协助马礼逊。对于米怜夫妇的到来，马礼逊夫妇备感欣慰。在他们抵达澳门的当天，马礼逊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 “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来，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为事实了，真令我乐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愿望，并且经常为此事祷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来，除去她的寂寞，与她一起忠诚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会因米怜夫人的到来而喜出望外”。
由于葡萄牙总督不准米怜夫妇在澳门居住，他们只好转往广州。无奈在广州也不被准许长久居留，六个月之后即离开中国，前往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寻找合适地方作为永久性宣教基地。虽然米怜在一年多时间裡漂泊于澳门、广州和南洋群岛之间，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从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可知，米怜已经为马礼逊修订新约至《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完成了《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翻译，并且计划在1818年完成他所负责的旧约十二卷书。1819年10月，米怜完成了由《撒母耳记上》至《约伯记》等十卷书的翻译初稿。同年11月，他宣布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旧约其他经卷的翻译，都是由马礼逊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其中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他如释重负般的欣喜与感恩：“藉着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了……。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籍而固执于私人的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都是翻译一本如《圣经》这样的书所不可或缺的。……丁道尔（按：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被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经上达于天，得蒙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得见吧！”
圣经译完后，手稿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最后的修订和印刷工作又耗时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圣经才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1824年，该圣经译本由马礼逊亲自带回英国，呈献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上。可惜米怜在1822年病逝，未及见到这本中文圣经的出版。他在离世前几个星期写信给马礼逊，赞誉说:“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英国圣经公会和伦敦宣道会对马礼逊圣经译本给予高度的肯定，马礼逊亦为此获得崇高的荣誉。在1824年至1826年回返英国述职的两年期间，马礼逊获得英王乔治四世的召见，并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早在1817年，马礼逊因其宣教方面的成就即已获得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颁授的荣誉道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
马礼逊所编字典的英文名字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书分为三部分、六大册，合计将近五千页。第一部分中文名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汉英字典，共有三册。第二部分中文名为“五车韵府”，是按声韵排列的汉英字典，占两册。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只有一册。整部字典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
马礼逊最初的构想，不仅是编一部字典，而是编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辞典。后来因为进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后两册，就大多是简单的字义解释而已。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它收录了大量民间的俗话俚语，帮助后人了解当时民间语言的表达与观念。
马礼逊为翻译圣经与编纂字典这两大文化工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采购了许多中文图书，现在这批中文图书存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称为“马礼逊文库”。在他的信件与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时常流露出欣喜与痛苦交织的心情。例如，在给差会的报告中，他写道:“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些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如此说:“我现在致力于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极疲倦，执笔不易。假使我可以耡犁换掉笔杆，我的健康会更好些”。
印刷出版这套巨著的花费巨大，非马礼逊个人所能够承担。幸亏东印度公司极为肯定这部字典的价值，不但为其提供印刷的资金，还由英国派专人到澳门来主其事。1823年，整部字典终于付梓印行，总共印制出750套，除公司留下100套外，其余650套都归马礼逊所有。马礼逊除将一部分赠送教会、亲友外，其余的则委托英国、法国、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书局或朋友销售，每套售价二十英镑。不久，这套字典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了解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
除了《英华字典》外，马礼逊还编著有《通用汉言之法》，是第一本有关中文文法的专书；《广东省土话字汇》，是一本广东话的字典。这些都是他对中国语文和方言的重大贡献。
在其它文字事业方面，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3年，他在澳门出版了《杂文编》周刊；同年与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的宣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合作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礼逊的其他中、英文著作，包括教义问答、祈祷文、诗歌集、讲道集、文法书等，为数不下三十多种。
五、创办英华书院
马礼逊极富远见，当他在广州、澳门等地埋首于翻译圣经、编纂字典之时，就已经设想在东南亚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国大门打开之日的同时，致力于文字出版工作，并计划建立基督教书院，培养人才。米怜的到来使他的构想得以实现。
1814年，米怜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当时统治马六甲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拨地给他们兴建宣教总部。从1815年4月开始，米怜夫妇就移居马六甲开拓宣教工场。1817年11月，马礼逊和米怜二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为成立“恒河以东宣教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拟定了计划书，呈送伦敦宣道会审阅。计划书的内容包括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发行中文月刊、开办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印刷事业等等。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米怜的主持下举行了奠基典礼。从马礼逊草拟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该校设立的目标:“本校实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学。一方面可让来自欧洲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让恒河以东的学生学习英文、欧洲文学和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交趾支那、东马来群岛的华人聚居地、琉球地区、高丽和日本。本校将会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导学生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务求能够给予学生深远的影响”。此外，马礼逊在为英华书院签订的契约书中，更直接表明，该院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将会被派往恒河以东的亚洲各国，引领人们归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历时25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汤雅各（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 高大卫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书院的教师，西学由宣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此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之数，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虽然当时在马六甲的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西籍学生不多。华人中虽然大部分人讲闽南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 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书院中除教学设备外，还有印刷出版部门。马礼逊视文字出版工作为突破中国对外封锁的重要利器，故许多中英文、马来文的福音书册，包括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马礼逊、米怜译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皆印自于英华书院。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44年改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57年后，即于1913年复校，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英才。英华书院中西校友中较为后人所知，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数位: 如中国文字印刷出版事业的先驱、第一位基督教牧师梁发；香港早期企业家、革命家何启的父亲、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袁德辉；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唐廷枢，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亲宋佛俭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汉学家亨德（William Hunter），着有《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史珍贵资料；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1827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T. R. Colledge）的大力支持下，在澳门又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馆。由于求诊人数众多，连中国内地的眼病患者也前去求医，所以在1833年，马礼逊在广州再开设另一眼科医馆，以解决当地病人之需。因受马礼逊的影响，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s）差派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到中国，于1835年开设博济医院于广州，此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
1823年12月，也就是在中文圣经问世后不久，马礼逊回到英国述职，这是他在中国工作了16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述职和休息。期间，马礼逊续娶伊丽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为妻。1825年，携妻和两名前妻所生的子女重返中国，继续从事宣教、教育、写作和翻译等工作。
1827年12月，马礼逊致函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请求他们差派宣教士来华宣教。其后数年间，有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宣教士相继来华，其中包括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和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等人。1832年9月4日，马礼逊与裨治文联名致信给欧美和其它地区教会，报告二十五年来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独自来到人地生疏的中国，在只有几个朋友，却有很多敌人的情况下传福音。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觅得一处安静的住所，一直工作到如今。起初，他以为学好中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这困难终究被克服了。我已学懂中文，并且知道可以继续研习，务要精益求精。字典、文法书、单词汇编和其它译作，都已完成面世。……中国人再不会被遗弃了”。在信的结尾，马礼逊发出如此呼吁: “主的众仆人一同委身于这宣教大业，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宗派，却能够合作无间，友爱相待，团结合作。我们盼望可以藉着这份报告，唤起全世界基督教会的注意，一同努力向四亿个住在东亚地区的人传扬福音”。
马礼逊自青年时期即已立定心志，要忠心于主的宣教使命，至死不渝。他做到了，在中国事奉二十七载，他未负所托，未虚度寸阴，把自己的青春、才智与爱完全献给了中国人，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开创了良好的开端，奠下了坚实的基础。1834年8月1日，身患热病和其他复杂病症的马礼逊，在广州息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回返天家，在世享年52岁。他的葬礼高贵而隆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以及全体派驻广州的欧美人士，都出席了葬礼，并亲自护送灵柩到码头。副商务监督罗便臣（George Robinson）亲自陪同马儒翰护送灵柩至澳门，将马礼逊安葬在他的前妻玛丽的墓旁。
马儒翰在护送父亲的灵柩前往澳门时，在船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继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亲爱的父亲已经完成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一直工作到今天，然后黑夜临到，他已安息在耶稣的怀抱中了，那永生的膀臂已经拥抱了他。他已经脱离痛苦，在天国里享受着永恒的喜乐。他靠着那位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的救主，已经战胜了死亡和坟墓。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
撰刻在马礼逊墓碑上的一段话，概括了马礼逊的一生: “马礼逊，道学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了二十七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华英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和大量派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在1872年1月5日在英国诺森伯兰出生，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派往中国传教。他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翻译员长达二十五年之久，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作之工将由后人延续下去”。
马礼逊死后，其妻伊丽莎白根据马礼逊遗留的日记、信件、报告和文章等资料，再加上她个人的回忆，编撰了《马礼逊回忆录》，于1839年在伦敦出版，是为研究马礼逊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
马礼逊共遗下子女八人，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只有同前妻所生的马儒翰和续弦所生的马理生（Martin C. Morrison）两人。马儒翰于1814年生于澳门，16岁时即担任英商译员，编著有《英华行名录》和《对华商务指南》等书。由于他中文出色，才华出众，20岁时即被律劳卑任命为商务监督的秘书兼翻译。鸦片战争后，马儒翰曾先后担任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译，参与中英之间的谈判，以及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与签订。1843年8月，因患急性疟疾在澳门突然去世，年仅29岁。
马理生出生于1826年，曾先后出任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英国驻广州、厦门和福州领事馆领事。1870年因病逝世，年仅44岁。
]]>1855年，郭显德在美国长老岗中学读书时，受到敬虔爱主的校长窦乃逊（Donaldson）的影响而受洗归入基督。1860年，郭显德从美国杰佛逊大学毕业后，进入阿利杰尼（Allegny）神学院深造二年。1862年秋，郭显德又进入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神学院，专心攻读神学。此时他决心将自己奉献给主，一生服侍主。
在一个假期里，郭显德去探访一位年长爱主的姐妹，老姐妹告诉他，为他祷告已经很久，盼望他能作一个宣教士，奉献他的全心、全人在拯救灵魂的伟大工作上。因此他深受感动，决定把自己献上，回应主的呼召，到异国他乡去为主工作。他在公开的大会上向众人见证他的蒙召与奉差，要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他的许多同学、朋友，甚至神学院的老师都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但他的心志却不动摇。他说：“自此我的意志更加坚定，没有人能更改主要我到中国的神圣呼召！”
郭显德清楚他必须要在知识和经验上来装备自己，让主更严格地训练他的生活和生命。于是他趁空闲时，带领许多儿童查考圣经，向邻近地区的工人传福音；又应邀去向军人们传福音，帮助战争中的伤患者写家信，与临死的人一同祷告。藉着这些爱心的服侍，他受了许多宝贵的训练，对他以后在中国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1863年6月4日，郭显德和利滋·克柏逊小姐（Lizzie Culbertion）结婚，然后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前往中国。1863年7月3日，郭显德夫妇及其他传教士一同由纽约乘船启程，经过漫长的海上行程，于同年12月17日到达上海，略为休息之后，即启程前往山东。
1864年1月，郭显德夫妇和狄考文(Calvin Mateer)夫妇到达登州，协助梅理士（Chas R. Mills）建立登州教会。郭显德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开荒布道。初始时，他们很难找到栖身之处，先后住过寺庙、桥洞底下、鬼宅。他带领第一位信主的人是一个买豆腐的小贩。八个月后，郭显德迁移到福山县珠玑村，虽然当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听福音，但郭显德坚忍、耐心地工作着，一有机会就向人传福音。他在这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实，是一个名叫王琗的读书人，这位弟兄后来成为郭显德工作上得力的助手。
1865年10月，郭显德被差遣往烟台，先是搭棚讲道，后来又在庙旁边买到了来中国后的第一座房子，整修后作礼拜堂，但听道的人逐渐加增，房子几乎容纳不下。郭显德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了烟台南山玉皇顶东坡的一大片山坡，并改名为毓璜顶。1866年5月动工建造礼拜堂，1867年2月，美北长老会拨来建教堂款美金500元。同年7月，毓璜顶教堂正式落成，有信徒18人。10月，美国北长老会总部批准正式成立“烟台长老公会”，郭显德为首任牧师。
1870年开始，工作的果效逐渐明显，有许多人因郭显德身上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乐于和他接近，到礼拜堂听道。每年春秋两季是郭显德下乡传道的日子，每次下乡都要步行一千里以上，走遍山东省各城各乡、大小村落。每到一个地方，都像保罗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讲主耶稣的救恩。
1875年，郭显德以5200元购下同乐街20号37间房，创办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挂图、各种珊瑚等，规定先听道，后参观，以启迪民智，成为烟台的第一所博物院，一年参观人数就有七万五千至十万人之多。
经历了两次丧妻之痛后，让郭显德和他的继配夫人苏紫兰深感创办医院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由于苏紫兰是护士出身，他们便于1890年在毓璜顶开办了一家小型诊疗所，一方面为传教士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周围前来诊病的居民开药治疗。
1896年，郭显德将他所创建的文先和会英小学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他在中、美籍助手的帮助下，先后于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烟台创办小学40余所，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罐头等事业和实业。所办学校均设有宗教课，学生要学圣经，做祈祷。益文中学的办学宗旨明确规定为“培养基督人才”。郭显德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传道人，如丁立美是他早期的学生，贾玉铭则是他后期的学生。
郭显德在中国山东生活、传教、工作长达56年，以其对福音的热诚和超人的爱心与忍耐,不顾生死,步行千里，下乡布道时与苦力、贫民同眠共食；又广行善事，终于打开了山东传福音之门。一生施洗信徒不下三千，许多地方都是整村的人得救。甚至在义和团之乱时期，民间流行说：“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他一生誉播四方，连义和团也为之心折。他也多次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赞扬。光绪年间，清廷颁予郭显德双龙嘉木勋章1枚。1914年，民国政府颁发给郭显德“双龙嘉禾”奖章一枚。1885年，美国杰佛逊大学赠予神学博士学位；19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
1920年1月7日，郭显德在烟台逝世，享年84岁，葬于毓璜顶北坡的“美国公墓”。其时毓璜顶一带人山人海，送葬者千人。墓碑保存至今，文曰：“郭公显德，大美国名教师也。遵救主圣名，远涉重洋，来烟台五十六载，传福音足遍山东。如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历险阻而不顾，置生死于度外，作盐作光，济世济人，设教兴学，成绩昭著，施洗信徒不下三千。今牧师功圆果满，驾返天国，其道范遗训永垂不朽。圣经有云：有智能具备训众归善者，必辉光在天，明耀若星，永世弗替。 主历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生，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七日终。”
郭显德的一生恰如其名，在生活上显扬了基督的美德，是何等难得！而他工作的果效，也存留在他所爱的中国土地上。美籍传教士益文学校校长毕维廉为了纪念郭的功绩，向益文学校历届校友发起募捐，于1922年建成一栋三层楼房，定名“思郭楼”。
]]>1936年，邵镜川被选为中华基督教宣道会华中区委办长(即主席)，负责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省，以及上海市的教会工作。1938-1941年间，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各省教会几乎全部处在日本侵佔的沦陷区内。邵镜川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坚固同工与信徒的信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辛勤奔波劳碌之下，宣道会教会在长江流域各宗派教会之中，是最为稳定、信徒失散最少的。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差会的经济支持几乎断绝，各省教会的处境更为艰难。即便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振兴教会，培养青年传道人，邵镜川仍克服重重阻力，坚持把圣经学院迁往汉寿县，恢复办学。消息传出后，随即有近二十名青年基督徒入学。此后三年期间，虽日军多次进犯洞庭湖地区，并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常德大会战”。虽然圣经学院的师生，多次被迫逃难，辗转流亡，但圣经学校的师生们仍然坚持学习，直到日本侵略者佔领整个洞庭湖地区，并长驱直入广西、贵州，学院才被迫停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欢腾。邵镜川立刻回到常德城内，开始教会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抗战期间，常德教会的西差会住宅及女子学校等均被夷为平地，礼拜堂虽幸免于难，但后面的房舍却被炸毁。邵镜川在恢复信徒的聚会的同时，亦重新修建各处房舍，使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常德教会很快便恢复生机。
1946年，邵镜川赴香港参加恢复宣道会在华工作的会议。积数十年的经验，他深知传道人的培养，是兴旺福音事工的重要基础。况且抗战胜利后，教会百废待兴，人才需要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在会上力主恢复武昌圣经学院，获得一致通过。1947年，他着手筹备圣经学院夏季课程，当即有苏、皖、湘、鄂等省数十位青年报名入学，献身于传道事工。当时在学院任教的有沙毅牧师(宣道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樊希光牧师和谷贤民牧师等。
1949年，邵牧师被公推为全国宣道会执行委办会成员之一。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在新政权下，圣经学校照常开课培训传道人。但到1952年，形势发展对教会愈加不利。由于中美交恶，差会经济来源中断，在中国的宣教活动也受到限制。局势所迫，圣经学院终告停办。这所圣经学院在邵镜川主持下前后历三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为宣道会教会培养了不少宣教人才。
1952年之后，教会活动虽然继续进行，但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1957年“反右运动”后，教牧人员屡遭批判，许多人被判监禁或劳动改造，教会的房产被没收、佔用或拆毁。在这种情况下，邵镜川被迫离开原来居住的粮道街教会，寄住在幼女家，靠子女的接济生活。但他仍旧持守信仰，保持一个主的僕人的忠心与节操。1964年9月，邵镜川突患脑溢血，中风失语，此后瘫痪卧床达六年之久，最后于1970年5月归回天家，在世享年89岁。邵镜川牧师虽然离开人世，但他对主的忠心，对教会和神学事业的贡献，以及他高尚的品德和终生不渝的信仰，为后人所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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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4月22日，裨治文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貝勒徹爾鎮(Belchertown)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母皆为美國公理會教會的信徒。由於家境貧寒，裨治文課餘時間還要幫助父親耕種田地。13歲時，在一次佈道大會上，裨治文悔改歸主。不久進入安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讀書。在學期間，他有機會閱讀到一些關於海外宣教的雜誌，使他對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瞭解，遂萌發出獻身作宣教士的念頭。
1826年，裨治文進入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神學畢業後，於1829年9月，他成為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宣教士，接受差遣前往中國宣教。同年10月6日，裨治文被按立為牧師。面對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場的挑戰，裨治文所屬教會的牧師寇曼(Lyman Coleman)鼓勵他要“高聲地向成千上萬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國人傳福音，讓他們得聞救恩的樂歌”。
促成美部會差派宣教士到中國的關鍵人物是英國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美國基督徒商人奧利芬（David W. C. Olyphant）。奧氏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曾在梅森的紐約教會擔任長老。1820年來華經商；1827年在廣州成立自己的公司，名為“Olyphant & Company”。他與馬禮遜關係密切，積極協助馬禮遜在華宣教工作。1827年11月，馬禮遜與奧利芬決定聯手促成美國在華宣教事業，同時分別致函美部會請求建立中國傳教團。奧利芬在信中具體要求派兩名傳教士來，分別向中國人及來華外國船隻上的水手傳福音。他們的請求得到肯定的回應，美部會派遣的裨治文與代表美國海員之友協會（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雅裨理（David Abeel）於1829年10月14日搭乘 “羅馬號”(Roman)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在旅程中，裨治文記下這樣一句話：“我雖然很渺小，但我的行為將會影響許多人，甚至影響整個中國”。
經過三個多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等人於1830年1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當時在華僅有的兩位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夫婦的熱烈歡迎。那時，他們已在澳門和廣州兩地開荒工作了23年之久。這對初出茅廬的裨治文來說，實在是很大的鼓舞。
同年2月25日，裨治文轉往廣州。在美國租界內找到合適的房子居住後，即投入工作。他首先在馬禮遜所創的一所小教會裡做牧師，向租界內居住或工作的外國人傳福音，同時開始學習中文。他視馬禮遜為前輩，非常尊重他。在馬禮遜的幫助和指導下，他度過學習中文、認識中國及適應生活的初期階段。裨治文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宣教士，他不僅有奉獻的精神和事奉的熱誠，更知道語言和文化對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經常找機會與在租界內工作的中國人聊天，藉此操練中文會話。有時甚至冒著被捕的危險，向他們傳講福音。如是經過一年多時間，裨治文的中文有了顯著的進步。除語言學習外，他還注重對中國文化、宗教及習俗之研究，為的是“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由於當時中國政府禁止其臣民與外國人來往，宣教士不得公開宣教，他們只得以文字和分發書刊的方式傳播福音。奧利芬藉商務回國之機，發動紐約曼哈頓區布立克街長老教會的會眾捐款，為裨治文購置一整套印刷設備交由美部會起運，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1832年5月，裨治文在馬禮遜和奧利芬的鼓勵與支持下，創刊發行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是“喚起全世界基督徒對中國人靈魂覺醒之注意”。其讀者主要是在中國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也供西方凡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國商人和知識分子閱讀。5月31日，創刊號問世。1832年11月，美部會理事會秘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讚揚說：“《中國叢報》是一份極有價值的刊物，辦得非常好。我很高興你決定讓本刊進入第二年。它在美國傳播關於中國的資訊並激發對你的宣教工作的興趣，影響力很大，遠超過我們期望之上”。
《中國叢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等相關知識，也記述宣教士們在東南亞各地如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巴達維亞等城市的宣教活動。該雜誌除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內容外，且屢次刊文針砭時弊，力陳婦女纏足，以及吸食鴉片之危害；以致廢除婦女纏足成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標，並卓有成效。反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為中國仗義執言，並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
《中國叢報》創刊於廣州，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戰後再遷回廣州。裨治文一直擔任《中國叢報》的主編，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其後，由宣教士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約九個月的時間便離職。從1848年10月起，美國宣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編職務，直到1851年12月《中國叢報》停辦為止。《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於1851年7月信中說：“我認為《中國叢報》是關於現在進展中的中國宣教事業半世紀來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意見的寶庫。我切盼我們所有重要的圖書館都擁有整套的本刊”。《中國叢報》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
裨治文不僅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漢學家。他具有熱誠的奉獻精神，特別的語言天賦，以及對文化的透視力。他用中、英兩種文字從事著述，向中、西方介紹彼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1838年，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著作《英理哥合省國志略)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不僅是一本地理書，更介紹了美國的歷史和制度，其用意在於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此書前後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在1846年，書名改為《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在廣州出版；另一次則在1862年，書名再次更名為《聯邦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上海再版。
1841年，裨治文用英文寫就《廣東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在澳門問世。此書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這部巨著面世當年，美國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裨治文其他中文著述還有《真假兩岐論》、《永福之道》、《復活要旨》、《靈生詮言》和《耶穌獨為救主論》等書。此外，裨治文亦將中國的《孝經》翻譯為英文。
1847年以後，裨治文移居上海，参與聖經的翻譯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為止。他曾先後參與三部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第一部是《新遺詔書》，該譯本基本上是從馬禮遜的《神天聖書》修訂而成的。1834年，在馬禮遜逝世後不久，裨治文便開始與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馬儒漢(John R. Morrison)三人合作，著手進行馬禮遜譯本《神天聖書》的修訂工作。1837年，名為《新遺詔書》的新約聖經在巴達維亞出版。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商討出版一部“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裨治文與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國公理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大會決定對《新遺詔書》再次修訂，並且重新翻譯舊約。裨治文作為廣州/香港傳教區的翻譯委員，被委派加入專責小組，與宣教士憐為仁(William Dean)一起處理某些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
1851年，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譯舊約聖經，同時參與《委辦譯本》新約的修訂工作。1859年，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修訂後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舊約譯本》以四冊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後歲月裡，還曾致力於將新約的歷史書卷翻譯為官話。可惜，該官話譯本不知何故，未能傳於後世，只能從其他宣教士的書信中，得知裨治文確曾從事這項譯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後不久，美國公理會宣教士白漢理(Henry Blodget)曾寫信給他的差會說: “裨治文博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有六、七年的時間是常常忙於預備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官話口語譯本。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他所遺留下來的這部分聖經的手稿”。此外，美國宣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寫給美國聖經公會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這部官話譯本，是他與克陛存合作翻譯的。
裨治文來華之初，在其頭腦中，中國人只是一個“簡單、落後和無知的拜偶像的民族”。但自從踏上中國的土地後，他所面對的異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使他的世界觀得以改變。他開始明白“這是一場對抗無知的現代化戰爭，決勝關鍵不僅是在於獲得屬靈的真理，也在於獲得屬世的知識”。同時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來提升人類心靈和解救人類脫離懲罰的一種方法”。這些觀念上的改變，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協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
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1834年11月，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廣州正式成立。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他們決意“以智慧作為炮火”，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和國情。
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藉此“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除裨治文外，郭實臘和馬儒漢等宣教士，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美國商人奧利芬，英國商人麥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後出任該會的會長,他們同時也是經濟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那在中國以外、正在改變中的世界”。後來，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出版中西書刊；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5年1月，即馬禮遜逝世後半年，裨治文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以及一些在廣州的歐、美商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籌備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擬章則等事宜，裨治文擔任該臨時委員會的召集人和書記。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協會”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選為理事會執行秘書。他在成立典禮上致詞時說：為要完成馬禮遜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未竟之願，該組織要在中國“興辦西式教育事業”，因為當“教育在中國普及化之後，全中國的人民將會受益，而我們的傳教事業最終也會成功”。從中可見該會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府“馬禮遜紀念學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門正式開學。第一期學生共有六人，皆為寄宿生。他們的學費、書費和食宿費等，均由馬禮遜教育協會全額提供。校長為撒母耳·勃朗(Samuel Brown)，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且在紐約已有多年執教經驗。他的新婚妻子來華前也是一位教師，她願意與丈夫同心負起領導學校之責。
馬禮遜紀念學校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有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化學、音樂和初級機械原理等，當然還設有聖經課程。該校學生雖因不習八股文章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們畢業後可進入香港的洋行充當買辦或譯員。
1845年9月，馬禮遜教育協會舉行第七屆年會，裨治文被選為會長。翌年，勃朗校長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國養病之機，帶同容閎、黃寬和黃勝等三人前往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芒松學校（Monson Academy）進修。其中除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輟學回國外，容閎與黃寬兩位均於兩年後從芒松學校畢業。容閎繼續前往耶魯大學深造，而黃寬則前往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黃寬苦讀七年後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得醫學博士榮銜的西醫。他先後在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廣州的惠愛醫院，以及博濟醫院服務，並於1867年擔任博濟醫院代理院長。容閎畢業回國後致力於推動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學生到美國讀書，以便學成後能改造中國，振興國運”。經過了十七年的努力，滿清政府終於在1871年接納了容閎的建議，派遣120名中國幼童，分二批到美國留學，容閎則被聘為留美學生監督。十九世紀後，容閎更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於裨治文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而馬儒漢於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們皆私務纏身，因此在舉行過第十屆年會後，馬禮遜教育協會便自動解散，而馬禮遜紀念學校也從此停辦。
裨治文攜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並印行學報。不久，該會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會長。
1850年4月，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1881年，由於美國公理會與美國基督教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間發生分歧與衝突，裨文女校的部分師生轉到美國聖公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則被美國基督教女公會接管。1931年，該校以“裨文女子中學”之名向上海教育局註冊立案；1953年，中國政府予以接管，改名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取消女中，再次更名為“上海市第九中學”。
1838年2月，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該會成立的目的，旨在“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麥嘉締（D. B. McCaetee）等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重要的醫療宣教士，都曾經是中國醫藥傳道會的成員。
1839年3月10日，湖廣總督林則徐抵達廣州履任欽差大臣，頒令外商禁止販賣鴉片。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和風俗等情況，林則徐特意聘用了四位華人為他翻譯外國書刊，並為他作傳譯，其中一位就是梁發的兒子梁進德。通過閱讀，林則徐始知裨治文，並很想與他結交並使用他。由於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所以林則徐曾派梁進德走訪當時仍在澳門的裨治文，請他前往廣州相敘，以及協助林則徐把一份照會交給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並請義律轉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種植罌粟，使鴉片商人無法毒害中國人民。裨治文雖然婉拒了林則徐的這項要求，但這份照會的全文則一字不漏地登載於1839年5月的《中國叢報》。裨治文還在報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們要告發英國，因她帶頭從事鴉片貿易。這個號稱是開明的、跟從基督的國家，竟給尚陷在黑暗中、信奉異教的中國種植和生產有害的東西，且以此（鴉片貿易）補充她的國庫。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顛倒。我們深信，這個以善行和信仰原則作為基礎的基督教國家，將會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對地與她當有的責任和榮譽不符的事情——遭受長期的苦楚。（英國政府）在一個異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沒有原則，這只會使他們（中國人）在反抗基督徒時落入不道德的試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銷毀。裨治文是應邀前往現場觀看銷煙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則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毀。……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懷畏。並有咪唎堅之夷商經（King）與別治文（即裨治文）、弁遜（Benson）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遷禀，求許入柵瞻視……”。
裨治文也將林則徐在銷煙現場所說的話，登錄在《中國叢報》上，其中有云: “凡經營正當之貿易與夾帶鴉片之惡行確無牽涉之船隻，應給予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隻，必嚴加查究，從重處罰，決不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無阻撓。至於惡者，惟有及早離惡從善，不存癡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時在《中國叢報》上撰文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廣東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將林則徐頒佈的禁煙令全文登載出來，可見他對林則徐的禁煙之舉是積極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雙方談判，清廷方面的代表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與衛三畏雖則擔任顧盛的譯員，參與條約的擬定與翻譯工作，結果是“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其中第十七條款規定，基督教可在五個開放口岸設立禮拜堂並傳道。有論者認為該條款得以納入此條約中，與裨治文等人在中國民間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與滿清官員之間的交情不無關係。由於耆英和潘仕成兩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為美國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的病人，通過接觸與交往，他們對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當美方爭取在中國的傳教權益時，耆英和潘仕成並沒有提出反對，而且在他們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理由。故有論者認為，這些與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煙，與滿清官員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瞭解有間接的關係。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無法繼續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鴿號”(Wild Pigeon)輪船離開中國，6月16日抵達紐約。這是他們在華工作三十年中，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國逗留期間，裨治文無法忘懷在中國的事業。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便於同年10月12日離開美國，於翌年的5月3日抵達上海。隨即投入到譯經、寫作、學術及外交等工作。1854年5月，裨治文随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從上海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回上海後發表《調查報告》，否定太平天國。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舉行的皇家亞洲學會會議，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終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終年60歲。自其神學畢業應召來華，歷時30年之久。他的突然離世，令人深感震驚。其摯友衛三畏從澳門寫信給伊莉莎說：“當我細讀你寄來的幾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數天對他的情況所作的描述時，那有關過去的種種回憶，都湧現在我的腦海中。裨治文與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他是我親愛的朋友——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夠永遠與他在一起享受上帝。……他那不屈不撓的堅忍和那恆久不變的愛心，時常鞭策著我，要我以他作為學習的榜樣”。裨冶文逝世後，伊莉莎返回美國一段時間。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燈市口創辦了貝滿女校，以紀念亡夫裨治文。1945年時名為“私立貝滿女子中學”。1950年代之後，該校先後更名為“五一女中”、“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學”；現為北京166中學。貝滿女中為中國培育出許多英才，原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作家謝冰心、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人，皆出自貝滿女中。伊莉莎於1871年10月去世，享年66歲。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時為中國社會和人民所作出的貢獻，為後人所記念。他不僅把基督福音之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啟迪了中國社會。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橋人”（Bridge-Man）。
]]>史祈生自幼生性好动，不喜安静读书，有时还会闯祸，是人人见了都会头痛的顽童。1932年，年仅12岁的史祈生进入热心事主的大姊夫陈养谦的仁济诊疗所作学徒，大姊夫对史祈生的成长影响很大。1934年秋天，贪玩的史祈生随母亲、二哥、三姐一起到厦门参加宋尚节博士的奋兴布道大会。一心想出去玩耍的史祈生挤坐在二哥三姐之间无心听道。忽然宋博士指着他说：“拉撒路出来！你死了，臭了，用布绑住了！主耶稣吩咐你出来！出来！赶快从坟墓里出来！”史祈生蒙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污秽、罪恶，于是流泪痛哭，挤到台前认罪悔改，同时也把自己奉献给神。生命改变之后，史祈生特别去拜访从汕头来闽南各处讲道的林佩轩先生，请他改个新名，纪念自己的重生和献身。林送给他提摩太前书6章19节，并以其中“持定生命”一语为根据，给他改名为“持生”。后来史祈生觉得还是母亲起初命的名字最好，所以又改回来了。
1936年夏天，史祈生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设在上海的伯特利神学院学习。他一反过去不能静坐读书的脾性，用功学习，又乐于参加学校一切活动，成绩便突飞猛进。一学期后，校方就自动将他转为正式生。史祈生在那里不但受到师友的灵性影响，在生活上也经历了信心的锻炼。1937年夏，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史祈生被迫疏散回乡，在家乡热心传福音。1939年，史祈生进入已搬迁到香港的伯特利神学院复学，1941年1月毕业后，被香港刚成立的闽南语教会延揽为第一位传道人。
香港沦陷后，日伪政府下令人民返乡。史祈生与几位同学认为这是随走随传的好机会，于是组织“以勒布道团”，走遍广东的许多大小城镇，蒙神赐福，结了许多福音果子。四、五个月后，布道团化整为零，史祈生独自走遍潮汕一带，也去了梅县、五华等客家地方，最后经曲江到江西的赣县，才结束了这段随走随传的生涯。史祈生在赣县作了一年的随军牧师后，又被广东基督教联合中学聘为宗教主任，深受师生们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史祈生在返乡途中仍用随走随传的方法，一路的工作蒙神大大赐福。在厦门、鼓浪屿主领的一连串聚会，是在宋尚节博士以后最为盛大的一次，影响久远，被称为“宋尚节第二”、“小宋尚节”。因受聚会处的吸引，史祈生于1947年曾在广州和菲律宾马尼拉聚会处事奉，后脱离。
1948年6月13日，中国布道会假上海天安堂，由会长计志文牧师主礼为史祈生举行按牧典礼。同年底，史祈生到新加坡。1949年，被聘为禧年堂的牧师。同年11月10日，史祈生与相识六年之久的内地会牧师之女欧阳仁（后笔名涤然）结婚，育有两男两女：长子晓明、次子晓昕，长女晓虹、次女晓晴。
史祈生在禧年堂作了十年的驻堂牧师。起初的会务近乎开荒工作，在他的殷勤服事下，会务渐趋正规，后来会友达到四百余人。他毫无成见地开放教会，先后接待了王载、赵世光、赵君影、计志文、苏佐扬、吴勇、吴恩溥等十几位布道家，当时的禧年堂成了新加坡奋兴布道会的中心，也是布道家们的驻足点。
史祈生每个主日都是有系统性的讲道，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造就信徒，也可以逼着自己去研读全部圣经，对人对己都有益；所以终其一生他都用这个方法在自己牧养的教会里讲道。他的讲章后来编辑成书出版：《圣经综要》、《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讲的比喻》、《旧约的神迹》、《十诫》、《主祷文十四讲》、《圣经中宝贵的应许》等十几本。
1958年8月，史祈生全家离开事奉长达十年的禧年堂，去到美国纽约的中国城，开始新的事奉。史祈生首先在华人福音会牧会，他那有活力的讲道吸引了许多人。在那里，他不但开始了福音团契和国语礼拜（原有粤语礼拜），还自己编排、油印了福音性刊物《福音月刊》，免费寄发到全世界。
1961年10月1日，史祈生假柏街（Park Row）158号的恩望教会(Grace and Hope Mission)，成立了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Oversea Chinese Mission)。五年后，史祈生凭信心购买了位于喜士打街（Hester Street）的十层大厦——占士儿童中心，共有五万四千平方英尺，可说是海外华侨教会中使用面积最大的了。他们于1966年圣诞节前搬进了占士中心，举行了一连串的庆祝节目。史祈生不但十分注重主日崇拜，也在教会里先后成立了粤语团契、英语团契、伉俪团契、雅歌团契和姊妹团契等各种团契。到1974年，参加礼拜的人已超过千人。他还一直注意在外地的宣教工作，1973年在教会正式成立宣道小组，1975年在台北购堂成立分会。1976年起，又在巴西、千里达、芝加哥、三藩市等地成立分会。
史祈生在纽约市的中国城，默默开垦了十几年，直到中宣会已稍具规模，有同工们的配搭事奉，他才又开始出去领会。1973年，他和滕近辉牧师同任台湾第一届研经培灵大会的讲员；又先后去菲律宾、新加坡、南美洲、千里达、香港、韩国、泰国、缅甸、印度、日本和欧洲讲道；同时，他也常到北美各地留学生的查经班、华人教会中主领夏令营或其他特别聚会。
1983年夏，史祈生从中宣会退休，不再担任主任牧师，却又被同工冠上会督的头衔。因新加坡禧年堂要举行“设教百周年”庆祝大会，邀请史祈生夫妇回去参加，所以史祈生安排了三个月的远东之行。12月15日到达新加坡，不但参加了禧年堂的庆典，还先后去了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台湾探望旧友。1984年2月19日是主日，史祈生带病在台南大林教会传讲“好牧人”信息；晚上在二空教会宣讲“以爱为旗”。讲道时，他只觉得呼吸困难，使不出力气来，却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信息。
1984年7月11日，史祈生病逝于檀香山，时年64岁。16日，在檀香山举行了安息礼拜，史祈生的亲家计马可为史祈生下了盖棺定论：“我们华人教会中有最会布道的宋尚节，最会解经的倪柝声，最注重信徒生活的王明道。我要说，史祈生是三者兼而有之。他讲道有能力，对会友又有爱心，是一位模范的牧师。”21日，在纽约教会举行了盛大的追思会，有各教会二十六位牧师和一千多名会友参加。台北、新加坡、巴西等地的教会也相继为他举行了追思会。史祈生墓地铜碑上只写了简单的五个字：“主仆史祈生”和他的生卒年月日。
]]>在温期间，苏慧廉采用教会罗马字母翻译《圣经》，译有温州方言本《四福音带使徒行传》与《新约圣经》。同时编写方言学习教材Wenchow Romanised Primer；赞美诗集（Revised Hymn Book，Character，and Romanised，1899），並编有《四千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1899）。在温期间，他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对中国宗教进行初步研究，并动手翻译《论语》。
1907年，苏慧廉应李提摩太之邀，离温赴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山西大学堂是晚清三所新式大学之一，其管理模式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有启示意义。在山西期间，苏慧廉完成《论语》英译。其英译本《论语》后被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因苏氏对山西大学堂的的卓越功勋，清廷曾封赏二品顶戴并三代二品，并授双龙宝星勋章。
辛亥革命后，苏慧廉在汉口筹建华中联合大学，被聘为校长，后因一战爆发，此项目夭折。一战期间，被借调到英国青年会（YMCA）任宗教事务部门主任干事，在赴法华工（Chinese Labour Corps）中贡献良多，被北洋政府授予文虎勋章。
1920年苏慧廉出任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讲座教授。（牛津首任汉学讲座教授为理雅各James Legge，也是他的老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牛津就读期间，苏氏曾任其博士导师。苏氏殁后，牛津聘请陈寅恪填补空白。
1925年前后受英国政府聘请，苏慧廉出任英中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与该委员会中方委员胡适、丁文江、王景春一起在中国各地做调查。当年7月与胡适一起回英国。
1928年苏慧廉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35年5月在英国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苏慧廉学问渊博，著作等身，除翻译《圣经》、《论语》、《妙法莲华经》（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编写教材字典外，其它专业著述还有：1907年，A Mission in China 《中国传教纪事》。中译本即将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1913年，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儒释道三教》。1924年，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李提摩太在中国》，民国时即有中译本，后香港、大陆又陆续有译本出版，是研究李提摩太的权威著述。1925年，China and the West: A sketch of their Intercourse《中国与西方》。1927年，A History of China《中国简史》。1928年，China and England《中国与英国》。
苏慧廉于1935年去世后，他的遗著被陆续出版：1937年，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中国佛教术语辞典》，与何乐益Lewis Hodous合编。该词典与欧德里1870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手冊》一起，被西方汉学界称作绝无仅有的两本英汉中国佛教术语词典，至今影响深远。台湾曾出过好几个版本。1951年，The Hall Of Light：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1975年，The three Flod Lotus Sutra (《法华三部经》，苏慧廉参与校译。
苏慧廉的主要汉学著述均被考狄尔（Henri Cordier）编撰的《中国书目》以及袁同礼的《西洋文献中的中国：考狄尔〈中国書目〉续编》收录。
苏氏对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及对中国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佛教经典研究及翻译方面，成绩卓著，当时的汉学家无人能出其右。
苏慧廉之妻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2），一直协助苏氏在华传教。苏慧廉于辛亥革命后离开中国，她与其女生活在北京，并参与创办北京培华女校，此为林徽因的母校。苏路熙著有A passport to China《前往中国》，1931年在伦敦出版。
苏慧廉与路熙育有一子一女，女儿谢福芸 (Dorothea Hosie，1885-1959) 生于宁波，中青年时在中国生活多年，后成为英国有名的作家。她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如Two Gentlemen of China《名门》、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中国女士》、Brave New China《义勇中国》等，也曾协助其父整理多部汉学著述。其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汉名谢立山，为英国外交官，曾驻华多年，也著有多部与中国有关的著述。儿子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医生，一战期间，在英国军队中做军医。后在东英格兰诺里奇（Norwich）担任卫生官员。
]]>赵紫宸于17岁（1905年）时奉父母之命，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小商人之女童定珍结婚，生有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次子赵景德、三子赵景伦，儿女皆学有所长。1910年，赵紫宸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留校任教中学的英文、算术、圣经等科目。他的工作表现甚佳，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有一段时期，他对灵修生活大发热心，也忙于个人布道，学生不乏因他的劝导而信教者，半年间，便有十七个学生领洗。经过近两年家人的反对后，他最终带领了自己的父母及妻子领洗。但此时他的信仰历程正处于经验与理性不协调的阶段，时常为如何对宗教经验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一筹莫展。
1914年夏，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Oklahoma），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进入美国田纳西州梵德贝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神学，同时研究社会学和哲学。经过三年多的学习，赵紫宸获社会学硕士和神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异获创校者奖牌一面，以资纪念。此时的赵紫宸已成为一位深受美国自由神学洗礼，且带着监理会传统意识的中国神学家。
1917年，赵紫宸回国后，担任东吴大学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面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理性思潮，以及 “非基督教运动”和北伐战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赵紫宸开始了其建构本色基督教和本色教会的历程。在这段时期，赵紫宸在其主编的《真理与生命》和《文社月刊》中辟专栏探讨基督教本色化问题，宣传基督教本色化的必要性及途径。赵紫宸发表了近百篇有关本色神学建设的论文，并出版了《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学仁》、《耶稣传》等多部具有代表性的神学、文学著作。其中被赵紫宸自称为“中国人自著的第一本宗教哲学书”的《基督教哲学》和“发明耶稣的人格主义”的《耶稣的人生哲学》是其早期思想的代表作。
1922年，赵紫宸先后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并发表演说，可见赵紫宸在当时基督教的学术界和教会界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25年，应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邀请，赵紫宸接受了该校神学科的教职，于1926年加入燕大。两年后他继刘廷芳出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为止，共26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到国内外教会访问、布道，参加各种会议。1932年夏，赵紫宸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年。1933年，他出席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中以“耶稣与上帝的实际”为题，发表演说。他曾三次参加中国基督教代表团出席国际基督教宣教会议（1929年于耶路撒冷；1938年于印度马都拉斯；1947年于加拿大惠特比）。
1939-1940年，赵紫宸应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R. Hall）之请，携眷去昆明，以该地圣公会文林堂传道一年。1941年7月由昆明抵香港，在同一个礼拜程序中，由何明华先后三次按手，为他举行了转会按手礼，指派他为会吏，按立他为会长（即牧师），使他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
当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赵紫宸和燕大十几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下狱半年之久，狱中的经历构成了改变他神学思想一次重要的契机。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带给赵紫宸多次彻底的反省，这种独对神的体会，把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推向高峰，以前可依靠的理性、科学、中国文化、宗教经验，现今一切都要放弃了。他多次表示，在监狱生涯中有神的同在和旨意。这信念给了他生存的勇气，成了他与死亡挣扎的力量。他更相信神多次在梦中安慰他，显明他的同在；梦境的应验，使赵紫宸赞叹不已说：“天地间神奇的事，我不能在宗教之外找寻解释。科学家对于这些事怎样讲，我全不在乎。”（赵紫宸：《系狱记》，页71-72）。
1942年6月18日，赵紫宸从日本宪兵队的牢房出来后，住在北京宣内沟沿基督教圣公会院内，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并向少数神学生讲授神学与保罗传。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他也恢复了原来该校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燕京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曾讲授过中国哲学和陶渊明、杜甫诗篇的研究，重点讲诗中的宗教思想。而此时，中国的基督教界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牧人才匮乏、物力财力相对短缺、信徒纷纷离弃教会等。面对国家和教会如此凋敝的景象，赵紫宸重新调整了他的神学立场，对上帝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及救赎的内涵等基督教神学问题重新做出诠释。这段时期，他相继出版了《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基督教进解》、《耶稣小传》、《圣保罗传》、《系狱记》、《基督教的伦理》、《神学四讲》等几部作品，它们在当今基督教思想界、宗教学界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脱出西人传述之窠臼，树立汉家独立之旗旌”的《基督教进解》及作为“中国人在神学上的试作”的《神学四讲》是赵紫宸后期思想的代表作。
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纪念建校二百周年，特授赵紫宸荣誉神学博士学位，给予赵紫宸学术地位上的肯定。司礼人唱名说：“赵氏为东方基督教学术之最先导、著作家、宗教家、诗人、神秘者。”（参《天风》第79期）。1948年世界基督教会协进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中国的代表只有赵紫宸一人在会中演说，并且当选为六位主席之一，代表着东南亚后起的教会。期间赵紫宸曾到美国、英国、荷兰、日本、新加坡、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教务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后因该协进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文件，支持朝鲜战争，赵紫宸遂于1951年辞去主席的职务，以示抗议。
北平解放后，赵紫宸主动带领宗教学院师生到教会宣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在1949年9月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
在建国初期的教会革新运动中，赵紫宸作为主要教会领袖之一，提出了一系列教会革新的构想。此后他还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的发起工作，并在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中，赵紫宸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最后于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香港圣公会于1980年2月10日在香港圣约翰座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
赵紫宸无论在文学修养和宗教思想上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擅长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表达基督教神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戏曲及书法艺术的造诣尤深，曾获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在基督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述著作外，他的英文论著散见于《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中国基督教年览》、《国际宣教杂志（Intern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等书刊。赵紫宸著译的一些圣诗亦被收入《普天颂赞》和《赞美诗（新编）》等圣诗集。据德国格鲁厄博士所著《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一书记载，赵紫宸的著作达170余种。
赵紫宸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可谓中国基督教一位杰出的领袖。论神学教育工作，执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历26年，勤奋传道授业，桃李天下。论演讲撰著，皆在弘道宣教有益世道人心，蜚声中外。以论著推动普世教会合作，又多次出席重要国际会议，深得各国教会领袖所认知。他被举为普世基督教协会首届六位主席之一，可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创办人，亦是中国基督教界的光荣。
]]>1837年，美国北长老会成立了专事海外宣教工作的海外传道部，娄伟德便毅然辞去参议员的职位，出任海外传道部首任执行委员。他尤其关爱中国人的灵魂，早在中国的门户对外开放之前，他即已托人在法国巴黎预先铸造好数千个中文字模，以备将来中国开放后，便可立即在中国设立一所印刷厂，藉文字工作来向中国人传扬福音。1844年，美国北长老会所属的“美华书馆”在澳门成立，娄伟德的梦想得以实现。美华书馆于次年迁往宁波；1860年又迁往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厂，雇有二百多位员工，主要承印基督教书籍。1896年，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商务印书馆成立，其创办人中不少都曾在“美华书馆”任过职，而且大都是基督徒。
自从娄家迁居华盛顿之后，娄母因气候原因常感身体不适。最后听从医生劝告，常回宾州的老家居住。因此，在娄理华13岁的时候，随母回到故乡宾州，入读杰弗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1832年11月，母亲终因病重不治而辞世，年纪尚少的娄理华倍感忧伤。但母亲在离世前所表现出来的安详与平静，以及对她的救主的信靠与交託，使娄理华内心大得安慰的同时，也深受触动，从而促使他开始正视自己的信仰生活。1835年，娄理华决志信主，并开始参与教会的聚会和事奉。
父亲娄伟德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的儿子中，能有人愿意前往中国，直接向中国人传扬上帝爱的福音。1837年3月，尚在学校读书的娄理华写信给父亲，透露自己乐意成为一个宣教士的心愿:“我的志愿是向异教徒传福音，无论是生是死，矢志不渝。从我决心成为宣教士至今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我的脑海中从未出现过后悔的念头。我心中的重担早已挪开了，现在我只会更热衷于拓展救主国度的事工。亲爱的父亲，请为我祷告”。同年9月，娄理华完成了他在杰弗逊学院的学习，随即决定献身海外宣教工作。
1838年5月，娄理华进入美国长老会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为期三年的神学和海外宣教课程训练。在神学院最后一年时，他选定非洲西部作为自己未来的宣教工场。1840年12月，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正式接纳他为宣教士。1841年，由于中国的宣教工场急需宣教士，该差会就征询娄理华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改变计划，考虑前往中国宣教。
起初，娄理华对于差会的设想颇为挣扎，但经过祷告后，他终于顺服差会的意愿，并视之为“上帝给予他的呼召，要他前往那个广大的葡萄园——属于他救主的葡萄园去工作”。从娄理华稍后写给父亲的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从挣扎到顺服的心路历程。他如此写道:“我原先不大愿意接受他们要我前往其他国家的建议。然而，倘若他们真的认为中国的需要比非洲大，而且我在中国能够发挥更大效用的话，我将会不作任何争辩，欢欢喜喜地的顺服他们的决定。若需要，我已准备好在今年秋天出发”。
在娄理华远赴中国之前，差会特地安排他前往印第安人中间实习，操练布道与讲坛事奉工作。1841年11月9日，娄理华被按立为牧师。翌年1月19日，娄理华从纽约乘坐“女猎人号”(Huntress)船启程前往中国。出发之前，差会特别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父亲还在会中致词，训勉即将出征的儿子。
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娄理华于1842年5月27日抵达中国。时值中英鸦片战争正酣之际，娄理华只好先在澳门登陆，再伺机而行。在澳门期间，娄理华一方面努力学习中文，一方面埋头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藉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学习中文对娄理华实在是一大挑战。在他看来，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会的语文”之一，为此他曾灰心、失望过。从他1843年2月24日写给继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我曾站在成千上万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却不能说出一句他们能够听的懂的话。……然而，上帝的爱藉着圣灵临到我，基督的恩典也够我用。我会回去吗？我会后悔来到这里吗？绝不！虽然我时常感到孤单，也不时充满愁苦，但是‘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当我们走完了世界的旅程，我们的劳苦将会被记念。啊！这是何等真确的事情！”为了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召命，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坚持了下来。鸦片战争结束后，“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期待已久的西教士们得以进入这五口城市宣教。1845年4月11日，娄理华被分派到宁波工作，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四位宣教士。
娄理华擅以文字宣教，早在澳门等待时期，他即已开始写作。在1844年间，他多次在裨治文所创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文章，记叙西教士在中国的宣教经历。其后，这些文章被编辑成书，在美国出版，名为《秦国之地》(The Land of Sinim)。1845年8月，一部带有中文字模的印刷机从澳门运抵宁波，从此，娄理华开始其在宁波的文字宣教工作。在他能够以流畅的宁波方言向人传福音之前，借助文字宣教尤显重要。娄理华在这一时期编印的福音性刊物计有：经过简化的威敏斯特信条；《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罗马书》的注释等。
1843年8，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商讨出版一部“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该译本被称为“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由五个宣教区的宣教士分头进行翻译。娄理华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中，唯一参加这项合作计划的宁波宣教区代表，也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积极参与译经会议和工作，多次撰文发表自己的译经原则和观点。娄理华对中国的宣教前景也充满期待，巴不得千万中国人离弃偶像崇拜，归向真神信仰。他曾如此表白自己的心迹：“中国的本身，可以自成一个‘世界’。每当我穿越它那美丽的平原和那拥挤的街道时，我都会不期然的发出这样的感叹：‘何等的一个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国家！’……即使我说这里的寺庙不比宾夕法尼亚的农舍少，这也不见得是夸张之语。我曾在宁波的街头看见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一个被誉为‘一切神明’（All the gods）的偶像。除非这些拜假神的人有机会接受福音，否则他们的结局只会是永远的沉沦”。
1847年8月19日，娄理华参加过译经会议之后，从上海乘船返回宁波途中，不幸遭遇海盗劫持。在美国长老会派驻宁波的宣教士卢美仕(A. W. Loomis)写给娄理华父亲的信中，记述了出事的经过:“乘客们看见了海盗船，都感到非常恐惧，娄理华则力劝他们保持镇定。当海盗船一步一步逼近时，娄理华向他们出示了一面美国国旗，但海盗船仍向他们开火，还强行登上他们的船只。除娄理华之外，每一位水手和体格较为强壮的乘客，都被海盗们殴打，以防止他们做出反抗。海盗们随后逐一搜劫乘客们的财物。当他们准备撬开娄理华的行李箱时，他主动把钥匙取出来交给他们说：‘不必撬了，钥匙在这裡’。他们打开了娄理华的行李箱，却不敢拿走任何物品。然而，他们不停的殴打他的老僕人以洩愤。娄理华虽曾多次央求他们停手，但他们全不理会。过了一段时间，海盗们开始商议要怎样处理娄理华，因为他们担心娄理华会在事后向官府报桉。最后，他们决定把娄理华活生生的抛下海中。当海盗们把娄理华抬起准备抛下大海之际，他奋力将自己手中拿着的最珍爱的一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圣经掷到船上，以免书随人亡。在水中挣扎的娄理华，虽曾多次试图游近船只，但强盗们用船篙击打他，使他无法靠近。不久以后，筋疲力尽的娄理华便沉入海中”。这位热爱中国的年轻宣教士，来华宣教仅仅五年零两个月，就这样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中，死后连尸体都不知下落，当时他年仅28岁。
1847年9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正式致函中国两广总督，要求尽速缉捕凶徒归案，并且严加惩处。两广总督回信表示将会全力缉凶。11月l5日，美国驻华公使接获通知，表示其中一名海盗经已落网，并已供出其他海盗的名字和他们藏匿之处。1848年9月22日，公使再次接获通知，犯案的九名海盗已先后落网，其中三人已被处死，其余六人则被放逐到边陲之地，终身服苦役。
娄理华惨死于凶狠海盗手中的消息，使各差会的宣教士都深感到震惊和惋惜，娄理华的父亲更是悲痛欲绝。娄理华生前的同工兼挚友莱约翰牧师（Rev. John Lloyd），写信安慰他，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感人肺腑:“亲爱的娄老先生，我没有打算为理华撰写颂词，但我实在感觉到，不论是你，是我，或是上帝的教会，都已承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损失所带给您的感受，当然是最深切的。虽然我不能完全体会一个为人父亲的丧子之痛，但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这不幸的消息在您心中造成的冲击是何等的大！我要对您表达深挚的同情，我的心也在为您淌血。我感觉到自己不懂说安慰的话，因为您所受的打击实在沉重，无论我说什麽，都难以弥补您心中的痛苦。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是与您一起哭泣。虽然我不能在这悲伤的时刻给您带来安慰，但是有一位，祂不仅对您深表同情，祂也能安慰您，祂就是理华所爱的耶稣。祂知道您心灵深处的痛苦，祂也知道理华所遭遇的一切……。天父的儿女何等有福！”
为了纪念自己的爱子，娄伟德把娄理华在中国的讲章编辑成书， 于1851年在美国出版。该讲道集的最后一篇讲章，是娄理华用宁波方言写成的，足见他对宁波方言的熟练，以及他对宣教事业的献身精神。
在美国长老会早期宁波墓园中，修有娄理华的坟墓，实为衣冠塚。墓前竖立一块墓碑，记念这位中国基督教近代史上第一位在中国殉道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上面镌刻碑文云：“耶稣圣教教师大美国士人娄礼华先生，生于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溯自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始来中国之澳门；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至宁波宣扬圣教。讵知修短所限，仅享年二十九岁（虚岁，编者注），泛海被盗汨没。凡属仝人，莫不怀戚。爰为之立石，以识景慕之忱焉。耶稣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娄理华殉道七年后，1854年，他的弟弟，27岁的娄理瑞（Reuben Lowrie）亦踏着哥哥的足迹，带着新婚的妻子，也带着对中国人的爱，踏上中国的土地，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到上海传扬基督福音。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于1860年病逝于上海，葬在美国长老会上海墓园中。
]]>1913年，周志禹携眷迁居上海，开始其执教生涯，继后创办承天英华学校于上海。不久校务扩充，改名为承天中学。在其领导之下，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多达千馀人，成为当时上海同等学府中规模最大者之一。
周志禹在基督教信仰上，自幼深受母亲的带领与熏陶，打下良好之根基。1927年，他蒙受上帝呼召，立下志愿，终身事奉主，至死不变。同年，他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到威克理夫学院（Wycliffe College）攻读神学。翌年转赴美国纽约神学院深造，荣获道学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周志禹先后担任中华基督教勉励会总干事、中华万国读经会会长、山东华北神学院教授、上海圣经学院院长、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牧师，会吏及会吏长，以及中华传道会国内监督等职。1949年，周志禹移居香港，将中华传道会在上海出版的《真道杂志》改为《晨光报》，自任主编。由于其信仰纯正，学识渊博，且工作严谨，使《晨光报》深受各方教会所喜爱。1950年，中华传道会开始在香港开展福音工作，周志禹和宋德成牧师一起，不辞辛苦，抢救失丧的灵魂。1951年8月14日，他们建立了西头村福音堂（即今日活水堂）；同年11月15日又在红磡区建立红磡福音堂，由周志禹牧师借出港币四百大元，自请工人搭建木屋，作为聚会之所（即今日红磡基督教会）。
1952年9月22日，因应教会需要，周志禹与其同工创立了香港圣经学院（即今日香港神学院），并出任院长。当时虽在经济上遭遇困难，但他以坚定不移地信心，靠着主克服各样困难，使学院逐渐完善，稳步扩展。在其任内，因工作繁重，他曾两次脑充血，均蒙主医治而脱离危险。作为院长，他对师生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上，他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视学生如同子女，爱护备至，悉心栽培，谆谆教导，赏罚分明，为教会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遍及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欧美和澳洲等地，事奉主的教会。
周志禹著述颇多，除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等讲义，以及《上帝救赎法》外，他还写有许多布道福音书册，如《人生的由来》、《人生的归宿》、《人的灵魂问题》、《人的来世问题》、《怎样知道有神》、《不要作煳涂人》，以及《圣经是神的话》等。这些书册为国内外各教会广为采用。藉着这些书籍，许多失丧的灵魂被寻回，许多弟兄姊妹受到造就。
1965年，在周志禹访美期间，因其对教会的贡献，以及在神学教育上的成就，美国纽约神学院授予其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访美归来后，周志禹正式退休，此后担任香港神学院院督之荣衔，直到去世为止。周志禹在其事奉主46年期间里，足迹遍及中国、欧美、澳洲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所到之处，或主领布道、培灵大会，或讲授神学课程，均蒙神大大使用，也使各地教会受益、蒙福。
早在1961年，周志禹夫人因病离世，安息主怀。周志禹于1972年10月间，晨练时不慎失足跌倒，损及心脏，求治于播道医院，周转于病榻十月之久，终于在1973年9月7日息劳归主，在世享年85岁。9月10日下午在九龙殡仪馆举行大殓并安息礼拜，由中华传道会监督桑安柱牧师主礼，何海涛牧师证道，袁鸿勋牧师述史，周宏光先生致谢。随即由八位校友扶柩，将其安葬于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坟场。大约有三百余人参加了周志禹牧师的安息礼拜及葬礼。
]]>富善(Chauncey Goodrich)于1836年6月4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辛斯戴尔（Hinsdale）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其先祖威廉富善(William Goodrich)原是英国撒克逊人，于1643年远渡重洋，移居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其父以利亚（Elijah Goodrich）和母亲玛丽，皆为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每逢主日，孩子们跟随父母到教会聚会；在日常生活中，在农场里帮助父母做农事。富善自年少时即学会了耕种、饲养牲畜和栽种果树。这些农业技术，为后来富善在中国北方宣教工作派上大用场，帮助他改善了宣教工场的生活条件。
富善在10岁时悔改归主，12岁时即决志献身于宣教。他先后就读于辛斯戴尔学校(Hinsdale Academy)和在佛蒙特州 (Vermont)百灵顿市(Burlington) 的协和高中(Union High School)。17岁毕业后，即在家乡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
做了四年小学教师后，富善于1857年考入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这所学院就是引发美国海外宣教热潮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所在地。早在1806年，该学院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到主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尔斯(Samuel Mills)的青年，联同几名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毕业生，向美国公理会提出他们的“拯救全球计划”。结果美国公理会採纳了他们的建议，成立了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译“美部会”)，推动海外宣教工作。
在威廉斯学院就读期间，一位名叫萧福乐(W111iam Schaufner)的牧师到学校来布道，富善听后深受感动，遂决志做一个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1861年，富善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一年后转到安多弗神学院。在该学院富善选读了希伯来文，为其日后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奠定了语言基础。
1864年，富善完成神学学业后不久，于同年9月10日，与来自纽约州的安雅贝(Abbie Ambler)小姐结婚。1865年1月24日，富善接受美部会差派，与新婚妻子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上海。临行前，当善接受按立成为牧师。
1865年7月22日，富善夫妇抵达上海时，随即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在灯市口一小巷内的中国式房子裡，前面就是美部会差会的教堂。稍事安顿后，富善便开始学习中文。首先他需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就去请教一位中文先生。那位先生问其英文姓氏Goodrich是什麽意思，富善把字拆开来说：Good是“好、良善“的意思；Rich是”丰富、富有“的意思。中文先生考虑了一番，建议采用“富善”两个字，虽然把次序颠倒了一下，但仍把原文的意思都表达了出来。大家皆以为好，“富善”之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富善极富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恩赐，很快就成为宣教士中间北京话讲得最为标准和流利的一位。为了更容易与中国人接近，富善留长辫、穿中式长衫；加之他从19岁开始，头发即已渐渐变白，故看上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颇受中国人尊重，为其宣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礼拜堂。当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商业繁荣的小城。从那时起，富善每天向当地人民传讲福音，分发福音书册，如此有六年多之久。
1873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之委派，到华北大学(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学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担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学、讲道学、教牧神学、教会历史和旧约历史等。1874年，华北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富善与史勿夫(Arthur Henderson Smith)和何金宝( Chester Holcombe) 两位宣教士，奉命前往灾区发放来自美国的救济金。沿途所见灾民的悲惨境遇，使他们更觉抢救中国人身体与灵魂的责任之重大。
富善一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其夫人安雅贝却难以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时常生病，身体愈渐孱弱，终于1874年9月1日因病不治而逝。丧偶之痛使富善常常默然泪下，直到1878年5月31日，他才与美籍宣教士佳惠娜(Justina Emily Wheeler)结婚。没想到婚后不到百日，佳惠娜突然染患急性传染病，随即在同年9月4日便与世长辞。两度丧偶，虽然使富善倍受打击，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痛苦与哀伤之中，反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与盼望。
1879年11月，富善去天津布道时得遇轲慕慈小姐(Sarah Boardman Clapp)。轲小姐来自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其父轲路德(Luther Clapp)是一位牧师。1877年，轲慕慈毕业于伊利诺州的洛克福德女子神学院( 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Illinois)，因阅读《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有关中国的报导而回应上帝的呼召，献身成为宣教士，并于1879年9月3日从旧金山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天津。
1880年3月，轲慕慈接受了富善的求婚。在写给好友克莱拉( Clara Swann)的信中，她如此介绍自己未来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讲的是谁？就是富善牧师，一个高尚的人，年纪比我大，很受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漂亮，很得中国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许因此头发和胡子都变白了。他心地善良，虽富于诗意，却也很讲实际……。他是个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夺取了我的心……。”1880年5月18日，富善和轲慕慈在美国公使馆官员的见证下，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婚后，富善夫妇同去通州继续工作，与当时华北大学校长的宣教士谢卫楼(Davello Z. Sheffield)住在同一栋房子裡。轲慕慈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参与福音工作。1881年9月，富善夫妇搬进自己设计而建成的新居所，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富善在中国期间，除了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外，他所做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自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以后，由不同差传机构的宣教士，根据各自订立的原则译成的中文圣经陆续面世。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各地教会所采用的圣经译本，不下十余种。若把各种不同方言译本计算在内，数目多达三十种以上。为使中国教会健康成长，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圣经译本成为必要。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翻译《和合本》新旧约圣经的决议，被誉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为配合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大会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标。
大会随即成立三个执行委员会，除了负责推选具有“胜任的学术能力”的人组成翻译委员会，进行实际翻译工作外，还要监督译事的进行，直到译完为止。《深文理和合本》和《浅文理和合本》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均各为12人，而《官话和合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人数则为10人。富善被分别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几经筛选、斟酌，最早期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委员除富善外，还有白汉理(Henry Blodget)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文书田(George S. Owen)、海格思(John R. Hykes)、布蓝菲(Thomas Bramfitt)和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等七人。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从新约开始，整个译经过程缓慢而艰辛。他们翻译工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各译员获分配到不同的经卷后，便要在特别为译经所预备的稿纸上起草译文的初稿，然后送交其他译员审阅，由他们加上修改和建议后，再一起开会讨论。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轮译经工作会议于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举行，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审阅工作。
译经工作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翻译委员会成员经常有变动，而递补上来的新成员往往需要时间进入角色，因此工作担子自然落在富善、狄考文和文书田等有经验的译员身上，工作进度因而大受影响。此外，译员间不同的翻译原则，以及对书面官话的标准形式的不同看法，经常使译经讨论会议遭遇挫折。由于理念上的差异而产生的争论，对译经的进度造成很大的影响。
第二轮工作会议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举行，地点是富善在通州的布道所。出席会议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第三轮工作会议原定于1900年秋天举行，但因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出席全部会议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译文。此次会议后，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三人，就成为新约翻译工作的核心。
在《官话和合本(新约)》试行版于1905年出版之前，翻译委员会还另外举行了三次工作会议。译员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两人，是从不缺席任何会议的。即使在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时，富善因女儿患病而需提早离开，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张洗心，代表他参加会议。新约试行版面世后，译员们对该译本不甚满意，故决定再行修订。富善主导并参与了整个的修订工作。1907年该修订译本出版。
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各差传机构的宣教士们再次齐集上海，举行译经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关于圣经翻译的主要议题，一是《浅文理和合本(新约)》和《深文理和合本(新约)》的合併；二是《官话和合本(旧约)》和《文理和合本(旧约)》的翻译。大会接纳了富善等人所翻译和修订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并选出一个五人翻译委员会，继续进行《官话和合本(旧约)》的翻译工作。该译委会的成员除富善外，还有狄考文、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和林辅华(C. Wilfred Allan)。
狄考文再次被推选为翻译委员会主席。1908年夏天，第一次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狄考文因病提早离开会议，并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后，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担任了翻译委员会主席。在1908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经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1908年下半年，宣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赛珍珠之父)获邀加入翻译委员会，但只工作了三个多月便告辞职，转而独自翻译圣经。在1909年6月至10月在烟台举行的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由安德文(Edwin E. Aiken)填补了赛兆祥的空缺。在1910年7月至9月所举行的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林辅华又因健康欠佳而辞职。1911年初，第四次工作会议因华北爆发瘟疫而未能如期举行，富善则利用这个机会回美国休假。临行前，他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的总书记文显理，建议为译员们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写道:“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将会是七十六岁了，到那时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将满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工作了。
除了一次之外，我通常离家去参加委员会会议，随着委员会在烟台、上海和登州工作。有些译者要旅行数以百哩（有时甚至超过一千哩）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翻译工作，是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呢？无疑，我们的工作至今是在更为艰难的环境下完成的。难道大多数的译经者都不能住在相同的地方，或相隔不远的地方吗？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能再承受长途旅程了，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远离家庭而生活。这将意味着，假如不能在此预备住宿和工作，我便必须从委员会中退休。”富善的建议获得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其后从1913年1月开始，所有的译经者都可以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们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在译事上取得较理想的进展。1918年6月18日，富善在写给文显理的信中，如此描述中国助手们的贡献:“我们老师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在与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推敲用字，一起感受‘一句中文句子的韵律’的本质和感觉。……在措辞的优雅上，我们从他们得到很大帮助”。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到1917年初，旧约所有经卷翻译完毕，至此《官话和合本(旧约)》的译事宣告结束。接着进行的，就是译本的编辑工作。由于《官话和合本(旧约)》和《官话和合本(新约)》之间，在文笔风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鲍康宁、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对整部圣经译本进行修订。
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这一年刚好是1890年宣教士大会之后的第三十年。就是在那次大会上，作出了翻译《和合本圣经》的决议。整个译事历时29年，先后有十六位西方译经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译经者参与。而富善是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译事并活着看到该译本出版的人。“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的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一样。……胡适博士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富善》作者林振时语）。
1923年夏，年老的富善夫妇在儿子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的陪同下，前往北戴河避暑。此时轲慕慈开始感到胃部不适，食欲减退，后经检查发现已罹患胃癌。同年的1l月15日，轲慕慈走完了人生的路程，终年68岁，反倒比年长19岁的丈夫先自辞世。葬礼后次日，富善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了数月的痛苦和疲累后，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呢？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诗，一首奇妙爱的诗歌。……追思礼拜在祝祷声中结束，会众安静地站立为我们送行。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经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轲慕慈离世后，富善与女儿、女婿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盛会过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林振时在其《富善》一书中，如此记述了富善临离世前的情况:“盛会过后一个月，女儿全家唱圣诗的时候，唱到一处，老牧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然后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赐（按：富善的女儿）向爸爸瞟了一眼，跟着示意大家不要作声，把爸爸扶上床。就这样，富善牧师再也没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况是排便困难，跟着陷入昏迷。再过两个星期，他就走完在世的路程。那是1925年9月29日，享年八十九岁。”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的礼拜堂内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椁先在该校校园里转一圈，然后才运出北京城。当棺椁运抵通州时，轲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的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她们所敬爱的宣教巨擘。诚然，富善对中国教会所作出的贡献，亦将永远被纪念。
]]>陈子褒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文思敏捷，成绩优异。1878年，他16岁时便考入府学为庠生。1890年，28岁的陈子褒先后在广州友石斋和芥隐堂设馆教学，招学生七十人，多为应试科举的生员。
1893年，陈子褒参加乡试，中第五名，膺五经魁。放榜时，名字排在南海康有为前边。康有为本来列为第二名，因为他的试文《书同文》没有沿用朱熹注释，故改为第八名。陈子褒读了康有为的这篇文章，自叹不如，特意前往“万木草堂”拜谒。谈论之间，大大折服，遂拜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陈千秋等一起学习。在康有为门下，陈子褒开始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正如后来他说的：“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当时，广州双门底有间“圣教书楼”，是一位名叫左斗山的基督徒开设的。他热衷新学，大量购进上海广学会、中国教育会翻印、出版的外文书译本，如《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以及广学会著名刊物《万国公报》等，使“圣教书楼”成为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陈子褒经常去那里看书，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他还开始学习英语。在学习过程中，他读到英语启蒙课本的鸡、犬、猫等单字，通俗易懂，想到《大学》、《中庸》等书字义深奥，不适宜作儿童启蒙读本，心中遂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的念头。同时他还想到，学校教育以家庭教育为辅，而家庭妇女一般识字不多，应该提倡女学。这些认识，成为他日后致力于妇孺教育、改良课本的动力。
1895年，陈子褒进京参加乙未会试。时值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参加应试的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十八省应试举人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敌、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陈子褒参加了这一运动，随后并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与此同时，他还写成《妇孺须知》一书。他在“叙”中写道：此书“模横门之急就，羼杨云之方言。通俗是贵，利用斯在。” 说明他编此书的目的，在于适应妇女、儿童启蒙教育的需要。此后两年，他又编写了《妇孺浅解》、《妇孺八劝》、《妇孺入门书》、《幼雅》等书，致力提倡妇孺教育。他在1897年写成的《俗话说》一文中，首次提出“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他的学生冼玉清后来评论说：“此即提倡文学改良之白话化、大众化也。”
1898年3月，陈子褒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的“保国会”。在“百日维新”期间，他还到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事。“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陈子褒也经上海东渡日本，到神户找到在《东亚报》社担当主任一职的同学韩文举，并结识了该报主编侨本海关。侨本是日本著名教育家，也是诗人，各学校的校长多是他的诗友。在他的介绍下，陈子褒到各校参观、考察日本小学的教学方法。陈子褒很欣赏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塾”，推崇该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决心效法，以教育救中国。同年底，他返回祖国，开始撰文编书办学，以实践自己的抱负。
1899年9月10日，途径香港的陈子褒在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由皮尧士牧师（Rev. T. W. Pierce）施洗归信基督。他接受洗礼之后，经常撰写论说信仰的文章，如《说祈祷》、《耶儒二教之真相》、《基督教之果》等。
1899年，陈子褒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提出“文言之祸亡中国”的说法，成为我国提倡报纸使用白话文、语体文的第一人。从那时起，他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先在开平县“邓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门设馆教学。其馆址设在荷兰园正街，初名“蒙学书塾”，后改为“灌根书塾”。他把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废止读经，提倡通俗的白话，改革文言，以使低年级学生易于领会，收到良好效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则不废文言文，照开经义课程，以使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思想。
同年，陈子褒在澳门组织中山、新会、台山等地小学的20多名教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以提倡初学启蒙、推广改良白话课本为宗旨。他在《教育学会缘起》一文中指出：“中国教育既失其本，复遗其末，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浚渝国民之智慧。一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评论深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在创办学塾的同时，他还注重妇女教育，主张寡妇改嫁，同姓(远枝)可通婚，并曾倡设平民义学，被人们称为“福翁”。
1900年夏，陈子褒接受澳门“格致书院”(即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总教习钟荣光的邀请，前往该校主持暑期国文讲习班，历时三届。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教育说略》、《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入门》、《妇孺女儿三字书》等系列教材，并用于教学实践。他以《妇孺三字经》代替《三字经》，内容全用白话，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之类；以《妇孺四字书》代替《千字文》；以《妇孺五字书》代替《幼学诗》。这些白话课本，很快就传入内地，在广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响深广。陈子褒用于教学的这些读本，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后七年多的时间里，陈子褒的精力集中在编写启蒙课本方面，出版了大量教材，如：《妇孺学约》、《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与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等。1903年，陈子褒主办的“灌根学塾”首次招收女学生，成为我国男女同校的发端。次年，他主持编辑发行了《妇孺报》、《妇孺杂志》，时人称他为改革启蒙教材的先驱。。
1909年，“蒙学会”组织成立了“子褒同学会”，选卓乃宙为首任会长。同年及以后两年时间里，该会出版了《七级字课》的系列教材。1912年至1917年，陈子褒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教材，如《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等，还出版了《灌根小学杂志》。
1918年，陈子褒将“灌根学塾”迁到香港坚尼道循道会旧址，继续从事小学教育。不久，学塾易名为“子褒学塾”，最后易名为“子褒学校”，规模日渐扩大。陈子褒主持校务之余，亲自参加教学工作，为初级班上字课，为高级班讲古文经史，并规定高级班学生必须点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朝学案》等史籍。他在讲课时，声若洪钟，终日不倦，所有学生作业，一定亲自批改。他特别重视向学生灌注民族思想意识，以民族英雄和宋明理学教育学生。课外时间，他喜欢与学生展开讨论，注意引导和启发学生。1918年至1919年，又出版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历史教材。
1919年，陈子褒联合基督教友颜君裕、周怀璋等创办了“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扩大了办学范围。到1921年，陈子褒又开设“子褒女校”，聘请清代甲午进士桂玷、陈俊卿、曾壁山等20人为教员。子褒学校规模扩大，人才济济，声誉日隆，被公认为香港私塾中的佼佼者，陈子褒则被誉为“东方的裴斯塔洛齐”(裴氏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
陈子褒是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一位基督徒知识分子，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未任一官半职。他所创办的学校，始终未向政府立案，也不设校董会或委员会、教员会，纯属平民化的义举，可说是一位孤身作战的教育家。他献身于妇孺教育工作二十多年，并以“妇孺之仆”作为教育的职志。他以一生的教育实践，走出了一条教育创新的道路，诚然是中国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位代表人物。王齐乐在《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一书，提及陈子褒生平行事的表现有下列六方面的成就：（1）虚心学习，吸取新知。（2）改造教育，脚踏实地，从基层的小学教育着手。（3）提倡妇女教育，提高妇女地位。（4）提倡通俗化教育，大量编著浅易妇孺读物。（5）主张实验教学，注重趣味与开智。（6）推广平民教育，身体力行，努力不懈。他一生中编著的小学教科书有几十种。除前述公开出版的书籍之外，还写有一些学术文章。他的遗著由他的学生冼玉清、陈德萋、欧朗若、陈仲伟编校，合编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1952年曾在广州出版。在信仰方面，陈子褒由不信以至于信，不但在教育工作上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并且乐于接受教会的邀请，四处奔劳，为教会事工而尽心竭力。
1922年7月4日，陈子褒在香港般含道子褒学校病逝，终年61岁。安息礼拜由道济会堂主任张祝龄牧师主礼，遗体安葬于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坟场。
]]>比列兹镇属于信义宗教会的教区，富有敬虔主义传统，郭实腊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备受师长的赞赏。因得获商人赠阅的《巴色杂志》（Basle Magazine），读后深为其中所载的传教士事迹所感动，于是在1818年他年仅十五岁时，就决志献身于海外宣教事业。17岁那年，适逢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访问斯德丁（Stetin），郭实腊向其呈献一首诗，并表达了自己想成为一个宣教士的心愿，从而获得国王的承诺，资助他进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学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读书。
1821年1月19日，18岁的郭实腊开始接受神学训练，院长仁涅克牧师（Rev. Janicke）是一位备受各地教会推崇的敬虔主义者。郭实腊同时还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选修其他课程，包括学习六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在学期间，他广受敬虔主义、莫拉维弟兄会、福音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由于仁涅克院长与伦敦传道会、圣公会传道会，以及荷兰传道会多有联系，历届毕业生多供各传道会派遣。于是当郭实腊于1823年6月毕业后，再入荷兰传道会所办的荷兰传教学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备日后由该会派往他国做宣教士。1825年，郭实腊专程前往法国巴黎，搜集有关东南亚宣教的资料。随后他又远赴英国伦敦，探访当时正在休假的对华宣教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从马礼逊口中，郭实腊得知很多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仪于中国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实腊毕业于荷兰传教学院，同年7月20日，由荷兰传道会按立为牧师。随即于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宣教人生。
不久，郭实腊到廖岛（Rhio）、新加坡，以及婆罗门洲等地，派发福音单张和书刊，藉此向华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实腊与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宣教士汤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国帆船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暹罗（今泰国）的曼谷布道，成为基督教进入暹罗的第一批宣教士。为着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实腊（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来。
1829年，郭实腊被派往苏门答腊工作。由于“荷兰传道会在中国事工上的怯弱，以及无法忍受外来的压力”，且因与他专向华人宣教的志趣相违，遂决定脱离荷兰传道会。此后，他便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在东南亚宣教。同年，郭实腊在前往马六甲工作期间，认识了伦敦传道会的首位女宣教士纽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爱而结为夫妇，并同往曼谷宣教。
1832年2月下旬，郭实腊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译员身份，搭乘该公司的“安默士号”（Lord Amherst）船，由澳门启程再次北上，途经厦门、台湾、福州、高丽和琉球等地，并于9月5日返回澳门。同年10月12日，该公司再次邀请郭实腊跟随其运载鸦片的“施路夫号”（Sylph）船北上，并许以宣教之需用。郭实腊初时对此行踌躇不决，但为便于深入中国沿海各地宣教，最终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此行沿海北上直抵辽宁奉天，后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经舟山、金门、厦门，于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门。
1833年5月，郭实腊又随鸦片船“约翰碧嘉号”（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随鸦片船“科隆杨格号”（Colony Young）进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这次行程。郭实腊自认为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便于深入中国内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鸦片船出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并充当译员。此举为后人留下攻击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这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1834年4月，郭实腊南返马六甲，把自己过去数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郭实腊可说是一位多产作家，根据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的资料，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便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以日文写成的有两部。此外，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分别有泰文著作一部，荷兰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基督教教义、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卫道集、贸易通志、文法书和字典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以及《道光皇帝传》等。在郭实腊早期著述中，他经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
1837年6月24日，郭实腊与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当他们到达鹿儿岛时，因遭日本军舰拦截，只得折返澳门。
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他首先参与修订了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结果产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译本。在1834年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这项修订计划便告展开，参与修订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实腊外，还有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个修订过程中，郭实腊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分工合作，译事进度顺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约的译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国圣经公会由于不认同四人小组的译经原则，以及反对麦都思对《神天圣书》的严厉批评，所以拒绝资助新约译本的出版。郭实腊等人惟有自行在巴达维亚印行这部新约圣经，并把它订名为《新遗诏书》。
新约出版后，他们再接再厉，继续从事旧约的翻译。中途由于麦都思的退出，旧约后半部书卷几乎由郭实腊一人独力完成。1838年，旧约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订名为《旧遗诏书》。随后，郭实腊还对《新遗诏书》进行多次的修订，最后改称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1841年，郭实腊返抵澳门。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继义律就任英国全权特使兼驻华商务监督，郭实腊又受聘为翻译官，而郭实腊在澳门的宣教工作，则交由美国浸礼宗的宣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军攻陷宁波，璞鼎查以宁波为驻军总部，并委任郭实腊为舟山行政长官，管理该地的华人事务，历时七个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当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郭实腊也是英方的主要译员之一。在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不时伺机向满清官员赠送圣经。
1843年8月，担任香港“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的马儒汉病逝；9月郭实腊接任为香港抚华道，专责香港华人事务兼办满清官方事务。1844年，当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签约时，郭实腊正是当时的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华文翻译。自此以后，郭实腊一直担任华文翻译一职，直到1851年逝世为止。
正当此时，郭实腊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宣教理念，他认为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来归信基督教”。他希望华人自己的传道人进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团体，而由欧洲基督教差会派遣宣教士来华训练中国传道人，并予以经济援助。郭实腊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于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即“欲汉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汉会创办时有会员21人，除郭实腊和罗孝全外，其余都是华人，并由华人担任主席，实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体现了郭实腊本色化宣教理念。这组织并非一所传统的教堂，而是一个传道员训练中心，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导与实践并重。经过培训的传道员考试合格后，被差往远近地区从事布道和散发福音单张与书刊等工作。福汉会发展迅速，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传道员20人。传道员的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传道分站。在郭实腊的呼吁与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国巴勉传道会（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礼贤会）的宣教士柯士达（Heinrieh Kuster）和叶纳清（Ferdinand Genahr）来到香港，协助郭实腊培训传道员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传道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崇真会）的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应邀来港。1851年，又有巴陵传道会（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信义会）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来相助。
由于郭实腊一向以“来者不拒”的原则吸纳新会员，致使会员良莠不齐，许多会员甚至是吸食鸦片和行为恶劣之人。有些会员在取得传教书册后，并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分发，却回来白领薪金；也有些会员出售书册为自己图利。郭实腊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及时察觉到这些不良行径。然而，外界的反应却非常强烈。1849年10月1日，郭实腊专程前往欧洲，向当地的差传机构和支持者报告福汉会的进展情况，并就许多问题作出解释。在旅途中，郭实腊的妻子温施娣不幸因病离世。同年11月24 日，郭实腊抵达英国，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鲁士驻英大使和英国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其后，郭实腊再前往欧洲十多个国家演说，宣传福汉会的工作，并且组织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励各国基督徒青年献身到中国宣教。1850年11月，郭实腊在伦敦认识了中国妇女会（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处不久即结为夫妇，并于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实腊前往欧洲期间，他把福汉会的工作，交由巴色传道会的宣教士韩山明负责。然而，由于韩山明、叶纳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对郭实腊的某些做法不满，所以在郭实腊离开后，他们便对他作出严厉的批评，并打算集体脱离福汉会。当郭实腊携妻返回香港时，事情已没有挽回的余地，福汉会遂正式分裂，郭实腊为此深受打击。1851年8月9日，郭实腊在香港因痛风病逝世，年仅48岁。此后不久，福汉会便告解散。
郭实腊的安息礼拜在圣约翰大教堂举行，其遗体最后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坟场。香港总督和港府高级官员皆出席了葬礼。香港中环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为纪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其实，郭实腊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对太平天国寄以厚望，因为他们想“藉太平天国，使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度”。而福汉会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改革与建设，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
2. 郭实腊圣经译本与太平天国：郭实腊等人所翻译的中文圣经，其重要性不在于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
1847年，太平天国创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随宣教士罗孝全学道（按：罗孝全是福汉会的成员，曾跟随郭实腊学习）。王元深在他的着作《圣道东来考》中，如此记述洪秀全与罗孝全二人接触的经过：“翌年罗教士回国，数年后，复来羊城东石角传道。花县人洪秀全，涉猎书史，来省应试，偶得耶稣小书数本，週览后，始知偶像菩萨之谬，不应奉拜，乃往东石角礼拜堂听讲福音，交识传道者周道行，供给其学道。阅三月，求罗教士与施浸礼，又求借银五元，罗见其有异志，故却之，谓其道味尚浅，须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离羊城回家，一去无复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无归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学道期间，罗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圣经，即郭实腊等人翻译的《新遗诏书》。若将后来太平天国印行的圣经与《新遗诏书》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它们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麦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曾这样评述太平天国圣经的由来：“旧约方面，他们采用郭实腊的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实腊在1835年的译本……。那是这些译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义者按他们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采用”。
虽然郭实腊在许多事情上饱受非议，但他在宣教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牧师所创立的福汉会，可能就不会有今日的礼贤会、崇真会和信义会的存在。后来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就是受当年郭实腊亲手创立的中国传道会的派遣来中国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为“中国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二十年之生涯，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着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成为普世宣教史上的宝贵遗产。
]]>拉班·扫马大约于1223年出生于大都（北京）一个信奉景教（Nestorians，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畏兀儿（维吾尔）族富家。父亲昔班是汗八里景教堂的巡察员。拉班·扫马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大约于1248年，他到北京城西南50公里外的房山“景教十字寺”隐居修道，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修道27年了，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景教修道士。1260年，一个名叫拉班·马可（Rabban Marcos，又译马古思）的少年，从其家乡东胜（内蒙古的托可托，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天德”）旅行半个月，前来房山十字寺拜拉班·扫马为师，与他一同修道。15年后，师徒俩决意放弃山中的隐修生活，同去耶路撒冷朝圣，从而使拉班·扫马成为一个马可·波罗式的伟大旅行家。他从北京不仅行至中东的耶路撒冷，更远至法国巴黎。他的欧洲之旅远远超出个人朝圣的意义，这是一次中国发现世界，甚至试图改变世界的伟大之旅。
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却鲜有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而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一直在寻找接触与合作的机会。马可·波罗说蒙古大汗曾请罗马教皇差派100位精通七艺的教士到中国来，并让老波罗兄弟带回一点耶稣基督圣墓长明灯上的圣油。其后不久，拉班·扫马和马可就沿着帝国驿道踏上了西去朝圣的征程，这背后是否有忽必烈大汗的旨意，也未可知。他们西行的第一站是马可的家乡东胜，受到那里的景教徒们的欢迎并挽留。但拉班·扫马去意坚定，称自己“已经舍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只希望成为完人”。
拉班·扫马和马可继续上路，沿着黄河向西南到达唐古特城（今甘肃敦煌），看到该城“信仰非常热诚、思想纯洁”的景教徒“男女老幼都出来迎接”他们。离开唐古特城后，拉班·扫马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两个月后到达斡端（今新疆和田）。这段旅程非常艰难，大沙漠“天气干燥、荒无人烟，水是苦的”，当年多少远征的士兵因“路绝粮断”或缺水而死在这荒漠之中。他们在斡端城里住了6个月，休整后从斡端出发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斡端与喀什噶尔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当年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见到的是一个繁荣的商都，有发达的商业、手工业、纺织业，以及美丽的花园、葡萄园，清真寺和景教堂等。但拉班·扫马却“发现城中没有居民，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的洗劫”。因为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毁灭了这里的一切。
过了喀什噶尔就出了丝绸之路的中国地段，他们来到窝阔台汗国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500多年前大唐的军队在此败给了大食的军队，从此这里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高山、荒漠、恶劣的气候与凶残的战争，使拉班·扫马师徒经历了九死一生。无论如何，“他们拿着海都汗王特许给他们的通行证，在极度困难、疲劳和恐惧的情况下来到呼罗珊的涂思城”。
呼罗珊是波斯伊儿汗国的领土，涂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是呼罗珊最大的城。这里有《天方夜谭》中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墓，还有圣马赛扬修道院。伊儿汗国，又译伊利汗国，为蒙古汗王旭烈兀于1253年所建，奉大元为宗主。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和佛教，但皈信基督教者亦不乏其人，如拖雷的夫人唆鲁忽帖尼（克烈部人，忽必烈汗、旭烈兀汗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夫人托苦斯，以及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汪古部人）等。景教因此得到蒙古高层统治者的认可与扶持，这一兼事多种宗教的传统在伊儿汗国中被贯彻下来。其统治者主要信奉佛教，同时对基督教也予以保护与优待，故其境内基督教势力颇为兴盛。
拉班·扫马在圣马赛扬修道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在精神与身体上都重新得力之后，就准备出发去报达（今巴格达）拜见景教主教长马·登哈（Mar Denha）。马·登哈主教长是当时景教世界的最高领袖，此时正巡幸马拉加城（今伊朗大不里士城南100公里处）。拉班·扫马师徒沿着里海南岸赶到马拉加，那宏大的拜谒场面令人感动，他们跪在地上，像看见耶稣基督那样泪流满面：“他们对他说：‘上帝倍加怜悯，广施恩惠于我等，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主教长容光焕发的面孔’。他问他们：‘你们从何处来？他们答道：我们从东方众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里（今北京）来。我们来此是为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众神甫、修士和基督徒的祝福。如果我们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许，我们还要去耶路撒冷’”。
随后，他们拜访瞻仰了巴格达及周边地区的景教圣地和圣物，受到当地景教徒的欢迎。或许因为他们从遥远的东方之都汗八里来，并且可能身负忽必烈大汗的使命，马·登哈主教长授意他们去伊儿汗国的新都大不里士觐见阿八哈汗。阿八哈是旭烈兀王室的继承人，崇尚景教。马·登哈主教长叫拉班·扫马去见阿八哈汗的意图，或许是想借助他们二人的特殊身份争取汗王对景教的进一步的支持。拉班·扫马在大不里士觐见阿八哈汗并从他那里得到去耶路撒冷的通行证后，随即启程前往亚美尼亚。他们打算取道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从海路去耶路撒冷。但因途遇战乱，他们不得不折返巴格达。马·登哈主教长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大热心让他们去耶路撒冷，今见及此，就坦言说：“这不是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局势混乱，道路断绝。你们敬拜了我们国家所有的圣地和圣物。在我看来，一个人以纯洁的心灵敬拜了这些，这种敬拜不亚于朝拜耶路撒冷。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忠告，请你们仔细听好：我想选任拉班·马可为大主教，并授予他来自教廷的礼物。至于您拉班·扫马，我将委任您为巡察总监，并将差派你们二人回本国去。”
事不容违，1280年，35岁的拉班·马可被任命为“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名马·雅伯拉哈。而拉班·扫马却在主教长的祝福中成为巡察总监。但他们二人都不想回中国去。理由可能有三：一是他们可能负有忽必烈大汗的使命；二是他们尚未完成朝圣之举，没到圣地不能回去；三是来路漫漫，天灾人祸，九死一生，归途之凶险难以想像。但马·登哈主教长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们。如果不是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事又起，归途被阻断，拉班·扫马师徒可能就启程回国了。战事所阻，他们滞留在马拉加一年。此时的拉班·马可似乎很走运。他本来是拉班·扫马之徒，又比他年轻许多，但却成了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更为令人称奇的是，36岁时马可于翌年在巴格达，竟一跃成为“东方教会大总管”——主教长马·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
那是在1281年初，马·雅伯拉哈（拉班·马可）前往巴格达接受主教礼服与权杖。当他行至巴格达城外时，遇到一个神秘的人告诉他，马·登哈主教长去世，如果他策马速行，还可以赶得上葬礼。结果他不仅赶上了葬礼，而且还被推举为主教长，继承了马·登哈之宗座位。随即在巴格达的马·科卡大教堂就职，称马·雅伯拉哈三世。这样，这位来自东土的朝圣者变成了当时景教世界的主教长。他过去的老师拉班·扫马，现在却成为他的内务总管。至此，他们的旅行似乎已经结束。如果不是五年以后阿鲁浑汗要联合罗马教廷进攻叙利亚、巴勒斯坦，马·雅伯拉哈三世推荐拉班·扫马出使欧洲，拉班·扫马很可能就会无声无息的终老于此了。
从1281至1287年这六年间，拉班·扫马没有什么变化，他身边的世界却动荡不安。阿八哈汗去世后，继位的阿合马汗要将整个伊儿汗国伊斯兰化，景教遭受到摧残，马·雅伯拉哈三世曾一度变为囚徒。直到伊儿汗国的新汗王阿鲁浑打败阿合马，马·雅伯拉哈三世才得以重掌教权。于是，他们决定遣使去欧洲，希望与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结盟，以便消灭共同的敌人——马木鲁克（原意为“奴隶，或奴隶出身的人”，是穆斯林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丹，进而攻取叙利亚和耶路撒冷。
马·雅伯拉哈三世不失时机地向阿鲁浑汗推荐了拉班·扫马。1287年3月，65岁的拉班·扫马一行带着信札、礼物从大不里士起行前往罗马。他们在特烈比宗上船，途径东罗马的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受到东罗马皇帝安东尼库二世的热情召见。虽然出使拜占庭几乎一无所获，但圣索菲亚大教堂却令拉班·扫马惊慕不已。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基督教建筑，宏伟的穹窿、券柱；豪华的大理石、辉煌的金底玻璃马赛克等等，令拉班·扫马觉得“根本无法用语言描绘”。但他不能流连于此，很快就踏上西去之舟船。
在海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航行后，拉班·扫马一行于1287年6月23日抵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在那不勒斯稍事逗留后，即转赴罗马、梵蒂冈。抵达后方知罗马教皇何诺留四世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新的教皇尚未选出。
梵蒂冈里的觐见仪式充满繁文缛节，红衣主教们对拉班·扫马进行了教义诘问。当他们得知景教徒的崇拜仪式与西方基督教大同小异时，显然有些吃惊。拉班·扫马向他们说明来意：“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为了送交国王与主教长的信件”。由于新教皇尚未产生，红衣主教们安排拉班·扫马一行观光朝圣。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比圣索菲亚大教堂使拉班·扫马更加震撼，这里可看的东西更多。最令拉班·扫马感兴趣的是圣彼得的墓，和教皇的“圣彼得宗座位”。在梵蒂冈教士陪同下，拉班·扫马遍游了罗马城内的教堂和圣迹。
由于竞争激烈，新教皇一时选不出来，拉班·扫马的政治使命无法完成，只好北上巴黎觐见法国国王菲利浦。途经国际化商都热那亚（威尼斯）时，受到隆重的欢迎。初秋时节抵达巴黎，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城。拉班·扫马休息三天后，觐见了新即位的年轻法王菲利浦四世。法王垂询过他的使命后，被阿鲁浑汗的诚意所感动，慨然允诺派大军与阿鲁浑汗联合行动，进攻马木鲁克苏丹。拉班·扫马如释重负，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参观了市内的一切”。
拉班·扫马于1287年10月初告别巴黎后，随即前往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首府波尔多，觐见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与他会谈后，表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爱德华一世还邀请拉班·扫马到其宫廷领弥撒，并盛宴招待他。期间，拉班·扫马还瞻仰了许多教堂圣迹。
离别法国时已是冬季，拉班·扫马决定返回热那亚过冬。那里气候温暖，海风和煦，拉班·扫马将热那亚比作“花园般的天堂”。此时他出行的使命已完成大半，欧洲两位最强大的国王已经答应出兵配合伊儿汗国进攻马木鲁克，收复耶路撒冷。剩下的只有教皇了。他期盼着新教皇的产生，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新教皇终于在1288年2月20日选出，就是当初诘问拉班·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新教皇称为尼古拉四世。拉班·扫马闻讯急忙赶往罗马，受到尼古拉四世的礼遇，并被挽留下来过复活节，更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当他从教皇手里领了圣餐，并参与、目睹了复活节期间所有重大仪式，聆听了教皇布道的声音和成千上万会众们响彻云天的欢呼声，他真是感动、幸福极了。但是作为使节，此次出使教廷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复活节之后，拉班·扫马将返回伊儿汗国，教皇分别致书阿鲁浑汗和马·雅伯拉哈三世等人，信中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木鲁克，以及收复圣地之事，而是再三敦促阿鲁浑汗接受基督教洗礼，受洗后“借助主的帮助，收复耶路撒冷指日可待”。在给马·雅伯拉哈三世的信中，教皇一方面感谢马·雅伯拉哈三世恩待在东方传教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暗示景教的信仰不纯正，罗马教廷对景教教会拥有“像慈母一样”的绝对的权威性。为了让这些景教徒“保持罗马教会所遵守的纯正信仰”，教皇在信中还不厌其烦地阐释基督教教义，目的是要阿鲁浑汗接受洗礼，让景教主教长、波斯大主教、以及汗王的遗孀修正信仰。
1288年底（一说1289年7月），拉班·扫马带着信件与礼物回到波斯。晋见并向阿鲁浑汗禀报过出使之行后，受到汗王的嘉奖。由于长期出使在外，扫马的健康大受亏损。汗王见状说：“我使您太劳累了，因为您是位老人。此后我们不再让您离开我们。我们要在宫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里领礼拜做祈祷。”遂在大不里士宫门旁兴建教堂一所，供他崇拜之用。1294年1月10日，拉班·扫马在祥和的气氛中，逝世于波斯(今伊朗)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在巴格达），享年71岁。
1295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合赞继承汗位，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他的大臣努鲁兹下令摧毁景教教堂，没收景教徒的财产，屠杀景教徒和犹太人。灾难降临后，马·雅伯拉哈三世被一伙狂暴的穆斯林半夜从家中拖走，惨遭监禁、倒悬、鞭打等酷刑。若不是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二世相救，马·雅伯拉哈三世已惨遭极刑。这两位来自元大都的朝圣者，死去的已经获得永恒的宁静，活着的却经历暮年的血雨腥风。在一次可怕的劫难后，拉班·马可对历史学家拉施德丁说：“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我希望国王命我返回东方我来的地方，或者让我去法国度我的余年”。1317年11月13日的冬夜里，拉班·马可死在波斯马米尔耶湖畔的马拉加城外的修道院里，终年72岁。死前他伤心地看到巴格达、大不里士、哈马丹、摩苏尔、马拉加的景教教堂全部被破坏，教会财产被洗劫一空，大多数教堂被夷为平地，景教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拉班·扫马和马可之西行受到后世的景仰与爱戴。当他们先后在波斯逝世后，中国大都的景教徒为纪念其功绩，于1320年至1330年间重修了崇圣院，并于1365年立碑纪念，由元末著名学者黄溍撰写碑文，即《敕赐十字寺碑记》，该碑至今犹存。
拉班·扫马远使欧洲，成为最早访问那里的中国旅行家和使者。遗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书中却未见任何明确的记载。当年拉班·扫马从欧洲返回波斯后，用波斯文记载了他的出使经历与见闻。后来在伊儿汗国伊斯兰化过程中，拉班·扫马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拉班·扫马，这位可以与马可·波罗齐名的中世纪伟大旅行家，被历史遗忘了差不多600年。直到18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Mr. Salomon）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主教长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才使拉班·扫马的生平与伟绩得以彰显于天下。该手稿记录了拉班·扫马的生平与旅行——一次东方人发现西方的旅行。大英博物馆购买了手稿，法国出版了最早的法语译本，以后又有英语、俄语等译本。遗憾的是，叙利亚文手稿太简要了，因为叙利亚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删节了大量的内容。在拉班·扫马的原始记载中，一定包含着大量的珍贵史料。如果没有散佚，如果叙利亚文译者没有删节，这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文献一定弥足珍贵，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
拉班·扫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当年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求助，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而出兵的话，那么西亚伊斯兰教世界，以及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都可能重写。虽然拉班·扫马和马可朝拜耶路撒冷的初衷并未实现，但他们的活动却对近东的宗教与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拉班·扫马的出使欧洲，进一步沟通了元代东西方的联系，促进了伊儿汗国与法、英诸国的友好往来，使罗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及各汗国统治者均崇信基督教，以至多次派遣使者到东方来，这对于促进东西方的政治联系与宗教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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